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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四十年(六)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19-03-20   来源:
 

邓小平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四十年(之十六)

按原计划,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第二阶段会议,要以中央的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自治区派人参加,人数扩大到400人至500人,请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人讲话,然后讨论,大会发言,开十天左右。但第二阶段会议与原来的设想差距较大,未按原定计划进行,主要就是由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各小组简单地讨论了一下,没有进行大会发言。4月3日,由胡耀邦讲话(称之为“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结束语”)后,即告结束。

对于第二阶段会议,吴江有回忆。他说:会前领导小组开了会,胡耀邦在会上谈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说明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平作报告,讨论这个报告,考虑组织大会发言,要各组作点准备;在小平报告前,各组还可以议一议前段的讨论情况,有哪些成绩,有哪些不足。并说,对于我们的会议,各方面反映不同,有人认为“有问题”,我们也不妨自我估量一下,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光明磊落。(《吴江文稿》上卷第237页)胡耀邦说,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有人认为“有问题”。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信号。

一,政治形势大好下的复杂情况

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扭转了“文革”后期的被动局面。

首先是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人们看到了希望。我们党重新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和取得成功,使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的思想摆脱“两个凡是”的禁锢,思想空前活跃,一改“文革”造成的万马齐喑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全力建设四个现代化,大大鼓舞和振奋了人心,人们进行“新长征”的热情很高。

平反冤假错案的推进,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彭德怀、陶铸等重要领导人冤案的平反,大大增强了人们对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信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中国是思想大解放、历史大转折的大好形势。但从另一方面看,思想和政治领城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形势空前复杂。有些人又把这些复杂情况同理论工作务虚会搅在了一起。耀邦同志说,有人认为“有问题”,指的就是这个情况。

分析一下当时党内和社会上的人群,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走在思想解放前列的先进分子。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先进分子也比较多,但就全党全国来看,先进分子还是比较少。这些人敢想、敢出来说话,往往引人注目,很容易成为被指责对象。从历史发展的要求来看,对这些先进分子应当给予爱护支持,给予引导帮助。

不少人的思想还很不解放,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两个凡是”的视角判断是非,发牢骚,给人乱扣帽子。这种思想还很不解放,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的人,各个层级都有。

社会上,特别是北京和各大中城市,出现很多情况,群众相当活跃,出现各种议论。以北京来说,出现了“西单墙”,贴大字报,小字报,自发出刊物,甚至自发建立组织,街头议论,有些话比较尖锐刺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眼光看,其中有的就被叫做“反动”、“反革命”)。其实,出现这些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十年“文革”,人民吃了那么多苦头嘛!还有上访的人群,有些地方出现所谓“闹事”。具体分析舆论,大都是总结十年“文革”的教训,批判林彪、“四人帮”,评论我们国家制度的弊端,提出民主法制诉求,包括人权要求,也有对领导人甚至最高领导人的批评,还有赞赏西方国家民主和人民生活的言论(有与会者说,社会主义民主搞不好,群众就会羡慕西方国家的民主)。在北京,有外国人在中国人中活动的现象。总的说,出格的现象还是很少。

以上这些现象,从“两个凡是”、从专制的思维看,是异常;从解放思想、从民主的思维看,是常态。

以上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同长期缺少民主,许多“文革”遗留问题尚未解决有关。从领导角度说,是如何引导的问题。但对不少人来说,又是前所未遇的新情况,新问题。是以民主法制的思维和方法来解决,还是用老办法,比如当年反右派的办法,这也是新的考验。

另一方面,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拨乱反正的深入,特别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被否定,那些思想还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的人,指责理论工作务虚会,实际上是指责三中全会。他们有所谓“四过头”的说法:

“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

“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秩序混乱。”

“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阶级阵线混乱。”

“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指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九大制定、十一大继续的那一条“基本路线”)类似的说法还有不少。

所谓“四过头”,反映了“两个凡是”的影响不能低估,反映了思想很不解放的状态。

从整个情况看,特别是从党内尤其是从高中级干部的思想状况来看,继续解放思想,仍然是比较大的问题,党内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况还是存在,相当一部分人心有余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要用很长时间、花很大力气才能解决。

胡耀邦作为中共中央的宣传部长,作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主持者,对当时的形势持怎样的看法和态度呢?在此期间,胡耀邦有三次相关的讲话。

第一次是1979年2月28日,他在中央宣传部讨论新闻工作的会议上说:理论工作务虚会议,总的说来,还是开得好的。有许多同志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提出了很好的观点,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既然有那么多人发言,总难免有一些意见、观点,不那么完满,至少还可以继续讨论嘛。(《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323页)

第二次是1979年3月17日,他在中央党校第三期开学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议,现在外面在传,说理论务虚会议开得很不错,破了许多问题,我说对。但是,对理论务虚会我三次打招呼,必须注意两条:第一条,理论务虚会议上批评的一些人,材料都没核实,你们千万不要传。第二条,就是理论务虚会议提出来的观点,都是个人的,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也不要传。可是有些参加务虚会议的同志不管。不到十天,恐怕也有一千万人知道这个事了。我觉得这个不好,这样做,对抓紧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不利,讲得不好听一点的话,这样做造成思想混乱。我是理论务虚会议的主持者,我的心情也不好受啊!我们同志之间,我们相互之间搞点信义嘛。同志们不要误会,不要说理论务虚会议拿出来的观点是中央的观点,是中央宣传部领导的观点,不是的。而且有些话我觉得不合适,有些话是不利于团结的。(《中央党校校刊》第3期第26页)

第三次是1979年3月10日、18日,在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得很好,要充分肯定。针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把思想搞乱了的指责,他讲了如下一段话:“最近党内有同志说,什么解放思想,现在是思想大混乱。我看这种估计过头了。由于思想活跃而带来某些混乱,是难免的嘛!这不是什么大混乱。实际上,打倒‘四人帮’以前,群众中思想就相当活跃。天安门四五运动中,群众思想不是很活跃嘛!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自然更加活跃,出现了解放思想的潮流。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的活跃和解放,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这是件大好事,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发挥人们为四化而奋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已经和正在起着巨大的影响。对于这一点要作充分的肯定。要继续提倡解放思想,活跃思想。至于活跃中有这样那样的观点,或有某些混乱,我看也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用不着慌乱。从领导上讲,应该进一步研究、考虑,弄清楚什么叫解放思想,避免出现大混乱的情况”。(《胡耀邦文选》第131页)

以上三大段话,表明了胡耀邦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态度和思路。他每一次讲话对理论工作务虚会都是肯定的,总的评价是:“成绩是主要的”,“开得很不错”,“开得很好,要充分肯定”。

二,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

邓小平同志很关注理论工作务虚会。

务虚会开始不久,从邓小平家回到会场的周扬,传达了邓小平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1月22日,胡耀邦向大家传达了邓小平对务虚会的几点意见:要敞开思想谈。真理标准问题还有多少谈的,可以谈得快些。理论问题很多,没有说清楚。例如:民主、法制问题,经济管理问题。“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也可以讨论。今后不要提“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应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304页)

1月27日,胡耀邦向理论工作务虚会传达邓小平听取了胡耀邦等人汇报后的讲话。邓小平说:“十月革命六十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民主的发生与发展。今天我讲不清楚,组织二、三十人专门写这篇文章。”(《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306页)

3月27日,邓小平就准备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问题,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话。他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民主和法制问题要展开讲。要讲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讲民主,要结合分析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结论是,不搞四个坚持行吗?不严肃对待社会上的坏人行吗?这样讲可能比较有力量,针对性较强。空泛的语言多了,针对性就不突出,也缺乏说服力,缺乏动员的力量。还指出:思想理论界应有一个主导思想。理论工作的主导思想、中心任务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迷恋于算旧帐。对三中全会的精神宣传得少,还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甚至是偏激的提法。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一致向前看,不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不利于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年谱》上,第489-500页)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段会从1979年1月18日开始,开到2月15日(春节休会)。这时,中越关系出现紧张形势。如何反击越南的挑衅,成了一个紧迫的突出的问题。邓小平于1月28日到2月5日访美,又从美国到日本访问,于2月8日回到北京。2月17日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3月16日,我国部队主动全部撤回境内。由于这些情况,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段与第二段之间的间隔时间,也大大拉长了。

1979年3月30日下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

本人也去听了,现将有关情况说一下。那天,人民大会堂盛况空前,挤得满满的。听讲者除参加理论务虚会人员外,还有中央各机关和北京市的干部。我是在楼上北侧听报告的,那里也是坐得满满的。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400人,只占听讲者一小部分。

我对邓小平这个讲话高度重视,尽力记录,翻一下我的笔记,有38页,记得比较全。原始记录与《邓小平文选》发表的文本,有差别,我尽量按原貌记述。

报告会由李先念主持。

邓小平这个报告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标题,共三个部分:

第一,形势和任务;

第二,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原则;

第三,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

邓小平首先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

邓小平的报告的内容主要是第二部分,提出并阐明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的第三部讲了以下三点:

第一,对目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估计;

第二,对当前思想理论工作的要求;

第三,对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

在编入《邓小平文选》时,将第一点删掉了。现将我的记录抄录如下:(对照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结束语》中的引文)

两年多来,理论战线的同志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捍卫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大的胜利,对全党的工作是很有贡献的。全国规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对全党解放思想,研究新问题,统一思想,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起了重要作用。三中全会以来,理论战线的同志进一步解放思想,也做了许多工作,提出了或者解决了不少重要问题。但是由于三中全会的内容很丰富,三中全会以后全党面临的新任务异常繁重,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必须及时正确对待的新情况,相比之下,思想理论工作显得还有些不能紧跟上党的要求和形势的发展。思想理论工作就(是要)沿着党的路线,引导全党全民前进。当前就是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为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从这个观点看,我们在肯定成绩时,不能不指出,三中全会以后,许多思想理论工作的同志在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方面的努力有些不够。我们在前进时,不得不处理一些遗留的问题,但这已是次要的任务,在前进(中)附带解决。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要留待适当的时候去解决,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不可匆忙,不要纠缠不休,因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过去的错误,更不妨碍我们解决当前最中心的任务即实现四个现代化,也不妨碍党在适当的时机对于过去的若干历史问题经过深思熟虑集思广益作出客观的、科学的评价。应该说,三中全会的这个方针,在一部分思想理论工作同志中间没有得到坚决的充分的贯彻执行。不是说我们党内不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是一部分思想理论工作者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不同看法,一下子往下传了,甚至就在报上发表。这有什么不利呢?第一,它在团结全党和动员全国人民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强大的威力;第二,它还给极少数对我们前面说的四条基本原则心怀不满的各种各样的分子客观上造成一种他们可以利用的空气或空隙。中央坦率地指出这些同志在这一段工作中的缺点,不是为了抹煞同志们这一段工作中的巨大成绩,而是为了希望同志们及时总结教训。我不是把出现的问题归结于你们,但你们(对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不及时,对协助中央对一些(现象)作斗争,也有些不积极不及时,希望你们及时总结教训。(你们)提出的问题是值得考虑,不少很认真很有价值。由于分工不同,你们对实际情况了解少,感觉也不像实际工作者那样(深),中央对你们帮助也不够,做实际工作的人有些思想还不解放,抱着“两个凡是”之类的东西不放。所有这些因素都应估计到,但这不应妨碍思想理论工作的前进,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以上就是邓小平报告第三部分第一点的内容。

邓小平报告以后,李先念只说了一句:“小平同志这个报告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回去要讨论,认真地讨论。”

邓小平的这个报告,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

三,务虚会第二阶段的讨论

听了邓小平报告以后,理论工作务虚会布置讨论三天。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会议没有发简报。讨论情况在有关当事人的论著中略有反映。

“小组会又开起来了,但和第一阶段大不相同,有些不景气,像是听了报告就准备草草收场一样”。

“在我的记忆中,讨论中大家的意见不多,因为报告主要讲当前存在的两种思潮:一种是林彪、‘四人帮’的和‘两个凡是’的思潮,一种是脱离或违背四项原则的思潮,包括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地方出现的少数人闹事。而报告着重讲的是后一种思潮。我记得我所在的小组对报告谈了这样几条意见:(1)报告对另一种思潮讲得较少,这就发生一个问题:当前的主要问题、主要危险究竟是甚么,是前一种思潮还是后一种思潮?(2)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主题是分清两条思想路线,两条思想路线的分歧在党内经常出现。报告对务虚会在分清两条思想路线问题上所做的工作没有足够的评价。(3)应当划清两个界线:一是不能将‘两个凡是’看成就是‘四项坚持’,以致认为反对‘两个凡是’就是反对‘四项坚持’,这是很危险的;二是思想理论工作上的缺点和反对‘四项原则’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淆。”

“小组会已经开不下去了。”

(吴江《吴江文稿》上卷第237页;《十年的路》第83页)

以上所引,已经大致反映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讨论的情况。与会者提出的意见涉及对当时形势的估量和判断,主要是:

当时的两种思潮,哪一种是主要的;

不能以“两个凡是”的观点理解四项基本原则;

对理论工作务虚会如何评价。

这些理论家们的意见是严肃的有原则的。

三中全会以后,在政治思想领城,集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陷于停顿状态。很快,四川、安徽、江西、广东等省的省委书记就发表谈话,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思想比较容易统一,继续解放思想,则仍然是比较大的问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不要抓住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支流现象,加以夸大,我们绝不要被这些支流现象所迷惑。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在对全校学员讲课时说,当前贯彻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主要障碍,还是一部分干部中的思想僵化问题。(以上参见沈宝祥编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第三分册第242-247页)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要继续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久,在邓小平支持下,在全国普遍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

本人对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认真听,认真记,认真思考。《邓小平文选》出版后,又认真阅看学习,还写了文章(《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同日发表)。但对这个讲话涉及的有些问题,老在脑中转。

邓小平的报告一开始就对这个会议作了评价。他说:“这次会议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举行的。 ”“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对邓小平的这些话,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同志肯定是很注意的,是很认真地咀嚼了一番的。这里有两点会引起人们的思考,一是说这个会议“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中性的提法,而且是从领导角度讲的;二是“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仅仅是“有成绩”,没有说很有成绩、有很大成绩之类的话,是最低限度的肯定,还有是“总的说来”有成绩,那么,具体说来怎么样呢?

当时,有一种舆论,认为理论工作务虚会放出了不少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同社会上那股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相呼应、相联系,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对这个会议的批评。

这个讲话在第一部分全面回顾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取得的成就,竟没有提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本人在听报告时就注意,会怎样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但根本就没有提到,当时就感到奇怪。

在第三部分讲到思想理论战线的任务时,也没有提出要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继续解决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在这一部分,邓小平讲“对目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估计”时说:“全国规模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对全党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全党的统一思想,团结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起了重要作用”。在108天之前说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现在放在对目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估计部分讲,已经降低了其意义,但在收进《邓小平文选》时,又把这一段话删掉了。

邓小平这篇讲话,通篇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批评错误思潮。这篇讲话同他108天以前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相对照(在《邓小平文选》中,这两篇文章之间只隔一篇短文),重点完全不同,语言风格差异也很明显。

胡耀邦对与会者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形成文字,成为怎样的讲话稿,同起草者有密切关系。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稿,是怎样起草的呢?吴江有回忆。

“第一阶段结束不久,邓小平的讲话稿就着手准备,由胡乔木主持,我记得有五个人,我也参加。先到邓小平家中,由胡耀邦简单汇报会议的情况及下一段的安排。我已记不清邓小平究竟说了什么,总之话不多,好像主要是说解放思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基础之类的话。起草时几个人分工,每人写一部分,我写第一部分,写好了交给胡乔木,由胡乔木总修改,然后交邓小平自己完稿。修改和完稿的情况我们就不再过问了,我只记得我所写的第一部分只剩下了开头的十几句话”。(吴江《吴江文稿》上卷第237页)

在讲粉碎“四人帮”以来取得的成绩时,要不要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最后定稿时,删去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内容,起草人肯定是考虑斟酌再三的。那么,这位起草人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怎样的态度呢?

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不久,这场讨论刚兴起时,争论激烈,胡乔木跑到胡耀邦家中,要求胡耀邦不要再发表文章,实际是让胡耀邦停止这场讨论。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人民大会堂两次声言,谁说党中央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不一致,就是分裂党中央。在讨论过程中,胡乔木没有发表阐述真理标准问题一篇文章、一次谈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1月6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大会上传达全会精神,题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这篇传达讲话,收编进《《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其中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内容,全文如下:“在思想路线方面,会议用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重大意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在会上被认定是正确的,反对这一观点的同志被认定是错误的。问题还不在于认定哪些同志正确、哪些同志错误,问题在于认定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原则。如果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就不能前进,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党就要失掉生机,我们就要亡党亡国。”(《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这个长达一万多字的传达讲话,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到二百字,而且,用语特别,如“被认定是正确的”,“被认定是错误的”,读起来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人们要问:中央会议上这样重大的是非,你自己是怎认定的?

吴江有这样的看法:“当时已代替汪东兴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等人,已在过分渲染当时的舆论和鼓动反右,矛头也是对着务虚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用心并没有完全白费”。(吴江:《十年的路》第79页)这是一家之言,且已公开,在此照录。

2019年3月7日稿

 

理论工作务虚会仓促结束——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四十年(之十七,完)

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以后,就面临着理论工作务虚会如何结束的问题。

据吴江回忆:当时的问题是怎样召开大会。为准备大会发言,我请本组三位同志起草一个发言稿,准备讲一讲两条思想路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一面,解放思想固然不能脱离开四项基本原则,但另一方面,运用四项基本原则绝不能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思想法、研究法,否则,原则本身就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教条主义、学理主义,或变成像马克思所说的“刻板的正统观念”。我们需要的是在实践中、群众斗争中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刻板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也一样,我们目前亟须检讨我们在运用社会主义原则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毛病,以致出现了目前这样的严重问题。一句话,讲四项基本原则绝不意味着不批判教条主义和“凡是”主张。(《吴江文稿》239-240页)

准备讲这样的问题,自然不能不事前同胡耀邦打招呼。胡不在会议场所,当时是在他家里。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他要我到他家去一谈。刚好安子文也在座。耀邦问我小组会情况,我据实以告。我问大会究竟何时召开,小组会已经开不下去了。趁他暂时沉默之际,我向他汇报我们准备发言的内容。他反过来问我:“你觉得大会是开好还是不开好?”,我有些愕然,不等我回答,他说:“大家究竟会讲些什么呢?你们的发言内容自然可以。小平的报告有重要意义,但确实要把解放思想、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今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上面,出在将思想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弄成两张皮。反对教条主义当然同样不能动摇。但是,你们准备的东西是否拿到大会上去讲,还要考虑一下。然后他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这是他的习惯。当我正在同安子文说话时,胡耀邦突然站住,用坚定的语气说:“大会不开了,我也不讲话了。我明天就去宣布。”(《吴江文稿》240页)

其实,大会还是开了。大家希望胡耀邦讲话。

4月3日,开了全体会议。按理,按当时的情况,作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主持人,胡耀邦也应该讲一讲。

胡耀邦讲了一篇话,题目就叫《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结束语》。

胡耀邦说:我本来没有什么讲的了。大家还要我讲,给我出了难题。这确实是个难题。这个结束语共讲了六点。看来,他作这一篇讲话,颇费心思。

胡耀邦在《结束语》开头就说:“我们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我们读这一段话,有点无奈的感觉,其实,恰恰表明了胡耀邦的自信,也是有力度的回答。

胡耀邦说:小平同志讲,“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说,社会上这股散布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客观形势发展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合乎事物发展规律。只要我们工作做

得好,把这股思潮平息下去,并不很困难。

胡耀邦指出,在有某些人说,是不是要“收”了,要反右了?如果普通群众讲这话,还可以理解;如果干部讲这话,那就非常幼稚。我们党两年多来总结了历史经验,还把错划的右派加以改正,那能糊里糊涂、冒冒失失地又来个反右派斗争?胡耀邦这个话,不是无的放矢。

胡耀邦强调,要把社会上四个怀疑也好、四个歪曲也好、四个反对也好,这一股小小逆流平息下去,主要靠做思想教育工作。只有对极个别的触犯刑律的害群之马、反革命分子才采取组织措施。主要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力量是用在做思想教育工作。这一点务必请各省市同志回去讲清楚。

胡耀邦结束语的第四点,是讲如何对待邓小平对理论工作和理论务虚会的批评。他既要肯定邓小平的批评,又要抚慰与会者的心绪,这确实是很难的。

胡耀邦说:小平同志在报告上讲了对两年半来我们理论战线工作的评价。请同志们认真考虑一下,小平同志对理论战线这种评价公道不公道?我个人看是公道的。

小平同志说:“三中全会以来,理论战线的同志进一步解放思想,也做了许多工作,提出了或者解决了不少重要问题。”三中全会到现在四个月,这一段评价得低一点。如果我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也是公道的。成绩比起来不是那么大,责任首先在谁?恰恰这几个月我在作宣传部长,这个担子由我挑起来。其实,这几个月的工作是大家做的,耀邦自己承担责任,也难解除大家的思想纠结。

胡耀邦接着说:小平同志是不是对理论工作上有点意见?从他的报告看来是有的。可不可以算是批评性的意见呢?我看也可以算。但是,与其说是批评性的意见,还不如说是勉励性的意见。与其说是批评性的意见,不如说对我们这条战线充满着希望,提出了很严格的、高标准的要求。他念了邓小平的一大段话后说,我觉得这些话,你说是批评也可以,你说是勉励也可以,你说是高标准、严要求也可以。胡耀邦的这一段话,真可以说是苦口婆心!

胡耀邦引申邓小平的话,讲了如下一段:小平同志这段话对我们是非常爱护、非常亲切的。如果把这段话的精神扩大起来,我们可以同样用在对待党内外的同志身上。那就是要尽量保护人们的积极性,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采取一种引导的方法,引导他们向前看。要做过细的思想教育工作,不要动不动就戴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因为十几年来我们评论是非、看问题很容易上纲上线、简单化。这是习惯势力。我们能不能再花两三年时间,使全党自上而下好好把这股风改变过来。要经常看到人家的成绩,充分肯定人家的成绩,对人家的缺点、不足,要满腔热情,谆谆善诱。要严格区分党员、干部中那种违法乱纪的错误和工作中的一般错误。要按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办事。

胡耀邦的这一段话,意味深长,是讲历史教训,也是打预防针。

胡耀邦结束语的最后二点,是讲如何落实邓小平提出的理论战线上的任务。邓小平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胡耀邦就此作了阐发,着重讲了如何冲破思想僵化半僵化。他说,前一时期我们冲破了“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那种僵化半僵化(这是胡耀邦揭露“两个凡是”的用语)。他说,对新时期四个现代化没有兴趣,不钻研它,那还不是僵化?现在要注意破这样一种僵化。

最后,胡耀邦对理论战线的同志提出希望,一是多多接触实际,二是要很好振作精神。

胡耀邦的结束语,几乎是逐句解释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部分第一点的内容(即收入《邓小平文选》时删去的那一部分)。

胡耀邦的结束语以后,没有讨论。

“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这样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就这样结束了”。一位与会者这样说

在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以后。吴江在胡耀邦家谈了准备写两条思想路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的发言稿问题。

胡耀邦说,小平的报告有重要意义,但确实要把解放思想、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今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上面,出在将思想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弄成两张皮。反对教条主义当然同样不能动摇。胡耀邦同意撰写一篇文章。

理论工作务虚会结束语以后,吴江就着手撰写这篇文章,由孙长江执笔。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理论动态组于5月3日和7日两次讨论文稿,经胡耀邦审阅定稿,刊登在《理论动态》第132期(1979年5月10日)。5月11日,《人民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全文发表。

这篇长文回顾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有针对性地阐明了思想路线的重要性,文章指出: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是我们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

文章指出:林彪、“四人帮”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凶恶敌人。他们口头上说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搞的是假社会主义;他们天天喊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也讲党的领导,实际上却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煽动派性,鼓吹无政府主义,以帮代党;他们表面上高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歪曲、篡改、割裂和伪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玷污和毁坏这面伟大旗帜。我们党进行的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毫无疑义,也是一场捍卫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伟大斗争。

文章阐明: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向前看的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要贯彻这个方针。因为四项基本原则也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我们如果不联系今天的现实情况,只是一般地讲老道理,说空话,陈话,套话,从概念到概念,就不能说服人,不能达到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目的。只有在向四化的进军中,抓住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新的丰富事实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才能使四项基本原则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分清两条思想路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文章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向前看的方针。这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很重要。1979年3、4月,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重点还在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没有深入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尽管已经开始触及这个问题)。那时,人们讲的社会主义,还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一套,还是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从政治方向上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很有必要。但人们对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都有切肤的感受,你讲它如何如何好,如何好于资本主义,说服力很有限。

1980年,邓小平提出,对“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根本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982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结论。我国的社会主义在改革中大发展,人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惠。社会主义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的集中点,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分清两条思想路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篇文章,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解放思想,同党的思想路线相联系,为解决胡耀邦讲的“两张皮”的问题,作了努力。从这个角度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分清两条思想路线》的文章,实际上也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结束语的一部分,甚至是更重要的一部分。胡耀邦同志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不便讲。

2019年3月9日稿

附言:

本人从今年年初开始,撰写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四十周年的文章,到今天,总算写完了,共计17篇,近八万字。写这些文章,本人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态度。这17篇文章,也可以说是实录,本人的论说很少。所摘引材料,都是有依据的,但基本隐去了姓名。

17篇文章,只能算是初稿,本人真诚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建议。

今年四月十五日,是胡耀邦同志逝世三十周年。我仅以这些文章表达对耀邦同志深深的敬意和深切的悼念!

沈宝祥

2019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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