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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鹏飞:1979年3月邓小平与麦理浩的“北京会谈”
作者:齐鹏飞      时间:2019-08-30   来源:
 

内容提要:1979年3月英国总督麦理浩的北京之行,代表英国方面以香港“土地契约”问题为“突破口”逼中国方面对过“九七”的“英国管治”让步的“发难”,第一次将中英两国政府“长期搁置”的香港“九七”前途问题公开化。而邓小平“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正面回应,初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九七”前途问题“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的战略思考。以此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初步调整当代中国“国家统一”的战略重心,将以“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开始逐步探索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香港化”的历史进程。

词:邓小平  麦理浩  香港问题  “北京会谈”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是以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华正式拉开序幕的,其“前奏曲”则是1979年3月麦理浩的北京之行。麦理浩访华,代表英国方面以香港“土地契约”问题为“突破口”逼中国方面对过“九七”的“英国管治”让步的“发难”,第一次将中英两国政府“长期搁置”的香港“九七”前途问题公开化。而邓小平“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正面回应,初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九七”前途问题“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的战略思考。以此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初步调整当代中国“国家统一”的战略重心,将以“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开始逐步探索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香港化”的历史进程。自1979年至1982年,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对于中英两国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进行了整整3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工作,初步形成了“一国两制”“香港模式”的“新思维”,初步形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为自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基础。

(一)

作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直接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他充分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缔造者彻底地解决香港问题、彻底地洗刷殖民主义的耻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大团圆”的决心和信心,充分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缔造者从国家利益出发超越了“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对于香港问题“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的“现实主义”立场;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视完成“香港回归”这一前人“未竟之业”为自己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有决心和信心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圆“国家统一”之梦。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讲:“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的,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①“我们这些人岁数都不小了,都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后人总会怀念我们的。如果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会责备我们的。这是大事,前人没有完成,我们有条件完成。”②

中英两国之间“冰封”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是由英国方面首先“解冻”的,其“敲门”之举就是1979年3月的英国香港总督麦理浩访华。

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结束后,百废待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对于“国家统一”问题的第一个思想兴奋点是其“重中之重”——台湾问题,而非“时机不成熟”的香港问题,因为当时已经开始的太平洋的“大两岸关系”——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为台湾海峡的“小两岸关系”的“突破”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因此,在1978年下半年中美两国建交谈判的过程中,邓小平开始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③ 自1978年10月至1979年1月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高密度”地发表谈话,阐释其“新的思考”——“尊重台湾的现实”。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同日本首相福田进行了两次会谈,都谈到了台湾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④ 1978年11月5日至14日,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在途经缅甸回国时,同缅甸总统吴奈温进行会谈,也谈到了台湾问题。邓小平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⑤ 1978年11月2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⑥ 1979年1月5日,邓小平会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派出的特使金永南,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多次讲过,对于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是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不动,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台湾人民的收入不会减少,只会增加。”⑦ 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策和原则合情合理。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行的政策、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⑧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在华盛顿对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发表演说,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⑨ 邓小平的这一系列内部谈话的基本精神集中反映在1979年1月1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开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即:“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⑩ 它标志着新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政策已经开始走出“武力或和平解放”、“一国一制”的传统模式,向“和平统一”和以“制度不变”为核心内容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嬗变。

至于香港问题的解决,邓小平一开始并没有将其视为具“紧迫性”的问题而列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中心工作的议事日程。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香港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具体政策上的“纠‘左’”,是全面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卓有成效的对于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使在20世纪50~70年代已经成长为国际经济中心尤其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更好地为新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1978年4月,受邓小平的委托,刚刚被“解放”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港澳事务负责人的廖承志,主持召开新时期第一次中共中央“港澳工作会议”。会议进行了近一个月,重点是清肃“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对于港澳工作的冲击和消极影响。会议指出:“1967年在香港发生的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做法,企图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与中央的方针不符合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11) 1978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内地做法”的党内指示(12),并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以廖承志为主任的港澳事务办公室作为其办事机构。港澳事务办公室(1978年10月开始改隶国务院)的主要任务就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对于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港澳事务办公室一成立,廖承志就利用一次会见香港客人(香港出版界参观团)的机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慎重”态度。他指出:“香港的现状,看来要维持相当长的时期。香港问题,将来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绝不是短期内的事。这就要肯定两条,一是现在不可能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比如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二是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13)

但是,中国方面“要维持相当长的时期”的“香港的现状”的“策略性”安排却很快被英国方面在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上的突然“发难”所“搅局”,迎接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国家统一”的战略重心,将以“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

(二)

英国方面是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准备就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外交交涉的。将中英两国之间“冰封”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解冻”,英国人非常清楚乃“冒险的赌博”,其结果不可预测,但是他们没有选择。根据1898年中英两国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规定,“新界”“九十九年”的租期1997年6月30日届满。由于香港自开埠以来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部分已经逐步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以英国方面一直坚持的“三个条约有效论”的“强盗逻辑”,1997年以后的香港,英国的“殖民统治”也丧失了所谓的“合法性”,必须“淡出”。“香港殖民统治的结局注定是要和其他地方不同的。中国在十九世纪割让给英国的,只是香港的一部分;其余绝大部分土地都是租借来的,租期到1997年届满。依理,这些割让的土地可以不还。……但是无论从政治的明智考量以及行政的可行性来看,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香港本岛和九龙半岛(即依条约割让的土地)其粮食与饮水都必须仰赖新界及其他内陆地区的供应。”(14) 囿于此一“大限”,英国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承受着“香港崩溃”的巨大压力,一轮轮“移民潮”、“逃资潮”就是“危险的信号”。他们担心,如果“九七”香港走向“易帜”的“不归路”,将不仅仅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香港现象”消失,而且其“毁灭性的灾难”将波及英国本土,“香港难民”就是一个无法释怀的梦魇——英国政府对于“将会有大批‘非白人’移民涌入感到畏惧异常,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香港的混乱将使数以十万的香港华人涌入英国。尽管1962年的英联邦移民法案已经剥夺了香港英籍护照人士进入英国本土的权利,但是在危机时期,他们却有充足的理由进入英国。在以后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整个过程中,英国政府害怕香港难民涌入英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15) 因此,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尊严,希望英国的“殖民统治”能够在香港过“九七”而不辍——至少可以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继续存在——将治权与主权剥离,“以主权换治权”。当时,有两件事激起了英国人的幻想:一是邓小平的“开明”形象和中国政府的“开放”政策。英国人认为中国人要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的引进离不开香港这个传统的“国际通道”,中国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产生“扼杀”一只“可以孵化金蛋的金鹅”的“愚蠢的想法”。英国人“用自己的标准把北京设想成一位理智的对话者;并且,看到香港继续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城市,一个外汇和国际技术的源头,对中国正进行的经济现代化计划的成败将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英国人意识到邓小平已经七十过半了,他们无法预测谁将接替他。而在距离1997年只剩下不到二十年的时候,英国达成的结论是:‘机会之窗’已在北京向他们敞开,如果不趁此良机在香港问题上进行最高层次的接触,那是愚不可及的。”(16) 二是中葡两国建交时对澳门问题的“搁置”。当时,英国人并不知道中葡两国政府在建交谈判中就澳门问题秘密签订了一个“谅解备忘录”——“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国管理,适当时候将由中葡两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解决。”(17)。英国首相欧文“非常兴奋地”发现在1979年2月8日发表的中葡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澳门问题,“他觉得中葡好像承认了澳门作为葡萄牙托管的领土的地位”,这样,英国人在香港也就可以循“澳门模式”对主权作出让步而要求以“续约”的方式继续维持管治权(18)。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人却很“不幸地”忽略了一个绝对不应该忽略的信息,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中美两国建交谈判过程中对于台湾问题所进行的政策调整,英国人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人解决台湾问题与解决香港问题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以至于在以后的中英两国外交交涉中,邓小平不得不一再提醒陷入被动的英国人要注意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新思维”。

英国政府内部经过反复讨论,权衡利弊,最后决定在1979年3月英国香港总督麦理浩访华时和4月英国首相欧文访华时以“‘土地契约’可否续签过‘九七’”的间接询问方式,“非正式地”试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态度。

英国选择“土地契约”问题“发难”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英国人占领香港以后实行的土地租用制(Leasehold System)与英国本土的永久业权制(Freehold System)不同,除了香港岛花园道圣约翰大教堂所在地段,凡辖土均为“官地”,由土地所有人英国香港政府将其分段分块进行拍卖,基本上以“七十五年可续期”和“七十五年不可续期”两种方式与土地使用人签订“官地批租契约”(即“土地契约”)。自开埠即实行低税制的“自由港”政策的香港,其殖民地政府的主要财源就是土地收益。“在七十年代末期,由于距离新界租约期满的日子愈来愈近,香港人和海外的投资者对香港的前途开始表示关注。特别是愈来愈多人感觉到新界各项批地契约上存在的问题。这是由于新界所有批地契约,均于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之前三日到期。新界的批地契约年期日渐减短,而香港政府批出新的土地契约时,亦不能跨越1997年的期限。凡此种种,都清楚显示可能令投资者裹足不前和损毁信心。英国政府与当时香港总督磋商,详细研究这问题后,作出结论,认为若不设法采取步骤去减低1997年这个期限所带来的不明朗情况,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便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现象。因此,当香港总督应中国外贸部长的邀请,于1979年3月前往北京访问时,英国政府便主动试行设法解决1997年到期的批地契约问题。”(19)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以“土地契约”问题试探中国方面关于香港“九七”前途的态度的“敏感性”,英国政府决定“侧面进攻”。他们在麦理浩离开香港前发出指示:“他只能以商务问题的形式提出新界土地租约的问题,而不应以政治问题的形式提出来。他特别应该强调英国并不准备在现阶段寻求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而是仅仅为了香港本身的利益着想,以方便长期投资。麦理浩还要询问中国,香港政府对在所有新界土地的批租契约中所注明的1997年6月27日这一期限能否修改为本契约‘在英国统治这地方的时间内有效’。英国猜想此举理应成功。那么,如果邓小平真同意的话,他们则已使事情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了。下一步就是由欧文提出审查条约的建议。……但要一步一步走,重要的是打开对话的局面。”(20)

(三)

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曾经访问香港。因此,麦理浩1979年3月的北京之行的“回访”就是以李强的名义邀请的。麦理浩的陪同人员有香港政府政治顾问魏德巍(即卫亦信,David Wilson)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简悦强。他们于1979年3月28日抵北京。第二天(3月29日)上午,邓小平由李强和廖承志陪同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会见了麦理浩一行。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也参加了会见。

在与邓小平的会见前,“麦理浩公开承认他对是否值得向邓小平提出香港问题还是犹豫不决。他认为这是危险的一招,因为无论所得到的是负面的答复,或是那个答复最终将被公开的话,两者也是不大妥当的。”(21) 简悦强亦不赞成以“土地契约”问题试探中国方面关于香港“九七”前途的态度的“冒险的赌博”,“因为简认定中国不会接受,倘提出而被中国反对,只会更加吓怕香港人。最后,麦理浩决定,假如中国领导人会面气氛良好,才会提出这个建议。”(22)

由于中国方面对麦理浩的北京之行心中有数,所以邓小平在与麦理浩的谈话中对香港“九七”前途问题并没有回避,“未待麦理浩提出出售土地建议,邓小平已抢先表态中国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23) 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讲:“现在有人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24) 同时,邓小平也明确表态:“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25)“你们知道我们解决澳门问题的立场,我们没有立即收回澳门,我们也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你们也知道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台湾归回祖国的方式。我们始终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不改变那里的社会制度,不影响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处理。只要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广泛的自治权,拥有自卫武装力量。当然不能有两个中国,也不能有一个半中国。我们对台湾、对香港、对澳门的立场就是这样。这不是现在才有的政策,是继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政策。我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道理很简单,我们需要。我们保持这样的政策,采取这样的立场,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26)

关于中国方面对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态度,英国人是有心理准备的。“麦理浩认为当天会议气氛甚为融洽,所以随即向邓小平提出香港政府以是十五年为期售卖官地的刍议。”(27) 麦理浩字斟句酌地“点题”:“副总理先生刚才谈到香港的未来问题。这一点你讲得很清楚,我也明白,但这个问题将来最终要由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来解决。你们的代表也经常讲,这个问题在时机成熟时就会解决。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不能等到将来解决。这就是允许一些私人在新界租地的问题。现在申请人每年多到上万,每月也有成百人。我们颁布的契约都必须写明有效期限是1997年6月以前。……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对这一地区的投资。……我也在考虑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必须同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不发生矛盾。我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我建议把原来契约上写的有效期限‘1997年’去掉,改为只要新界仍在英国管治之下,契约依然有效。这同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28) 但是,“英国期望的‘点头接受’并没有出现。”经验丰富的邓小平对于英国方面以“土地契约”问题“偷涉”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小动作”十分敏感,他明确地表示“没有回旋余地”:“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29)。邓小平告诫麦理浩不要幻想中国方面会改变对于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虽然“中国还没有具体决定将于何时重新对香港行使主权,可能是1997年以前,也可能是下个世纪。然而,作出决定的应该是中国。”(30) 他希望英国方面高度重视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关于澳门问题当然也包括香港问题“制度不变”的“新思维”,把注意力放在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道共同“维护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上。邓小平讲:“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这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31) 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的商人到中国内地投资,特别是要帮助即将成为经济特区的深圳的发展,“深圳和香港将有很多的交流。”麦理浩问邓小平深圳和香港之间的“边界”是否会消失,邓小平回答说:“不会,深圳和资本主义之间必须要有一个边界。但香港的资本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并存至下一个世纪。”(32) 会见结束前,麦理浩问邓小平:“我回香港以后对香港人怎么说?”邓小平一句话总结:“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33)

(四)

对于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以“土地契约”问题突然“发难”,中国方面是不满意的。29日下午,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会见麦理浩。黄华对麦理浩讲:按照外交礼节,跟邓小平提“土地契约”问题是“不适当”的。麦理浩辩解说:“土地契约”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除非采取具体措施,它不会自动消失的。”黄华反驳说:邓小平“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保证“已经足够了,若再坚持多争取些,则未免希望将之‘合法化’了。”(34)

由于麦理浩的北京之行没有能够实现英国人预期的目标——以“土地契约”问题为“突破口”逼中国方面对过“九七”的“英国管治”让步,他们对此耿耿于怀。按照英国人的计划,1979年3月麦理浩的访华是第一步“非正式”“试探”,4月欧文的访华是第二步“正式”“试探”。在欧文的北京之行因英国工党政府在大选中失败而不得不流产后,刚刚上台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决定继续以“‘土地契约’可否续签过‘九七’”的间接询问方式试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态度。7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向中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份《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问题的备忘录》,再一次建议中国方面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将‘土地契约’的有效期限‘1997年’去掉,改为只要新界仍在英国管治之下,契约依然有效”。当然,其结果是一样。9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宋之光正式答复柯利达:中国政府认为英国方面修改“土地契约”的建议是“不必要的”,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采取适当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35)

当然,英国人就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的第一次具“试探”性质的外交交涉也并不是一无所获。麦理浩的北京之行尤其是与邓小平的会见毕竟开始了中英两国之间关于香港问题的“对话”,而且邓小平“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信息还初步透露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态度:一方面,中国方面绝对不会在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问题上对英国人让步,“英国管治”无论以什么形式过“九七”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为了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中国方面也不会在“时机成熟”前“匆匆忙忙地”收回香港——“收回香港”也不会改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香港的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因此,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就逐步将与中国方面进行的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外交交涉集中在“解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新思维”和具体政策上来。

(五)

1979年3月邓小平会见麦理浩“面对面”地迎接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以“土地契约”问题突然“发难”的挑战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关于“国家统一”的“新思维”——“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正在酝酿过程中,其具体政策尚未出台,而且其设计主要是针对台湾问题的,如“一个中国”的原则,如“两只手”的原则,如“尊重现实”的原则,如“特殊地位”的原则,等等。邓小平讲:“‘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36) 但是,由于英国人在“九七大限”的压力下不得不将“冰封”的香港问题提前“解冻”,解决香港问题的国内、国际形势和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争取未来解决香港问题的中英两国外交谈判的主动权和控制权,邓小平在继续倾主要精力于解决“国家统一”的“重中之重”——台湾问题的同时也开始逐步将解决香港问题纳入议事日程,开始考虑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维”适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并根据其基本精神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形成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和在1972年中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逐步形成的以“1997年”为解决香港问题的“成熟时机”的决策和特殊政策进行战略性的调整。邓小平会见麦理浩时阐释的“制度不变”的新观点就是“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香港问题上的具体化。当然,主要是针对台湾问题而设计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在适用于香港问题时有比较大的难度,虽然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均事涉“国家统一”的问题,但是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的性质毕竟不同——一个是国内的“历史遗留问题”,要通过一国两岸的政治谈判来解决;一个是国际的“历史遗留问题”,要通过中英两国的外交谈判来解决。而且解决香港问题还关系到一个“结束英国殖民主义”的问题。因此,邓小平不能不考虑“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如何“香港化”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在直接参与对于香港问题“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国家统一”的战略、策略原则和解决香港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有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理性认识。邓小平首次公开介入香港问题,是在1974年。1974年5月25日,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与访华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的会见。“毛主席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指在座的年轻同志)的事情了。”(37) 当天晚上,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香港问题作为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将“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邓小平说:“尽管中英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我们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交朋友,发展关系。”(38) 1975年、1977年,邓小平会见第二次、第三次访华的希思,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也都重申了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邓小平晚年以麦理浩访华“解冻”中英两国之间“冰封”的香港问题为历史契机而发轫的关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题”和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大背景下逐步成型、成熟的。当时邓小平进行的“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的设计欲“解惑”的主要难题是:一方面,由于“结束英国殖民主义”是关系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问题上没有让英国人“讨价还价”的空间,而且,“1997年”是“香港回归”一个绝不允许“过期”的时间底线;另一方面,具体在什么时间、具体以什么方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也必须考虑如何尽可能地减小中英两国通过外交谈判的“和平”途径“圆满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阻力和冲击力,必须考虑如何维护“香港回归”前、后“旧香港”、“新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香港资本主义“自由港”和“国际经济中心”的经济地位、经济资源、经济价值为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邓小平是在研究“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如何“香港化”的过程中对自“1949年的香港”至“1979年的香港”的“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的。由于英国占领香港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掠夺性的殖民”,而是为了开发经营其为英国商品、英国资本进入亚洲市场、进入中国市场的“滩头阵地”,开发经营其为英国、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亚洲、与中国发生经济联系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因此,英国人登陆香港之初即宣布香港是“自由港”,并一直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整整100年以转口贸易为单一经济结构的慢速、匀速发展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70年代,香港经济进入了工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快速、加速发展时期。短短的30年,香港经济经历了由传统的商业中心和单一的转口贸易的经济结构向新型的工业中心和多元的、复合的国际经济中心的经济结构的嬗变,经历了由近代化经济形态向现代化经济形态的嬗变。这30年,是香港开埠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建设成就最多、经济面貌变化最大的30年,是紧紧追逐世界经济大潮创造香港经济奇迹、创造“香港现象”的30年。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个普普通通的转口贸易港,其经济实力尚逊于中国内地的大城市上海、广州,一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过几十亿港元,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不过几千港元,至1979年中国内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后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和“东方明珠”、一个举世瞩目的新兴工业地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制造业中心、国际运输中心、国际旅游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其经济实力足堪与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相提并论,一年的进出口贸易额高达几百亿港元(1978年约630亿港元、1979年约858亿港元(39)),人均本地生产总值高达几万港元(1978年总值约692亿港元,人均约15000港元;1979年总值约873亿港元,人均约18000港元(40))。香港经济腾飞只用几十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当然,必须指出的是:“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41) 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题”和工作重心自“阶级斗争”转移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解决香港问题与解决台湾问题一样,“一国两制”的“新思维”都不能不将“制度不变”以维护其“稳定和繁荣”为“国家统一”的一个战略出发点和支撑点。

为了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香港化”,1979年3月麦理浩访华一结束,邓小平即开始对香港问题进行了逾三年时间的调查研究,以“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台湾方案”为蓝本,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决策和政策,为自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基础。

注释:

①邓小平:《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②邓小平:《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24)(25)(3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410、430、442、465、474、478、500、500~501、501页。

⑩197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11)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12)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87.12)》,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页。

13)廖承志:《香港出版工作要从香港的实际出发》(1978年8月19日),《廖承志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0页。

14)(英国)彭定康:《东方与西方——彭定康治港经验》,蔡维先、杜默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中文版,第22页。

15)(16)(20)(21)(29)(30)(32)(34)(英国)罗拨·郭瞳:《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香港明报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第68、58、72、69、78、79、79、78页。

17)邓开颂、谢后和:《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18)David Owen,Time to Declare,London,1991,p.407.(欧文:《宣告之际》)。

19)White Paper:A Draft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Hong kong,Government Printer,September,1984.(白皮书:《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草案》)。

22)(23)(27)钟士元著:《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20页。

26)(28)《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的谈话》。

33)钟士元:《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35)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1997年编印,第6页;(英国)罗拨·郭瞳著,岳经纶等译:《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香港明报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第88页。

36)邓小平:《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37)毛泽东:《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1974年5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

38)《邓小平副总理在欢迎英国前首相希思的宴会上的讲话》(1974年5月25日),1974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39)《香港经济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102页。

40)《香港经济年鉴1980》,香港经济导报出版社1980年版,第二篇第3页。

41)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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