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论坛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吕端大事不糊涂..
·文革中自杀的女..
·张爱萍文革挨整..
·顾保孜:彭德怀..
·杨奎松:马、恩..
·于继增:邓小平..
·章剑锋:“文革..
·尹家民:受困于..
·曾彦修:微觉此..
 
 
·钱钢:从唐山大..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背景参考 >> 背景分析
张颂甲:《大公报》:新中国的财经党报
作者:张颂甲      时间:2019-11-25   来源:
 

1953年,上海《大公报》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新的《大公报》。之后,《大公报》在北京永安路建设了新的大楼,即在北京落地生根,出版发行。我也从天津来到北京。

《大公报》原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一张大报,它创刊于1902年,跨越了晚清、辛亥革命、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等历史时期。长期以来,它是一张“文人论政”的报纸,以讨论国内政治为主,曾经辉煌一时。但解放后,这张报纸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渐走上了以经济工作为宣传中心的经济大报,并最后定格为财经党报,同样受到举国上下的欢迎。

肩负重任 加强领导

为《大公报》在北京出版,中央宣传部于1953年1月4日专门发出通知:“为了适应社会及国家建设事业规模和发展的需要,《大公报》改组以后,已按照中央意见,重新确定了编辑方针,即除了加强国际问题的报道外,确定以报道和讨论财经问题,特别是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为主,各级党委应该领导和督促各有关部门,重视运用这份报纸,使之成为发表意见、解释政策、交流经验的工具。”

1954年10月6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了“关于《大公报》若干问题的通知”,重申和明确了《大公报》是财经党报的性质,并提出今后要向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报纸方向发展,还要适当注意配合国际问题的宣传报道。

这两个通知虽然有当时的时代特征,但它影响深远,不但明确了《大公报》的党报性质,还开了我国后来专业经济报纸纷纷问世的先河。

《大公报》社社长一直由王芸生担任。他是党外爱国贤达人士,在国内外均有较高的声誉。中央明确了他仍任社长,不再任总编辑,不再主持报社的全面工作,从此他逐渐摆脱了报社业务,注意力转向全国政协和著述方面。

1954年,中央派杨永直(原中央华东局机关报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前来任党组书记、副社长兼总编辑,主持全面工作。时间不长,他可能考虑长期在大城市上海工作,仍留恋南方,经过多方活动,被调回上海,任市委宣传部长。对《大公报》而言,他可谓席不暇暖,更谈不上什么业绩了。接替的是袁毓明(原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任党组书记、总编辑,未任副社长。他是个文人,作风朴实,平易近人,整天忙于个人著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袁毓明出事后,中央再派常芝青来接任。他是老资格,曾任《晋绥日报》总编辑、中央西南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社长、北京《光明日报》总编辑。到《大公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他是任期最长的领导,工作了整整十年。

内容丰富 广受欢迎

做为财经党报,《大公报》分工重点报道的部级范围是财政部、商业部、外贸部、粮食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1961年起,又增加了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由于财贸部门与农业的关系密切,在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等季节,农副业也是报道重点,总之,报道范围极其广大。

创办初期的问题是,《大公报》多年来一直是综合性报纸,编辑记者很少有财经方面的知识,一时是很不适应的。怎么办?必须改弦更张,加强学习,一门心思钻研财经,同时努力实践,在采访写作中逐渐提高。经过努力,大都很快掌握了经济知识,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日新月异,发行量月月年年增长,逐步在读者中树立起威信。

1956年到1966年,《大公报》作为财经专业报纸,一步步建立队伍,熟悉业务,基本适应了全国财经宣传的要求,受到中宣部、国务院财办以及有关部门的肯定。

《大公报》在理论宣传方面,辟有理论版,有一批经常联系的作者。主要是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综合部门的研究人员,包括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农村工作办公室等委办的同志。在组织经济理论宣传的过程中,有一个体会,一般说来,请高等院校的老师写文章,往往缺少实践;请各专业部门的同志写文章,又往往缺乏理论深度。而请综合部门的同志写的文章,则比较能够虚实结合,有理有据,鞭辟入里。为了进一步开展经济理论宣传,《大公报》提出创办“经济评论”专刊,每周一期,经李先念同志转呈毛泽东批准。第一期于1964年3月27日在北京《大公报》第三版刊出,立即受到各方面的关注。英文《北京周报》转载了《发刊词》,此后更经常转载“经济评论”发表的文章。这个周刊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编委会成员皆一时俊杰,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经济组组长梅行、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杨波、国家经委研究室主任马洪、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理论组组长何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邝日安等。他们不仅出谋划策,而且亲自写稿,使这个周刊办得有声有色,为《大公报》增添了光彩。

《大公报》办有文化生活方面的“大公园”和“群众文艺”副刊,经常发表财经系统干部、职工的作品,反映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并从中培养了一批职工作家。副刊还设有“商品知识”“生意经”等专栏,广受读者欢迎。

在国际宣传方面,投入的力量不如财经宣传那么大。当年也没有条件配备驻国外的记者。但编辑力量比较雄厚,国际部主任、副主任都是业务高手,编辑中也不乏能人。因此国际版编得比较活,也比较丰富。与《人民日报》相配合,几乎每天都有大、中、小评论文章,也有国际小品等短文。这是执行中央确定的《大公报》以财经宣传为重点,兼顾国际宣传方针的体现。社长王芸生是日本问题专家,有时写文章,成为国际宣传的亮点之一。

两项新政 收获丰厚

以上取得许多成就都是和常芝青善于组织领导工作分不开,他对报社多有建树。在他领导下,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全社人员奋发努力,风清气正,齐心协力把报纸办好,使报社事业蒸蒸日上。

常芝青在位时,还办了两项带有开创性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后期,根据他的申请,由国务院财贸办发文,请所属各部为《大公报》配备“驻部记者”,前期是兼职,后来都改为报社的专职人员,编制在报社,工作在各部,他们将各部政策精神、业务措施、重点部署、中心工作等等及时向报社领导汇报,同时组织相应宣传报道稿件,这一举措进一步密切了报社与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联系。

另一新政是,由中共中央财贸部发文,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的财贸部门为报社配备“地方记者”,成立各地记者站。记者编制在报社,党的关系在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领导为主,记者办公处所就设在地方财贸部门内。于是各地的先进经验、模范人物、以及鲜活的新闻等等可以及时传达到报社来。这样就解决了报社原有记者不足的问题。自此,从中央到地方逐步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宣传队伍,《大公报》在中央财经机关和各地都有了源源不断的信息和报道。

《大公报》采取了这两项措施后,首都各大报社纷纷效尤,分别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得心应手 爱屋及乌

前述《大公报》归属李先念副总理(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家主席)和姚依林主任(后任国务院财办副主任、财贸小组组长、中央财贸部部长以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领导,他们把《大公报》视为得心应手的工具,经常利用报纸,推动实际工作。姚依林同志经常和报社联系,还为报社审改了许多重要文章。上世纪50年代后期,李先念副总理亲自领导、由中央华北局财办主任挂帅,到河北省唐山地区进行“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的调查,以打破计划经济按行政区划组织商品流通的陋习,形成一整套经验后,要写成调查报告文章,转发各地推广。但几次成稿,可能因为用了较多的商业术语,不够通俗,李副总理不满意,便指派时任《大公报》记者组长的我专程前去唐山地区采访,写出调查报告,李副总理比较满意,批示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发到全党。其后,又召开了全国商业现场会,推广唐山经验。

先念副总理重视《大公报》还有一例:上世纪60年代,报社在四楼礼堂召开全国记者会议,邀请先念副总理出席,没有电梯,先念一步步踏上四楼莅会讲话。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报社请求中央增加地方记者的编制。先念表态:“听说驻各地记者只有一两个人,地方那么大,一两个人怎够?一个市一个专区一两个人也不够啊!”听会的人满心欢喜,以为同意增加编制了,可是先念话锋一转:“办一张报纸,怎么能用那许多人呢?还是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把群众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你们的队伍就壮大了。”在讲话中,先念还反复强调要认真办报,避免发生差错。他风趣地说:“如让我办报,一月才出一张啊!我把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整对了,再出报。”这时话锋又一转,他说:“报纸哪能一月才出一张呢?还是要出日报,把报纸办得完完整整没有错误,才是正理。”先念讲话风趣幽默,深入浅出,发人深省,使全报社同志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他不仅时时关爱《大公报》,还“爱屋及乌”,关心到我个人的成长和进步。有一次在财贸部门党委会上,当他得知我的入党问题还未解决时,他发出了掷地有声的话语:“要是张颂甲的入党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在座的就都入不了党了!”一时语惊四座。这个情况是十年后常芝青在文革会上交代出来的。当时,我既感谢先念副总理的厚爱,内心又十分震动,感到愧不敢当。此后不久,我在196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花开花落 且待春风

1966年夏季起,全国被乌云笼罩,红卫兵造反兴起,天下大乱,北京大乱,报社难免大乱。但报纸还要天天按时出版,此时常芝青将办报重任,交我承担。我和总编室负责人沈春波等同志日夜坚守,保证每日出报。就在报社最艰难困苦时期,常芝青奉调《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大公报》的职务虽未免,但他已很难顾及了。他临行把报社的千钧重担委托给我,勉励我谨慎小心,尽一切努力,保住《大公报》,使报纸不间断地出版。我牢牢记住芝青同志这字字千钧的嘱托,每天委曲求全,力保报纸天天出版发行。但人算不如天算,1966年9月13日深夜,当我和夜班全体同志编完次日的报纸,由我签发付印时,进驻报社的一群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冲入夜班大办公室前来“封报”,并阻止我和上级请示,接着还到印厂把住印报机不许开印。万般无奈,1966年9月14日,这最后一张编好的《大公报》竟未能出版发行,硬是被扼杀在母腹之中了。

次日晨,红卫兵在报社大门口公然贴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讣告”,宣告《大公报》“寿终正寝”。这张百年大报竟在我手上被封杀了,我沉痛万分!

一张堂堂正正的财经大报,就这样被迫停刊了,今后何去何从?诗云:无可奈何花落去,病树前头万木春。全体大公报人“牢记初心、不忘使命”,千秋万代,一定要把报纸办下去!野火烧不尽,且待来年,春风吹又生!

评论】 【加入收藏夹】【关闭
 
 

   
 
张颂甲:《大公报》:新中国的财...
李海文:华国锋与唐山大地震
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
雷颐:良知与理性:引人深思的三...
丁三:在中国,服装也是政治
陈徒手: 欧阳海之歌:军队和地方...
周大伟:我记忆中的北京三十一中
 



查看>>所有评论
 
 

京ICP备0602582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6329    电话:010-82997384转813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