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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淑丽:抗美援朝运动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作者:吴淑丽      时间:2019-03-05   来源:
 

摘要:以往学界关于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宣传动员方面。笔者希望突破以往动员模式的写作路径,借助山东省聊城县的地方档案,探究该运动对乡村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发展生产是国家与农民的共识。但二者需求角度有所不同,国家是从支援社会建设的角度,而农民则致力于个人的“发家致富”。农民甚至基层干部对国家政治渐失关注,专心于个人生产。这不符合国家的政治要求,尤其是不符合当时抗美援朝动员的需要。为此,政府以抗美援朝为契机,开始逐步强化“国家观念”,推行“一切都要问政治”的方针政策。乡村社会中新一轮的“政治化”倾向逐渐增强。

关键词:抗美援朝运动;政治化;宣传动员;乡村社会;

以往学界关于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宣传动员方面,或限于一般的过程性梳理,或运用地方档案讲述某个地区的动员过程,或讨论宣传动员的特点和动员的具体方式。这些研究主要关注运动对战争的支援作用,不太注意宏大背景下乡村生活的转变。正如行龙所言,为考察运动之下农村社会的反映,应该“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进行研究。

由此,笔者着意打破传统的宣传动员叙事,以山东省聊城县档案为依据,尝试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抗美援朝运动的影响。笔者认为:该运动打破了乡村社会自土改后初建的“以生产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促使阶级斗争及“一切都要问政治”的工作模式被再次形塑,强化了新一轮的“政治化”倾向。诚然,部分学者对此有过相关论述。如刘一皋认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自抗美援朝宣传运动始”,伴随着一系列运动,又逐步陷入了“革命经验的惯性推动之中”。侯松涛总结说:“抗美援朝就是一切工作”的运动逻辑,“已经在为此后中国社会的泛政治化创设初步的氛围”,“一种全能式政治已然开始”。前者从理论反思的角度有所涉及,后者则从社会动员的角度作了论述。在二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进一步深化补充,即从动态角度来揭示抗美援朝运动使乡村社会从“弱政治”变为“强政治”的过程,以及政府如何通过一步步部署达到“政治化”的目的。鉴于本文的叙事逻辑主要依据聊城县档案,难免有一定的地域与材料限制,笔者期待其他研究者给予指教,以此深化对农村地区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

一、运动之初:“强生产、弱政治”

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人民群众似乎从一开始就对抗美援朝抱以积极热情的态度。“从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的第一天起”,人民群众“就一直以无比愤怒的心情,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局的发展”。但基层的实践生活并不尽然。相对闭塞的乡村社会,对国家重大决定的反应有一定的滞后。抗美援朝之前的聊城县,正依照它自己的发展路径积极开展生产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作出指示,鉴于老解放区已解决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贯彻奖励生产的政策,提倡劳动发家”。聊城县作为老区与半老区的结合,自1947年1月解放后,随即开展土地改革。至新中国成立时,大多数农民已分到土地,土改工作已到收尾阶段。1949年10月平原省召开了省委第一次代表会议,会上通过《关于今冬明春工作的决议案》,要求老区、半老区“都须以生产为中心,结合完成结束土改、整党建党工作”。依照省代会指示,聊城县委准备“以生产为中心”制定冬季工作计划。但一些干部对此存有异见,认为“土改整党才是中心。群众会生产,生产不用领导”;“生产是长期工作,多搞少搞不要紧,但政治任务不搞不行”。为打通干部“以生产为中心”的思想,聊城县委特意在1949年10月召开的县第一次党代会上,对工作重点“究竟应该放在生产上还是土改、整党等政治工作方面”进行了讨论。经过启发争论,县党代会最终形成的决议是“今后的工作重点是发展生产”,因为“这符合最多数农民的切身利益”。同时,聊城县委要求各级干部积极领导群众生产,鼓励农民发家致富。在聊城县委带领下,全县人民积极奋斗在生产战线上。

1950年,国际局势日益紧张。为支援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发起的“禁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中央于1950年5月23日要求在几个月内广泛推进“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的宣传,争取有几千万人在“和大宣言”上签名。远离国际形势、埋头农业生产的聊城县基层民众对和平签名运动有些不知所然,对抗美援朝运动也认识不足。如有的干部认为局势没有那么紧张,“邻家失火,咱应当救,这不是多事。但咱这里没事儿,不是还有人民解放军保卫大家嘛”。另一些干部偏重生产工作,认为“反美爱国教育依靠宣传部门去做就行”。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有的干部认为“抗美援朝运动耽误生产,应把精力放在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上”。基层干部的反应尚且如此,群众的态度自然不乐观。许多农民对抗美援朝“糊涂麻痹、漠不关心”。如有人抱怨:“今天这一套,明天那一套。听哪一套呢?”有群众认为:“朝鲜离这里远,不要紧,有志愿军挡着哩。”正如县委书记所说:“农民是最看重实际利益的。”他们不关心战争局势是因为战争没有侵扰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热情仍集中在“埋头生产,发家致富”上。

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对抗美援朝认识不足,仍专心于发展生产,故而在和平签名的初始阶段,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一些干部“采取乱抓形式”,认为“仅利用会议进行贯彻通知即可”。例如,四区区级干部将和平签名的大致意思传达给范庄村干部,嘱咐他晚上开群众会时请村教员宣传和平签名。结果,开群众会时村教员没有参加,村干部就简单地说了句“愿意保卫和平的签个名”。群众听说签名,“不知怎么回事,纷纷要走”。村干部说:“别走,签上名再走”。三区的干部也反映说:“自己不了解和平签名,问题弄不透彻,无心宣传。”干部不了解,群众也就跟着盲目签名。二区开始签名的大部分群众普遍认为:“叫签就签吧,上级叫干啥咱就干啥”。有些人甚至误解是“为了打仗才叫签名”,“现在不是讲和平吗,不兴打仗了,谁还愿意打仗吗”。有的村庄按户代写,有的村庄一户一人地代写,还有的个别干部替群众代笔。一区杨集就在个别村庄宣传后按户口册子署名。这样,刚在运动初期,就出现了为签名而签名的形式主义作风。

和平签名中的问题说明群众对抗美援朝的态度并不积极。实际上,抗美援朝运动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确实不同。后两者与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直接关联。因为农民要借此获得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会亲眼看到自己熟识的“坏分子”被镇压,或自己也可能被清理。但在农民的直觉感观上,抗美援朝与自身生活关系不大,“你抗你的援,我生我的产”。尤其在分到土地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广大农民普遍想“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发家致富”,实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心愿。平原省其他地区亦存在这种现象。通过调查,平原省委总结道:“群众生产情绪高,但政治情绪表现涣散”,“和平麻痹思想,特别在朝战爆发,国际斗争形势紧张影响下”尤其严重。这种私有观念,明显与抗美援朝期间国家对人民群众的期望不符。为动员广大农民投身抗美援朝运动,政府需要将农民的关注点从个人转移到国家层面,即培养农民情感上的国家认同。

二、启发动员:强化农民的“国家观念”

1950年6月至10月,为响应中央关于和平签名的指示,聊城县委要求各级宣传人员普遍宣传签名意义,并通过纪念节日、各种会议、集市等方式动员群众签名。当全国基本完成中央关于争取两亿人参加和平签名的任务后,中央开始转向抗美援朝的时事宣传,希望人民群众“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11月3日,平原省下发指示,要求各县在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吸收有关部门成立宣委会,成为经常组织”以确保抗美援朝宣传活动的有效性。聊城县在宣委会的指导下,也发出“要钱出钱,要人出人,坚决响应中央号召”的口号。

宣传动员逐步展开后,农民虽然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其私有观念仍根深蒂固。县委发现农民还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抱怨“负担重”,“怕战争一来,就公粮重、要求参军”。战争之际,农民上缴的公粮确实比和平时期多一些。例如,相比于1950年,1951年由于秋涝粮食产量减少5251吨,农业税却多增收6万元(详见表1)。

1.1949年至1951年粮食产量及交税情况表

说明:1952、1953年年度财政预算决算中没有农业税收,无法填入。鉴于这两年没有参照意义,故不作统计。

对此,一些群众颇有不满。例如,六区二十里铺的李某说:“今年说明年减轻(公粮———笔者注),明年说后年减轻。到底啥时候减轻。先糊弄着咱们哩”。除正常年份需缴的公粮,政府还鼓励大家多交粮食、自愿捐献。但有时捐献成为一种强迫命令。有的群众觉得交粮太多,“十七斤是大公粮,又加二斤二公粮,募捐是三公粮”。另一名李姓群众讥讽道:“地拿粮,人和牲口也拿粮,赶明儿鸡鸭鹅狗都得要粮。”部分群众还有怕参军的顾虑。如四区曹庄有群众反映:“反正一打仗就得参军。不管怎样,要打仗不出东西就出人。”

平原省委认为:群众之所以顾虑重,是因为他们从个人出发,单纯追求“生产致富”,没有考虑国家需求。因此,省委号召党员与群众“把生产与保卫祖国、巩固国防这一伟大的政治任务联系起来。”为此,聊城地委召开多次会议,要求各县贯彻“没有祖国就没有家,发家必先发国”的教育,并在群众中树立“一切为了抗美援朝,为了祖国”的思想。县委还计划改造农民的“私有性”,进一步加强农民对国家的情感关联。具体的运作方法是启发农民回忆对比,重新强化“没有党的领导,就无法推翻三座大山,就无法分得土地”的观念。通过组织群众诉说与农民最直接相关的地主的苦,使农民明白“现在的一切都是国家给的”。在控诉对比中,一些积极分子开始宣称:“现在国家有困难,我们要报恩,应该积极支援”。比较典型的一个事例是种植爱国棉。政务院曾于1950年颁布棉粮比价规定,以鼓励农民“要发家种棉花”。但1951年国家原棉供应仍然不足。为此,陈云强调:“要发家,种棉花”这句话“仅仅说了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则是保国才能发家”,因为“没有人民政府的成立,没有土地改革,棉农绝难发家”。之后,中央号召农民扩大棉田,并将存棉以合理价格售给国家。1951年春,聊城地委发起“爱国发家,多种棉花”的爱国丰产植棉竞赛运动。地委专门组织了840余名地直干部分赴各县,督促棉花播种。但在同年,聊城县发生水灾,淹了不少棉花地,导致棉花歉收。相比于1950年,1951年棉花种植面积由10.9万亩增至12万亩,但总产量却从1090吨降至780吨。一些农民出现埋怨政府的情绪,说:“明年可不能光听政府的号召了,自己吃亏”。聊城县委则希望借用典型模范发言,逐步启发农民“心念国家利益”。例如,三区某村代表党支书张风山在聊城县第三次党代会上说:“咱们是党员,国家需要棉花。今年虽收成少,但咱多想些出路搞副业生产,多吃点菜,就能解决。过年还得要多种棉花。”这种发言与县党代会宣传精神的要旨相一致,得到县委的积极肯定。其他积极分子也纷纷表态说:“要往远处看,不要光看眼前个人吃点亏”,“咱过去光讲要发家种棉花,那样是老富农的道路。作为农民要想着国家”。县党代会正是想利用代表发言,启发农民理解种植棉花的号召,弱化植棉带来的个人损失。

此外,聊城县委还着重批判了农民“自以为大”的观念,强调要在工农联盟的关系中认识农民的地位和作用。有些农民认为:“我们在抗日战争与自卫战争时期功劳大。离开农民就得挨饿。”有的人也困惑地说:“咱们住在乡里,怎么会是工人阶级领导呢。”为此,县委专门组织农民代表参观县里的工厂,希望农民“从工厂体验中了解工人的创造性、组织性与纪律性”。参观后,一些积极分子开始转变观念,说:“咱真得向人家学习”;“如果没有工人建设,新社会早呢。人家供给咱需用的东西,咱也得多生产棉花等工业原料”。

强化工农联盟的关系,已经不仅是为了抗美援朝。这时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已经提上日程。工业化建设需要农村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支持。聊城县委通过帮助农民理解工农联盟的关系,教育农民自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从而逐步将农民的个人生产与工业化建设结合起来。这也成为建立农民与国家关联的重要方面。

农民能否及时了解国家形势并接受党的爱国教育,与宣传网络是否得力密切相关。1951年1月1日,中央正式宣布:“有系统地建立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即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之后,平原省委指示:“以自然村为单位,三人以上即组成宣传组”,“片村建立传授站,由党支、党委书记及各级宣委分别领导”,“支部宣传员会议最少每月需开会一次,最多每周开会一次”。如此一来,各级党委就把握住了宣传的喉舌。

仅依靠宣传员还不够,中央还要求“必须由党的各级负责人直接地经常地向人民群众作关于时事、政策、工作任务、工作经验的有系统的报告”,即在各级党委设立报告员作为宣传员的领导者。平原省委进一步指示:“地、县委应指定报告员,定期向下级党委报告形势任务,特别是县委必须负责向区委定期报告。”为贯彻上级精神,聊城县委要求各级党委成员担任报告员,并陆续挑选有觉悟的党团员、积极分子担任党的宣传员。这样就既有从群众积极分子与非脱产干部中发展的宣传员,也在脱产干部中设立了报告员,做到了“人人可宣传”。截至1952年6月17日,聊城县宣传网的统计结果如下:

2.聊城县1952年宣传网统计表

经过关于国家形势的反复教育,大部分农民的反美爱国热情得以提高。但是,仅在观念中建立个人与国家的关联是不够的,还需要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从启发农民的“国家观念”到转向行动支援,上级需要作出新的工作部署。

三、运动部署:“一切都要问政治”

虽然群众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但聊城地委发现,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抗美援朝的政治意义认识不足”,“不少的人还存在着麻痹思想或者产生新的麻痹思想”。这种现象在华北其他地区亦有发现。1951年4月,华北局专门批评了山西省长治专区“由于领导上对生产与政治结合不够”,因而忽视抗美援朝宣传的错误,并要求其他地区注意纠正这种“轻视政治的思想”。为进一步动员基层干群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1951年8月平原省召开省扩大干部会议,开展“反对不问政治倾向”的斗争。平原省委指示:要“克服和平麻痹、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倾向,把生产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县委还据此确立了“一切都要问政治”的工作方针,具体内涵包括农民的个人生产安排与国家规划相结合;各部门干部的业务工作要以政治为中心。

抗美援朝运动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抗美援朝的时事宣传要与其他工作紧密联系才能发挥效用,要“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等项重大任务,以便与各种动员工作相结合”。1951年6月,中央发出“三大号召”,明确爱国捐献“必须与增加生产或其他增加收入运动结合起来”。平原省人民代表会议则通过《发动全省人民以实际行动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案》,号召全省人民迅速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地委的部署更加明确,全区计划“捐献飞机五架,并争取超过”,为此农民要“修正与提高丰产计划,动员将增产的一部分进行捐献”。在实际贯彻中,虽然“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捐什么”的口号已广泛宣传,但“你抗你的援,我生我的产”的小农意识仍普遍存在。当农民的个人安排与国家规划发生矛盾时,农民往往从小生产者立场出发,仅考虑个人利益。例如,有人认为:“银行放账长利和地主一样,都是剥削农民”;“种的棉花够自己用就行,不用种那么多”。如此一来,农民无法落实抗美援朝的具体措施,更无法为国家工业化贡献力量。聊城县委指示:“要经常地与农民的自私自利做艰苦斗争,克服农民单纯的发家致富”,关键在于“生产以政治为中心”。这就要求农民不能仅考虑个人生产,也要为国家的政治需求服务。

与此同时,农民生产领域的互助合作逐步提上日程。1951年6月中旬,朝鲜前线局势发生新的变化,国内形势也随之和缓。当年春夏之际,中央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展开争论。9月,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召开,指出:“组织互助是领导农业生产(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中心环节”。针对农村面临的发展互助合作与支援前线的双重需要,中央强调要“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省委则要求各级党委克服“小生产者自发趋势所滋长的资本主义倾向”,加强“对农民组织起来的前途教育”。

这时广泛宣传“组织起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前途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要启发农民明确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好地支援前线。而后者是最直接的动力。因为中央发现:“凡互助组健全的农村增产捐献订立爱国公约交纳公粮以及读报识字等都作的好。”聊城县委在开展爱国互助丰产运动时也强调:互助合作将分散的农民集中在小集体中,便于以互助组为单位订立更有效力的爱国公约;便于集中农民生产资料,“在增加生产与扩大收入的基础上,动员农民积极捐献”。县委还用几个典型互助组的丰产数字鼓励农民,“组织起来就能多打粮食,比如李洪昌组的谷子每亩收1170斤,庄培范组的棒子(即玉米)每亩不下700斤,董西河的棉花每亩不下600斤”。在一定程度上,互助丰产运动成为后来合作化运动的预演。

互助丰产运动之初,群众对互助合作仍存疑虑。有的人认为“组织起来不是集体的发家致富,而是单纯的卖地致富”,有些党员也不愿参加互助,这被聊城县委批评为“有了余力不是投入生产,而是存有剥削思想”。自“发展互助丰产是政治任务”的观念不断被强化后,互助合作不再是群众的自愿选择,而是成为各级干部必须贯彻执行的工作任务。截至1952年底,全县互助组达到9794个(含临时互助组),参加农户为12103户(不含临时互助组),占全县总农户的19.7%。在此基础上,县委开始宣传农业集体化,提出:“互助组建立在私有基础上,不能广泛使用机器”,“新民主主义成功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为帮助农民了解集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县委还要求干部开展“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方向的前途对比教育”,提出“不了解这一点就会丧失前进的革命方向,就要产生资产阶级思想”。在县委的推动下,合作社得到迅速发展。截至1952年6月,社员已扩大到77384人,在遍及全县95%的村庄中建立了38个基层社。由此,生产不再只是一种个人经济行为,它需要服从政治要求。政治化的生产观念开始形成。

不仅农民的生产要与政治相结合,干部的业务工作更要以政治为中心。平原省委批评了“经济部门的单纯营利观点、单纯技术观点;文教部门的单纯文化观点、单纯艺术观点”等,认为这种与政治相分离的工作倾向“抵抗着党的政策路线的贯彻,削弱着党的战斗力”。聊城县委据此在县第三次党代会上着重讨论了各级干部的失职行为。县委认为:“领导部门及农村街道支部都存在埋头本部门业务,单纯任务或技术观点的问题”,这本质上是“政治与业务相分离”、“不问政治的倾向”。

实际上,许多干部不认为政治应与业务相结合。例如,有的经济部门干部说:“我不是党务干部,我怎么问政治呀?”有的干部认为:“抗美援朝只是宣传部门的事情。”有些教员认为:“开过几次大会,群众知道抗美援朝就行了”,“再搞下去,群众怕麻烦”。还有干部说:“抗美援朝没有业务要紧,自己部门的业务是主要的。”县委对以上言行提出严重批评,责成各部门总结经验教训。公安司法干部反思说:“由于没认识到镇反工作与抗美援朝的关联,清理案件仅仅是为了结案,忽视了发动群众。”政府部门则认为:“自己不应单纯领导生产,忽视了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党务干部也总结说:“自己作为政治领导机关,居然把党的领导降低到只是领导生产。弄得和政府没有分别,造成党政不分。”

总结反思后,聊城县委提出:“业务的目的是从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不问政治即是分不清敌我,划不清阶级界限”,“今后每个干部要不从政治出发,就叫政治落后”。在上级压力下,政治工作成了各级各部门干部的工作重点。区村各级党委纷纷表示:要“加强党委制和党的小组会”,“今后每天早上坚持理论学习,每七天进行一次政治教育”。

“一切都要问政治”的工作部署,适应了国家想把政治目标与乡村社会生活密切结合的需求,也是将被认为散漫的农民纳入国家政治治理的重要环节。实践证明:聊城县委的精心部署确实有效。截至1951年9月上旬,全县2/3以上的农户订立了“爱国公约”,共计捐款445921400元(旧币),粮122306市斤,皮棉429市斤。一年后,聊城全县捐献累计6.4亿余元(旧币),充分显示了农村地区抗美援朝运动的成效。

四、结语

聊城县委紧跟中央与平原省委部署,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逐步将乡村社会“政治化”的努力,其实是其在落实上级各项工作部署时的地方性创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上级的指示精神,县委是不太可能用“以政治整合社会”的政策来推动抗美援朝运动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要求老解放区的工作重点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更是把经济问题作为中心议题,标志着“全党工作重心,已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聊城县委依据上级指示,要求各级干部积极领导群众生产,使“发家致富”的口号深入民心。但正当全民致力于发展生产时,朝鲜战争爆发。为适应战争需求,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陈云据此强调:财经工作要遵循“一切服从战争”的原则,“削减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农民支援前线,乡村社会掀起了广泛而深入的抗美援朝运动。

但当抗美援朝运动发起之时,干部们仍沿着既有思路偏重于领导生产工作;群众则致力于个人的发家致富。有些基层干部和农民甚至认为抗美援朝运动耽误生产时间。这种个人化倾向显然与国家需求不符。中央也注意到这种现象,要求改变“工农不关心时事”,“或者认为抗美援朝运动会影响其他工作”的错误认识。为了打破基层干部与农民的狭隘眼界,中央指示:“必须在农村中提出爱国的口号”。毛泽东也特别强调:“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聊城县委依据平原省委“反对不问政治倾向”的指示,创造性地提出“生产与政治相结合”“业务与政治相结合”等突出“政治化”的原则,正是为了贯彻上级的指示。经过声势浩大的动员,1951年全国工农业生产不仅保障了前线需要,总产值还比1950年增长19%,实现了“建国以后第一次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抗美援朝运动并非一直为乡村工作的中心。随着战争局势相对和缓,1952年该运动已趋向平稳。到1953年,中央更是将原来的“一切服从战争”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确立“经济建设的总方向就是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强大的先进的工业国”。但对聊城县而言,“政治化”的倾向因这场对外战争得以强化。事实上,以抗美援朝运动为契机,国家需求与个人生活又一次密切结合。具体来说,经过抗美援朝运动,在政治上,“分散无力完不成任务”、“必须保证强有力的党委领导”成为乡村治理的共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乡村社会进一步得到巩固。在意识形态方面,官方话语通过全方位的社会动员,渗透进农民的日常生活。“强化爱国观念”“肃清资本主义思想”“批判富农道路”成为农民熟知的宣传语,农民的私有意识逐步得到改造。在经济上,政府不断强化“生产为政治服务”的观念,粮食逐步实现“国家化”,互助合作被确定为“农村的根本发展方向”。而这一切变化的核心是“政治化”的凸显。“政治化”也由此成为集体与个人、国家与农民连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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