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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
作者:沈登苗      时间:2019-08-02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内容摘要】 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等一组批判文章,为即将实施的恢复高考制度扫清了思想障碍。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成为解放思想、否定“文革”和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其巨大的积极意义应该充分肯定。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组批判稿在史料运用和行文上极不严谨。本文在已有的质疑、批评的基础上,从史料的层面做进一步的澄清和反思。

【关键词】两个估计;真实内容;“版本”归属。

【作者简介】沈登苗,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一书。

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年第12期,同时刊登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以下简称《论战》),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署名该报记者的《“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以下简称《炮制》,下文同时渉及两文时称此文为《批判稿》)。《批判稿》揭开了批判“两个估计”的序幕,以后数十篇批判“两个估计”的专论和上百篇涉及“两个估计”的文章,它们的主要材料和观点,皆出于此。  

《批判稿》首先提出,在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全教会”)及其会议纪要(推知,以下简称《纪要》)上,“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由黑干将迟群“挂帅”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炮制了所谓的“两个估计”,旨在造成“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的“私货”之事实。《批判稿》提炼的“两个估计”的核心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但笔者梳理史料后发现,“全教会”及其会议《纪要》,始终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注。迟群“挂帅”是毛泽东指定的,张春桥、姚文元审查修改,是受周恩来委托的。二号字体的会议简报每期必报送毛泽东。周恩来应该通读过《纪要》讨论稿全文。《纪要》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由毛泽东圈阅。其组织程序,可谓中规中矩,说“私货”讲不过去。更要澄清的是,《批判稿》归纳的“两个估计”的内容,与《纪要》有较大的出入,此“估计”非完全是彼“估计”。故本文拟从史料的角度,对会议的经过和内容做一陈述和澄清,分析《纪要》出台的历史背景和话语归属,讨论如何看待毛泽东和谢静宜之间的谈话;肯定《批判稿》在拨乱反正中的巨大作用,同时指出其史料运用不谨和文风粗暴的不足。希望本文有助于对“两个估计”的是是非非做出判断,并警醒我们吸取历史教训。

一、“全教会”及《纪要》产生的经过

《批判稿》没有对“全教会”的产生做必要的介绍,《纪要》则连提也不提。此后的一系列批判文章,也大都语焉不详。  

现主要根据当时周总理的联络员、“全教会”会议领导小组主持人、后出任教育部长的刘西尧回忆录,对“全教会”召开和会议《纪要》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经过陈述如下:继毛泽东1968年7月21日发出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后,《红旗》杂志1970年第8期(原文误记1971年第1期),发表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专辑》,内载有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以及毛泽东委托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等文。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1971年2月14日,国务院起草了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通知,周恩来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照发”。4月12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刘西尧、迟群于前一天提交的会议具体开法与领导问题的请示,并指定李四光(会议召开当日生病,第二天逝世)任领导小组组长,徐景贤、刘西尧、严峻、迟群等任副组长。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各一人参与领导小组。

会议于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了各省和军队主管教育的领导,还有198所高校的代表,共631人。

由于会议实际由毛泽东指定迟群负责,故“全教会”纪要由迟群主持起草,经过18次讨论、修改。根据当时政治局分工,周恩来委托分管文教工作的张春桥、姚文元审查修改。7月2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天,有15页的《纪要》油印本在内部发放。8月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1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下发全国1。

会议期间,毛泽东给谢静宜打过对“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等招呼(详后)。又据披露,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认为是上面提到的同一会议)的《纪要》讨论稿,没有毛泽东1961年7月30日《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即《七·三0指示》的内容,是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指出必须把毛主席的《七·三0指示》和《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都写进‘纪要’”2。这说明,周恩来应该通读过《纪要》讨论稿全文,而且也认可了当时的教育革命3,即办大学的形式。    

由此可见,“全教会”和《纪要》始终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注。也正如李钢所说,毛泽东对此会“是非常关心的。为了便于毛泽东阅读,会议简报是用二号字体印刷的,每期皆报送毛泽东” 4。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批判“四人帮 ”初期,人们仍盛赞“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下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

故《纪要》及其“两个估计”是怎样产生的,人们不难分辨吧!

二、“两个估计”的由来、真实内容及《批判稿》的文风

先说一个有趣的现象。《批判稿》发表后,“两个估计”作为一个概括语,已广为人知,相关文章数以百计。可“两个估计”的最初出处,恐怕今天还没有弄明白。根据《批判稿》的理解,“两个估计”应出自《纪要》。可一万余字的《纪要》原文,是没有“估计”一词的。据刘西尧的回忆,至迟在“全教会”召开期间,毛泽东与谢静宜谈话时,已有“两个估计”一词。并指出,谈话内容既有对“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等招呼,又有毛泽东“讲了肯定‘两个估计’的话”。但刘西尧没有提供“两个估计”的具体内容6。这说明,在《纪要》形成前,已有“两个估计”一说。换句话说,“两个估计”的原始出处和最初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笔者粗略地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发现1966—1976年期间的文献,较早出现“两个估计”一词的文章,是秦怀文1974年1月5日发表的《再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一文。秦文归纳的“两个估计”是:“解放后17年在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原有教师队伍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两个估计’,是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对17年教育阵地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知识分子在路线斗争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从文教阵地开刀,工人阶级所以开进学校的重要依据;是指定教育革命一系列方针、措施的重要前提。否认这‘两个估计’,就会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会从根本上取消教育革命。”7这个归纳,不仅是本人所见唯一保持了《纪要》原汁原味的“两个估计”,而且就“两个估计”出台的依据、与“文革”首先向文教开刀的因果,以及“两个估计”的作用,在当时的背景下,阐述堪称精当。

为便利讨论,笔者认为,“两个估计”中的第一个估计,可简称为“资产阶级专政论”;第二个估计,可简称为“资产阶级世界观论”。

从秦文发表至《批判稿》出现前,本人所见的十来处“两个估计”中,第一个估计都基本一致,第二个估计却无一不走样。那么,《批判稿》中“两个估计”的内容怎样呢?

《炮制》8云:“‘四人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成就,胡说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们还把十七年我们党领导下的学校污蔑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把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说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战》还在“资产阶级专政论”后,加了一个“黑线专政”,在“资产阶级世界观论”后,加了一个“臭老九”。

现笔者按先后顺序,对上述的“两个估计”,与《纪要》原文进行逐条逐句的比校。

(一)“资产阶级专政论”

1.“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与原文同。

2.“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与原文同。

3. “把十七年我们党领导下的学校污蔑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

‘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此条原文是:“文革”前17年,“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还比较有力量,他们就竭力使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成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9笔者理解,原文是对所谓把持教育的资产阶级的控诉,而可否直接说成是把“十七年我们党领导下的学校污蔑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尚可商榷。

(二)“资产阶级世界观论”

1.“把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说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此条原文是:“对原有教师队伍要继续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原有教师队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涌现出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

对本条需要做重点解析。首先,对“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的估计对象,仅指“原有教师”,即“17年”中的高校教师,而不是泛指“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按《纪要》,就把估计对象放大无数倍了!而且,在“原有教师”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的估计前,首先肯定他们“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评价,比所谓的“毛主席指示”的评价还要高。因为在毛主席指示的多种版本中,是没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条的。遗憾的是,《批判稿》把《纪要》中对十七年中广大教师非常重要的这一句评价,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主体的评价,切割舍弃了!拥护谁和为谁服务,是立场和行动,远比作为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来得重要,且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10事实上,《论战》的作者自己也认为“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把这最主要、最积极的评价,在一个完整的句子中删除,《纪要》对“原有教师”的总体估计就大走样了。以至把一个肯定为主,否定为次的评价,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否定评价,以此激起广大读者尤其是教师对“四人帮”的仇恨!

2.“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纪要》全文,有四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字样。其中两处引自毛泽东的话,可以排除。一处原文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联系下文的“工人阶级掌握教育阵地的领导权”,这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是指领导阶层,也可排除。还存一处,就是上揭“……他们就竭力使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是不同的概念。因此,“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句能否成立,也是可商榷的。

至于“黑线专政”和“臭老九”二词,《纪要》原文是没有的。

此外,《论战》一文多次采用移花接木的方法,来开展批判。如“为了诬蔑十七年,原稿上写道:‘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张春桥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加上: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炮制》在这个问题上也采用同样的逻辑。但《纪要》中“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句话,既不针对“十七年”,也不是指“文化大革命”时期,而是讲1958年的教育革命时期。《纪要》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夺回了教育战线上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论战》有时把特指当泛指。如《纪要》原文有一句是:“甚至有的工农子弟,进了大学,受到了资产阶级的腐蚀,‘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里的“有的”,分明是特指,是指一部分人。但《论战》把此当成了泛指,直接说成“‘四人帮’……诬蔑工农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就把部分推及到整体了。

《论战》最任性的,是随意诠释“毛主席指示”。这里,暂且不谈毛泽东与谢静宜之间的私下交流能否当“指示”,也不论这个“指示的精神”是否真的“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在此,笔者只分析《论战》对“指示”中的一句是如何诠释的。《论战》披露:毛泽东说:“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我认为,毛泽东对“高教六十条”,没有全盘否定,也更不是基本肯定;确切地说,是认为并非全错。但《论战》却诠释为“再次肯定它总的还是对的”。这就把不是全错,说成基本肯定了。做如此诠释,妥当吗?

由此可见,《批判稿》不仅断章取义,而且行文粗暴。其提炼的“估计”,不少做了“手脚”,真实性值得怀疑。

三、“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是当时的主流话语

《纪要》及其“两个估计”,与其说学术问题,倒不如说政治问题,现在还不便深度讨论,本文仅从史料的层面做进一步的澄清和反思。这里的澄清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对“两个估计”真实内容的澄清;其二,对“两个估计”真实内容“版本”归属的澄清。第一个问题,前面已基本弄清。下文讨论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也包含两个方面。首先,从组织程序上讲,《纪要》及其“两个估计”,是否为“四人帮”炮制的“私货”?这个问题,前面也已做了回答,即其组织程序,可谓中规中矩,说“私货”讲不过去。其次,“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都是当时的主流话语,几乎没有新意。故接下去重点讨论这个问题。

(一)《纪要》全文及其“两个估计”,都是当时的主流话语,没有新意  

“全教会”是“文革”中期一个比较正常的工作会议,《纪要》也是应景之作,并无多少新意。“两个估计”的内容并非《纪要》刻意所为,而是比较自然地出现在文本中的。因为1971年“两报一刊”发表的元旦社论称:“今年……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改造世界观,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觉性,作为干部学习的主要课题,以此来带动各项工作的前进。”11所以《纪要》开宗明义:“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教导……着重对大学教育革命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了经验。”既然是路线教育,必然引出“专政论”;要“有力地推动教育革命胜利发展”,就要系统总结“文革”中出现的所谓的教育革命经验,“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政策”。“教改”,就是“着重”要抓的十个问题中的第四个问题。而毛泽东说过“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12。这就自然涉及对“原有教师队伍”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两个估计”的具体内容散见于《纪要》各处,而没有整段出现的原因(即使今天,如果没有相关的阅读,仅从《纪要》中归纳出“两个估计”,也是有难度的),这也说明“两个估计”非《纪要》之重点。路线斗争回顾后,占《纪要》近三分之二篇幅的是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故《纪要》的重点不是“十七年”,而是确立文革中后期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确切地说,《纪要》“是‘文革’期间关于高等教育的指导性文件”13。尽管“专政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办高校的纲领也是极左的,但《纪要》的全部内容都是当时的主流话语,没有新意。不妨以《批判稿》多次提到的《纪要》对“高教六十条”的否定为例。《纪要》云:“1961年,又通过制定高教‘六十条’,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等黑货更加系统化,加紧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炮制》认为:“这里面的‘更加系统化’、‘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是张春桥特意加上去的”。其实早在“文革”初期,《人民日报》就出现过类似的文字:“把封、资、修的教育破烂精心地熔为一炉……集中表现在《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上。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被中国的赫鲁晓夫钦定为‘根本大法’,强迫各级学校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这样,1958年以前的旧教育制度,就完全理论化、系统化、具体化、法令化了。”14那这两段文字所反映的对“高教六十条”的否定,在性质上有何不同?  

(二)“两个估计”的两个重点内容判析

没有必要对“两个估计”的内容缺乏新意做全面的论证,本节只对“两个估计”的两个重点内容是否“四人帮”“炮制”进行判析。

前文已揭,真实的“两个估计”的重点内容是以下两个:第一,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第二,原有教师队中,“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第一个内容是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功过是非的定性。既然是“定性”,没有最高层的旨意,谁有权、有胆为之?而这个“定性”,正来自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的文件。毛泽东1966年发表的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有一段那个时代的人们耳熟能详的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5九天后,中共中央发出的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又指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6不久,《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中又云:“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17“专政”是一定阶级的政治统治;文化领域中的大夺权,意味着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曾失落。正是高层这样的判断和定性18,才有人敢写真正全盘否定建国后17年的教育工作的文章,如师延红;有媒体敢登,如《人民日报》19。而“全教会”召开,乃至毛泽东逝世,至少在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指示和中共中央文件及“两报一刊”的权威文章中,这些口径从未改变过。换句话说,“专政论”作为主流话语,贯串“文革”始终。如《红旗》杂志1976年第2期刊登的、辽宁大学大批判组的《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等数篇文章,基调仍都是“专政论”和“彻底否定‘十七年’旧教育”20。因此,当时谁来撰写《纪要》,都不得不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至少是基本否定21。因为,即是刘西尧等当时“就建国十七年教育战线是红线为主,还是黑线为主”向周恩来“请示时,他还是不得不说: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教育战线开刀,说是红线为主,无法解释。”22同时,《纪要》对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总体评价,与毛泽东的“过去也有一些进步,在教育方面不能讲完全不对”的定位23,并无二致。

第二个内容是贯彻、揣摩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尽管关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大意),多次出现在毛泽东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文章中,但翻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文革”时期的文章,似未出现“原有教师队中……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类似这样的表述。也是《纪要》初稿中所没有的。张春桥如此修改,且前后各半句,都使人感到突兀,甚至使人产生对原文真实性的怀疑。当然,事出有因。

在与张春桥、姚文元讨论修改《纪要》时,刘西尧曾提出,“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两头小,中间大’的论断是1957年作的,经过十几年,在数量上应该有所变化了吧?张春桥说,不行,他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问过毛主席,毛主席说,数量上也不能变。”24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不仅是毛泽东1957年的估计,同时也是毛泽东在“全教会”期间的最新指示。由于张春桥、姚文元获悉毛泽东坚持1957年的观点,且毛泽东当时不仅下过“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结论,也同样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25的,故《纪要》把“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的话加了上去,以示引用毛泽东讲话的完整性。所不同的是,《纪要》把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估计对象,从整个知识界,收缩到十七年的“教师队伍”。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看法,周总理也同样表示无奈:“毛主席1957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讲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两头小,中间大’那句话,还是不能动的。”26

更为吊诡的是,同样是这个“教育部大批判组”,在1977年初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中,所引毛泽东1957年对知识分子现状的“科学的分析”,与《纪要》的那个估计一字不差:“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且该文紧接着还特别提示,“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27(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本文作者注)。这意味着,《论战》作者不仅应该知道《纪要》中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源于毛泽东,也认同毛泽东1957年的“科学分析”,同样适用于“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换言之,《纪要》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无论是指“原有教师”,还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是符合毛泽东判断的。难怪,《批判稿》仅截取《纪要》中“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句了。但此乃掩耳盗铃。《批判稿》割弃了其它文字,并不表示《纪要》中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真的只有“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一句。白纸黑字写在那里,谁也无法抹去。

由此可见,真实的“两个估计”的核心内容,是“文革”时代教育战线的“最强音”,《纪要》只不过是做了“传声筒”而已。

四、如何看待毛泽东与谢静宜的谈话

《批判稿》份量最重的,是“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地宣告”了毛泽东当时批驳“四人帮”的重要指示。尽管至今仍“无法搞清毛泽东是在何时、何地和何种情况下发出这个‘重要指示’”28的,但我坚信,毛泽东与谢静宜的这个谈话是有的。这倒不是《批判稿》和刘西尧、谢静宜的回忆录大同小异,而是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已具体体现在《纪要》中(详后)。只不过把毛泽东与谢静宜的这个谈话当作“指示”,再把这个“指示”定性为与“两个估计”“针锋相对”,以及“四人帮”严密封锁这个指示等定论,都是可以商榷的。

(一)谢静宜对毛泽东谈话的处理

从刘西尧与谢静宜的回忆录可知,“全教会”召开期间的6月4日,谢静宜就代表清华大学在大会上的发言提纲,向毛泽东请教、请示,毛泽东作了回答。这个谈话是边问边答29,应属私下交流。后来,谢静宜把这个内容至少透露给了实际主持“全教会”的迟群,刘西尧又偶然在迟群的笔记里看到了谈话的内容摘要。那么,谢静宜后来为什么没有在会议发言中把这个内容公开,甚或当成“最高指示”来传达呢30?

人们通常有这样一种心理,一个与自己过从甚密者,如亲戚、夫妻、同事、生意合伙人等发生变故时,往往会想到以前的同样角色。1971年中期,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如果毛林之间的关系破裂公开31,会对年迈的毛泽东的心灵产生重大打击(后来也证明了这一点,并在事实上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也许与这有关,毛泽东此时可能想到了刘少奇,可能对发动“文革”的必要性有了新的思考,抑或产生过补救的闪念?“十七年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就是这种心理的合情注脚。因为正是毛泽东退出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尤其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本人对全面主持党政领导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推行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不满,做了“过分”的判断,才 错误地发动“文革”的。

然而,毛泽东不便对“文革”作公开的反思。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实际是他对中共和本人工作的否定,那么,公开反思“文革”,就成了对自己发动的“文革”的否定。因此,作为深得毛泽东信任、懂得机要工作性质和规矩的秘书谢静宜,如果不经毛泽东首肯,怎会把私下交流,把对方一时的心灵流露,当作“最高指示”公开呢?“十七年估计不要讲得过分”,不仅仅是指教育战线,也可理解是整个中国社会。当时“文革”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若对此泼冷水,全国不都乱套了吗?对于可能改变中国社会走势的大事,“小谢”(毛泽东对谢静宜的亲切称呼)同志怎可自作主张呢?如果毛泽东想公开新的认识,他何时何地做不到?于是,谢静宜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仅在小范围内透露,以便利迟群等在“全教会”上把握尺寸,而迟群主持起草的《纪要》,也大致做到了这一点。这除了《纪要》整体上言语相对平和、对知识分子比较友善外,笔者还可举两例证之。首先,把毛泽东对张春桥和谢静宜的回答与《纪要》比较,“对原有教师队伍”的评价,后者比前者高。因为后者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条,前者却没有。而“为人民服务”是“文革”时期革命者的最高认可形式和行动指南。第二,对刘少奇本人的称谓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自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叛徒、内奸、工贼”三项“帽子”是刘少奇“出场”的标配。如包括“两报一刊”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载7—8期合刊)在内的1971年全年的《红旗》杂志(缺第5期)发表的相关文章,几乎都在刘少奇名前冠予“叛徒、内奸、工贼”。《纪要》虽然十几次批判到刘少奇,但都只是说“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等,却没有一处用“叛徒、内奸、工贼”这个带有侮辱性的定语。春江水暖鸭先知。出现这一微妙的变化,我认为是迟群等揣摩毛泽东思想动态所致。因为“十七年估计不要讲得过分”,人们自然会想到对刘少奇的评价。

因此,谢静宜没有把毛泽东的谈话公开,但把毛泽东打招呼的精神渗透进“全教会”和《纪要》,处理得恰到好处。我想,这也正是毛泽东的意图。

(二)毛泽东与谢静宜的谈话,并非与“两个估计”“针锋相对”、“完全对立”

《论战》煞有介事地说:“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全国人民郑重地宣告:就在一九七一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⑴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⑵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⑶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32。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

毛泽东的这个估计和“两个估计”“针锋相对”、“完全对立”在哪里?下面逐条比较辨析。

第一条,“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仅是提醒不要说过头,并没有否定“两个估计”。“执行了错误的路线”,说明“错误的路线”是存在的。联系到第二条,这个“错误的路线”就是“封、资、修路线”,与《纪要》归纳的“封、资、修的混合物”一致。这句虽然不等于说没有正确的路线,但至少说明执行的是“错误的路线”,这不是印证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33吗?至于前提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而不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也许毛泽东这时已意识到,不能再自我全盘否定了。

至于说执行的“是一少部分人”,《纪要》也没有说是“大部分人”啊!《纪要》的相关用词,始终是“一伙”或“一小撮”。

第二条,“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条《纪要》也有:“原有教师队中……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大多数”比“多数”的值更大。且《纪要》还加了“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按:《批判稿》不敢正视批判对象的这个核心内容,去掉了《纪要》中的这个“最高分”,恰是论证虚弱的反映。

至于“一年土……”这段,说明在众人面前“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个情况是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是有的,而这还是指工农出身的。且正如刘西尧直言的:“工农子弟一进学校就‘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了,谁在统治学校,不就不言而喻了吗?至于世界观也是说得很清楚了。实际上这是否定了……”34

第三条,本文前已辨析,哪有对“高教六十条”积极评价的含义?有意思的是,谢静宜当时就透露给迟群,“毛主席没有看过高教六十条”35。晚年她再次回忆当年与毛泽东交流的这个内容:毛泽东自己坦承“没看过”高教“六十条”36。从毛泽东回答的语气(谢的回忆,还有“要是全错,他们也就不敢拿出来了”这样的文句)看,也与“没看过”吻合的。我想,《纪要》这么干脆否定六十条,应该与迟群了解这个情况有关吧?从中可否得出一个结论:《纪要》下笔很重、也是《批判稿》抓住不放的两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和全盘否定“高教六十条”,恰恰与毛泽东本人当时的态度和迟群等揣摩有关。当然,《批判稿》作者对内情不一定清楚。

综上所述,如果不是先入为主的话,只要有基本的中文阅读能力的人,有几成会从中得出毛主席的这个估计和“两个估计”“针锋相对”、“完全对立”的结论?恕我直言,《批判稿》有低估读者阅读能力,甚至低估国人智商之嫌!

故余焕椿先生在没有看到刘西尧、谢静宜回忆录的情况下,也能对这段话作出如下判断:这“决不是作重要指示,而更像是一次私下交谈,打招呼,劝他们要掌握好尺度,不要走得太快太急,仅此而已。用它说明毛泽东是反对‘四人幇’的‘两个估计’的,恐怕与史实不符。”37李纲先生也所见略同:“毛泽东对迟群(应为谢静宜——本文笔者注)等人的私下谈话恐怕不是什么‘重要指示’,甚至不是什么‘指示’”。且“即使我们承认毛泽东的这个‘指示精神’,也无法从中得出毛泽东反对‘两个估计’的结论”。

我不仅同意余、李的观点,而且进一步认为,毛泽东的这个估计基本认同了“两个估计”。而且仅从这段话,就可看出“‘两个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迎合了毛泽东的意见”38。

事实上,正如上已披露的,刘西尧在迟群笔记本上看到的内容,就有毛泽东“肯定‘两个估计’的话”。因此刘西尧认为,“会议和纪要就在既要肯定‘两个估计’,又不要对十七年估计过分的矛盾中做文章。”39笔者认为,刘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三)谁敢长期“严密封锁”毛主席的指示

《批判稿》的“核心就是说:‘两个估计’是‘四人帮’背着毛泽东搞的,完全背离了毛泽东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状况估计的指示,‘四人帮’要对‘两个估计’的出台负完全责任,而毛泽东却没有责任。”为此,《批判稿》不仅推出了所谓的“毛主席的指示”,还一再反复強调,“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就此指责,李刚先生作了强烈的质疑,并对“谁敢封锁毛泽东的指示”做了严密论证40。

本文再作几点补充。

1.毛泽东的“指示”与“两个估计”大同小异,公开了也未必会对“四人帮”一伙带来不利,抑或能增加他们得到毛泽东信任的政治资本,则他们有“严密封锁”的必要吗?他们之所以意会而不“言传”,使毛泽东与谢静宜的谈话没有扩散,证明了他们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更谙熟毛泽东的性格而已。

2. 如果“毛主席的指示”真的被“严密封锁”,那么,唯一“接旨”的谢静宜,“文革”结束后怎会全身而退呢?    

3. 在和平时期,一个头脑清醒的大国领袖的“重要指示”,被领袖倚重的身边人长期“严密封锁”,这种说法有利于维护其威望吗?

总之,《批判稿》对毛泽东私下给谢静宜打的招呼,不做任何考证和说明,更无必要的分析,就当成关键材料来使用。

五、有缺憾的拨乱反正的檄文

“两个估计”中根本的是第一个估计,即“资产阶级专政论。”因为“两个估计”的问题主要是在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上揭露的,时“四人帮”已倒台,邓小平已复出,中央已宣布“文革”结束,已不会对实际的教育工作带来多大的影响了。至于第二个估计,即“资产阶级世界观论”,本身(指内容真实的)就不会给知识分子带来直接的伤害。那么,为什么《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筹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977年8月4日)中,还是受到肯定的《纪要》及其高校招生方针41,怎么突然成了“四人帮”套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需要批判呢?  

教育是“文革”的“重灾区”。其结果是造成了教育工作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严重不相适应,各类人才青黄不接。粉碎“四人帮”初期,虽然他们在教育领域的死党、黑干将、黑爪牙已清理,但“文革”时期在教育领域推行的极左路线、方针、政策还没有调整过来。以举足轻重的高校来说,仍基本上施行“文革”中出现的所谓 “教育革命”的那一套。如在1977年第一次高校招生会议上,当大家讨论《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讨论稿)》时,许多人仍坚持要“划清与旧高考的界限”42。这至少说明,粉碎“四人帮”九个月后,教育界对“文革”前17年的高校招生制度还是基本否定的。1977年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呈送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教育部对废除‘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推荐制,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实行的考试制,仍没有起码的认识”。即使邓小平8月8日讲话,并拍板当年恢复高考后召开的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上,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教育部总是没有一个明确而果断的态度”,以致9月19日邓小平“对教育部负责人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明确提出否定“两个估计”,对“《纪要》要进行批判”。至此,“招生会的形势急转直下……”。这其中的“主要障碍”“在于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的认识”43。    

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之所以一直顶着,因为他同时也是“全教会”领导小组的主持人,深知《纪要》出台的经过。刘西尧在粉碎“四人帮”后没几天,奉命去接管《光明日报》社时,中央领导人当面叮嘱:“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凡是毛主席定过的事,都不能动”(即“两个凡是”的初版)44。所以,他比一般的领导同志更会受“两个凡是”的束缚。此外,第一次高校招生会议前(时邓小平还未复出),那个教育部起草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草稿)》,是“经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审阅原则同意”45了的。故无论在政治立场还是组织原则上,当时刘西尧的所为都无可厚非。

我们再回到《纪要》上。《纪要》“是‘文革’期间关于高等教育的指导性文件”,直至批判“四人帮”初期,《人民日报》还盛赞以《纪要》为精神的1973年的国家招生文件,“给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指明了方向”46。我们还可注意一个细节。邓小平和参加第二次招生会议的代表,一致批评刘西尧和招生工作,总是“扭”到“‘七·二一’指示”上47。这个“扭”,为什么专指“七·二一”,而不是说《纪要》和“两个估计”或其它呢48?就是因为《纪要》这个高等教育的指导性文件,是以“七·二一指示”为核心思想的。

“七·二一指示”,是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一文所加的编者按,刊载于7月22日的《人民日报》。毛主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49这是大学停止招生三年以后,毛泽东对恢复大学招生及改变大学教育制度的一种构想。《纪要》就是把这个构想,落实到行动,变成制度与法令。可见,如果恢复“文革”前实行的考试制,就要从招生方法到招生对象,从录取标准到专业设置,从大学学制到毕业分配等,与《纪要》及其“七·二一指示”发生全方位的冲突。这就碰到了“两个凡是”的“高压线”,可能犯方向、路线性错误。

有前车之鉴:1975年,在教育领域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打头阵的那篇《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明确说,是因为“遵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大学”才“开始改革招生制度”的。现“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招生制度,实际上就是否认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的普遍意义”50。仅仅是扩大了招生对象,就被扣上“否认毛主席”指示的帽子,那么如果恢复“文革”前实行的考试制度,不知会带来何种后果?也正如邓小平一言道破的:“怕又跟着我犯‘错误’”。51事实也的确如此。

有现实的疑惑: 当年参加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的江苏省代表,因为在会上有恢复高考的言论,回去后就遭到省里领导的批评52。可见,尽管恢复高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当时在各级领导中,思想上并不统一。所以中央和教育部推出恢复高考时仍很谨慎。如明明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实行的考试制度,且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查全性教授倡言和邓小平同意的就是“恢复高考”53。但从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到实施的高校招生《意见》,从刘部长的多份报告到邓副主席的几番讲话,从《人民日报》社论、“答记者问”到新华社讯,总之,据笔者视野所及 ,都不曾出现“恢复高考”一词,而总是用“改革”代之。其形成共识的策略是:力避与“两个凡是”发生直接的冲突,造成既成事实再说。我想,这也体现了邓小平一贯务实的工作作风,或许可看作最早的“摸着石头过河”吧?  

然而,如果在思想上达不成统一,多少会有阻力,可能会在招生的执行层面出现问题,如考生的“政审”、各类招生对象的比例等方面难以掌握54。更不要说人们的种种顾虑了……。因此,凾需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批判稿》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批判稿》指出: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应当充分肯定。这无疑是正确的。也等于判了“两个估计”的死刑。

但即使“两个估计”如《批判稿》所述,也与高考无直接的关联,《批判稿》也未曾提到高校招生。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且有时只能意会。撰写《批判稿》的实际负责人吉伟青先生,后来在相关回忆文章中已经透露了这个问题的部分谜底:“批‘两个估计’,实际上是批1971年全教会《纪要》这个经毛主席圈阅过的中央文件。”55本文将进一步揭示《批判稿》出台的内在逻辑:通过批判“两个估计”来否定《纪要》,再通过否定《纪要》,推翻其中包括“十六字”在内的一系列高校招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为即将实施的恢复高考在思想上扫清障碍,或者说,为了防范恢复高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提前做出预警。反过来也可以说,《纪要》成了“文革”初期废除高考制度的“替罪羊”,“两个估计”成了《纪要》的祭台。

《批判稿》甫出,就立收奇效。它不仅为恢复高考在思想上扫清了障碍,在否定“两个估计”与“两个凡是”之间求得了平衡,更现实的是在邓小平与华国锋之间求得了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乔木加的“毛主席指示”,真可谓是神来之笔。相反,今天读《批判稿》,觉得如果不加这个“毛主席指示”,文章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现在,即使撰写《批判稿》的当事人写回忆文章时,对华国锋也健忘了56。据刘西尧的回忆录披露,华国锋为了维护他的“两个凡是”,用“迟群的小条子来证明‘两个估计’不是毛主席的,并要求教育部大批判组按这个口径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那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57。 则《论战》中的“受权”,就来自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也正是“华主席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夏季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58。为领会华的意图,《批判稿》连“两个估计”出自《纪要》也只字不提,甚至“全教会”的全称也不标明,以免人们作“两个估计”→ 《纪要》→“全教会”→ 毛泽东批准或圈阅的联想。可谓用心良苦。  

邓小平8月8日讲话中,还尚未直接否定“两个估计”。拿他的话讲,“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59但他看了刊登在9月15日《人民日报》《情况汇报》特刊628期上的《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内参”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60。而当他从《论战》再送稿中获悉有一个与《纪要》“完全对立”的“毛主席指示”后,这就不用“照顾”“现实”了——与“两个凡是”不冲突了。主管教育的邓小平于11月17日批示:“此稿可以发”。《论战》次日就见《人民日报》。翘首以盼,由此可见;胡乔木还通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又叫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均于19日至20日前后全文载登61。力度之大、影响之广,超乎想象。

历史就是如此无情和具有戏剧性。“文革”首先向教育领域发难,否定“文革”的破冰之旅也在此开启。

《批判稿》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不仅为恢复高考起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也有利于解放思想,成了事实上的否定“文革”和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故《批判稿》在“拨乱反正”时期的巨大的积极意义应该充分肯定。  

但遗憾的是,《批判稿》在史料运用和行文上极不严谨。作者以揣摩代替思考,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随意增删和移花接木为手段,甚至任意诠释毛泽东指示,不仅误导了读者,其前期在“内参”上提供的材料,可能一开始就影响了高层。由于刊文和转载媒体的权威性,加上曾受到高层肯定,致使迄今为止所有涉及这一史实的文章,似乎无一不信以为真,众多的学者也将为此无端地付出学风不正的代价。

六、反思: “文革”几乎使所有涉及者“受害”

除了刘西尧在“两个估计”等问题上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澄清了一些重要史实外62,对于《批判稿》的史实与文风,余焕椿和李刚先生已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尽管他们掌握的史料有限,但指出《论战》“极力说明‘两个估计’责任在‘四人帮’,不在毛泽东同志,这是令人难以信服的”,“两个估计”“反映了晚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认知”等观点,令人信服,也给笔者以多种启发。对这么多年过去了,原《论战》实际负责人在相关回忆文章中,没有“与日俱进”,还继续“玩忽历史”,余先生表达了深深的遗憾。本人既无精力沿着“对毛泽东同志晚年极左思想作深刻的反思”63的思路去接着说,也没有学术功力与“一种所谓‘宜粗不宜细’的历史叙事模式”相向而行,去对当代中国历史作有“深度和精确性”的反思64,更不会自不量力地去追究谁的责任,把已切割好史实再加衔接。我想表达的仅仅是感慨和叹息:“文革”几乎是涉及者人人“受害”。我这里所强调的“受害”人,不是指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那上亿人65。我说的“受害人”,是特指在“文革”中飞黄腾达的人和“文革”的发动者。

需声明,本文绝非为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翻案,“四人帮”受到历史的审判是罪有应得。本文仅就事论事。前文已述,《纪要》就其组织程序,可谓中规中矩;“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是“四人帮”迎合毛泽东旨意并择取当时的主流话语而成,可谓四平八稳。《纪要》中所有比较重要的史料,制定的高校招生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无一没有依据;所有比较重要的观点,没有一个是《纪要》首创的。《纪要》不过是把“文革”以来教育战线的强势话语和“新生事物”归纳、汇总和提炼而已。即使张、姚修改前后的《纪要》比较,也仅是语气的轻重而已,不影响原稿的性质。“四人帮”充其量只能负工作和执行责任。

《批判稿》称“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成为镇压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两根大棒,使他们长期戴上了精神枷锁。但仅以《纪要》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讲,除了会议期间钦定的“最高指示”不得不写外,《批判稿》所举与当时的知识分子过不去的言论,无一出自《纪要》。换句话说,1.8万字篇幅的《批判稿》,竟未能在万言《纪要》中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害的话。更何况《纪要》已对“文革”中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作了肯定,怎会对他们形成伤害呢?至于《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后,谁反对就是大逆不道,就要付出代价,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情。

尽管《纪要》和“两个估计”都是“文革”时代极左思想的产物,理当否定和批判66,但邓小平复出后对十七年的正确评价,与“文革”中对十七年的主流评价不是一回事。即使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任教育部长刘西尧,1977年9月15日《在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还是这样认为:“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许多指示,没有能够很好地贯彻和实施。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的进行斗争,正是为了排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67更为蹊跷的是,《论战》自己也如此认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次彻底清算”。同时要“四人帮”对“两个估计”负全部责任。

再说,“文革”十年,如果以1971年召开的“全教会”为界分前后两期,则前期对教育的危害更大,尤其是“文革”爆发的头几年,高等教育几乎瘫痪;被迫害之死的知识分子,也大都发生在那时。后期的教育虽然也不尽人意,但相对于前期,后期的教育正常些;知识分子最倒霉的日子已经熬过。且前期是因,后期是必然产生的苦果。所以,“文革”后,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在后期,实在是无奈的择取吧?

“文革”中期的毛泽东,虽然登上他的权力巅峰,但曾经战将如云、文臣济济的高层团队,被“文革”冲得七零八落,开国元勋几乎都受到批判和冲击。据许多资料来看,像教育、外交、组织等这些事关党国大计的事,他常常只能与子、孙辈的亲人或身边的工作人员,如侄儿毛远新、侄孙女王海容或机要秘书谢静宜等沟通、商量了,某种意义上说成了“孤家寡人”。这也说明“文革”中领袖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他有新的思想但不便公开表达,往往只能在“小字辈”面前默默流露,这不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莫大悲哀吗?如果他头脑清醒时的指示,果真被身边信任的“小人物”长期严密封锁,这不是政治家的最大不幸吗?如果他不错误地发动“文革”,会有如此凄凉的晚年吗?从这个角度讲,作为“文革”发动者的毛泽东,其本人不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吗?

而当一个运动曾经的受益甚至是飞黄腾达者,包括发动者本人,也都成了“受害者”,这个运动不是错误的、荒谬绝伦的吗?“两个估计”一案,是否会启发我们更加坚定地彻底否定“文革”、更自觉地预防“文革”再发生呢?

以史为鉴……

 

1 6 22 24 26 30 34 39 44 53、57 刘西尧:《攀登与穿越——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180、179、178、179、178、178-179、179、179、211、214、214页。

2 见中共江西省委员会:《高举毛主席〈七·三0指示〉的光辉旗帜胜利前进》,《人民日报》1977年7月30日。

3 我个人觉得,毛泽东的《七·三0指示》,比《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离正规的高等教育更远。这似乎也反映出,周恩来谨小慎微,唯恐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不全面的心态。

4 13 28 38 40 64 李刚:《毛泽东和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淮阴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5 陆兵:《毛主席教育思想的颂歌——揭发批判“四人帮”扼杀〈园丁之歌〉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12期 。

7 秦怀文:《再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原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1期,收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3-1516页。

8 “两个估计”的内容在《炮制》中“完整”出现,在《论战》中是散见,故取前者。

9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载《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478-1482页。以下出自该文的引言,不再加注。

10 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8页。

1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红旗》杂志1971年第1期。

12 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纪》(1964年7月5日),载《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68年版,第88-93页。

14 19 师延红:《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原载《人民日报》1967年7月18日。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415—1418页。

15 《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1966年5月7日),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396页。

16 《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5月16日),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396-1398页。

17 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406-1408页。

18 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认定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为他“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完全错误”所致。 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7页。

20 即使毛泽东本人的消息被长期封锁,难道这些外部的信息老人家也数年不曾获悉?

21 笔者之所以对《纪要》做出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的基本否定,而不是全盘否定的判断,是因为《纪要》不仅有“解放后17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照耀下……教育方面,也有一些进步”之内容,更有对原有教师队伍主体阶级立场的肯定等。

23 刘西尧:《在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77年9月15日),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0页。

25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395页。

27 教育部大批判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践踏》,原载《人民日报》1977年2月22日,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第1569-1570页。

29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201页。按:联系到五·一那天张春桥的请示,说明毛泽东对“全教会”的动态,尽在掌握之中,也说明张春桥、姚文元、迟群等是不会、也不敢背离毛泽东意图的。他们是揣摩毛泽东的高手。

31 笔者发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正式下发的中央文件中,《纪要》最后一节有一段这样的话,“林副主席在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可在1971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纪要》的第二天,出现的《纪要》打(油)印稿上没有“林副主席在”这5个字,不知这5个字是谁加的?能否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32 下面的“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段。分明是指清华大学土建系陶保楷教授个人,在此不予讨论。见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第202页。

33 从姚文元对刘西尧的提问回应理解,这一条体现的也是毛泽东的意图。见刘西尧:《攀登与穿越——刘西尧回忆录》,第179-180页。

35 见何东昌:《“四人帮”为什么攻击高教六十条?》,《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3日。

36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第201页。按:谢静宜晚年回忆当年的是是非非,一般只有沉默,不会胡说 。

37 60 63 余焕椿:《一份内参推翻“两个估计”——与〈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前后〉商榷》,《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

41 67 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34-50页。

42 《各地各部门代表认真讨论〈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讨论稿)〉》(1977年7月8日),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第11-14页。

43杨学为:《恢复高考历史背景》,载《中国考试》杂志社组编:《恢复高考30年》(上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0页。

45 《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1977年8月4日),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第14-17页。

46 《辽宁日报》记者,《人民日报》记者:《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的调查》,原载《人民日报》197年11月30日,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第1564-1565页。

47 刘西尧:《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1977年9月25日),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第58-68页;《邓副主席的指示是响彻教育战线的春雷》(1977年9月22日),原载《教育部1977年招生工作会议简报》(第15期),收入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第55-58页。

48 这是否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即使“两个估计”如《批判稿》所述,也与高考无直接的关系吧?

49 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425页。

50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原载 《红旗》杂志1975年第12期,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552-1555页。

51 59 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71页。

52 《教育部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座谈会部分同志发言摘要》,见《中国考试》杂志社组编:《恢复高考30年》(上卷),第26页。

54 事后证明,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考生的政审问题仍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如仅江苏省,当年就有几百份考生档案,属父母的原因“都是作为政审不合格处理的。有些考生分数还比较高”。见《中国考试》杂志社组编:《恢复高考30年》(上卷),第26页。

55 61 吉伟青:《〈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亲历记》,《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

56 吉伟青:《〈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亲历记》,《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吉伟青:《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头一炮——推翻“两个估计”纪实》,《百年潮》2002年第8期。

58 省教育局大批判组:《清算“四人帮”的死党推行“两个估计”的罪行》,《辽宁教育》1977年第12期。

62 由于种种原因,刘西尧对“全教会”、《纪要》、“两个估计”的回顾,前后并不统一,思想认识也有个过程,这是可以理解的。本文主要采信其在耄耋之年写的《回忆录》。

65 刘济生:《论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2010年8月《炎黄春秋》网刊补稿。

66 中中共中央于1979年3月19日决定撒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个错误文件。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第26-43页)

2019-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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