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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巫宁坤先生的《孤琴》
作者:王友琴      时间:2019-08-13   来源:
 

王友琴(英文名:Youqin Wang ),1952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曾作为知青下放云南。1979年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得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中文,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 、知名的文革研究学者 。

阅读这本书以前,巫宁坤先生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问起我做的文革历史研究怎么样。我说,我尽力做,但总的来说是非常不够。于是我提起俄国人为他们的近期历史所做的工作。他们有一批高质量的历史书籍,即从《古拉格群岛》到被称为“第三代”作品的《古拉格历史》等书的撰写。他们有一批高质量的个人回忆录,其中包括斯大林时代的走红作家西蒙诺夫的回忆录,因为对历史和自身做了比较深刻的反省而得到好评。他们做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收集工作,其中包括把1,345,796名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名字和简历做在光盘上,把莫斯科城的12,000名受难者按照街道名称和门牌号码列出而成为一份受难者地图。

巫先生说话一贯诙谐风趣。记得1990年代初他在英文版《一滴泪》新书发布会上提到,他是扬州人,那里出过“扬州八怪”(画家),他愿为“第九怪”。可是对我的以上叙说,他的反应却严肃得有点出乎我的预想。

他说,那是因为中国文人有和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的传统。中国文人是“士大夫”,学而优则仕。换了皇帝,换了朝代,换了服装还照样做官。我的同代人中,有的人非常聪明,而且不但受过很好的传统中国教育,也有机会到西方著名大学留学,比我受到的教育远为完整系统,可是没有能在思想和学术方面真有建树,甚至“曲学阿世”,令人惋惜。

按照我的理解,他的这番话不仅仅是一个泛泛的观察,而且表明了他自己的价值追求。因而当我开始阅读《孤琴》的时候,我不但注意他写的人和事,也注意他怎么克服中国文人缺乏一以贯之的原则和追求真理不够认真的弱点。

和他的上一本书《一滴泪》中文版不同,《孤琴》由许多独立的短篇文章组成。《一滴泪》是自传,以时间/年龄为主线,记叙了他在1950年从芝加哥大学留学回国到文革的生活,如何在一系列的政治迫害运动中经历了“坦白交待” “劳动教养” “斗争会”“牛棚”以至“插队落户”。《孤琴》则是他一生中的许多短故事。余英时先生在序言中形容说,《一滴泪》是经,《孤琴》是纬。这是很准确和有趣的描述。

《孤琴》中的文章,一部分是关于文学作品的,从中国的杜甫、沈从文到外国的惠特曼、费滋杰罗(他翻译的《了不起的盖滋比》的作者)等等,都有非常精彩的说明。他本人作为“右派分子”被抓进北京的半步桥监狱时,他带了一本杜甫诗选和一本英文的《哈姆雷特》。他一生的坎坷经历使得这两本书的文学意义得到了空前的彰显。在缺少宗教传统的中国,文学的意义可能也应该超越文学在其他国家或文明中的作用。他的这些文学评论,实在值得学文学的大学生认真一读。我也真希望他们能够读到。

书中还有很多文章写了他的师辈和同辈学者。一个动人的故事是关于沈从文的。在西南联大,沈从文是老师,但巫宁坤并没有上过他的课,只是在1950年代初拜访过他。1973年,沈从文先生给在安徽农村被“专政”的巫宁坤一家写去了分别长达六页和八页的信。那可是一个朋友家人都要互相“揭发”不敢说真心话的时代,一个日记和通信都可以被当作罪证判处死刑的时代啊。巫宁坤先生把信念给全家听,连10岁的小儿子都听哭了。

这个故事无疑会帮助理解沈从文的作品,也展示了人在苦难中的崇高情谊。我也喜欢巫宁坤先生讲述师友的笔调。他显然挑选了他喜爱的人,但写的绝不是一般性的名人轶事,而像是在和他所描写的人物一起认真地探索怎样做人与治学,怎样保持自己精神世界的整合。所以他的赞扬因不是应景之论而感人,他的批评因充满了同情和谅解而深沉。在对他人的追忆中,也看得到作者的智慧和境界。

书中最有分量的文章,要数《燕京末日》一篇。而作序的余英时先生也追忆了他的燕京时代,正好补上了巫宁坤到达之前的那段描述空白。燕京大学在1952年被取消,校园归了北京大学。

然而“末日”的意思并不仅仅在此。他们共同写出了人怎样被迫害(仅仅燕京大学的5名英文教授中,1957年,3名男教授全部划成“右派分子”,两名女教授的丈夫也都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两名女教授一人“自杀”,一人精神失常。两名男教授和两名女教授的丈夫都被迫害致死),也写出了人的道德怎么被改变(学生揭发老师,老师揭发校长),写出了学术风气怎么被改变,也写出了即使是那些积极追随革命的人、甚至是领导革命迫害他人的人,也在最后被迫害致死。

这一场转变、毁灭或者如权力者所说的“革命”,由他们实在而明晰地刻画出来了。除了关于生命和人权的主题,他们其实还讨论了知识分子的道德问题,也讨论了有深度的事关学术和教育两大重要领域的重要问题。这不仅仅是燕京大学的事情。这些题目应该由更多的人来写,也应该由未来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进行研究,不过现在还少有人考虑。

我注意到,北京的一位作者刘自立已经在关注和思考。他的父亲毕业于燕京大学,投身共产主义革命,1949年后成为高级干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刘自立是另一代人,同样关注燕京历史和历史背后的道德与理念。至少在这一方面,现在可以说“孤琴”不孤。

十几年前,一位生于1950年代的朋友形容她那一代人,“出生就挨饿(指1959-1962的大饥荒),上学就停课(指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校全面停课,学生只从事“革命造反”和学习毛泽东的书),长大没工作(文革中绝大部分十六七岁的人都只能“上山下乡”当农民),生娃只一个(指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每家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她还说,我这一代人长大时用过“粮票,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肥皂票……”就是没有用过“选票”。

尽管她嘻嘻哈哈油腔滑调,其实她心里是在严肃地考虑自己的人生。她也并没有用这种发牢骚的说法来为那一代人的缺乏知识及能力辩护,而是话锋一转说,上一代人(出生于1920至1930年代)不同,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也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相比之下他们有较多思想资源,为什么他们连自己经历的惨痛历史都没有能力记录和分析?

她的观察并不背离事实,但是只能当作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笼统的观察和指责。作为个人,巫宁坤先生就是一个反证。他以近90岁的高龄(他生于1920年),在去年和前年出版了《一滴泪》和《孤琴》,两本书都长达四百多页。他用他的笔,记事实,明因果,辨是非。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真理。

其实,并不能说俄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截然不同。孔子强调“士志于道”,孟子也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志于道”和“有恒心”,在中国传统中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与少的问题。只有个人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才能使其由少变多。而这责任,也应该由几代人共同来承当。巫宁坤先生正在通过他的书写,发展中国文人追求真理的传统。他奏响了他的孤琴(这典故来自唐诗)。让我们听到他的琴声中的召唤。

写于2009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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