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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 : 1984 人民日报一锤定音:彻底否定“文革”
作者:祝华新      时间:2019-09-09   来源:
 

1984年4月22日晚,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李仁臣在总编室值夜班,负责为次日的版面配评论。为当晚上版的新闻配评论,本是媒体评论员一项倚马可待的基本功。

当时,《光明日报》报道说,杭州大学地理系在“文革”中把7名老教师打扮成“牛鬼蛇神”进行“活人展览”,“文革”后主要策划人不知悔改,依然顽固坚持错误。李仁臣觉得抓住这个典型说点话,可以配合当时正在进行的“整党”,便提笔写下了500字的“今日谈”《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整党”,系统地肃清“文革”的影响,从党的组织路线、作风、纪律等方面,加速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当时的评论部领导范荣康、钱湜辛看了这篇短文,都说谈的问题相当重要,写成“今日谈”太可惜了。他们建议扩充篇幅,改写成“本报评论员文章”。正巧,值夜班的社领导丁济沧又收到湖南一个工厂党委书记仍然坚持“文革”派性的报道,要求评论部配发评论。他看了李仁臣写好的“今日谈”,也建议提高评论规格,把文章做足。

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在噩梦初醒的上世纪80年代,牵动着太多中国人的情感波澜。

“文革”,一代人的噩梦和创伤

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一场自上而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竟然把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元帅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开国元勋迫害致死,而副主席林彪元帅狼狈出逃,携妻儿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

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在“文革”后感慨地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

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文革”中全家几乎被一网打尽。陆定一及长子陆德,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及其母亲、二妹、三妹、四妹均被捕入狱,全家总刑期达56年!陆定一被软禁3年、监狱10年、绝食3次、批斗八九十次。在绝境中,他清醒地意识到要活下去,必须找到释放压力的办法。在秦城监狱的单身牢房里,他经常高唱京剧《空城记》、《甘露寺》,逼迫自己开怀大笑,虽然蹲了十几年监狱,却未失去说话的功能。情难自已时,陆定一就大声嘶喊:

“毛主席呀,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呀!”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因与江青发生分歧,被当做最大的“保皇派”而打倒。专案组给晚期癌症的陶铸两个选择:与妻子曾志同去合肥,与女儿陶斯亮断绝来往,因为陶铸的住处不能让人知道;曾志不去合肥,可以与女儿来往,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面对如此残忍的选项,陶铸经过反复考虑后,对曾志说:

“我活不久了,你跟我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吧,现在不行,将来总还可能。

有你和亮亮在一起,我也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在合肥流放地,尽管到了生命的黄昏,陶铸还是沉着坚定地告诉专案组:

“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他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到合肥43天后,陶铸凄凉离世,骨灰也不知下落。

还有更多的普通百姓,在“文革”中遭遇了更悲凉而无声的命运。人民日报老记者林晰在1966年8月“文革”高潮期间,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同卫戍区战士一道采访北京郊区大兴县芦城公社新立村杀人事件。林晰回忆说:

“到达目的地已经是昏暗的傍晚时分了,只见上百名农民拿着棍棒和农具站在村口,不许我们进村。当说明来意,要求会见村长时,一位农民厉声地吼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今天要是为地富翻案,你们可就是有来无回了!’

经过相当长时间交涉,我们才被允许进到村政府办公室。此时,我发现在座的人眼睛血红,有的人直视且发愣,双眼充满了敌意和杀气。这些人的异样,显然是杀人杀红了眼。

原来,这个村在头一天晚上,一口气杀死了五十六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具体作法是,召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到一间屋子里开会(包括从天津、北京临时召回的地富子女,他们在外面都有工作或经商),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用乱棍乱刀砍杀,现场一片惨叫声。尸体统统埋在村后的沙滩地里。

“阶级斗争”的煽动下,大兴县13个公社的“红卫兵”和“贫下中农”几天内集体处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家被杀绝户。后来据遇罗文调查,一对祖孙俩被扬土活埋时,怀中的小孙孙抱怨说:

“奶奶,迷眼。”

无望的老人安慰说:

“一会儿就不迷了……”

这是惨绝人寰、天地凝固的一刻。苍天有眼,也是欲哭无泪。当晚林晰回到卫戍区,执笔写出一份调查报告,立即报送中央。但调查报告交上去后未曾听到处理此事的下文。

他们当时所不知道的是,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听完汇报,轻描淡写地表态说:

“杀了就杀了。不要追究了。没有被杀的,就不要杀了。”

作为记者,林晰只能暗暗感叹媒体的无力和悲哀:

“大兴县发生的这件事,在整个‘文革’中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毫无下文。在那个极‘左’的时代,也无人敢于提出来查个水落石出。然而,这件事却深深埋在我的心头!”

1978年岁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以丙辰清明节事件为背景的话剧《于无声处》进京演出。编剧宗福先多年后还记得,剧组成员在北京街头购物,被一位中年妇女认出,对方相见无言只是泪流满面。剧组上车她也上车,剧组下车她也下车,问她有什么心事,她却什么也不说,只是一路哭,哭到后来她走了。

“我不知道她在‘文革’中遭遇了什么,跟我们戏里面的主人公有什么相同的命运,就这些事是让我永生难忘的。”

北京市民在火车站迎接《于无声处》剧组

否定“文革”在体制内有高度共识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元帅曾经沉痛地说过:

“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转引自《往事——1966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980年,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问邓小平,中国“文化大革命”到底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回答:

“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连温文尔雅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也悲愤地控诉说:

“在全国范围停止了宪法和法律的作用,从国家主席到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没有了,抄家、抓人、打人、斗争。这件事一定要讲,宪法和法律废除了,这是大事变,是不能容许的,一定要大书特书!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侵犯了党员的权利,党员停止组织生活,在群众中公开宣传多数服从少数。所有这些事情,说明‘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荒谬绝伦,怎样叫人没法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0页)

这是劫后余生的共产党领导人对历史的沉痛反思。这样的政治氛围,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以深刻的影响和感召。

据李仁臣回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在整党中反应出来的思想动向,胡耀邦总书记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就是针对有些人主张要对“文革”一分为二的错误思潮,针对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拒不反省、拒不认错等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的观点。当时部队的整党首先触及到了彻底否定“文革”这个重要的内容。

为审慎起见,李仁臣重温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了400字,以《决议》精神为指针,对当时纠结于党内外的这段历史公案,写出了一段掷地有声的文字: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党报评论:道出共产党人的良知担当

1984年4月23日,本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经总编辑李庄审定,在头版报眼位置加框刊出,标题字体用的是超粗黑。当天早上6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这篇评论。

这是评论全文:

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大舞台上,“文化大革命”这出闹剧已经谢幕多年了。但是,在生活的一些旮旮旯旯里,少数人有时还要掀起一点“文革”的余波微澜。

十多年前,杭州大学地理系曾搞过侮辱人格的“活人展览”。七位老教师被打扮成“地主”“资产阶级太太”、“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保护人”,受辱于大庭广众之前。这种践踏斯文、戏弄正义的政治恶作剧,令人发指。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当年进驻杭州大学地理系,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个别人,至今仍然认为这种摧残知识分子的做法是正确的,是“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做耐心过细的思想工作,以政策开道,严禁逼供信,启发帮助他们讲清自己的问题”的。

这散发着“文革”霉味的语言,不正反映出“文革”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并没有推倒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这是人所共知的。

但是,在这次整党中,一接触到“文革”中的某些问题,有人就“剪不断,理还乱”了。他们拐弯抹角,千方百计,肯定当时的所作所为,甚至为搞“活人展览”以及比这更丑的恶行辩护。尽管作这种“表演”的只是极少数人,仍然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参与搞“活人展览”之类恶行的人,除了打砸抢分子外,一般都未予查处(有些地方打砸抢分子也未查处)。这是考虑到“文革”的历史背景,不过多地去追究个人责任,也是为了给这些犯错误的人一个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时间。如果他们至今仍然坚持错误,有的甚至身居要职,被当作“接班人”加以培养,人们就有理由责问,这还有什么是非呢?这样的人究竟会是谁家的“接班人”?

这次整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列为必读文件的。认真阅读这个文件,对每个党员都是必要的。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至今尚无正确认识的同志,更要认真学习,严肃地对照检查,这一课必须补,来不得半点含糊。

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报眼”位置的评论,在党内外迅速引起极大的震动。很多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老同志纷纷给人民日报社打来电话,称赞这篇评论员文章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有老战友提着茅台酒,敲开了社长秦川的家门。

当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新闻《四川对党员进行彻底否定“文革”教育》,提到四川把这篇评论员文章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列入整党学校材料,要求通过学习,联系实际讨论,彻底肃清“左”的影响。

四川省委旗帜鲜明地指出:

历史已经判明,“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中的两派,都是“左”的产物,都是错误的,不存在哪一派正确、哪一派错误的问题。对“文革”是否定还是肯定,是彻底否定还是所谓一分为二,是重大的原则问题,是统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能否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加强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好核查三种人工作的关键。

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此必须作出明确回答。

人民日报以《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为开篇,发表了一系列措辞尖锐的小评论,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深化了肃清“文革”遗风流毒的主题,在党内外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例如,李德民9月6日在另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根绝整人的恶习》,痛斥“文革”十年是整人的十年,有整人的气候。“文革”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口号早已取消,四化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可是总有一些人,念念不忘重操整人旧业。评论呼吁:“整人不得人心,整人的恶习必须根绝。”

新中国从长期的“阶级斗争为纲”转入改革开放,新闻媒体摇旗呐喊,反映和凝聚党心民心,功不可没。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改革开放开山之作,那么《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则是改革开放奠基之作。因为不否定“文革”,改革开放就如沙上聚塔,根基不牢。

1984年全国好新闻评选,这篇评论众望所归摘取了特等奖。李仁臣谈起当年的评论,认为:

“文革”是逆革命而动,逆社会进步而动的运动。否定“文革”应该是符合党的决议的,符合民心的,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

李仁臣,复旦大学毕业,后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现已退休

温故而知新

以彻底否定“文革”为标志,中国从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长期的内斗内耗,鸣笛转入伟大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在历史的风口发出了金石之声。

不由得想起了唐朝骆宾王的骈文《讨武曌檄》,“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想起了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案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表现了一代人的“真实和正义的理想”(左拉语),表现了共产党人的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展示了体制的弹性和担当。

转眼评论发表已经32年,当年铿锵有力的语句还在耳边鸣响: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列为必读文件的。认真阅读这个文件,对每个党员都是必要的。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至今尚无正确认识的同志,更要认真学习,严肃地对照检查,这一课必须补,来不得半点含糊。

更正:《“陈伯达的扫帚”与人民日报》一文中提到,1965年11月1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应为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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