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尓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就是这位老人最早告诉我的；

文字是有生命的，一篇好文章的力量，抵得上十个师，也是他最早告诉我的。

叔外公汪晓白去世已七年有余。我失去一位亲人，更是失去一位忘年知音。

他1923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贫苦家庭，上世纪四十年代考进原国立安徽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他亲身经历了旧中国的积弱与疮痍，又目睹百万大军过长江的硝烟炮火，终弃学业而参加革命。

他一生投身于新闻宣传事业。算得上是“新世界”的人，但身上最浓厚的，依然是先忧后乐这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他常言：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他88岁中风卧床后，已无力起身读书看报，但坚持让孙辈把《参考消息》、《炎黄春秋》中的重要文章或者标题朗读给他听。

他病重和病危时，卧躺于床已口齿不清，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与我们讨论国内国际局势，他担忧物价飞涨会引发民生问题，担忧朝韩延坪岛炮击事件将导致新一轮紧张局势而使得中国被动，也欣慰农民现在的日子确实好多了…..。

对于农民，外公终生有着挥之不去的赤子之心。他常提起：1964年“四清”时，他在青阳县庙前公社蹲点，当时的皖南山区有些地方还是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一到秋末就放火烧山，烧掉山上杂草撒上种，一年的收成全靠老天，农民一天只能吃两顿。

庙前公社就在风景如画的九华山山脚下，他回忆：“九华山近看就像一幅挂在天空上的山水画，还有山下拉犁的老牛，恰似中国古画中活的点缀品”。可他却没有心情欣赏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情画意，反而忧心忡忡：“明代画家画的就是这个子，几百年了，生产力还是如此低下，怎么得了！”

他是勇于反思的，但如参加革命的诸多知识分子一样：一直在“左”的思想和人性的朴素良知之间矛盾和挣扎。

他曾对我谈起：“大跃进”期间因解散食堂而被逮捕关押的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写过一首诗，那就是他自己当时痛苦心情的写照：

建国十年久，

黎元尚菜糠。

五风吹不尽，

惭愧吃公粮！

他对人民疾苦的天然同情是与自己的成长经历分不开的：家贫，加上连年的大旱灾荒，他十来岁时就与兄弟姐妹步行三十余华里，到怀宁的一座天主教堂“习洋教混饭吃”、离家到太湖读中学时，家里只能拿出一床旧被絮，连裹被絮的被面都拿不出来。

后来他成为这个世代务农家庭的第一个大学生，家里无力支付学杂费，是全祠堂每家每户拿出一点稻谷，聚少成多，以全村之力含辛茹苦供他读书。外公永远记得父老乡亲们的恩情，是普通百姓托举他从一个穷苦的孩子成长为一名知识分子型领导干部。

外公在《安庆日报》工作期间，正值大饥荒年代，妻子没有工作，孩子尚幼，老母亲又从农村来城，生活难难，食不果腹，而他作为总编室领导，还要上夜班签发稿件，脑力和体力消耗都很大，半夜回到家中经常是饥饿难当。

即便如此，他并没有利用职权安排作为家庭妇女的妻子到报社上班，而是全家老小动手，在宿舍区里开辟出一点地，种菜种瓜，煮菜粥，菜代饭，以他一人工资努力维持全家最低的温饱线，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他晚年常喜欢拿着蒲扇，在合肥环城公园的绿荫里散步，徐徐晚风里，慈祥的老人屡次与我谈起：这辈子对于亲人他最自责最痛苦的事情，是未能在三年大饥荒中挽救他的亲二哥（也就是我二外公）的生命。

“极左”之祸使得鱼米之乡的安徽当年成为全国饥荒的重灾区，哀鸿遍野，他的诸多亲人逃荒去了江西，留在老家的二外公病饿交加，全身浮肿，最终以壮年之龄饿死在家中。

他怅然说：如果那时能有一点粮食，哪怕是一点点……，简短一句话，多少辛酸，多少悲伤，这成了外公心头永远的痛与悔！

这让我想起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成名后接受采访时流下的伤心泪水，他说：如果我年少时不外出读书、不离家远游，也许我不会获得诺贝尔奖，现在还在河南农村种地，但是，三年困难时期我的母亲也许就不会饿死！我会守在她的身边……

即便如此，对人民的忠诚，他一生未改变。

他的工作笔记中常记载到各地出差或采访，但从未见过他对旅途住行和招待有过一句抱怨和不满，字里行间不变的是理想主义者的情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到黄山、九华山出差，在笔记中写道：两座名山相距并不远，是否可以经后山修条快速公路，把两山与太平湖联结成一个有山有水的完整旅游区呢？（当时中国几乎未有高速公路的概念）。

参观肥东县渡江战役总指挥部，他感慨：“遥想当年在长江之滨的安庆，我亲历了百万大军渡江，但是现在总指挥部附近的村民住所依然脏、乱、差，解放四十多年了，旧貌仍依然。”

来到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他在日记中写道：“巢湖可与苏州比美，可惜资金缺乏，尚未一一开发，不久的将来，一定更美好”。

到革命老区大别山，他设想：如果能获得开发建设，日后“当为皖鄂豫三省重要游览胜地”……其心之赤，其情之切，让人想起当年孙中山跋山涉水饱含激情描绘《建国方略》。

他一生俭朴，自律甚严。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从安徽省委宣传部退下来后，担任省直宣传教育口整党办公室主任，年过花甲，还忙于到各个指导组了解情况，出简报，整理材料，筹办会议。他一心希望党风能根本好转，党的肌体能纯洁，党的威信能提高。

他与整党办公室的其他同志到安徽某大学验收整党，被验收单位公款宴请，执意请他们到天柱山旅游，他痛心疾首：“全党花了大量精力整顿不正之风，却未能制止，花了大力气解决，只是空喊反对，无济于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因为不早纠正，导致愈演愈烈。”

退休后，单位组织老同志坐大巴到巢湖出游，巢湖市委负责同志在入境处恭候迎接，他对这一切感到很不是滋味，翻阅他去世后留下的日记，他写道：“车队抵巢湖时，警车开道，招摇过市，驻足观望的市民不知作何感想？”

到滁州市某县，他们参观了县委领导们的豪华办公室，每间办公室都宽阔明亮，高大的老板桌，能坐能靠能伸缩的大皮椅，他说：“就像旧戏里老爷坐的大堂”，他的心头很沉重。

一位有亲属在当地工作的老同志说，很多部门发不出工资，而县委领导却如此挥霍讲排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些退下来的老家伙，实在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风气是何等庸俗，荣与耻是怎么被颠倒。”

家人说：哎，你都是退来下的老头子了，管那么多干什么呢？多得罪人啊！但他改不了。

对年轻一代和晚辈，外公则抱有殷切的期望和拳拳爱护之心。我上大学时，他特地到书店买了一套《辞海》寄来作为贺礼，希望我继续书海泛舟攀登知识高峰。

前些年，一位年富力强者调到安徽的“多事之地”阜阳市担任主要领导，时已八十多岁的外公头脑依然清醒，让人向他转告：阜阳是“安徽的西伯利亚”，情况复杂，在那里“当官”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不要湿鞋”，不要像阜阳的前几任领导那样辜负百姓之托、终至身败名裂。

他一生耿直，在黑白颠倒的岁月里也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对于曾为人民作过贡献却被错误批判的领导人，他始终心怀敬意。

原文化部副部长、经济学家钱俊瑞上世纪六十年代被贬下放到安庆后，外公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钱老尊重有加，在生活上关心照顾，在工作上陪伴他下乡搞四清，一起下田插秧收秋，帮他整理学习材料，艰苦岁月里与钱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直到钱老出狱平反在京逝世，两人书信来往不断。

他也深切怀念安徽宣传战线的老领导陆学斌，晚年撰笔写下《敢顶浮夸风的省委宣传部长》，敬仰他“襟怀坦白，正气凛然”。

对于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外公多次到安庆郊区的陈独秀墓园拜谒。我记得最后一次是2008年10月，当时他已是86岁老人，还是坚持徒步几华里走到墓地和纪念馆，一路上感慨着与我们聊起陈独秀后代的悲惨遭遇。

外公与陈独秀的一位孙辈是多年朋友，文革中陈的这位孙辈偷偷向他哭诉：“这个老东西（指陈独秀），把我们子子孙孙都害惨了！”

当时我听了外公的话不以为然，现在想来，在那种人人自危、甚至出卖告密的暴烈政治环境中，外公对朋友依然有颗与人为善的心，获得朋友的信赖，肯对他说心里话，是多么难得。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是外公晚年最欣赏的胡耀邦同志的一幅对联，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

作者简介：出生于安徽安庆，新闻工作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伊拉克战争期间曾任驻中东记者。军人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