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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向阳、黄文治: “永不启用”:戴季英与肃反及其多舛命运之生成
作者:辛向阳、黄文治      时间:2019-08-09   来源:
 

【内容提要】戴季英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一生历经国民革命、苏区革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属于资历深厚的开国功臣,但建国后即淡出政治舞台,命运极为多舛。综合考量,与其革命阶段的疯狂肃反及建国初的邀功要官有直接关联。戴季英因革命阶段肃反所遗留的政治污点影响,建国初即招致贬斥、不被重用,其后又一边要求河南省委及中央重新评估其历史问题,一边向毛泽东及中央邀功要官。在这个过程中,也说了不少突出个人、反对领导之犯禁之语。这都直接触怒了毛泽东及中央,最终招致开除党籍、公职,并被“永不启用”。

【关键词】戴季英;毛泽东;老革命;肃反;邀功要官

文章来源:《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6日。

鄂东北的红安县(原名黄安县)[1],是全国闻名的将军第一县,出过众多的老首长、老将军。在众多的老首长、老将军之中,也出了一位极富争议的戴季英。其作为一名曾经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颇多贡献的老革命,却在新中国成立三年后即被开除党籍、公职,不到十年又锒铛入狱。这在中国革命史上虽说算不上空前绝后,但肯定是极为少见之个案。因戴季英的特殊地位,目前学界有关戴季英的研究,极为稀少,仅有的两篇文稿,也只停留在戴氏个人史及履历的简要梳理层面。[2] 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挖掘与探讨。

一、命运多舛的“老革命”

戴季英,又名继英,1906年2月28日出生于红安县北、鄂豫交界的七里坪镇檀树岗戴世英村。[3] 其在党内的革命资历颇老。1926年加入共青团员,1927年又转为中共党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运动开展得不错的黄安,自然成为国民党镇压的重点。黄安城头张榜捉拿的92名共产党员中,就有戴季英的名字。血雨腥风之中,其没有被吓倒并退缩,而是与郑位三、戴克敏、吴焕先等人一起,在县北七里坪重新组建了中共黄安县委,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在县北领导农民自卫军与革命群众坚持斗争。同年11月13日,著名的黄麻暴动开始,戴季英作为暴动总指挥部成员同时还兼任七里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成为黄麻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里,笔者有必要就黄麻暴动的总指挥问题赘言几句。1983年,麻城县党史办的雷世贵与博物馆的白开基同志在河南省郑州走访戴季英的时候。戴季英说了一句令人惊异之语:“总指挥和党委书记是戴季英,起义中心是黄安,办事全靠我的工薪三十元。”[4]

各种史料记载的传统观点一般认为,黄麻暴动的总指挥均是潘忠汝、副总指挥吴光浩。当戴季英突然讲出这样一段话,不得不引起鄂豫皖三省党史方面的重视。为此,红安县党史办派出人员就这一问题分别采访了颇多当年黄麻暴动直接参与者,其中包括:周业成、吴世安、郭述申、程启光、曾传六、徐深吉等几位老首长,他们都肯定黄麻暴动的总指挥不是戴季英,而是潘忠汝,但也承认戴季英参加了黄麻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是黄麻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5]

其实,戴季英本人在1944年7月所写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6]一文和1984年出版的《艰苦历程》一书的《黄麻起义前后》[7]一文中谈到实际行动的总指挥是吴光浩。当时并没有提到自己是总指挥。为什么在事隔多年后,其却提出黄麻暴动的总指挥实际是自己呢?按照相关史料的记载,黄麻暴动前,黄麻特委召开会议,遵照湖北省委的指示,成立了黄麻暴动行动指挥部,潘忠汝为总指挥,吴光浩为副总指挥,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吴焕先、刘文尉、汪奠川、王秀松、王志仁等分别担任行动指挥部各项组织领导工作。而戴季英与曹学楷除负责黄安七里、紫云、城关等区农民义勇队进行整顿和扩编外,还要过问党团的日常工作。戴季英同时还兼任七里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而暴动的当天下午,义军两万余人就是在七里坪集结前往县城的,从这一点来看,戴季英在黄麻暴动中所负责的工作任务应该相当重。加上戴季英回忆暴动指挥部成立的会议上,潘忠汝并没有到会,因而,其可能觉得自己在这次暴动中所起的作用较大,才有自己是总指挥这么一说。或者说,是其在晚年思维不大清楚的情况下才有此一说。这也只能成为一个谜团。即便这样,其作为黄麻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没有争议的。

鄂豫边根据地开创初期,戴季英代理黄安县委书记、黄安农民暴动总指挥,主持县委工作。按照当时省委的要求,黄麻暴动新组建的第七军隶属黄安县委领导,也就是说,戴季英实际上也是第七军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戴季英是省委委员。之后,又出任红二十五军的七十四师政委。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征。根据地重建红二十五军,其为政委,同时兼任七十四师政治委员、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红二十五军长征前夕,戴季英改任军政治部主任。以后又分别先后担任了红二十五军参谋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中共鄂陕特委书记、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

抗战爆发后,戴季英担任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高敬亭错杀后,原四支队改编成四、五两个支队,其任新的四支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作为新四军的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七大”。1944年夏,其受中央委派,与王树生一起赴河南,出任中共河南区党委书记、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以后,还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等职,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参与了鄂西北根据地的创建,任鄂西北军区政委。

建国初,戴季英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的职务。不过,1952年2月12日,河南省委即作出了开除戴季英党籍、公职的决定。并于22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了这个开除决定。这个决定在肯定戴季英“几个革命时期,对党对人民曾经做了不少工作,有过相当贡献”前提下,重点将其错误归纳为四点:“首先,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其次,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再次,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最后,压制民主, 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因此“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省委并建议省与开封市人民政府及各种革命组织撤消其一切职务。省委号召开封及河南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从戴季英的错误中受到教育,为彻底肃清类似戴季英的错误思想而斗争”。[8]

就在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公职三年之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说:“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9]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安县编《红安县革命史》,作为主编的郭家齐曾多次采访过当年在红安战斗和生活过的一些老首长、老将军,其中就包括戴季英。据郭家齐事后说,戴季英在被开除党籍、公职后不久,就被监视居住了。当年,其采访戴季英的时候,戴季英说被抓那天,其正在开封家中吃饭,听见外面有人喊他,就出门察看,哪知一出门就被蒙上双眼,带进车中,后来才知道,其是被押到了郑州。1960年判刑15年,本应该是1975年出狱,却又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其仍被监视居住。这期间,包括郭述申、韩先楚、周世忠等一大批原红二十五军的老同志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帮助戴季英说话,希望其能过一个安享的晚年。在他们的努力之下,1982年后,戴季英被解除监视,搬进河南省委北院,原省委书记潘复生住过的房子里居住。

1984年4月,戴季英的问题才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予以平反,恢复了党籍和省级干部的待遇。1997年10月28日[10],戴季英病逝于郑州,享年92岁。

二、极左的“肃反专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曾在湖北省红安县革命博物馆工作,下乡调访时,经常住在戴季英的家乡戴世英村。每每与村民谈及戴季英,村民更多的是一声不置可否的叹息和哀婉。末了,他们总会加上一句:“革命不容易啊,一家人就死得剩他一个了”。

戴季英的父亲叫戴寿云,大革命时期,曾与董必武有过交往,属于一个支持革命的开明知识分子。1933年冬,父亲被国民党活活烧死,母亲吴氏被当地土豪打死。戴季英有弟兄五人。五人排行分别为戴先元、戴季伦、戴季英、戴先进、戴继文。除戴季英外,其余四个兄弟全部为革命牺牲。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其二哥戴季伦,比戴季英大3岁。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黄安早期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为中共黄陂县委书记、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常委、皖西北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等职,因生性耿直,在对待富农问题上与鄂豫皖省委存在分歧,在红二十五军的肃反中被错杀。革命阶段,戴季英一家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应该说,回到常情常理的历史研究,一个为革命而付出巨大牺牲的家庭走出的革命幸存者,应该说是不可能站到革命的对立面而借肃反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也正是从这一朴素的认识出发,笔者曾多次尝试分析戴季英充当肃反急先锋的心态,却一直找不到史料及理论的支撑,直到新近发现的一份袁克服及张广才、曾传六等老首长的合集谈话录,才初步解开了笔者关于这一问题的心结。

袁克服、张广才、曾传六等老首长等在谈话中就说:张国焘等主持鄂豫皖苏区反富农及肃反时,“戴季英是很老的同志,也被不相信,特委省委都不要他,以后调到保卫局工作,名义上是工作,实际上是监视”。[11] 这句话是关键,也是要害。我们都知道,1931年4月,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后,为加强政治控制及民众动员需要,执行王明极“左”路线。其在根据地大力整肃富农、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方领导群体,以图改造中共党政军群组织,并提出“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的论调。[12]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鄂豫皖开创时期的一大批富农、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成分的地方领导群体均遭到无情整肃,甚至是肃杀。面对这些情况,被监视状态下的戴季英在担任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时,为了表明自己革命的坚定性,在疯狂肃反过程中,即选择大搞“逼供信”来撇清自己,并献上自己的一颗忠心。而之后扩大化的鄂豫皖肃反、红二十五军肃反及陕北肃反,戴季英作为具体操办人,都深度参与其间,这基本都是历史情势及戴季英个人极左思维惯性共振之结果。笔者认为,这对戴季英在肃反时的分析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

据《刘华清回忆录》记载:“对戴季英,红二十五军的老同志都了解,这个人思想比较左,办什么事爱搞点神秘性,鄂豫皖肃反时就错抓过人”。[13] 《刘华清回忆录》有关戴季英与肃反之关联,讲述了部分事实,但不仅仅如此。实际上,整个鄂豫皖苏区肃反、红二十五军肃反及陕北肃反,戴季英都深度参与其间,这也成为其一生最招人诟病的地方。不过,有关戴季英与肃反关联,保存的档案史料中记录甚少,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及谈话录中做部分勾勒。

戴季英与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情况。据曾在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工作的丁武选在事后回忆时说:“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戴季英同志最了解,……审讯在西关外一个小院子里,一九三一年十月,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红军将领都是那时杀害在此处的。那时戴季英带着几个人到这里审讯许等,被害在这所院子里,将他们用绳子勒死的。保卫局一个勤务员来通知叫我们一个班的人把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几个人的尸体抬到西门外一个山沟里埋掉。回来后,我几天都没吃好饭,回想起那时的事,心里就不好受”。[14] 丁武选还说:“肖方、许继慎、方英、熊受暄、周维炯十几个高级干部是1931年古历八、九月间(已经下霜了,感到有些冷了)被害的。头天晚上执法队都把他们一个一个叫出去,我在放哨,没有见送回来。第二天晚上,我们一个班都叫去了,两个人拿一根毛竹抬尸首,一看都是我们看守的‘犯人’。他们都是用绳子勒死的,脖子上有印子,十多个尸首都放在新集西门外,一个门朝南,跟戴季英的一个院里的一间房里。当时我们把尸首埋在西边山洼里。这是千真万确的,以后知道这是被张国焘肃反杀害的。当时戴季英担任省保卫局审讯科科长,前几年,我一次在北京开政协会议时,徐向前元帅也证实戴季英当过保卫局审讯科长。徐帅说:‘张国焘带我到保卫局审讯科去看过,并在审讯科见到了戴季英’”。[15] 丁武选的两次谈话录都直接点出了戴季英与鄂豫皖苏区疯狂肃反直接关联性。

戴季英与红二十五军肃反情况。据徐海东在《生平自述》说,红二十五军组建后,“全军共一万一千余人,我被任命为七十四师师长。部队刚整编起来,领导上不是全力对敌,又开始肃反。师政委戴季英同志亲自下手,把二二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我当时十分惊奇,问政委这是干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他说:‘肃反,干什么?!’逮捕人不让我知道,审讯也不让我参加。一天,我听政委把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那个指导员曾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时只十七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他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当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我那时虽有怀疑,不敢讲话,现在又见这样乱捕乱杀,实在不能忍受。政委见我反对,就对我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16] 据《徐海东将军传》记载,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独树镇,有人欲将郭述申以“皖西第三党领袖”的名义干掉;[17] 而到达华阳县又准备以“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杀掉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18] 对于当时准备发起此两件大事的人,徐海东用了一个名称叫“那些肃反专家”,[19] 然而,在红二十五军中,谁能有这么大的权力来操持此两件事,只有戴季英可能性最大。

戴季英与陕北肃反情况。当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后,陕甘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在中共陕甘晋省委的主持下,发起了肃反运动。李维汉在其《初到陕北(征求意见稿)》一文中说:“当时的西北保卫局局长(原鄂豫皖搞错误肃反的审讯科长)沿用鄂豫皖错误肃反的那一套逼供信办法,刑讯逼供,屈打成招,逼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张慕陶右派’、‘反革命’等”。[20] 这里所指的西北保卫局局长实际上也不点名的道出了戴季英。按照屈打成招人员的口供,一场针对陕甘边区根据地党政军的肃反大逮捕开始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华、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区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21] 刘志丹逮捕后,被戴上了沉重的手铐和脚镣,其家属也遭到株连,妻子被编入劳改队。[22]《习仲勋传》中记载:保卫局长戴季英多次鞭打张庆孚。[23] 习仲勋、刘景范在刘志丹被逮捕后,也以“党棍”罪名,开除出党,撤销职务,随即被捕。被派到陕甘边执行肃反任务的执行者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等200多优秀干部。从而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分裂,根据地陷入危机,老百姓投向军阀和国民党等。[24]

就以上资料梳理来看,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陕北革命根据地,戴季英无疑是专搞逼供信的“肃反专家”。而相较其它革命根据地,也存在类似的具体操办者,比如中央苏区的李韶九、湘鄂西苏区的姜琦、闽西苏区的林一株等人。此方面值得重视。

等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得知陕北肃反的具体情况后,立即派遣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并传达停止肃反命令。王首道等人经过仔细的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就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25] 随后,张闻天主持为刘志丹等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这次错误肃反负有直接责任的省保卫局负责人戴季英在会上作了检查,刘志丹也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宣读了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同时作出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 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 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26]

1942年底,党中央在延安召开西北高干会议,全面否定了1935年所作的陕北肃反“必要性”的结论,重新定性陕北肃反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恶性发展的产物。作出了《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认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27] 决定虽然将陕北肃反的主要责任归结到朱理治、郭洪涛的身上。但在做出的四项决定中的第二项中:“重申对戴季英、聂洪钧两同志的原处分仍然有效”。[28] 即对戴季英在肃反中的错误仍然维持了原判,毕竟肃反这种令仇者快、亲者痛的行动,不得人心。

1956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郭洪涛的申诉下,经过反复调查核实,于1960年4月,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通过了《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指出陕北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29] 于是陕北肃反的直接责任再一次落到了戴季英的头上。此时,离戴季英的党籍、公职被开除已八年有余。

历史在这里仿佛跟戴季英开了一个玩笑,其在陕甘肃反中的责任问题,由1935年定性的主要责任,到1942年定性不负主要责任,再到1960年的负直接责任,可谓是一波三折。结论在二十五年中绕了一个圈后,又再次回到了历史原点。

三、命运翻转的“关键拐点”

就戴季英与肃反问题的资料梳理来看,戴季英既是极左肃反政策的执行者,同样也是极左肃反政策受害者。从事历史研究的的学术工作者,没有必要文过饰非,而更应该反思、警惕历史背后的灰暗逻辑与蹊跷。

革命阶段,戴季英在整个鄂豫皖苏区肃反、红二十五军肃反及陕北肃反过程中,大搞“逼供信”,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及“冤烈”产生,这无疑会成为戴季英政治生涯中严重之政治污点,建国初论功行赏,即致使戴季英招致贬斥,不被重用。

建国初,戴季英只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的职务。在担任这些职务过程中,戴季英因心里不满,倚老卖老、自我标榜及固执己见,瞧不起河南省委资历不深干部,并多次在语言与行动上公开对河南省委贯彻中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表示异议,双方逐发生尖锐矛盾并造成严重后果。此可从1952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载的《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一文中窥见,据该文说:戴季英“在历史上一贯地不断地闹不正派活动,闹不团结,突出个人,反对领导,犯过几次严重的原则错误,特别是他到开封任市委书记后,其错误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在市委会上前一个时期实行家长制统治,毫无民主作风,后一个时期消极不管,陷市委于瘫痪状态”,此“已经产生了对工作、对团结、对干部、对群众的严重恶劣影响。开封市委名为党委,实际处于无核心的瘫痪状态”,这种瘫痪状态,一方面表现在“许多上级决议停放很久,不传达不讨论,许多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尤其是直接障碍了目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表现在:“开封市离省委近在咫尺,但省委从开封不能及时得到工作报告及材料的供应,影响了省委对开封市委工作的正常领导”。[30]

而多重材料也能够证实,戴季英个人邀功及权位思想确实浓重。[31]  戴季英本就认为自己1944年就出任了中共河南区党委书记,这一职务是可以与省委书记相提并论的,而今的职务与自己的功劳相比,是不对等的。因此,对中央建国初的任命极为不满。在与河南省委发生尖锐矛盾之后,戴季英随即采取了两项行动:一边要求河南省委及中央重新评估其历史问题;一边向毛泽东及中央邀功要官。

关于戴季英要求河南省委及中央重新评估其历史问题方面:1952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载的《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一文中,交代戴季英情况时,留有这样一句旁证之语即可佐证。此文点到戴季英时说:“一方面他要省委解决他的历史问题,要省委对他历史上的错误结论重新估价(就是说推翻中央的结论),这曾遭到省委的严厉的驳斥。另方面他又不满地在下边乱说乱道,说什么‘他一讲党史,别人就会垮台’,他说不同意中央对他所犯错误的结论”。[32]

关于戴季英向毛泽东及中央邀功要官方面:1951 年底,戴季英“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对河南省委领导进行了攻击,要求让自己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而毛泽东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33]

戴季英自诩为“伟大人物”,其实是个“渺小人物”。当其要求河南省委及中央重新评估其历史问题和向毛泽东及中央邀功要官,直接触及到毛泽东及中央之权威,戴季英的命运随之发生彻底翻转。

至于戴季英命运翻转的“关键拐点”,至今仍然语焉不详。不过,同样是1952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载的《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一文亦有所透露。该文认为戴季英在革命胜利之时,首先不是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而总是觉得自己的功劳大,当的官不够大,没有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这种脱离群众观点的思想,必然助长其“脑子里只有一个地主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正因为此,致使其“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他一讲党史,别人就会垮台”,并“自诩为‘民族英雄’、‘群众领袖’、‘几乎是中央委员’,他自吹自擂地说自己‘有才能’、‘有远见’,样样工作都行”,凡其“工作过的地区,把那里人民和党所艰苦创造的伟大功绩,都写在自己的账上,谁要是不这样来捧他,他就说谁是‘不尊重历史’,是‘忘本’。他喜人奉承,风头主义,处处宣扬自己,甚至不惜以流氓市侩手段,假借别人名义自己写文章来吹嘘自己,假借群众名义自己写信来感谢自己,假借画革命先烈遗像和在像上题词来抬高自己”,至于“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凡对他的错误进行斗争的人,他就认为是攻击他,排挤他,破坏他,因而他就实行报复,打击这些人;凡对他捧场奉承的人,他就很高兴地毫无原则地迁就、拉拢、提拔、包庇这些人,企图制造山头,形成小宗派集团”,而更为糟糕的是,其“始终一贯地坚持错误,发展错误,没有丝毫回头悔改之意”。[34]

《人民日报》 刊载此文,及对戴季英的要害性指责与批评,所透露的信息,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值得细细揣摩与体味。

四、未尽解决的“疑思”

戴季英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一生历经国民革命、苏区革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属于资历深厚的开国功臣,但建国后即淡出政治舞台,命运极为多舛。综合考量,与其革命阶段的疯狂肃反及建国初的邀功要官有直接关联。

戴季英因革命阶段肃反遗留政治污点影响,建国初即招致贬斥、不被重用,其后又一边要求河南省委及中央重新评估其历史问题,一边向毛泽东及中央邀功要官。这些,都直接触怒了毛泽东及中央,最终招致开除党籍、公职,并被“永不启用”。

最近这几年,网络上有关戴季英的讨论时有发起,其邀功要官招致开除党籍、公职之事,已被颇多历史小说家及时评专家演绎为戴季英建国初跑官要官及毛泽东铁腕治吏的一个标本。[35] 历史已被涂抹了一层光滑的釉彩,揭开釉彩背后的真相其实更耐人寻味。

目前,有关戴季英的核心档案资料仍未开放,学界还难以全面窥探戴季英1951年底投递给毛泽东及中央的信件以及河南省委密报给中央的有关戴季英的材料。不过从1952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载的《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一文及1988年6月8日戴季英亲笔题写的《戴季英历略》一文来看,戴季英个性中,确实存在倚老卖老、自我标榜、固执己见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其性格方面的这些缺陷,致使其在要求河南省委及中央重新评估其历史问题和向毛泽东及中央邀功要官过程中,说了不少突出个人、反对领导之犯禁之语。[36] 这些犯禁之语,无疑会触及并挑战毛泽东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所建构的党史话语体系及权力架构体系,因此也直接触怒了毛泽东及中央。“人治”时代,戴季英的人生命运注定会彻底发生翻转,以至跌至谷底。其人生最后近三十年时光基本都在牢狱及监视中度过。

纵观戴季英一生,其犯有严重的历史错误,但其并不是叛党、变节分子。对中国革命及民族解放事业也做出了颇多贡献。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曾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37] 笔者认为也正是基于此点,戴季英老人才会有1984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平反。历史评价终将回归到常识轨道上来。

注释

[1] 黄安县,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由麻城、黄冈、黄陂三县析置而成,以“地方安谧,生民安妥”之意得名。1927年,黄麻地区走向暴动,1931年12月红四方面军夺取黄安县城,随即改称红安县。

[2] 苏振兰、夏明星:《戴季英的风雨人生》,载于《湖北文史》,2006年第2期,第74-91页;方莉:《毛泽东批示永不启用的开国元勋》,载于《党史纵横》,2010年第7期,第30-31页。

[3] 有关戴季英的出生地,苏振兰、夏明星的《戴季英的风雨人生》一文认为戴季英出生于红安县松树岗程维德村,方莉的《毛泽东批示永不启用的开国元勋》一文基本上也是沿袭此说。据笔者多年来的实地走访、考察,戴季英的真实出生地应是红安县七里坪镇檀树岗戴世英村,而非陈说之松树岗程维德村。

[4] 黄文治:《戴季英关于鄂豫皖苏区史的谈话及回忆》,载于《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2032256026.html。

[5]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红安党史办派出人员采访老首长、老将军存留的谈话录中,均否认戴季英是黄麻暴动总指挥,绝大部分人肯定潘忠汝是总指挥。周业成说:“我们只知道潘忠汝是总指挥,吴光浩是副总指挥”;吴世安说:“在攻打黄安城时,……没听说戴季英是总指挥,可能是参加者之一”;郭述申说:“黄麻起义我没有直接参加,但我可以肯定戴季英不是总指挥”;程启光说:“要说黄麻起义的领导人我知道的是潘忠汝、吴光洁、王志仁、曹学楷、戴克敏,对戴季英没有印象”,“潘忠汝、吴光浩是‘四·一二’后到黄麻来的。潘忠汝、戴克敏都肯定参加了起义”;曾传六说:“戴季英那时是个学生,负责紫云区团的工作,我当时在特委工作,开大会时怎么会他在台上,我站在台下,没有那回事,他没有当什么总指挥”;徐深吉说:“总指挥肯定不是戴季英,但黄麻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参加了,他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但不是主要领导人”,“吴光浩、潘忠汝、王志仁是省委派来的,他们是主要领导人”(可参见胡耿:《对黄麻起义几个重要历史史实的考证》,载于《红安胡耿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e3f0f901000cp0.html)。

[6] 戴季英:《鄂豫皖红军历史》,1944年7月,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5页。

[7] 戴季英:《黄麻起义前后》,载于《艰苦的历程(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页。

[8]《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载于《人民日报》,1952年2月22日。

[9] 毛泽东:《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载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论党的组织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251页。

[10] 戴季英去世的准确时间,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日期是1997年11月29日,但据1997年11月7日的《河南日报》有关戴季英遗体告别仪式报道及戴季英后人言辞能够证实戴季英去世的准确时间应为1997年10月28日18时45分。

[11]《袁克服等同志谈话录:鄂豫皖苏区三0、三一时一些左的政策》,安徽省党史办藏,H07-03。

[12]《张国焘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31年6月28日,载于《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9页。

[13] 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43页。

[14] 丁武选:《谈鄂豫皖苏区保卫工作》,1982年8月7日,载于《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内部反“改组派”斗争问题的综合研究报告(附件汇编)》,内部资料,湖北省党史办藏,1986年1月,第28页。

[15] 王导平、许正刚(整理):《访丁武选同志笔录》,内部资料,六安市党史办藏,1984年4月27日。

[16] 徐海东:《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第22-23页。

[17] 张麟:《徐海东将军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99页。

[18] 张麟:《徐海东将军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99页。

[19] 张麟:《徐海东将军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99页。

[20] 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74页。

[21]《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 》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

[22] 京夫:《将军之女刘力贞》,刘力贞、张光编:《纪念刘志丹》(内部资料),转引自魏德平:《“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五期,第46页。

[23]《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 》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1页

[24]《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 》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

[25] 王首道:《殷勤的培养,热情的关怀——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坚持无产阶级干部路线的革命实践》,载于《王首道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年,第248 页。

[26]《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1935年11 月30 日), 转引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年, 第138 页。

[27] 魏德平:《延安整风对“陕北肃反”的重新定性》,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3期,第24页。

[28] 魏德平:《延安整风对“陕北肃反”的重新定性》,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3期,第25页。

[29] 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87页。

[30]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载于《人民日报》,1952年2月22日。

[31] 有关戴季英邀功及权位思想浓重问题,恐怕还不是中央、河南省委及《人民日报》的凭空指责。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红安党史办的郭家齐等人采访戴季英时,戴季英每谈一会,就会兴奋地说:“你们晓得不?我马上要去中央当副总理了。”二、笔者新近发现一份新史料,这份新史料是戴季英1988年6月8日应中央某处要求亲笔题写的《戴季英历略(1907-1946)》一文,在这篇历略当中,通篇都透视出戴季英个性中的邀功及权位思想浓重问题(可参见戴季英:《戴季英历略(1907-1946)》,河南省党史办藏,B424-17)。从这两个小处即可见一斑。

[32]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载于《人民日报》,1952年2月22日。

[33] 方莉:《毛泽东批示永不启用的开国元勋》,载于《党史纵横》,2010年第7期,第31页。

[34]《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载于《人民日报》,1952年2月22日。

[35] 萃岚:《看毛泽东咋整治跑官要官》,载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103/15797966.html;残阳如血:《毛泽东铁腕治吏》,载于《中华论坛》,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4/88/30/7_1.html。

[36]  比如《人民日报》1952年2月22日刊载的《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一文所登戴季英突出个人、反对领导之犯禁之语就有:“他一讲党史,别人就会垮台”,等(《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载于《人民日报》,1952年2月22日)。比如1988年6月8日戴季英亲笔题写的《戴季英历略(1907-1946)》一文所表达的突出个人、反对领导之犯禁之语就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政局大变,中央省委从武汉调出一批共产党员去外地为进行起义的领导,我是其一,我被派遣去黄安参加两湖起义、秋收起义。……我领导发起了这一大块工农联盟。依靠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起义,打下了黄安县城,歼灭了敌人,完全胜利成功。夺取黄安县城,这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有的第一座县城,……当在两湖起义时,毛泽东先生在湖南有万余军队的武装,为领导发动平江起义的主干力量,毛先生领导失败了,被平江敌军一个营三四百人完全打败,消灭了,我在湖北黄安赤手空拳,与毛先生在湖南平江同时,我比他早七天领导发动了以黄安为中心的黄麻农民起义,完全胜利成功,毛先生在湖南平江领导起义完全失败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真危急,而我在湖北领导的揭竿起义的伟大胜利支持了两湖起义的局势,为两湖起义的支柱,为全国继续秋收起义开辟了道路”,“开封解放后,我被分配去开封任中共市委书记,希特勒轴心的东亚情报局?清朝宣统溥仪皇帝的保皇派,在开封举行‘二八’叛乱政变说:戴季英强于毛主席。比毛主席重要?把戴季英打下去,‘二八’政变我遇难。多年了,同卑鄙的谋杀危害斗争,至今我幸存在”,等。之前在一些场合估计不会少提这些突出个人、反对领导之犯禁之语(戴季英:《戴季英历略(1907-1946)》,河南省党史办藏,B424-17)。

[37]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载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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