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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李筠:当中国文明遭遇西方文明
作者:许纪霖 李筠      时间:2019-09-29   来源:许纪霖之窗
   

许纪霖:

 

你好,我是许纪霖。今天,跟你谈一谈当中国文明遭遇西方文明。我很荣幸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李筠老师,和我一起来做一次对话。

 

为什么要请李筠老师呢?这是有道理的。从大学来说,我可以说是李筠的前辈,但是,在得到课程里边,他又是我的前辈。所以,他开的是《西方史纲50讲》,我讲的是《中国文化30讲》,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个东西,一旦它遭遇了以后会怎么样?这恰恰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讲到西方文化如何进入中国的,那一定要从唐代的景教说起。这个景教恐怕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一种西方文化。景教以后,比较大规模的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可能你也知道,这就是明朝的利玛窦。

 

这位天主教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就开始穿上中国的儒服来传播天主教的东西,而且也带来了很多中国人从未见识过的一些洋人的发明。包括也传来了很多西方的什么立法,各种各样新的知识。

 

也许你要问了,中国人接不接受它呢?你不要以为中国当时是很封闭的,不是,实际上当时从皇帝一直到百姓,对西洋传过来的那些东西,像这些钟,自鸣钟,然后还有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那些细小的玩意儿,皇帝都很喜欢。所以说,西洋文明的物质层面的东西到了中国,可以说是畅行无阻,没有发生太大的冲突。

 

什么时候这两种文明发生很大的冲撞呢?也许你也知道,那是要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英国国王派了他的特使马戈尔尼访问中国,然后就发生了一场礼仪之争。因为在中国皇帝看来,你是蛮夷,到中国来你得行什么?就是说行磕头之礼,三跪九拜。但是,英国的特使当然不干了,我和你是平等的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凭什么我要向你磕头呢?然后就发生了一场礼仪之争。

 

这礼仪之争背后是英国和中国对国际关系观念的很大的差别。所以,从这里就开始了中西文明的第一次的一次冲撞。

 

接下来的故事你一定知道了,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然后西方就开始全面地进入了中国,中国就开始陷入一个落后挨打的这个格局。这也从这里开始,中国被迫被卷入到全球化,还是被迫地学习西方。

 

为什么中国要学西方呢?当时很多人都觉得,我们中国还是天下的中心啊,凭什么要学蛮夷的东西。最早学西方的那些士大夫,知识分子,就想出了一个理由,他说,西方这个东西,西学是中国古已有之,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你学西学这个东西就是学我们三代的东西,这并不耻辱。

 

所以,最早,你看西学进入中国,那是以一种叫中国古已有之,这样一种模式进来的。但是,一直等到后来,中国和欧洲开始互派使节,那个时候有一批人出去睁眼看世界,才发现西方的文明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那是中国古老的东西,而是一个完全全新的文明。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也许你知道的,郭嵩焘,驻英国公使,他就到伦敦一看,大开眼界,他发现这个西洋文明,我们三代是没法比,无论是它的火车、整个礼仪的进步,那是中国三代都比不上。他说,这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文明。

 

自此以后,特别是到了1895年,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以后,中国开始全面意识到我们的文明落后于西方,特别是当时严复翻译了一本书,这本书叫《社会通诠》。它就讲,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从三个阶段,最早是叫宗法社会,然后发展到军国社会。它就讲实际上严复把它引进来以后,就是说中国太落后了,还停留在第一阶段,那个宗法社会,人家已经进化到一个军国社会了。所以,从这里开始,文明这个概念就引进到中国了。

 

这个文明概念一进来以后,就发生很大的颠覆,因为我在我的课程里面已经讲到,中国过去自认为是居于天下的中心,我们是天下主义,是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现在西洋文明来了,我们恰恰被颠覆了,这个天下虽然还是大家承认,但是,这个天下不再以华夏中心,而变成了以西方为中心。所以,我把它称为叫逆向的天下主义,以西洋为中心的天下主义。所以,自此以后,中国人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在文明上的一种自卑感,自认为自己处处落后于西洋人。这个情结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开。所以,过去中国人认为我们是文明的,周边都是野蛮人,都是蛮夷。但是,到了近代以后,发生了一个逆转,我们似乎成了一个没有开化,或者半开化的野蛮人,而西洋文明是文明的先进的。

 

而过去中国觉得我的文明,那是代表了全人类,所以,孔子、老子、庄子,都是以人类的这样一种口吻在说话,这使中国代表了普遍。但是,到了近代,过去代表普遍的中国文明,现在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了,所以,普遍和特殊这两个东西就在中国文化当中产生了强烈的一个冲突。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怎么来看呢?西方文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有请李筠老师来给我们分析。

 

李筠:

 

你好,很高兴受许纪霖老师的邀请来得到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中西文明的对撞,其实不光是我和纪霖老师,每个中国人其实都挺关心的。纪霖老师刚才简单谈了这个话题,大家也听出来了,他博览群书,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宗教的,涉猎非常广。实际上,我念大学的时候,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了。所以,他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凝结出得到的这个课程,确实是自己的心血结晶。今天,我们发生一次碰撞,来聊一聊中西之间的这些“恩怨情仇”。

 

从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中国人,刚才纪霖老师也讲了,近代有一个心理上的反转。我们现在正在从这样一个反转当中走进更加正常、自信、开放的状态。我们在知识上,还有情感上需要梳理一下。

 

我在《西方史纲》里边跟大家提示过,所谓文明,就是对野蛮的克服。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对文明的学术定义,但最简单来说,其实文明就是对暴力的规制,对暴怒、冲动的有章法的规制。讲道理就是文明人,动粗就是野蛮人。而你会发现,无论文明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取得了成就,似乎暴力、暴怒并那么不容易被降服。我们有了很多新制度、新技术、新工艺,仍然会助长暴力的新形式。比如互联网,它可能让我们交流、沟通、了解更便利了,但实际上人肉搜索、网络谩骂、网络暴力仍然大量存在,也就是说,暴力仍然会新的条件下出现。所以,我更愿意把文明理解成一个不断地克服野蛮的进程,它并不是到哪一点就一劳永逸地实现了,而是很可能面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局面,它们就这样不断地循环向前。

 

在这样一个理解当中,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中西文明都各自发展出庞大的对于暴力、暴怒进行驯服的办法。我们都有自己的道理可讲,这个人世间的事情究竟应该怎么办,是可以讲道理的,越讲越多,越讲越明。

 

如果说文明就是对暴力的驯服、克服,实际上每个大文明都在寻找这样一套东西。标志性的成就就是文字、金属和国家,掌握了这三样东西,人类就进入了文明的门槛。有了文字,人的智慧、人的经验就可以沉淀下来,不再像口耳相传那么容易流失;有了金属,人对自然界的开发效率就大大地提高,可以掌握更多的能量;有了国家,人通过复杂的组织就变得更有效率,可以集结起来干更大的事情了。光凭这三点,我们就会发现,文明在起始阶段,中西之间就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的文字不同,开采、冶炼金属的早晚和工艺也不太相同,国家的形态更不相同。所以,从长线来看,以3000年的尺度来看,中西文明实际上是各走各路。

 

其实,在古代,大部分文明都是各走各路的,都是相对独立、甚至隔绝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在欧亚大陆的中间和西端,也就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地中海南岸的埃及,然后希腊罗马,它们之间会有相对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是,无论如何,这样一个文明圈和中国文明之间的联系,是很微弱的,几乎是没有联系的。我们是各自发展了两三千年。

 

哪怕像刚才纪霖老师提到的,景教传入中国,或者利玛窦来传天主教,他还做了很多好玩的翻译工作来促进中西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但这些活动基本上不是系统性的,而只是零星的片段。而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文明之间,中西文明之间的碰撞,实际上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是以战争这样一种形式展开的。甚至可以明确地讲,只要是文明之间的碰撞,原则上首先都是以冲突的形式——甚至是战争——展开的,初期都是这样。这是常态。并不是只有中西文明之间遭遇的时候才这样,大部分文明之间遭遇的时候都是这样。

 

但是,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从长长的文明史来看,实际上战争是文明交往的一种方式,是文明之间开始接触的首要事件,但是它不是全部,而且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从长线来看,文明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或者文明之间发生联系以后,交往往下发展的方式主要是融合。只要两个文明长期地、稳定地接触,它们就会相互融合。你学我的,我学你的,我看见你有什么好学你的,你看见我有什么好学我的,大家互相学习的过程当中,就逐渐融合到一起去了。

 

这种融合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都长长的各自发展了两三千年。生存逻辑不太一样,你靠农业,我靠商业;宗教信仰也不太一样,你信耶稣,我信孔子;伦理道德不太一样,你讲爱,我讲仁;组织形式,政治的组织形式,你是城邦、封建、帝国,我就是王朝。方方面面的不一样会让我们接触的时候,彼此非常不适应。因为陌生就可能会发生误解,甚至因为误解,就坚定地认为对方是敌人,这样的状况是常有的。但是,只要接触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哪怕心存“我必须去学习敌人的长处”这样一个思路,实际上双方都会相互融合。

 

在文明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找一些节点,而这些节点通常都是以著作的方式存在。对方文明里有什么样的经典,写得好的,无论是哲学的、宗教的,还是技术的、工程的,总之,他们这个文明里边的精华,我们就去学习。用我在《西方史纲》里边经常提到的一本书来举一个例子,就是波利比阿的《通史》。一个希腊人把罗马为什么如此成功的制度原因给总结出来了。经过这样的总结,一个文明的发展可能原来只是经验,只是懵懵懂懂,就被提升为人类意义上的普遍知识,就可以供其他文明去学习。

 

波利比阿的《通史》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文明的经验总结,我们要分两面去看:一方面,它确实是接近了真理,揭示了规律,比如说政治里边怎么样搞成一个权力平衡的制度架构,权力会得到更好的安排,发挥出更大的效能。波利比阿的著作用罗马做了解说,我们也可以通过他的书去琢磨政治到底可以怎么搞会更好。

 

除了有真理的一面,还有另外一面,悲惨的一面,就是幸存者偏差。只有强大的文明活下来了,甚至被高级的理论家总结成了人类意义上的普遍成功经验。很多文明很不幸,可能文化还没有发展到理论总结的高级阶段,没有出现波利比阿这样的上佳的总结者,他们的文明就覆灭了,文化也湮灭了,没有留下来,我们也就无从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对方的文明结晶里面看到,原来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问题,各自有不同的思路,可以看看对方的解决方案是不是巧妙。换句话说,在整个人类的意义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因为我们是人,人就是要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群居的动物,就面临着我们如何能把自己这个共同体的生活过得更好等等这些基本问题。对于基本问题,每个文明都有自己一套成熟的答案,尤其是大文明,一定会演化出一套系统性的答案。所以,我们讲从生存逻辑到经济模式,再到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政治组织,它们会构成一套完整的东西。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东西虽然经历了千年的演化,它都是用来回答,而且是已经很有特色地回答了人类共同的问题。这是我们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基础,因为我们是同类。有这样的基础,融合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漫长的融合过程中,我要提醒,刚才已经讲过,冲突会导致互生敌意。你的东西就是不好,我的东西也绝不给你,这样的执拗的心理,在高强度冲突的情况下肯定是会有的。但是,作为人类历史上的大文明,中西都是延续了3000年的大文明,一定都有自信去讲我们的文明具有人类意义上的普遍价值。

 

从中西文明的3000年的发展来看,你会发现,其实在普遍性和独特性之间并不需要那么纠结。为什么呢?所有的普遍性,实际上都是在某种特殊性当中具体实现的,没有从抽象到抽象,都是通过一个一个我做成的事情、我建立的制度、我采用的办法解决了人类意义上的大问题。只要你解决得好,你总结得好,人家就会来学习。所以,空泛地谈论普遍性和特殊性到底谁重要,实际上是一个可能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在比较中西文明过程当中,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古今之变和中西之别是两回事情。有些东西我们打上了西方的标签,但是,它也就是这一两百年,甚至三五十年才有的东西,并不是西方古已有之的,它就是个现代的产物。而我们中国也不是自古就什么都有,什么都齐全。也就是说,不要去制造时间和空间相互交错和拉扯的混乱。所以学历史很重要,它能帮我们把认识的尺度拉长,古今这个维度就出现了,我们自然也就不会那么轻易地把所有事情都简单地划成中西两类。

 

什么样的问题是古今问题,古时候大家都没有的,不用多讲,我们通过现代化建设把它弄出来。什么样是中国有,西方没有,或者反之,那我们互相参照,互相学习,互相理解,看看能不能互相沟通,即便互相不同意,通过沟通、了解之后,起码还可以做到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如果古今中西搅和在一块儿,就很容易把脑子搞乱了,生出很多无谓的烦恼。

 

有了了解、有了尊重,面对历史和现实,中国确实和西方在历史上发生过战争,现在仍然存在着某种紧张状态,相互较劲,如果中国要走得更好,我反复地强调,西方是中国无法回避的他者。西方作为中国的参照系,一直存在,而且会长期存在下去。那用什么样的姿势对待它比较好呢?我们首先要熟练地掌握人家的好东西,先把它学来。实际上近代所谓“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已经在强调学习了。而学习是一定要熟练的,或者至少要和老师一样熟练。只有熟练以后,他的优势才会变成了你,然后,某种创造性的转化和生发才会出现。就是我在课里讲过的,所谓“得其神,而忘其形”,得到他的精髓,得到他的要义,得到他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案、手法、技能,至于具体的招数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已经可以用它们来创造性地解决自己的大问题了。有了熟练,有了忘形,才能谈超越。

 

我正是在这样一个文明融合的意义上去理解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的。中国和西方各自发展了数千年,彼此遭遇的时候相互差别很大,但是,我们又必须以对方为参照系,一起往前走。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文明进程当中,作为中国人,了解中国自身,尤其是了解传统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换句话说我们从哪里来,相信纪霖老师的《中国文化30讲》会给你很好的提纲挈领的指点和提示。

 

下面,请纪霖老师来继续跟大家谈。

 

许纪霖:

 

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这两种文明,我们平时感受到很多是差异,但是,它还有另外一面,这另外一面就是它们有一些共通的东西。共同在哪呢?我这里就告诉你,哈佛大学有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鼎鼎有名的大学者,叫本杰明·史华茨。

 

他原来是研究欧洲文明的,后来,他开始研究中国文明。为什么呢?他就想发现中西文明之间那门共通的东西,因为他发现,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那都是公元前500年左右产生的轴心文明,也就是说对今天还是有巨大影响的文明。而这些古老的轴心文明,它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就是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那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怎么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我们怎么建立一个让自己心灵能够安顿的心灵秩序。再比如你怎么样面临生和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都要回答的。无论中西,它们所面临的人类的共通问题是一个,但是,它们回答方式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讲中西文明比较的时候,互相参照的时候,你要知道因为它们有共通性,它们才可以比较,否则就无从比较。我们不仅要看到中西文明相互冲突的部分,也要看到它们共通的部分。

 

讲到这里,我就要和你继续讲我刚才讲的那个话题,当中国文明遭遇西方文明的时候。

 

我前面已经讲到,晚清,中国人心态发生变化了,把人类的普遍性,觉得是西方的文明,把中国文明降落到特殊的文化,那就产生了一个紧张感。这个紧张感到了五四的时候就表现得很充分了。五四的人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呢?我把它称为叫文明的自觉。

 

这话怎么来说呢?简单地说,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古代的那些士大夫一样,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国人他心里就有一个天下主义的意识,这个天下就是一套普适的文明。

 

你要知道五四的时候要学西方,要打倒中国传统,那时它背后的思维实际上还是一套天下的意识。新青年,这些启蒙者,他们怎么选择中国道路的,也就是说未来中国往什么地方发展呢?很有趣,他们不是去思考、去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在哪里。

 

他们那个时候最重视的,是一个人类文明究竟往哪里去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往什么方向发展,中国未来的前景就在哪里。所以,五四就很有意思,他们都在谈文明,就是说未来的人类文明是什么,由此想从文明的这样一种发展来寻找中国自身的道路。

 

所以,我说五四时候的知识分子,他是有一种文明的自觉,这个文明的自觉用陈独秀的话说叫做第三次觉悟。第一次是洋务运动,意识到我们物质层面不如西方,所以,我们要搞洋务。第二次觉悟是戊戌变法,觉得我们制度落后了,我们要变革制度。但是,到了五四,陈独秀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觉悟,叫做伦理的觉悟,这个伦理就是在文明意义上的一个觉悟。所以,这是五四人的特点。

 

可能我们有些朋友知道,五四有一个大学者,叫梁漱溟,他是第一次来比较中西,还有印度文明的区别的,他写了本书,他的思路很特别,他说:中国和西方文明性质完全不一样,没法比,这是他第一个要说的。但是,他又说了,他说虽然在性质上没法比,但是,从整个人类的整体来发展,他说西方文明是青年时代文明,而中国文明是中年时代文明,而印度文明是老年时代的文明。他说,人类的发展就是从西洋文明开始,然后步入中国文明,最后走向印度文明。

 

他说中国文明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说还没等到经历过青年时代的那种朝气蓬勃这个阶段,直接就成熟了,太早熟了,他说要补西洋文明这个课。而西洋文明他们过于too young too simple,他们必须现在要学中国的文明的那种中庸,成熟。你看,他就用这样一种类比,就是说人类文明还是走共同的路的。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说,五四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文明的自觉。

 

但是你要知道,五四的人有一个问题没解决。你可以认同人类的普适的文明,但是,中国人毕竟还是中国人,他和洋人不一样,中国人独特的文化认同在哪呢?这个独特的文化认同就是一种我们说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中国文化30讲》主要就是给大家讲的,通过六个模块来跟大家分析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建立了我们自身的文化的特殊的认同。

 

那么讲到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事实上,这个文化的认同问题,在五四时候被忽略了。一直到了1930年代,就“九·一八事变”以后,亡国灭族的危机加深了,这个问题就突出出来了,也就是说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文化的特殊,文化的自觉这个问题就浮现出来。但是,它和我前面说的五四的文明的自觉就形成了一个冲突。你要知道,古代中国人是没有这种冲突,为什么呢?因为古代中国人认为,我既是特殊的,华夏汉民族的特殊的文化,同时我们这个特殊的文化也代表人类的普适的文明,是一回事,所以,普遍和特殊不冲突。但是,到了近代就不一样了,普遍性就被西方拿过去了,我们只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这种普遍和特殊的冲突,这个纠结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还是没有解决。

 

怎么来解开这个结呢?请李筠老师来继续帮我们深化这个关于普遍和特殊的文明的问题。

 

李筠:

 

纪霖老师留了一个超级难题给我,中国文明到底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西方呢?是不是谁更有普遍性谁就更优秀呢?更优秀很重要吗?这个难题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已经萌发了。但我们自觉地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在五四就有了明确的一整套说法。不过,直到现在,仍然是没有完全成熟的答案。

 

我们是不是要把西方是什么,中国是什么,都拆解成一个一个要素,放在桌子上,到底你大还是我大,你大的多还是我大的多,把田忌赛马的游戏玩一玩?用哲学的、文化学的,还是心理学的,什么样的游戏能够把自己这个心结解开呢?我想,问题不能这么去想。我们要从长远的、活的、发展的、现实的中国人该如何自处来逐步解开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承认,中西文明已经遭遇了。而且,我们从现代史的进程来看,公元1500年以后,随着航海、交通、通讯各方面技术的发展,看来所有文明都必将遭遇。这是跑不掉的,躲都躲不掉。你躲在旮旯里,也会被人揪出来揍的,没有人可以躲得了。既然躲不掉,怎么办?

 

刚才我们聊到,文明接触之初都是冲突,甚至是战争,但问题是下面的融合怎么办。换句话说,我们在互相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的特殊性是不是也一步步被我接受和掌握了呢?比如说肯德基、麦当劳,现在的小朋友都爱吃。白领女性,很可能很享受英式的下午茶,喝点红茶,吃点小点心,觉得那是生活风尚,等等。这些生活浅表层面的东西已经融合得很厉害了。然后,我们学院派在学校里边也会研究康德的哲学、基督的宗教、莎翁的戏剧等等这些最烧脑的事情,也在相互融合、相互学习。这些都是正常进行的,每个人自发自觉的,有兴趣就可以去实现去完成的事情,让这个社会自发地去进行就好了。

 

最重要的事情是制度的学习和规范的学习。一个制度的建立,不是一个人喝不喝下午茶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小朋友爱不爱吃麦当劳的问题,而是很多人的行为就被这个制度牵引和改变了。通过制度的学习,通过制度的变更,一个文明发展的步伐可以走得更快。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俄国的彼得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这样。

 

在制度的学习中,我强调,我跟施展都特别爱讲,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纪霖老师也讲,中国是一个文明体意义上的大共同体。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天然就是复合型的。大文明必然是复合型的,它一定是多姿多彩的要素往其中汇入而形成、发展、壮大、繁荣的,而不可能是单一要素的堆积。

 

实际上,中国从历史上来看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比如从周朝开始算,商周之变,周取代商,是从很多部落由一个大部落统领,变成了很多不同的元素整合成西周的封建社会。大唐、大清,那都是很典型的复合型的结构。所以,中国文明的这样一个多元、包容、开放,自古有之。

 

中国确实经历了百年坎坷,但是,回溯到这个大文明体本应有的状态,就是多元的、包容的、复合的,很多异质因素汇入其中,它们原来可能是很讨厌的东西,比如韩愈为代表的唐朝儒家就很讨厌佛教,但是,它们也可以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现在恐怕没有人想要把佛教从中国文明里边赶走吧。正是对异质的多元因素的有效整合,文明就得到了升级。

 

所以我想,无论是生活时尚,还是哲学研究,还是制度创新各方面,中国应该一如既往是一个有包容力的文明,把更多异质因素融合到一起,把自己的文明不断升级,是这样一个有容乃大的文明体。通过这样一个自我扩容和自我复杂性的提升,就会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局面,就可能变成世界独一份,这样一种特殊性其实就代表了更大的普遍性。通过扩张自己的兼容性来提升普遍性,通过提升普遍性来实现独特性,兼容并包使得复合型结构不断地上台阶、上档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明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个问题就就不会再让我们那么纠结了。

 

我不知道纪霖老师怎么看,想听听纪霖老师的高见。

 

许纪霖:

 

我这门课讲的是中国文化,但是,时刻惦记的是什么呢?是中国文化的未来。因为,过去中国文化所碰到的敌人是比较简单的,比较好对付的,只有两种:一种是只有实力,但是没有文明,比如说北方来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然后满人,他们有实力,但是没有文明,虽然他们征服了中国,但是,在灵魂上又被中国文明征服了。还有种敌人是有文明,但是,没有实力。比如说印度传来的佛教。这两种,过去中国古代所碰到的敌人,都很好对付。

 

但是到了近代以后,中国终于碰到了一个强敌,这个强敌就是西方。西方一方面在实力上远远超过我们,船尖炮利,另外一方面在文明上好像也比我们高一个层次。既有实力,又有文明。所以,今天中国文明碰到的挑战恰恰是来自这样一个挑战,这个挑战虽然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到今天还没有化解。

 

刚才李筠老师说,两种文明冲撞以后,遭遇以后,最后它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相互融合。这个融合从我们中国文化来说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要把西方文明好的东西融合为我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明。

 

这个怎么融合呢?我想我在我的课里边讲的是古代的中国文化,但是,这背后所想的问题,处处想到的就是这个如何融合,如何学习西方文明的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未来。

 

讲到中国文化的未来,一定是和我们怎么来面对西方文化是有关系的。讲到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中国走了一个半世纪,这样一个路,你要知道,在晚清的时候,梁启超和严复都发现,西方的崛起他们有两个秘密,第一个秘密叫做富强,第二个秘密叫做文明。

 

富强指的是什么呢?他们就发现,西方文明里边,之所以崛起,一个最重要的元素,他们有一种富强的动力,这个富强的动力主要体现为三个,第一个是物质层面上的,第二个是一个我们说的技术层面上的制度,第三个层面是一种观念,一种国民的竞争力。他发现,这三个要素中国都没有,所以,要学西方。

 

但是梁启超和严复都发现,西方崛起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秘密,这就是文明。用严复的话说,西方文明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现在问题来了,到底是学西方的富强呢,还是学西方的文明?关于这一点,晚清的严复和梁启超,他们竟然和日本的一个明治维新的大思想家福泽谕吉想法是一样的。福泽谕吉当年也写过一本书,叫做《文明论概略》,他也发现,日本也面临这个问题,面临西方的挑战,你到底这两个里面先选哪个呢?福泽谕吉说:我们首先要富强,富强以后才能谈到文明,所以,富强先行,文明可以缓行一步。那么,晚清的严复和梁启超竟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这就形成,你可以看到中国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他们主要的精力是在富强这个层面上学习西方。差不多一个半世纪,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主要的,我们说的奋发图强,主要集中在富强这个层面上。经过差不多一百多年的积累,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中国今天已经初步达到了,实现了这个富强的目标。

 

这个富强的目标实现以后,接下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这就面临了一个如何从富强走向文明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关键,不仅仅要把眼光盯在富强上,而且要上一个层次,到文明这个层次,这就需要我们做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方面,反观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文明有些什么样的正能量,好的资产可以让今天在现代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继续发扬光大的,这是我的《中国文化30讲》要讲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继续学习西方,把西方文明当中的好的东西也最后学过来,内化为,或者融合为我们自己的东西。这个大概李筠老师的《西方史纲50讲》主要讲的这个。

 

所以,我说,如果我们真的要思考中西文明如何融合,听一门课是不行的,我们差不多这两门课就是一个姐妹篇,你只有这两门课,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明,这两个层次的东西你都有深刻的理解了,你才能展望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未来究竟在那里。我想,当中国文明遭遇西方文明以后,这个话题就意味着说,我们要具备这两种知识,这两种知识既是中国的和西方的,也是古代的和今天的。当古今中西,你都是在了然于胸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才可以说你对我们的民族的未来有一个真切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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