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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四十年(四)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19-03-11   来源:
 

记取经济工作几起几落、大起大落的深刻教训——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四十年(之十)

理论工作务虚会议论经济工作不多,但有几位经济学家的发言。特别要讲的是,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写了《根据实践经验来回顾二十多年的经济工作》的长篇发言。

大家知道,薛暮桥同志是一位很务实的经济学家,参与中央的许多经济决策。他曾应邀对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同志讲研究经济学的体会和经验,本人也去听了。他说,自己研究经济学,是从两论起家,即《实践论》和《矛盾论》,首先是从实际出发。

薛暮桥同志《根据实践经验来回顾二十多年的经济工作》的材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大量事实,揭示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的曲折历程和付出的沉重代价,总结了二十多年经济建设的深刻教训。

薛暮桥同志提供给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这个材料,有一万六千多字,内容丰富。本文主要就是介绍薛暮桥同志这个材料。

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洪,也写了长篇发言,讲几个经济理论的是非问题。马洪和其他同志有关经济问题的发言,也作一些必要的摘录。

一,经济工作几起几落、大起大落。

一九五七年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一九五八年就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造成巨大损失。三年大跃进后,搞了五年调整,经过调整,经济建设刚开始走上比较健康的轨道。一九六六年就搞“文化大革命”。二十年中,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很曲折的路。经济建设虽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总的情况是发展缓慢。薛暮桥写的材料首先讲了二十年来经济工作几起几落,大起大落的情况。

薛暮桥先讲了工业方面的情况。他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工作很谨慎,发展也比较顺利。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形势很好,有些同志头脑开始发热。周恩来等领导人提出反冒进。一九五八年春节开会批评“反冒进”,于是大家的头脑热起来了,来了一个更大的冒进,一切比例关系都打乱了。编制计划不讲平衡,而是“以钢为纲”。1958年,钢产量原定580万吨,后上升为1070万吨,这显然做不到的。以后核定,实际产量只有800万吨,其中还有40万吨没有达到原定的质量标准。为完成指标,城乡遍地大搞小高炉。单单大炼钢铁一项,把上万个半拉子工程停下来,就损失了二百亿元。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影响下,1960年钢产量指标又定为1800万吨,农轻重比例失调,不得不搞调整,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就出现了重工业生产大倒退,钢产量1961年降到800多万吨,1962年降到700万吨以下,比1960年降了将近三分之二。基本建设1961年降到90亿元,1962年又降到60亿元,比1960年下降百分之八十以上。

接着,薛暮桥讲了农业。1958年,河北徐水括起共产风,说要三年进入共产主义,推行到全国。一块试验田说要亩产粮食十几万斤。放粮食高产卫星,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批判“条件论”,刮起了说大话、假话的十二级台风。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3700亿斤,1958年指标7000亿斤,实际产量4000亿斤,1959年只有3400亿斤。从1959年起,农业生产连续下降,1960年和1961年都低于3000亿斤。

薛暮桥概括总的情况:三年大跃进,五年调整,损失巨大。

“文化大革命”受到的干扰破坏更大。1966年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1967年下降到1000万吨,工业下降138%1968年钢产量下降到900万吨,工业又下降5%,农业下降25%1974“批林批孔”,这一年工业生产只增长03%,等于没有增长。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抓安定团结,抓整顿,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年,工业生产增长151%1976年,批所谓“右倾翻案风”,工业生产只增长13%

马洪提供的数字: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0.9%,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0.6%。

这些苦燥的数字,却有力地说明了经济大起大落的情况。

薛暮桥说:我们付出了这样高昂的学费,还是没有真正吸取教训。

二,唯意志论盛行,不尊重客观规律

一九五八年大办人民公社,提出要三四年、五六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还说要十五年二十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显然是违反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一条最根本的规律,结果引起了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全国人民受了三年困苦生活。受了这样大的教训,我们还不懂得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农民生活,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唯一办法,以为集体经济不巩固的原因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怪。

生产的发展也有客观规律,不能想快就快。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提出钢产量翻一番,粮食产量每年增加百分之五十,这不但不懂经济发展规律,而且缺乏经济常识。《人民日报》天天这样宣传,受到外国人的讥笑,还硬说人家不懂得中国人民有本领创造古今中外从来不曾有过的奇迹。

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损失,人民生活遭遇很大灾难,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违反客观规律所得到的严重惩罚。

薛暮桥说:我们一定要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不能单凭主观愿望。

经济学家许涤新说:三大改造后,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毛主席和党的许多领导人的思想是不完全一致的。他老人家在三大改造之后,认为在他的坚强的意志之下,中国是可以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于是就来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等等,但是国民经济却因此就出现极大的困难。看来,主席在大跃进,在经济基础失败之后,就认为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不能适应他的快点进入共产主义的要求,认为这些老家伙是修正主义,因此,反右倾,搞四清,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大化大革命,接踵而来。十一年的大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为主导思想,那么还有什么客观经济规律呢?(5-42)

马洪剖析了“为纲”论。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提出“以粮为纲”和“以钢为纲”的口号,以为这是找到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特别是工业计划都是先确定钢产量指标,然后相应地推算出其它的指标。钢产量指标在许多情况下,是取决于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长官意志”,而不是取决于真正的综合平衡。自一九五八年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以来,钢铁生产“十年徘徊”,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十分缓慢,投资效果很差,人民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善。

马洪指出,“为纲”论不懂得现代化生产必需具备的比例关系要求和时间概念,它只是把手工业生产方式中单打一的做法应用于现代工业生产,是落后于时代的。

马洪同志对“为纲”论的评析是很到位的。

马洪着重讲了唯意志论。他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以后,过分夸大人的能动性,以为有了社会主义,客观事物就能够按照主观愿望来安排,因而不考虑实际可能,把按客观规律办事看成右倾保守,而把不符

合实际的主观愿望看成敢想敢干。“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生产翻番”,“放卫星”,唯意志论盛行起来(有人指出,还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口号,后来改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仍然有问题,因为条件不能任意创造,地下没有油,就不能创造出油来)。

马洪对唯意志论作了剖析。他说:唯意为志论是唯心的东西,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唯意志论比较隐晦。唯意志论者也承认存在客观规律,但却认为客观规律可以用人的意志来创造。他们片面地不适当地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们强调精神的反作用,用精神偷换物质,用政治代替经济,以为只要抓精神,抓政治,抓上层建筑领城里的革命,就能把生产力促上去,最后发展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要客观经济规律,并且以此来指导经济的实际,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

三,脱离中国的实际

薛暮桥说: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由于旧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在这个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特别困难,只能稳步前进,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还远远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抄袭马克思、列宁所制订的公式,而必须根据我国自己的情况,来摸索我们应当走的道路。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只能够从实践中去检验,而不可能有其它办法。

社会主义本来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我国原来是个贫穷落后,小农经济占绝大优势的国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就只能从实际情况出发,一步一步前进。

薛暮桥以上这些观点,已经接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四,政治冲击经济

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原来是反“左”,后来急转弯,错误地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下,继续搞跃进,一九六一年就出现了重工业生产的大倒退。

“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受到的干扰破坏更大。一九六六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形势本来很好。钢产量超过一千五百万吨。一九六七年“全面内战”,钢产量下降到一千万吨,工业下降138%。一九六八年钢产量降到九百万吨,工业又下降5%,农业下降25%“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批孔”,批邓,都造成经济下降。“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马洪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工厂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文革”中说,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有好人,但他们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这就把工厂的领导者全部打下去了,必然严重影响生产。马洪说,作出上述那种论断的主要依据,是说他们执行了《工业七十条》,但实践证明,《工业七十条》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红纲领。再说,我们绝大多数工厂并没有真正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也越来越少,后来干脆取消了。相反,我们的工厂不重视职工的物质利益,不注意经营管理,不努力增加利润,而耗费很多精力搞那些妨害生产的所谓政治,倒是非常严重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究竟是干什么的?是搞“全面专政”,还是搞生产?这个问题搞得非常混乱,不仅工厂发村、商店、学校、科研单位,莫不如此。马洪说,如果都去搞专政,谁去搞生产。专政成了目的,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在回顾总结中苏论战时说:“九评”(论战的第九篇文章)有不少“左”的观点(本人重看“九评”发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观点和语言,在这篇东西里都有了)。宦乡指出:“九评”在讲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时,过分强调政治,忽视经济,忽视发展生产力。批判苏联的“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指桑骂槐地批判南斯拉夫的“追求利润”,强调国家统一计划,批判南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违反经济规律。宦乡指出的这些“左”的观点,实际上也是国内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

五,严重忽视改善人民生活

薛暮桥认为:我们在安排国家计划的时;候,首先要考虑保障人民生活,使人民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有所改善,把余下来的力量安排基本建设。

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战胜资本主义?是因为人民当家作主,能够调动、发挥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这就不仅保障人民生活,而且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越来越好。许多职工十多年、二十年没有加工资,孩子多了,生活没有改善,反而下降。农民的生活更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二十多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产量没有增加。由于城市人口增加,农民的口粮还略有减少。许多地区农民增产不增收,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他们的积极性就不高。

每当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好一点的时候,就急急忙忙来搞阶级斗争,“砍资本主义尾巴”,把农业生产又砍了下去。许多同志不怕农民穷,而怕农民富,怕他们富了变成资产阶级。

薛暮桥问:如果社会主义不让农民过富裕生活,那末农民为什么要欢迎社会主义呢?

工业劳动生产率为什么这样低呢?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不关心工人生活。不但不提工资,同时又不注意搞好市场供应和集体福利事业,住的房子很挤,供应紧张,家务劳动很重,星期天比平时还忙。

每年开计划会议大家都争基本建设投资,很少讨论怎样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过去许多年,城市供应愈来愈紧张,种粮食的农民至少有三分之一吃不饱饭,做计划的时候可以对此漠不关心。为什么近二十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工资提高一倍两倍,而我们仍然维持原来的水平呢?

薛暮桥提出一个很有理论深度的问题。他说:每当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好一点的时候,就急急忙忙来搞阶级斗争,“砍资本主义尾巴”,把农业生产又砍了下去。许多同志不怕农民穷,而怕农民富,怕他们富了变成资产阶级。如果社会主义不让农民过富裕生活,那末农民为什么要欢迎社会主义呢?

人民为什么要欢迎社会主义呢?这主要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深思。

这里提出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六,违背经济规律的经济管理体制

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五十年代从苏联学来的。这套制度的好处,是能够把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于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项目。但是也有极大的缺点,它过分集中,束缚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更加严重的是,它基本上是由上而下采用行政力量来管理经济,没有很好利用经济方法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在这种管理体制下,许多基层企业只能机械地执行上级的生产计划,不讲经济核算,既无经济权利,也无经济责任,这怎么能使企业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呢?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但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我们经常争论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问题,也就是按条条管还是按块块管,都是由行政机关采用行政方法来管,而不让企业自己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来管。

现在我们研究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倡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善于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这里,薛暮桥提出了如何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问题。

七,损失最大的是“左”的错误

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搬走了,但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宁“左”勿右的思想影响还是很深的。由于报刊继续批判“四人帮”的“极右路线,去年有些地区还在搞“穷过渡”,没收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取消集市贸易,认为这是“砍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要真正弄清路线是非,首先必须分清过去我们是犯了右的错误,还是犯了“左”的错误。过去有没有右的错误呢?确实有。但这些错误纠正得很快,损失不大。损失最大的是“左”的错误。我们过去讳言“左”的错误。常把“左”的东西当做右的来批,甚至把它叫做极右,好像社会主义时期只会犯右的错误,不会犯“左”的错误。这怎能把极“左”路线的错误纠正过来呢?

19801216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第254页)我们把薛暮桥讲的历史情况,同陈云的论断结合起来,有助于看清问题,总结经验。

八,一定要认真总结历史教训

薛暮桥说:我们在经济工作中确实做了许多蠢事,可就是一直不敢承认错误。明明主要的倾向是“左”了,硬要说是“右”了,还要反右,结果是越反越“左”。弄得经济几起几落,大起大落,发展缓慢,有时甚至停滞、倒退。如果再不实事求是,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分清是非曲直,各级干部对落实党的经济政策仍然会心有余悸。

1962年,虽然在人代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承认过去几年工作犯了错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刮了“浮夸风”、“共产风”,造成人民生活的暂时困难。其实这些错误尽人皆知,要想瞒是瞒不了的。我们没有把这些错误让大家都知道,从中吸取教训,在报刊上老是把农业减产的原因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工业减产的原因归咎于苏联撕毁协议,所以这些错误又一犯再犯。

二十多年来,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确实是很深刻、很丰富的。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很好加以总结。我们应当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基本精神,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禁区”,敢于批评“左”的错误。坚持实事求是,深入研究,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总结好,以便今后做好经济工作。如果我们按照两个“凡是”办事,那就别想认真进行什么总结。

薛暮桥提出:敢于承认错误,实事求是,敢于冲破“禁区”,深入研究,很中肯。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总结经验。

2019216日稿

 

 

热议理论工作——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四十年(之十一)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参加者,多数是理论工作者,还有多年从事理论宣传领导工作和关心理论宣传工作的老同志,理论工作问题成为与会者热议的问题之一。大家摆出了很多情况,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

一,理论工作落后了

一位社科界的领导者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党的理论工作落后了。我很拥护这个看法。

不少与会者都持这样的看法,而且深有感慨。

与会者摆出理论工作落后的一些情况。

很长时间形成一种风气,党的政策文件、领袖的讲话,甚至一言半语,都不能有异议。理论工作只能做注释工作。这等于取消了理论工作。

与会者反映,理论工作者不能研究理论问题,却去搞解读、注释之类的东西,真正的理论著作几乎没有。许多理论工作者无事可做。

有人说,可不可以说在我们的理论工作中,存在着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问题?我也认为这样提出问题好。我们对许多理论问题都没有研究。对外国马克思主义者写的著作,似乎不屑一看。

我们对外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做得很差,直到现在,学术界有影响的有份量的学术著作不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很多新的情况,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如缩小三大差别的问题,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问题,都已经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人家都在研究,我们连材料也没有。

有的负责人讲了理论落后的窘态:南斯拉夫每年夏天开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会,每次邀请我们去,我们不去。我们拿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观点给人去辩论。拿不出一套令人信服的东西,或者至少要拿得出一套能自圆其说的东西,现在都办不到。

拿不出多少科学形态的学术成果,是理论工作落后的一个方面。

理论工作落后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出了不少错误理论,直接影响实践,大家摆出了很多情况。

向社会主义过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认识就不很清楚。以后,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有一套理论。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也都有一套理论。实践证明,这一套不是科学理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更是完全错误荒诞的。

有人说:我们党竟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在很多问题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常识,岂不发人深醒?其实,这也是许多与会者思考的问题。

二,理论工作落后的原因

理论工作落后,出现错误理论,长期得不到纠正,是什么原因?对此,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与会者从多方面思考,发表看法。

首先是,理论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大家着重批判了《五·一六通知》。

发言者指出,这个《通知》不仅在政治上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诬陷打击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学术权威,而且在理论上根本抛弃了马列主义关于理论工作的一系列的理论、方针、政策,为文化专制主义,毁灭无产阶级文化,摧残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与会者指出,《五·一六通知》批判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命题,表示了真理是客观的。客观真理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人都有权探索真理、宣传真理、捍卫真理。而不管谁掌握了真理,人们就应该尊重他,服从他的意见,即服从真理。

《五·一六通知》批判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否认了客观真理,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标准,宣扬和推行了封建法西斯的权力真理论,助长了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人们在真理面前不是平等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只有某些人或某个人有权力有资格掌握真理,其他人只有等待这些人的恩赐,才能看见真理的光辉。而所谓能掌握真理的人,又一定是伟大的天才,一定是有了高位的天才。这种人地位越高,真理就越多。地位达到高峰,他也就成了真理的化身了。他的话就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这种真理的化身的人的言论,只能成为神仰的对象,而不能成为研究的对象,别人无权研究,顶多只能解释、注释。谁如果想搞点平等,研究研究这些言论,马上横祸就会从天而降。

这个《通知》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完全等同起来,然后又把政治问题设为禁区,不准讨论,讨论了就是犯罪。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理论问题,当然有联系,但无论如何不能说两者就是一个问题。实际上,这就否定了学术研究。

这个《通知》提出无产阶级的学术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对文化历史遗产的理论和方针的。这个《通知》要求彻底揭露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在“文革”中就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不仅把从旧社会过来的教授、学者打倒了,连我们党的在理论上有成就的同志,也一律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打倒。

有人说,党的领导在物质生产方面有瞎指挥的问题,在精神生产方面也有瞎指挥的问题。从理论工作来说,往往是党一干预,就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还有人指出,长期以来,理论界的窒息空气,还同党内有一批理论恶霸有很大关系。这些恶霸挥舞棍子,践踏民主,以势压人。其中,康生可说是最恶劣的一个。

造成理论工作落后的局面,有多方面的原因。这里主要摘录与会者从领导角度所发的议论。下面就几个重要问题分别摘录与会者的议论。

三,理论工作的党性和理论的科学性

理论工作的党性和科学性应当是统一的。我们是在理论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去谈理论工作的党性的。如果离开了理论的科学性,无视理论的科学性,甚至践踏理论的科学性,也就谈不上理论工作的党性了。如果有一种“政治上的考虑”,需要牺牲理论的科学性去为它服务,那么这种政治决不会是无产阶级政治;这种甘愿践踏理论的科学性去为某种政治利益服务,或者为某种政治权贵服务的理论家,决不是党性的表现,而是堕落的表现。

为了“从政治上考虑”,就不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这种现象不是这两年才有,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才有的,而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就有了。

特别是我们党是执政党,是有很大权力的党,一种错误的理论,可以借助于行政的手段,甚至动用专政的手段,在全国范围内付诸于实践,变成九亿人民的错误的实践,造成全国性的、全民族的灾难。从这段历史中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再也不能离开理论的科学性,去“从政治上考虑”,去讲理论工作的党性了。

理论战线的工作当然同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但是不能把两者划等号。我们既要反对理论工作脱离实际斗争的倾向,也要反对把理论问题不加分析地简单地看作是政治问题。可是很长时间以来,只是反对前一种倾向,结果把一切都说成是政治问题,不承认有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理论问题。这也是极“左”的一种表现。这样一来,一种理论观点往往被轻易地说成是什么修正主义理论,有这种观点或同意这种观点的个人,也往往被轻易地说成犯了政治错误或戴上什么“分子”的帽子。

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不能围着政治斗争转。转来转去,真理都被转没了。

四,提出理论民主

无论就国内和国际问题的研究,都有很多禁区。理论工作的不民主,是理论工作落后的重要原因。

理论工作,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发扬民主。有些理论问题,例如,“继续革命”的问题,已经写进中央文件了,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但我们在教学工作中,就得一字一句地去领会,去解释,不能有不同意见。谁有不同意见,就是三反分子,反革命,还有谁敢讲真话呢?更不用说是研究了,做理论工作的,只能去解释毛主席的话和中央文件,没有别的路子。

理论工作要真正发扬民主,就必须允许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文件当作科学的对象去研究。如果理论工作者只能照抄、照搬,至多作一点解释,理论就得不到发展。党章,党的决议也不是神的启示,具体的也总是要经过秀才们起草的。如果理论工作者不能把这些理论作为科学对象去研究,不能提出疑义,那是很危险的,理论工作一定会落后的。

理论工作是对事物的阐述,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马恩列斯毛能发展,小人物也可以发展。究竟哪种看法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说理论只有伟大人物才能发展不符合实际。

恩格斯说狄慈根不依靠马克思甚至不依靠黑格尔,发现了唯物辩证法,我们这里就不会允许有这样的狄慈根。党的领袖作为理论家来说,理论观点都是和别人平等讨论的。马恩列都是如此。我们这里,多年来对领袖的某些理论观点只要提出某些问号,就要说成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甚至是现行反革命。这样,理论很难发展。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发扬理论民主,活跃思想,冲破林彪、“四人帮”长期禁锢所造成的思想理论界的窒息空气,有很大的作用。第一,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这个大禁区,不管是谁说的,我们只相信真理,任何人的思想、言论都要用实践来检验;第二,这场讨论也树立了敢于坚持真理,不怕棍子,不怕权威的范例。过去惯于靠少数人的长官意志来解决理论问题的办法不灵了。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发扬理论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开得生动活泼。这可能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理论民主,当然是整个民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因为理论属思想范畴,理论工作是探索性的工作,发扬民主,尤其重要。可是,多年以来,我们感到在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工作中民主太少了。结果,学术空气被搞坏了,思想被搞乱了,理论工作没有生气了,人才成长不起来,理论本身也停滞了。为什么一些错误的提法、观点延续这么长时间,得不到纠正,难道是大家一点都没有意见吗?不是。根本的是由于这些都是毛主席提出的,或别人提出后毛主席圈阅过的,或别人捏造出来冒充是毛主席的,那就不管是不是有道理,也不需受实践的检验,一概不能动,不能提不同意见,一提就要扣上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因此,长期以来理论思想界总是处在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新的理论观点、原则只能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提出,理论是非最后的判定者不是实践,而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说了定。

革命领袖不是神,也会有错,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东西不是一下能够看清的,有些理论问题他也在不断思考、酝酿,处在认识的过程中,怎么可能一说出来就是金科玉律?听听别人提出的不同意见,也有好处嘛。人们现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革命领袖的一些错误不能在领袖生前得到纠正?这正好说明民主的重要。理论是制定路线、政策的依据,理论方面的问题没有充分讨论,搞错了,危害是很大的。

现在,我们正在为实现四化而斗争,许多新的问题要我们去研究,去探索。中央要求思想理论工作要尽可能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发扬理论民主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应在理论研究、理论文件上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做到“三不主义”。只要不是在行动上反对党的决议,搞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活动,在理论上包括对中央领导同志提的一些理论、口号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讨论,不能乱扣“矛头指向”谁一类的帽子。

要坚持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平等的原则。

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研究理论问题上,应该是平等的。过去有这种情况:党的领导人说某篇文章好,作者就红起来了;说不好,就倒霉了。这种风气不好。它妨碍了理论研究的开展。

在学术理论工作中,要排除“长官意志”、“上级见解”一类的东西。中央领导人,直至党的主席当然有权对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如果不是党的必要的决议,他们只能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讨论,他们的见解只能算一家之言。

五,坚持实践标准推进理论研究

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理论工作者手中有了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武器。我们就应该用这个武器来作战。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各个学科,都要运用这个武器来研究许许多多的理论问题,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理论落后的情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条提得的确好。它至少可以使我们用实践来检验这一条解决各种社会、政治、历史问题。科学态度对我们十分重要。在理论上确实要有一个老实的态度,要有一个彻底的态度。在理论上不能搞妥协,不能和稀泥。理论工作者切忌成为风派,思想上一定要敢于独立思考,并且要勇敢地坚持自己正确的观点。

于光远说: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问题急待解决。理论指导实践,解决这个问题不论对国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都是很重要的。

大家对今后的理论工作和需要研究探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2019年2月22日稿

 

揭露和评析“文艺黑线专政”论——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四十年(之十二)

“文化大革命”开始,说过去十七年有一条“文艺黑线”,在文艺界是文艺黑线专政,搞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文艺界有关负责人讲了事情的真相。

一,两个严厉指责文艺工作的批示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依据,是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这两个批示是怎样出来的呢?有关当事人讲了情况。

“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宣部文艺处编了一种动态性的《文艺情况汇报》,送中宣部、文化部、文联各协会领导同志参阅,为便于毛主席和周总理了解情况,《汇报》还送总理办公室和江青。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初的一期,报道了柯庆施抓革命故事,受到群众欢迎的情况。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在这期《汇报》上作了批示,严厉指责文艺界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员不搞社会主义文艺,却搞资本主义文艺。这个批示不批给中宣部、文化部,却批给彭真同志。彭真同志拿到批示后,马上找周扬同志和我去他家,给我们看了这个批示,并说他要向少奇同志汇报,请他召集文艺界开会,传达和贯彻毛主席批示。

这个批示下来后,我们和文艺界许多同志思想不通,认为情况有这么严重吗?但因为是主席批示,尽管思想不通,还是积极贯彻。文化部、文联各协会根据批示精神进行了检查,群众也提了一些意见。中宣部将文联各协会检查中提出的缺点错误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草稿送给周扬同志看,周扬同志认为还不够充实,改正工作的措施也不够具体,要改一改。当时江青追问:毛主席批示下达后文艺界是怎么检查的?我告诉她中宣部写了个报告,因为不够充实,还要改一改。她要我把草稿给她。不久,毛主席就在草稿上作了第二个批示,严厉指责文联各协会。(1-45)

以上是发言者讲述的大致情况。下面抄录毛泽东二个批示的全文:

第一个批示:

彭真、刘仁同志: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1963年)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36页)

第二个批示:

此件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同志阅。阅后退毛。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

1964年6月27日

(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91页)

发言者认为,很明显,两个批示是江青在毛主席面前夸大文艺工作中的缺点,说了不符合事实的坏话的结果。文艺界其他与会者也持类似的说法。如果他们真是这样认为的,那也是反映了当时的认识水平。

应当说,江青在毛主席面前夸大文艺工作中的缺点,说了不符合事实的坏话的结果。这是事实,但决非事情的全部,甚至不是事情的主要方面。

毛泽东一向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像把刘少奇打倒,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之一),一定是经过周密考虑和部署。我认为,两个批示决不是偏听偏信的结果,应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和策略这样的视角,来看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

二,打击文艺界的第一根闷棍

与会者指出,两个批示下来时,正是文艺界情况较好的时候。1961年6月周总理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提倡民主作风,纠正了文艺工作中的简单粗暴作风现象;1962年5月,周总理和陈毅在广州戏剧创作座谈会讲话,调动了创作积极性,很多反映新生活的现代剧不断涌现,如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第二个春天》、《霓红灯下的哨兵》等等。但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却反而受到挫伤。显然,这两个批示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打击文艺界的第一根闷棍。

十七年的文学艺术实践和社会实践,不但不能说明我们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变成了“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而且事实恰相反,十七年来的文艺工作、文艺创作、文艺队伍的成绩是巨大的。建国以来拍摄的故事片和戏剧片(包括为香港拍的)共六百部左右,如果我们不至荒谬到把“杨门女将”也算作帝王将相的话,所谓毒草影片巩怕连十部也不会超过,其中大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是反映了革命斗争历史和革命现实的作品。十七年的话剧不但没有多少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连历史剧也很少。我们的文学创作基本上也是好的,出现了许多优秀的长、短篇小说。戏曲舞台上有一个短暂的时期,确实出现过混乱,出现过坏戏、鬼戏,主要原因是康生的煽动和倡导。

有人揭露,一九六一年初,康生在(中南海)紫光阁的一个会议上,大肆鼓吹要上演许多坏戏,还亲自动员孟超写《李慧娘》,戏写成后他还亲笔祝贺,下令赵燕侠演一出旧戏的主角,并说,你不演鬼,我就不看。

有人指出,批示中有些提法是相当含糊而不确切的,比如说“有些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含义很不清楚,似乎是说封建主义时代的艺术就是封建主义艺术,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就是资本主义艺术。这样一来,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戏剧、外国大作家的作品就难逃罗网了。以后大批所谓“封、资、修”,“大、洋、古”,就是从此演绎而来的。什么是“封、资、修”,“大、洋、古”?包不包括主席自己喜欢看的《资治通鉴》、《红楼梦》?难道这些确实是既大又洋又古的东西都该打倒吗?

另一位文艺方面的负责人发言讲了这两个批示的影响。他说: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是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作出的。当时并没有作为中央文件发下来。但是,自此以后,文艺界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能不受到它们的影响,感到它们的沉重压力。尤其是第二个批示,对于文艺界来说如晴天霹雳。根据这个批示所断言,文艺界就没有几个好人了。这是一个对于建国十几年以来文艺工作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批示。此后,我国的文艺战线便处在十分艰难的境地。

发言者说:对两个批示,一定要分析,一定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来加以衡量。对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文艺创作、文艺队伍的状况究竟如何评价,是不是象批示中描述的那样几乎一无是处,我们只能用社会实践来加以检验,才会是可靠的、准确的。

三,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

发言者揭露,两个批示以后,江青又同林彪合谋,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制造了“文艺黑线专政”论。

发言者说,这里,我对有关情况作一点介绍。

1966年1月,江青从上海到苏州林彪处,求助林彪搞“文艺革命”,林彪支持江青召开部队的文艺座谈会。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让总政派人参加。江青搞了一个纪要,经陈伯达、张春桥加工整理,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定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这个《纪要》完全抹煞建国以来文艺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诬蔑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系统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

两个批示是《纪要》的基本依据,也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基本依据。

“文化大革命”从批判学术文化界开始,文艺界首当其冲。

发言者说:在黑线专政的基本估计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文艺战线首当其冲,文艺队伍被摧残迫害的人有多少,现在根本无法统计。许多情况是骇人听闻的。(2-14)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文艺工作者都被打成了反动人物、反动权威、封资修代表,毛主席说只保护两个人即范文澜、郭沫若。

有人说,无论从作品看也好,从文艺理论看也好,从队伍看也好,我们的文艺战线基本上是好的,根本不存在一条黑线。

有人责问,在我们国家,哪个报纸、刊物是私人出版的?哪个文艺团体是私人办的?在这样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文艺界有什么本领专无产阶级的政?

有人进一步指出,《纪要》首先提出“黑线专政”论,这不单是文艺界的问题,全国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都是从“黑线专政”论引申出来。

四,一个奇怪的逻辑

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关键就是要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

在文艺界,拨乱反正似乎更艰难一些。多位文艺界与会者揭露,文艺界有的领导者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提出一个奇怪的逻辑,阻挠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据他们揭露,当大家提出“两个估计”、“文艺黑线”问题时,某部一位领导者就召开紧急会议,他说:十七年就没有错误了?没有黑线专政,文艺黑线还是有的嘛!他认为,“文艺黑线专政”论需要批判,但“文艺黑线确实有”。他对文艺界的批判,划了许多框框。

发言者指出,所谓“文艺黑线”,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前提。可以批“文艺黑线专政”论,但又说“文艺黑线”还是有。这是很奇怪的逻辑。

一位文艺界的领导同志郑重提出:对于三十年的文艺工作必须很好地总结,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党究竟怎样领导思想斗争、文艺事业?他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但文化工作这样可怜,这样落后,群众意见那么多,值得好好研究。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结社、出版自由。我们有什么出版自由?党的领导是靠政策、靠在文艺战线的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和专家去领导,还是靠行政命令?先念同志说,一切不合乎经济规律的方针方法都要坚决抛弃。这条原则在文化界思想界应当怎样实行?我看一切不合乎精神生产规律的领导方式管理方式也要改变。

2019年2月28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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