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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四十年(五)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19-03-13   来源:
 

前一篇是“之十”,为了悼念冯兰瑞同志,现将“之十三”提前发出。

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四十年(之十三)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与会者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思考逐步深入。过去为什么出那么多问题,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一些与会者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

一位与会者说:马克思、列宁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对“过渡时期”的问题,在理论上没有很好的研究,在实践上没有很好的总结。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不是从资本主义开始的,而是从新民主主义开始的。当时,我们的经济结构很复杂,有五种经济成分,国家经济从比例上看,已经占了主导地位,怎么能说是资本主义呢?既然是从新民主主义开始的,那么这种“过渡时期”有什么特点,对随后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专门研究过。总而言之,关于“过渡时期”的问题,党内没有认真的讨论,只是主席的一些批示。这样重大的问题,主席的观点并没有专门的著作或文章来阐述,只是那么几个论断,又不提倡理论工作者来研究,结果,直到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还说不出一个一、二、三来,要打破一切禁区来探讨。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明确我国革命目前是处在什么时期,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这些年来,我们的路线老是搞不对头,不能不说和这一点大有关系。(1-32)

这位同志的批评是有依据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对此,当时很明确。本人那时是团员。什么团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简称“新青团员”。

后来,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他用“过渡时期”替代新民主主义时期。1954年9月,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其中有一句:“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43页)这表明,对这个问题,党内高层的理解和认识不很一致。毛泽东在1958年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1959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都讲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就完全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这也提示我们,一些重要的提法,往往涉及重大的理论问题,应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切忌主观武断,匆促行事。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不顾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国情,在经济建设上,在社会制度的变革上,都是急躁冒进,搞大跃进,穷过渡,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虽然一再碰钉子,但一直未能深入思考总结。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人们回顾三十年来的历史,从深层次上思考,终于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冯兰瑞和苏绍智两位研究员合作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的长篇文稿,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

他们首先介绍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

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共产主义)。十月革命前,列宁也是这样阐述的。

十月革命后,列宁从俄国这样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难得多,阵痛的时间要长很多。列宁在《马克思论国家》中明确地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Ⅰ、“长久的阵痛”: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过渡;Ⅱ、“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Ⅲ、“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这两位研究者说: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社会的发展要经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1.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这一段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过渡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2.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3.共产主义阶段。

他们提出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概念。

他们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

他们说:我国解放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生产力很落后,小生产占绝对优势,人民的文化水平很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将会更长一些。实践证明,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残余和势力,甚至还存在封建主义的残余,小生产也仍然存在。因此,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远没有结束,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并没有进入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过渡时期是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相应的存在着几个阶级。在我国,就是一九五六年以前的那一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进入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统治地位,实行了按劳分配,但还存在着公有制的两种形式;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资本主义经济残余和势力,甚至有封建残余;小生产还占有相当比重;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还很严重。生产力水平还没有大发展,产品也远不丰富。我们现在正是处在这样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

对社会主义社会不分阶段的后果。

不分阶段,只看作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一个整个的阶段,必然导致混淆历史阶段,不能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以致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首先,会把某一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当成几个阶段共有的现象。例如,一、把第一阶段(过渡时期)中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扩大,贯穿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都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而陷于政治上的错误。同时,认为这整个时期的主要矛盾都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于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只存在残余的情况下,还要大搞阶级斗争,而不是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以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使我们二十年来没有能够实现工作重点的转变。不分阶段,混淆阶段,还会把下一阶段(发达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才能办的事,提前到上一个阶段来办。这就发生了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甚至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等,以致严重挫伤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

薛暮桥在《二十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中也认为: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由于旧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在这个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特别困难,只能稳步前进,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还远远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抄袭马克思、列宁所制订的公式,而必须根据我国自己的情况,来摸索我们应当走的道路。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只能够从实践中去检验,而不可能有其它办法。

以上这些见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最初酝酿,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重要成果。

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在这个讲话中,叶剑英就讲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他说:“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212、233页)这个讲话是经过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是党中央的共识。这个讲话已经初步表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

我还要补充一句,参与这个讲话稿起草的成员中,有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参加者。

以后,不断探索思考,到1987年党的十四大,就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追溯历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起点,还是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2019年2月23日稿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四十年(之十四)

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专论党的发言不多,但所议论的各个问题,都涉及到执政党,实际上都是党的建设问题。

下面简要回顾一下。

与会者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批判和否定,实际就是对“文革”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的研究探讨。九大党章虽然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但在实践上,是以“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南。对“继续革命理论”的评析和否定,就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否定,对“左”的评析,实际是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准备。

理论工作务虚会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在对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就是对党的政治路线的重新思考。

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实际就是议论党风问题。

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选举,实际上是议论党的组织路线。

理论工作务虚会关于专论党的发言虽然不多,但却是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

一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作了题为《“五十”字建党大纲是错误的》发言。

他说:毛泽东同志有一条被康生称为“五十字建党大纲”的语录:“中国共产党应是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泽东同志在党的 “九大”召开以前写这一段批语,是想要给共产党重新下一个定义,的确也是想要为重新建党提出一个明确的目标和纲领。因此康生说这是“五十字建党大纲”,是有些道理的。后来,这条语录果然被写入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中。

这位同志提出的,是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是党的建设的总问题,也可以说根本问题。

这里介绍一下所谓“五十字建党大纲”。

1967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文件中,加写如下一段话:“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发言者上面所引的文字不准确(只有49个字)。这段话正好是五十个字,康生称称之为“五十字建党大纲”,在“文革”期间,“五十字建党大纲”叫得很响。1969年4月,九大修改通过党章,将这“五十字建党大纲”写进了总纲,从而成为党建的指针。

这位同志对“五十字建党大纲”作了评析。

他说:我认为,这个“建党大纲”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根本没有提到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讲过的党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也违背了他在一九六三年提出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这样一个基本上正确和杰出的思想。在“五十字建党大纲”中,顶多是提到了“阶级斗争”这一项任务,而丢掉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两项任务,即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况且这里提到的“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又离开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目标,仿佛“进行战斗”的目的就是“进行战斗”。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讲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的情况时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他在同年二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这就是说,在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表现为敌我矛盾的对抗形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因而降为次要的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包括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阶级斗争,例如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的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以及党内的思想、政治斗争;也包括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已经上升为主要的矛盾,从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便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已经成为党的主要任务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论断中的“阶级斗争”,也应当相应地理解为和改变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才更加确切和正确。

这位同志以毛泽东自己前后的有关言论对照,指出“五十字建党大纲”理论上的错误,实践上不切合中国实际,并指出,“五十字建党大纲”是想要给共产党重新下一个定义,的确也是想要为重新建党提出一个明确的目标和纲领。但他的分析没有能抓住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个要害问题。

毛泽东确是要“重新建党”。在九大时,他曾说,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做整党建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进城以后,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要整党建党。他对这个党不是一般的不满意。

“五十字建党大纲”表明,毛泽东是要把中国共产党重建成为搞阶级斗争的党,搞“继续革命”语境下那种阶级斗争的党。

我们实事求是地观察一下党组织的实际情况,经过十年“文革”,我们这个党确实是按照“五十字建党大纲”重建了。经过“文革”,主要是经过九大,确立了以“继续革命理论”为党的行动指针,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的政治路线,以搞“文化大革命”为党的任务,特别是,极“左”势力抢占了党的各级领导权,党风上盛行个人迷信,等等。这样的党组织,只是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只能领导“文化大革命”,绝不可能提出改革开放,绝不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决不是说党内没有主张改革的力量,但像邓小平、胡耀邦那样搞一点整顿的人,恢复一点社会主义的生机,都不能被容忍。二十多年前,一位理论家就严肃地指出,不应“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胡作非为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活动混为一谈”。

这位与会者提出,“五十字建党大纲”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样,是一种阶级斗争扩大化、敌我矛盾扩大化的纲领和路线,是有害的、错误的。被实践已经证明,它完全不适合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实际情况。这个“建党大纲”同完整的、准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相容,今后不应再执行。

还有一些与会者提出,希望党中央制定新的党纲。

他们的意思是,废止“五十字建党大纲”,按马克思主义党建原理,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实际,重新考虑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从而彻底否定了“五十字建党大纲”。十二大对党章作了“许多有根本意义的修改”。

还有一些与会者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建议,较集中的是主张废除领袖终身制问题。

有人说:苏联和我们过去实行的都是领袖终身制,要不就是打倒,要不就是终身。一个终身当领袖的人,时间久了或者到了他的晚年,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往往不容易体会、了解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要求;而且一旦成为终身领袖,必然有人出来吹喇叭、抬轿子,甚至出现林彪、“四人帮”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搞“造神”运动。终身领袖本身往往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在这一点上,我们能不能批判地吸取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规定领袖的任期有一定的限,到时候就改选呢?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党的领袖如果是终身制,人民群众永远不会有充分的民主。

有人指出,我们现在领袖是终身制。这种终身制不符合民主原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终身制是人治,不是靠制度来管理。人治总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是靠不住的,而且人是要变的,不会永远一样。突出宣传个人,似乎只有靠他,才能得救,那是不对的。应该改革这种制度。终身制没有一点好处,它不起推动上进和发展,反而起阻碍的作用。终身制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

现在我们的干部实行委任制,终身干部制。这究竟是完全先进的制度,还是有某种程度的落后?是利多弊少,还是弊多利少?是否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还有某些封建残余的因素?我们应该积极而又稳妥地实行干部制度的改革,民主选举各级干部,无记名投票,真正做到选贤任能,而淘汰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干部。

2019年3月2日稿

成果丰硕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四十年(之十五)

理论工作务虚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会议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义召开,由胡耀邦主持,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务虚会从1979年1月18日开始,春节休会几天,春节后继续,到2月16日。

会议原定第一阶段20天,第二阶段10天。结果是,第一阶段就开了30天。从深入批判“两个凡是”,推进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角度看,务虚会主要在第一阶段。

本人将理论工作务虚会议论的重要问题,归纳为十三个(不是很全),已分别写成专文发出。现将这十三个问题抄录如下,以见一般:

1)深入揭露剖析“两个凡是”;

2)彻底否定“文革”;

3)清算个人迷信;

4)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拨乱反正;

5)强烈呼唤民主;

6)人民的天下必须有健全的法制保障;

7)揭批康生;

8)鲜明提出反“左”;

9)记取经济工作几起几落、大起大落的

深刻教训;

10)热议理论工作;

11)揭露和评析“文艺黑线专政”论;

12)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

13)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理论工作务虚会议论的问题,涉及建国以来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各个方面,很广泛,都是现实生活中大家关注的迫切需要分清是非的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与会者解放思想,大胆触及这些重大、敏感、尖锐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这一段的会议开得怎么样?胡耀邦曾让大家作一估量。各个组都进行了议论,下面摘录他们的议论。

第一组:“务虚会开得好。会议始终贯彻了三中全会精神。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指导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澄清了许多被林彪、‘四人帮’搞乱的理论问题,对发扬党内民主作风,研究和讨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次理论务虚会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建国三十年,理论界出现这样理论联系实际的生气勃勃的气象还是第一次。这次会议研究的问题几乎涉及马列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各个方面。同志们研究问题的态度是严肃的、科学的。有许多发言是对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的成果,绝不是心血来潮。”

第二组:“这次务虚会学习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榜样,开得很好,大家很有收获,很受教育。说实在话,对于长期以来未能触及而又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敢于发表意见,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现象,也是理论工作开始富有生气的实际体现。

“这次会议对汪东兴同志及其他犯错误的同志的批评,是对党负责的,是实事求是的,是讲道理的。大家对他们的批评既是严肃、尖锐的,又是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的。我们这样做,真正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根本上区别于林彪、‘四人帮’一棍子把人打死的恶劣做法,也不同于汪东兴同志动辄给人扣上‘砍旗子’、‘丢刀子’的大帽子的错误做法。”

第四组(缺第三组材料):“理论务虚会是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召开的,是贯彻了三中全会精神的。它体现了我们党的民主传统,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它不仅像邓小平讲话中说的‘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且像胡耀邦不止一次讲到的‘有很多很好的见解’。这次会议也是维护毛泽东旗帜的,并没有损害这面旗帜,在会议的发言中,没有看到有哪一篇发言是否定毛主席的,只是对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作了一些议论和评价,这对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对打破人们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对我们党以后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很有好处。”

“至于在三中全会之后,在理论务虚会之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偏向,需要我们努力去纠正,那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绝不能说这是理论务虚会造成的,正如不能把这些偏向说成是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造成的一样。”

“务虚会的指导思想是贯彻了三中全会精神的,讨论的问题也是全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要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讨论这些问题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闹事,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务虚会和闹事,不是种子和芽子的关系。阳光春雨,为培育香花创造了条件,但毒草杂草也会冒出来的。”

第五组:“我们的会议按照党的三中全会创造的好的会风,对一些重大理论是非,用民主讨论和科学态度分析问题的方法,使持各种不同见解的同志都能畅所欲言。这种民主学风,是多年来所没有的,它必将导致思想理论的昌盛,必将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各省、市、自治区来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同志,也从他们的角度,谈了对这个会议的感受和评价。

河北、浙江、贵州、青海、广东五个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在他们写的一个材料中说:“这次中宣部和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情况下召开的,是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摆出了我们党内十几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情况,揭发批评了汪东兴、李鑫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严重错误。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端正思想路线,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必将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云南省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同志说:“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越开越看出它的重要意义。会上揭露的大量事实,充分说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之间这场争论的尖锐的政治性质。会上讨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民主空气,一定会对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工作产生深远的重大影响。”

在当时,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绝大多数同志,对这个会作了肯定的而且很高的评价。他们主要肯定了以下几点。

1.这个会议贯彻了三中全会的精神,是以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为榜样召开的;

2.这个会议高举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3.这个会议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像这样畅所欲言、生动活泼的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4.会议摆出了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情况,深入地实事求是地批评了“两个凡是”,对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打破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端正思想路线,起了很好的作用;

5,会议对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提出了很好的见解;

6.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情况下召开的,是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一次重要会议。这个会议对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理论工作务虚会取得的丰硕成果表明,耀邦同志在《引言》中提出的会议目的,达到了。出他提出的开会方法,是比较成功的。

与会者指出,理论工作务虚会大胆冲破了一些禁区,它在思想上为形势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这正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历史功绩。(《吴江文稿》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第226-227、229页)

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提出、阐述和建议,有助于推进历史的转折。

对于历史转折,当时强调的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固守成规转到改革,从封闭转到对外开放,其实,这个转折必然是全面的,包括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理论工作务虚会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剖析否定,对破坏民主法制的揭露,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议论,都是紧密结合历史转折的,都是适应历史转折需要的,对历史转折起了积极作用。

理论工作务虚会表明,知识分子作为思想者、批判者的品质和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和体现。现在人们讲“智库”,理论工作务虚会就起了智库的作用。

吴江(理论工作务虚会九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在《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记》文中说:理论工作务虚会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像这样的以实践标准为引言和主题的大规模的理论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还是仅见,或者像有人说的是一个“创举”。会议的内容是以实践标准的精神广泛地涉及建国以来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各个方面。尽管限于当时的条件,会议在检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方面,在怎样于中国条件下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方面,以及在批判“文革”、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批判长期存在的“左”倾危害方面,都还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头,但会议确实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发展的途径,总结过去思想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还是对于反对危害极其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并指名道姓地指出毛泽东所应负的责任,以及批评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它开始引导人们进入思考,或者说,开始重新认识我们已走过的路。这个会议毫无疑问将载入史册。

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已经过去四十年。今天,务虚会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也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回顾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四十多的历史,中国的拨乱反正,中国的历史转折,是很不平凡的。这个历史进程中,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大背景下,有三次大的讨论至关重要。

第一次,是1978年11至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推倒了“两个凡是”,将思想解放推进了一大步,提出并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基础上,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实际是改变了党的政治路线。但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此为止,对评价“文革”和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这样重大的历史课题,划了一条线。

第二次,就是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理论工作务虚会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荒谬和严重恶果,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了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议题,与会者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较深入地剖析了个人迷信。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础上和指引下,越过了不评价“文化大革命”,不评价毛泽东的那条线,向前跨了一大步。吴江说,理论工作务虚对有些问题的揭露,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头。在拨乱反正中,“开了一个头”,就是突破。

第三次,是1980年10月,党内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草案(中央党校一千五百多学员同时讨论,实际是五千多人讨论)。据某些回忆,这次讨论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许多人说了过去从来不敢说的话,大家广泛深入地揭露并批评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而且触及个人的思想作风。这次讨论是党内高层的思想大解放。

从以上三次讨论可以看出,人们的思想解放不断推进,拨乱反正不断深化。从三次讨论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历史地位就更清楚了,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一段,是拨乱反正的重要一步,是推进思想解放的重要一步。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畅所欲言,对建国以来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各个方面发表评论,对“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以至指名道姓批评毛泽东。出现这样的局面,历史地看,是必然的,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些人开始从个人迷信中觉醒,怀疑产生了,怀疑逐渐增长。到1976年的“四五”运动,人民群众就强烈地比较鲜明地表达了对“四人帮”的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也反映出对穷社会主义的不满,对毛泽东的批评。“四五”运动是全党全民反思的一个标志。

粉碎“四人帮”,进行拨乱反正,特别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也是全党全民的大反思。大家以实践标准检验“文化大革命”,检验现实的社会主义,当然也以实践标准检验党的路线,检验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思想越来越活跃,出现了某些人惊呼的“混乱”。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更趋活跃。人们提出各种问题,发表各种见解,出现了“满春色关不住,枝枝红杏竞出墙”的景象。理论工作务虚会与会者在要敞开思想谈的鼓励下,发表各种意见,在一些问题上开了头。这是理论工作者责任性和积极性的表现。

但是,长期以来,在现实生活中,习惯于大一统、高度一致,没有平等讨论、争论的习惯和氛围,习惯于“千里莺啼”,而不习惯于“鸦雀有声”。对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样的一个会议,难免会引发一些情况。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有人发言,对这个会议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这个发言的内容如下:

前面概括成“两个凡是”派,就有点不实事求是,有点形而上学,难道以后就不能说凡是了吗?对于说某某思想僵化、半僵化,我也有点想法,我认为,考虑大局,考虑有些问题,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讲,不叫思想僵化、半僵化。不到外面贴大字报,也不叫思想不解放。如果一些大的问题不弄清楚就批这批那是不行的。有些东西是写在党章宪法上的。不要党章、不要宪法的任凭怎么彻底的理论,我还是不敢苟同。现在理论上还有多少禁区?没有多少了,连主席问题等都可以议论了,难道还算有禁区吗?

这是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发言,是对理论务虚会作不同评价的唯一一篇发言。

从这篇发言可以看出,这位同志对批评“两个凡是”是不认同的,对当时存在的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是不承认的。他认为思想理论的禁区已不存在,而且大大过了头,已经到了“不要党章、不要宪法”的地步,而且他还把思想解放同到外面贴大字报混为一谈。这篇发言对坚持实践标准的同志所扣的帽子,不亚于“砍旗”、“丢刀子”那些帽子。正如一位与会者所说,这篇发言“就是思想僵化的代表作”。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像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这样的发言是唯一的一篇,但这绝不是孤立的现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传到许多单位,人们争相阅看,这个会议的情况很快就传开了。一时间,出现了上下左右对理论工作务虚会议论纷纷的现象。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指桑骂槐,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指责,实际上是对三中全会的指责

就这样,为进一步分清是非而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本身,也发生了是与非的问题,有誉有毁。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2019年3月3日稿

附照片:

胡耀邦对当时形势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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