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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1978级大学生是怎样走进大学的
作者:钱江      时间:2019-11-12   来源:《党史博览》
 

本文作者

钱江,生于上海,曾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今巴彦淖尔市)乌兰布和农场插队6年,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1982年分配到北京《体育报》,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历任《人民日报》驻云南首席记者、华东分社新闻部主任、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海外版副总编辑。其间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过一年高级访问学者。

“文革”结束后于1977年12月恢复的高考,是改革开放先声,其影响力滚雷一般遍及中国辽阔国土,点燃了一代青年对民族命运的希望之火。1978年春天,恢复高考后28万名77级大学生走进校园之际,1978年高考即拉开序幕,仅仅3个月后,又有620万青年参加当年7月的高考。到这年冬天、甚或延至1979年初,共有40万人入学成为78级大学生。

相比于1977年12月恢复高考,78级招生进程长达半年之久,呈现出迈向文明的新进展,突破了更多“左”的清规戒律,为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打开了通道。历史证明这是又一次成功的人才选拔考试,是改革开放的有力递进。

同一年,近70万77和78级大学生走进大学,将“知识就是力量”声音呼唤得更加响亮,深入亿万人心。

过去很多年,上面这张传播甚广的照片被人们认为,拍摄的是北京大学77级大学新生报到的场景。

2018年,在纪念77和78级大学生入学40周年的日子里,1977年北京高考文科第一名,高考作文刊登于《人民日报》的北大中文系77级学生、后来曾是《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的刘学红认真采访,确认这张照片拍摄的是北大78级新生入学时的情景。该照片已由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藏。

1、 驳斥反对意见,实现高考制度化

77级大学生入学后,社会风气为之一振,但是分歧依然存在。

鉴于夏季招生随即开始,1978年4月22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同时召开,邓小平到会讲话,充分肯定对“两个估计”的批判,提出四项要求:一、提高教育质量;二、加强纪律,择优录取,不仅学校是这样,今后各部门用人录取,也要择优尽先录取。三、教育要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四、尊重教师,提高教师的质量。邓小平再次明确了1978年大学招生的方向。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搞好复习,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宣布“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出题。”

尽管如此,联席会议上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是否继续实行高考的“小字报风波”。华东组有人反对高考,贴出小字报说,择优录取不光是分数择优,政治上也要择优,知识分子子女多一点可以,但贫下中农子女要不要照顾?“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这种声音,在1977年8-9月间的全国招生会议上就出现过。甚至有人说,不能因为分数高,就糊里糊涂地录取。现在又出现这些言论,针对的是77级大学生中较多人出生在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会议第6期简报集纳了这些意见。

这期简报发出后,吉林代表针锋相对地表示不同意见,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并报告教育部党组,希望公开讨论。两种意见的对立震动了联席会议。

5月3日,两个会议的领导小组举行扩大会议,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山西省委书记王大任、吉林省委常委宋振庭、湖南省委书记董志文、河北省委常委张承先等人发言,支持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表明了坚持和改进高考的信念。教育部长刘西尧到会讲话,指出第6期简报中的意见“毫无事实根据”,但事关大是大非,必须明辨。他说:“革命知识分子是劳动者,是我党的依靠力量,他们的优秀子女按照党的政策吸收到大学深造,有利于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教育部将坚持高考,坚持择优录取。

5月4日,方毅副总理到会讲话,态度鲜明地支持吉林代表的观点,指出高考制度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吉林小组是讲道理的。

5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高沂代表党组总结发言,指出恢复高考意义很大,影响深远,符合人民根本利益。1978年要继续高考,并恢复全国统一命题。他还指出,去年恢复高考过程中仍有不足之处,“对去年某些地方扣押优秀考生材料的错误做法,要加以纠正。”

这次会议结束两天后的1978年 5 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范围波浪般扩展,有力推动了即将开始的1978年大学高考和招生工作。

2.公布复习大纲、统一命题、公布考分

进入1978年,教育部对高考的统一部署、对招生环节的监督加强了。在2月至4月间,教育部指派李键(后任教育部办公厅主任)、赵亮宏(后任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负责,到广西组织编写8个科目的《高考复习大纲》,明确“命题范围将不超出大纲”。这样的复习大纲连续颁发3年,在1980年全国中学普遍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后停止。

颁发复习大纲有助于减少临考复习中的无序现象,加强了复习的针对性。确定1978年全国高考统一命题,为此后以建立分校方式增加招生埋下重要伏笔。

5月下旬,教育部在青岛组织高校教师为主体拟定统一高考命题,全程实施严密的保密制度,审定后的试卷送北京人民教育印刷厂打印成纸型,在临考前通过中央办公厅机要渠道送到各省区市,在当地选定一家印厂将纸型浇铸成铅板后印成试卷。整个过程非常严密,1978年高考中没有发现试题外泄。

6月6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1978年高考和招生意见,要求各地执行。文件确定的主要招生对象是“20岁左右的青年”,但26-30周岁的高中毕业生及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仍可报考。在校高中生中的成绩优异者也可经过批准报考。恢复高考的头几年中,1978年招生对考生年龄的要求最为宽泛,没有划定明确的考生出生日期。到下一年的1979年招生时,则规定“年龄一般不超过25周岁(1954年9月1日后出生)”,个别“学习优秀的青年,经单位证明,可放宽到28周岁(今后将逐步降低)。未婚,身体健康。”(杨学为编《高考文献1977-1999》,高等教育出版2003年出版,下卷第112页)

1978年高校招生年龄段的划分是有意识放宽的。

实际上,1966年高中毕业生中许多人出生于1947年,甚至更早,到1978年时很多人已经31-32岁。

录取结果,78级大学生的年龄上限甚至比77级更高,个别年龄小的仅14-15岁(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不在此统计)。78级学生的年龄差比77级增大,不同文化因子的交流和碰撞比77级更加丰富。

1977年12月恢复首次高考时,没有公布录取考生分数,考生入学以后才能知晓。录取时不公布考分,意味着仍保留较多的地方或单位控制空间,有一些78级学生在上次高考时因此受到限制,失去录取机会。

1978年公布高考考分的做法使录取更加透明。教育部明确通知:“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办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生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见1978年6月6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公布(后来改为通知)考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考录取中的第一次,这一措施有力地扼制了“走后门”的做法,明显抑控了地方单位对考生材料的报送权。录取进程中,地方单位有介绍考生的义务,没有了“不同意录取”的权力。获知考分的做法将考试成绩好、却因政审等原因被卡住的考生凸显了出来,对改进命题和评卷等工作也十分有利,使考试成绩的权重进一步加强,“择优录取”原则体现得更加鲜明。

根据国务院1978年2月17日转发的教育部报告,在全国确立了88所重点大学,在当年高考录取中新设立“重点”和“非重点”两个录取时段,重点大学优先录取,使78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普遍考虑到按照考分梯级录取,而不像77级考生在填报时那样,有很多人不知所依地填写投考志愿。

1978年招生明确:公办中小学教师“一般限于报考师范院校”,这使师范类院校如77级那样招收了一批获得了较高考分的学生。

这年,将全国高考统一考试科目规定为:文史类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农医类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外语类考试分为英、俄、日、法、德、西班牙6个语种,考生任选一种。

1978年高考起增加外语考试,考虑到当时城乡中学开设外语课的实际情况,1978年高考时的外语考分不计入总分,只作为录取时的参考(1979年按10%计入总分,以后逐年增加至1983年起全部计入总分)。外语考分虽然不计入考分,却显示了这个科目的权重。如果考分相同,外语分数会发生影响。此外,它对全社会加强外语学习产生了明确的推进作用。

3 改进政审办法,拓宽择优录取通道

1978年的高考进程中,“左”的思想束缚得到进一步扫除,在政审上表现得尤其突出。1977年恢复高考时,“文革”结束未久,还有大量冤假错案有待纠正,仍然株连子女,一些高考成绩优秀的考生来不及摆脱而未被录取。

1978年高考时,虽然只过了不到半年,在“拨乱反正”方针指引下,又有大批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受过株连的青年此时轻装上阵,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一些没有走进77级行列的青年,终于成为78级大学生。

教育部1978年发布的招生意见规定:“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负责政审的基层党组织,要“认真负责地对考生的政治表现作出全面的切合实际的鉴定,并与考生本人见面。”这条规定明确:考生如对鉴定持有不同意见,可以申辩。

在此后的录取过程中,确有考生1977年高考成绩优异仍因“政审”未能过关而落榜,1978年高考又获好成绩,但再受“家庭出身”株连初录失利,于是通过申辩得到复查机会,最终被大学录取。这种情况在77级录取中即有,到78级录取时因有文件依据可申述则有更多发生。(见1978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记者郭玲春、丁雪萍采写的《考场外的风波》)

1978年,恢复了对华侨和港澳学生到内地大学的报考,规定直系亲属在国外或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考生,与内地考生一视同仁。

通过上述一系列高考改进措施,进一步扫除羁绊,明显拓宽择优录取通道。78级大学生中,有一些人在半年前高考录取中因种种原因未被录取。他们不畏挫折,奋发努力,以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自己,成功地走进大学校门。从这个角度来说,相比于77级学生的一射中的,78级大学生中有一部分人,经历了高考中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陶冶。

4. 创建分校,招收更多有社会历练青年上大学

1977年高考,是在经历了“十年浩劫”,高等教育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恢复的。当时全国高校的数量从1965年的598所,下降为1978年初的404所,校舍面积明显缩小。截至1978年5月,仍有可容纳15万学生的大学校舍因在“文革”中被占用尚未退还。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请示报告,要求占用单位尽快退还。

77级录取28万学生,比上一届在1977年3月入学的21.7万学员增加了6万多人,校舍、师资更显紧张,77级学生入学时需要招收部分走读生以解决校舍等方面的不足。这些问题在78级新生入学时表现得更加突出。教育部上报国务院批准,在1978年4 月恢复了在“文革”中被撤并的院校13所,新增设院校42所,增加了大学容量。

1978年的考生增加到610万多人。最初录取时仍按上年4.8%的比例,录取新生29.2万余人,比上年增加5.93%。(见刘海峰等著《中国考试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53页》) 为使这些考生顺利入学,1978年10月,国务院又批准恢复和新建了7所高等学校。

但是,大学入口还是太小了。大批在“十年浩劫”中失去上大学机会的历届中学毕业、尤其是66/67届高中毕业生可能因为年龄原因失去最后的机会,而即将在中华大地全面推行的改革开放事业需要大量人才,社会各界都期盼大学招收更多学生。

1978年高校录取进程中,有远见卓识、勇于承担改革重任的领导人挺身而出,决定通过高校分校的办法扩大招生。先后担任天津、北京市委书记的林乎加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7月,天津市委决定,在天津的各高校设立分校扩大招生,由天津市自行解决校舍和经费、师资。分校可实行电视教学,设辅导教师,学生实行走读,毕业后由天津市统一分配,国家如有需要可以调剂。这样,可以使更多取得较好高考成绩的考生入学。事实上,距上次高考半年之后,78级考生的录取分数线高于77级,天津市委的决定具有充分理由。

作此决定之初,教育部并不同意,担心诸多问题不好解决。但是这一重大举措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在8月13日批示:“我看可以让天津办,创点经验。”在他的支持下,天津各大学的分校建立起来了。

两个月后的1978年10月,林乎加调任北京市委书记,而北京的高考上线青年更多,社会呼吁更加强烈。林乎加决定,北京也采用天津办分校的方式扩大招生。由于当年高考采用全国统一试卷,使这一决策便于实施。10月下旬北京市委决定,当年高考总分在300分以上而尚未录取的考生,经政审、体检合格,基本上都可以录取进入大学分校学习。由此,北京即录取了1.6万学生。

此时,教育部转向积极。10月26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高校扩招的意见。12月4日,教育部、国家计委联合发出1978年高校扩大招生计划。至1978年底,除西藏、青海、宁夏外,26个省市区共扩大招生107045人。扩招入学青年同样以事实证明,他们是78级大学生的优秀组成部分,1978年的分校扩招之举是成功的历史性决定。

由于增设分校扩大招生,78级大学生的录取延至1979年初才结束。78级学生总数达到40万人,录取比率6.6%,比原计划增加了37.5%。

1978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决定建分校扩大招生的消息。

5.  77和78级学生共同的历史责任

77和78级大学生总人数接近70万人,他们将成为改革开放事业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由于他们同一年入学,同年毕业,为加以区分,就以参加高考的年份不同分别称为“77级”和“78级”,不再像以往那样强调在某年毕业的“届别”称谓。

然而这两级学生具有共同的历史使命。这两个年级的大学生在人员构成上是一致的,其主体都是在“十年浩劫”中离开了学校的高、初中学生,大部分人经历了在农村、牧区和工厂的工作和生活锻炼,有的曾有从军经历。他们在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坚持自学,具有崇尚知识,追求社会进步的强烈进取精神。一旦获得了进入大学校园的宝贵学习机会,他们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事例在此后几十年间还在校园中流传,获得全社会的认同和赞扬。

78级大学生的人数比77级明显增加,有更大的年龄差,不同年龄层文化因子的交流更加丰富。从专业设置的角度来说,78级的专业分类更多,有的专业是第一次招生或恢复招生(如北京电影学院)。

77/78级学生并肩站在一起,他们的奋斗进取精神特别旺盛,有积极的人生追求。在同一代青年中,他们更有意志力、更有活力,更具韧性、更经得起艰难的挑战和困难的磨练。虽然不能讳言他们也有着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局限性,但在离开了大学校园融入改革开放大业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们确实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77/78级大学生入学,表明恢复高考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中国的发展走上正轨,社会恢复正气的标志。中国高等教育的天空,经历了“文革”沉寂,此时星光灿烂。

2019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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