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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平:电影《天云山传奇》的风风雨雨
作者:朱安平      时间:2019-11-12   来源:
 

摄制于1980年的电影《天云山传奇》,系根据鲁彦周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由谢晋执导,是我国第一部触及“反右斗争扩大化”题材的影片。在它诞生之际,正值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整个社会尚处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阶段,思想解放运动刚刚起步,人们在思考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兴起,并由此溯及1957年的“反右”之类的既往政治运动。影片《天云山传奇》正是这一“反思”热潮的产物。它一出现便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不同评价激烈交锋,甚至险遭“枪毙”噩运。

鲁彦周冒险写“反右”

鲁彦周1928年生于安徽巢湖之滨,因家庭生活清贫,高中没有读完便辍学,解放初期参加革命工作并走上文学道路,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7年起从事专业创作,曾创作饮誉一时的独幕话剧《归来》、电影文学剧本《凤凰之歌》等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一方面注意反映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一方面也坚持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独立思考,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鲁彦周接连创作出包括《天云山传奇》在内的多部颇有影响的中、长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

小说《天云山传奇》的酝酿始于1978年底至1979年春,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蓬勃开展,冲破“两个凡是”僵化教条已呈不可阻挡之势。其时正在北京参与电影剧本《柳暗花明》最后修改定稿工作的鲁彦周,亲身感受到社会处于巨大转折之际所特有的激荡热烈气氛。他常常在晚上从所住的北影招待所乘坐22路车来到天安门广场,旁听在那里进行的大辩论,观看张贴在西单的大字报。尽管回去往往已是午夜,鲁彦周却丝毫觉察不到天气很冷,反而深受正在涌动的反思历史潮流感染,心里热乎乎的,与一些来往较多的文艺界人士议论起来,大家也都是慷慨激昂。

这一切使鲁彦周敏锐地意识到,正在走向深入的拨乱反正给社会变革带来了希望,国家形势和个人命运都处在历史的交汇点上,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应该鼓起勇气,用自己的笔为转折年代留下点什么。这样,一个虽粗浅却很强烈的意念由此产生:通过文艺作品歌颂三中全会精神,批判一些阻扰三中全会精神贯彻的人;同时写一些人物的命运和遭遇,通过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爱情,告诉人们过去的某些错误再也不能让它发生了。他很快作出决定:写一部带有总结性的作品,而且就从“反右”开始写。后来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他坦言:“我认为历史走到这一步,必须进行总结了,历史进步的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住的。我觉得我可以把过去所思考的东西写出来了,可以冒这个险了。”

之所以要从“反右派”开始写,是因为鲁彦周深刻感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政治生活是极不正常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影响了多少人的命运。他就曾亲眼看到一些有才华的对党无比忠诚的同志,一夜之间变成了“阶级敌人”,看到幸福的恋人们流着眼泪在强大的压力下分手,当然也看到一些人依靠一次又一次运动飞黄腾达。后来写入《天云山传奇》的,就是鲁彦周所熟悉的人和事。被认为名曰“传奇”所在的冯晴岚这样一个心灵美好的“奇女子”,是他60年代初在安徽岳西县挂职担任公社书记时亲自遇到的一个原型。当时,他背着包在大山里面踏访,饿得受不了时突然看到几间茅草房子就奔了过去,看到一位小学女教师,深谈中得知原来她是从城里来的,她丈夫出去砍柴了,是个搞地质的知识分子,正在被监督劳动。鲁彦周问她为什么嫁这个男人?她说:“他是个好人。社会上、组织上把他当反革命,我不把他当反革命,我就认为他是难能可贵的人。不管怎么受苦,我都爱他。就是一直在大山里面呆着,我也心甘情愿。”鲁彦周吃了她煮的山芋,也为他们的命运而感慨不已。而像罗群那样有着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双重身份,年轻、正直、比较有思想的人,“反右”时因坚持自己意见、敢讲真话吃大亏。类似吴遥之类的人整起人来从不手软,但到了“文化大革命”虽也挨整成了“走资派”,但他从不自我反省,总认为自己被整是冤枉的,而自己整别人则是正确的。当然,鲁彦周作品中的人物已经过加工艺术化了。

所谓“冒险”,是因为《天云山传奇》是最早触及1957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这一问题的小说。在写作这篇小说之时,全国范围为错划“右派”平反尚未正式开展,然而对于历史的深刻反思、在基层生活的丰富见闻、为促进社会进步承担职责的应有良知,驱使鲁彦周于1979年初动笔,仅仅20多天就完成了小说初稿。

虽然鲁彦周开始并没有对外透露自己的这一创作想法,但是作品出来后还是碰到好心人的告诫:“你这种构思以及你所要表现的人物涉及到‘反右’斗争,这既不是‘四人帮’也不是林彪死党的问题,现在连短篇小说都还没有接触到这类问题,你冒这个风险有什么必要?”对于这种告诫,他曾坦言:“我思想上也不是没有触动,但我是党培养多年的作家,知道什么是对党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我相信我可以掌握,何况我写的是人,并不是对运动的政治总结。”他认为,文学也好,电影也好,都有帮助人们认识生活并影响生活的任务和功能,真实是它们的生命。作品里所写的是自己眼前活跃着的人物的命运,是历史的产物,他们的命运不是个人的,因此表现他们就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悲苦与欢乐,从他们身上正可以发掘一个作家应该发掘的生活的真理,为什么不可以表现呢?因而当安徽筹办大型文学期刊《清明》杂志,陈登科和鲁彦周等相约每人拿出一篇自己认为比较好的稿子时,他毅然将《天云山传奇》出手,公开发表在1979年初出版的《清明》创刊号上。

谢晋顶着“压力”拍片

小说《天云山传奇》尚未公开发表,就被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石方禹看中,并且敦促鲁彦周尽快改编成电影剧本。厂长徐桑楚非常支持这件事情,特地派了一位老编辑专程到合肥具体洽商。尽管鲁彦周早已是文学、电影剧本两栖作家,并有显著成就,但仍将改编作为再创造过程精心对待,除了根据视觉艺术特点对原著的冲突、结构、情节等进行“电影化”,更多地在人物塑造上花力气、下工夫,加强和丰富感情、心理、行动等方面描写,力求更加深刻、细腻、精致。

剧本初步通过后,先以《风雨杜鹃红》为名发表于上海的《电影新作》1979年第5期,正式拍摄时又恢复原名。上影厂曾征求鲁彦周意见由谁来导演,他毫不犹豫地首推谢晋。因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就曾有约,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合作拍一部片子。鲁彦周的提议与上影厂领导的考虑不谋而合。当时谢晋正在拍《啊!摇篮》,厂里为此推迟了《天云山传奇》的开拍,以便谢晋接手。

让谢晋来拍《天云山传奇》,的确是上影“知人善任”之举。早在1954年,谢晋就与长影的林农、北影的郭维作为30岁左右年轻有为的副导演,在电影界首批被提升为导演,能与在解放区多年从事影剧工作的“老革命”并驾齐驱,说明谢晋政治上颇受信任,业务上亦有过人之处。随后,谢晋接连拍出《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力作,这使谢晋当之无愧跻身优秀导演之列,也因而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磨难。更具特殊意义的是,在“反右”运动中,谢晋因日夜赶拍《女篮5号》而未参加“鸣放”,幸免卷入政治运动,但他所参与的为贯彻“双百”方针而组成的创作集体——“五花社”却牵扯进去,正、副社长石挥、白沉以及成员沈寂被戴上“右派”帽子,石挥还被定为“极右分子”。谢晋与这些视艺术为生命的前辈或同辈有着深厚创作情谊,他们都曾为《女篮5号》拍摄出谋划策。这些现实之中“罗群”们的遭遇,在谢晋心灵留下的深深创伤和无尽思索不言而喻,《天云山传奇》对他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当徐桑楚代表厂里把剧本交到谢晋手中,问他想不想拍这部片子,他并未马上作出答复,只是说回去看看剧本再说。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就有了回音。谢晋以难以抑制的激动之情说,整整一个通宵,自己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看完剧本的,感触非常大,下决心一定要把这部片子拍好。徐桑楚非常高兴,也非常理解,他后来曾说:“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搞这一类题材在当时确实有一定风险的。但是,我们也相信,能让自己感动的东西,也一定会得到观众的认同。所以,尽管有风险,但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决定把它拍出来。”

果然不出所料,拍摄过程中确实波折不断。摄制组刚一成立,就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这样一个涉及“反右”的“尖端”题材,电影创作从未触及过,会不会在政治上太敏感?会不会因此而在政治上惹“麻烦”、出“问题”?亲朋好友们也劝谢晋不拍这个戏为妙,就连谢晋的妻子都感到接这个本子太危险,认为小说是一回事,拍成电影影响可就大了,要是出了纰漏就不得了。

所幸上影厂等有关领导始终态度明朗,厂长徐桑楚一开始就拍胸脯表示,政治上出问题,他作为上影厂一把手可以负全权责任。后来,他又几次三番赶到外景地“探班”,不断给摄制组鼓劲打气。特别是影片筹拍关键之际,正值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新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的陈荒煤,听说谢晋要拍这个片子,很高兴地表示这篇小说很好,鼓励谢晋要好好地搞,好好地选演员,好好地在风格样式上闯一闯。

面对《天云山传奇》拍摄出现的这些情况,谢晋深知归根结底还是长期动荡多变的政治气候影响所致,也是文艺创作尚未完全冲破极左路线藩篱的反映,要想不受任何干扰来进行艺术创作,似乎一下子还不大现实,关键在于怎么办。谢晋意识到,之所以来自外界的干扰会在创作人员中产生种种反应,主要在于这一题材的尖锐性与敏感性。为此,他专门组织大家认真学习邓小平讲话及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又找了一些有关同志座谈,对“反右”斗争作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首先从思想上确立回顾、总结这一段历史的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照作品实际深入进行剖析,使大家清楚地看到,它既不是运动过程的记录,更不是运动评价的图解,着重表现的只是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下的人,他们的命运、遭遇、道德、情操,影片中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它的历史反思的意旨,是通过人物心态的生动揭示、人物命运的具体描写,以及从人物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轨迹中透露出来的。在对全体摄制人员进行统一动员和部署的“导演阐述”中,谢晋明确指出,将“采用把政治概念推到后景,把美好的情操推到前景的办法来突出主题。剧中的事发生在1956年到1978年,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时代,剧中的生活也是我们都熟悉的,剧中的人物有些也是我们所见过的,有的是我们的同志、朋友,我们要通过具体的形象,更深一步地理解和认识那个时代。这个戏是个严肃的正剧,带有悲剧色彩,但不是悲剧。我们主观意图是希望用美好的情操鼓舞人心,使观众从中受到教育”。他还代表导演组满怀激情地寄语:“文艺的作用千万不要简单化地、庸俗化地去理解……这部影片将来肯定会触动一些思想僵化的人,也可能会挨骂;但我们认为把剧中三个正面人物塑造好了,写出了他们很高的思想境界,使人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热爱人民,追求新的生活,就能起到影响人们灵魂的作用。”

正是在谢晋始终如一、信心百倍地带领下,充分调动起所有摄制人员的艺术创造力,在与形形色色的压力与各种各样的困难的坚韧、执着的抗争、拼搏之中,圆满完成了《天云山传奇》的拍摄。

孙冶方挺身“管闲事”

影片拍出后的首次亮相,是在1981年初由《电影艺术》和《大众电影》发起召开的“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会议观摩研讨1980年的主要新片,有编剧、导演、评论工作者100多人参加,被称为著名的“新侨会议”。谢晋带着刚完成的《天云山传奇》与会,介绍说正在送审。放映时虽然有人认为影片“美化右派,丑化党的领导”,但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表示支持,认为是一部佳作。会上还放映了电影《太阳和人》(剧本名为《苦恋》),但不久就因公开受到批判束之高阁,成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而都没有看过的影片。而《天云山传奇》则通过审查,以至有《天云山传奇》之过关,得利于《太阳和人》没有过关的说法。对此,谢晋有自己的见解,他说:“我们文艺界有一种现象很可悲,这就是常常听到的‘某某剧本通过了’,‘某某影片通过了’,把艺术创作的标准,仅仅摆在‘通过’的水平,这怎么谈得上攀登艺术高峰呢?通过,只是一个很低的要求,我们的着眼点不应该放在一般的通过上,更重要的是要用具体的艺术形象,表达人民的愿望,喊出人民的心声!”

谢晋所追求与期待的“用具体的艺术形象,表达人民的愿望,喊出人民的心声”,为影片公映后出现的热烈反响所验证,仅其本人就收到几万封热情洋溢的观众来信,甚至还有血书。同样“在乎普通老百姓反映”的鲁彦周特意到电影院,想看看观众的反应。影片放完以后场内起初鸦雀无声,然后能够听到有人哭泣的声音,足足有一分多钟后突然爆发出热烈鼓掌的声音。有一位解放军战士得知鲁彦周是编剧,专门跑到他跟前敬礼,让他既惊讶又激动。鲁彦周还陆续收到好几麻袋的信件,有称赞和鼓励的,有诉说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有要求代为申诉的,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甚至还有人背个破包等在他家门口,想让他帮助申冤。这对身为《天云山传奇》原创和编剧的鲁彦周来讲,当然是最大的安慰和鼓舞,但也预感到会有不同的声音和态度。

在电影界最新设立、最具权威的由专家评奖的首届“金鸡奖”评选中,《天云山传奇》以一票领先《巴山夜雨》,最后评委一致通过两片并列“故事片大奖”,《天云山传奇》排名在前。但上报后领导却作出决定,将《巴山夜雨》调到首位并毋庸讨论。因此,《天云山传奇》也由刚公映时的“一片叫好”,转为褒贬不一,甚至批评意见“一边倒”。对此,《文艺报》很快作了公开报道,详加综述了肯定或基本上肯定、否定或基本上否定、艺术上肯定但政治上否定三种意见,随之又于1982年第4期至第8期专门设立栏目,开展了长达四个月的集中讨论,把有关该片的不同意见争论推向全国范围。

在社会产生影响最大的,是《文艺报》集中讨论中首篇刊出的署名袁康、晓文的文章《一部违反真实的影片——评〈天云山传奇〉》,此文从根本上否定了影片《天云山传奇》。文章认为,影片“歪曲了反右派斗争的真相,丑化了党的领导,在青年中引起了思想混乱,是一部思想倾向和社会效果都不好的作品。”文中以“尽管这场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反右派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为由,指责“《天云山传奇》却只是通过主人公罗群的不幸遭遇着意渲染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一面,根本不去反映‘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一面,因而在不了解这段历史的青年观众中造成了反右派斗争完全搞错了的印象”。“《天云山传奇》通过一系列画面所告诉的,却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政治概念’:反右派斗争是‘百分之百’的错误。”文中还认为,影片所描写的主要反面人物吴遥“是损害党的形象”,主要塑造的正面人物罗群也是“不真实”的,“通过宋薇这个形象告诉观众的是这样一个印象:宋薇之所以‘永远失去了’爱情而沦为‘上流交际工具的可悲处境’,完全是由于听从党组织的意见。这难道不是‘毁坏’党的形象吗?”文中强调,影片《天云山传奇》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思潮在文艺上的反映”。

此后,《文艺报》关于影片《天云山传奇》开展的讨论,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与参与,很快就收到来稿180多件,作者有大中学教师、社会科学工作者、青年学生、干部、工人、农民等。针对一部具体作品进行讨论引起如此热烈回应,这是该刊自1949年5月创刊以来所罕见的。绝大多数来稿都不同意袁康、晓文的文章对影片所作的政治评价,其中就有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他在病榻上用了8天时间写成的《也评〈天云山传奇〉》,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讨论态度,对袁、晓一文进行了逐一反驳。孙冶方在文中旗帜鲜明地表示:“这么一部宣传落实党的政策的好电影,怎么说是玷污了党的形象呢”,它“是以为罗群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这个主题展开的。为此电影倒叙了罗群被打成右派的前前后后一段故事。从反右派运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间经过‘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么几次大运动。如果说,吴遥这形象在反右派运动时不够典型,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太够典型的了。”“袁康、晓文二同志认为《天云山传奇》的某些艺术表现手法的成功加深了不良的社会效果。我却认为相反,是加深了《天云山传奇》的良好政治效果。因为它的成功的表现手法,使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会牢牢记住:今后我们再不能重犯‘把同志当敌人’的错误了!”

孙冶方指出:“为什么我们和袁康、晓文同志以及同他们二位抱有类似观点的同志,对同一部电影会有如此不同的看法呢?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自信心问题;二是对号入座问题。”他在文中大声疾呼:“给《天云山传奇》戴上‘毁坏党的形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大帽子是不公平的。我们要切记‘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历次运动教训,乱飞帽子、乱打棍子的做法不能再来了。”

孙冶方的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后,在社会上传扬一时,文艺界反响更大,电影界前辈夏衍拍案叫好之余专门致函孙冶方:“我认为这是评《天云山传奇》的最公正、最有说服力的佳作。”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上影厂厂长徐桑楚后来回顾说:“有些人,感情上很喜欢这部作品,但看到那些批评文章就不敢说话了;还有些人,本来观点并不明确,但看了孙老的文章,认为它有说服力,便也写文章支持和响应。所以孙老的文章,在舆论上形成了一个转折点,这以后,虽然争论仍在继续,但赞成影片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反对和批评的声音却越来越小。”

电影《天云山传奇》在当时所引起的强烈反响,虽然已经过去近30年了,但是,它却是对那个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解放运动的真实记录,值得我们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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