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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中)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19-01-30   来源:
 

彻底否定“文革”

——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四十年(之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第四部分结尾说:“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的要,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公报的这一段话,就是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水平,但只能说是反映了多数与会者的认识水平。据我所知,胡耀邦对“文化大革命”早就持否定的态度。他在1977年7月创办的《理论动态》,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大革命”提出质疑,没有一篇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

实际上,党内,社会上,特别是理论界、新闻界,不少人早就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并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理论工作务虚会为他们提供了表达的机会。

评论“文化大革命”,成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一个重要议题,一个热点。

一,“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完全错误的

有人发言指出,《五一六通知》(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经过十一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检验,证明是错误的,是不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通知》把学术问题、政治问题的界限,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统统取消了。更重要的是,《通知》认为,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国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当时人民的愿望和客观形势的要求,是进一步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发言指出,这场运动是以个人的权威人为地发动起来的,违反了人民的意愿,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打乱了历史的正常进程。

有的发言指出,“五一六”通知不仅在政治上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诬陷打击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学术权威,而且在理论上根本抛弃了马列主义关于理论工作的一系列理论、方针、政策。这个通知,绝不是什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相反,是埋葬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大陷坑。

有的发言指出,“五一六”通知,从前提到结论,到提出的方针,都是错误的。

还有的发言指出,“五一六”通知宣布建立一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违反党的组织原则。这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凌驾于全党之上,蔑视党纪国法,践踏民主,摧残文化,开创了“踢开党委”的恶劣先例。

有的发言提出,应当宣布,“五一六通知作废。

二,“文革”的理论基础“继续革命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多位与会者评析了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

王贵秀、张显扬二人的长篇发言稿,对这个理论的形成、内容及其错误,作了系统的梳理,指出,这个理论的形成和系统化,是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情绪和“左”倾思潮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是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独特估计的产物。他们逐条剖析了这个理论中各个论点的错误。他们主张,应当不要回避问题,深入地研究它,分析它错在哪里,有什么危害,产生这种错误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他们这个发言得到与会者的广泛响应。

有的与会者说,“实践证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通过‘全面的阶级斗争’搞政治大革命,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就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实行‘全面专政’。”

与会的经济学家痛切地说:我们过去在继续革命口号下所提出的许多经济理论和政策,是有严重错误的,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的,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加以纠正,纠正得越快越彻底越好。我们这个民族为“两个凡是”过去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今后我们再也不能搞“两个凡是”了。

不少与会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仅提法不科学,内容也是错误的,应该从提法到内容都抛弃掉。

三,“走资派”是不科学的概念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内容共十六条,因而通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

不少与会者对“十六条”提出看法,着重指出,“走资派”这个概念不科学,造成很大危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走资派”的概念已经扩大到上起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基层的支部书记,甚至汽车队长、炊事班长,都可以成为夺权对象。因为“走资派”的概念不明确,你只要沾一点“权”的边,就是“当权派”,就可以被打成“走资派”(这位发言者讲的是“文革”中的实际情况)。它的外延很广,随便可以打出几百万个“走资派”。“走资派”是一个没有明确规定性的不科学的概念,它成为可以任意用来打人的棍子和帽子,应当抛弃这个不科学的概念。

也有与会者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已经写进了党章和宪法,可以去掉它的错误内容,作正确解释。如果抛弃,会被人说我们不要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出现这样的认识和主张,也是可以理解的。

四,“文革”造成极大破坏和损失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与会者,有不少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打击迫害。他们结合自身经历,痛诉“文革”的破坏和祸害。

老一辈经济学家许涤新从经济损失,人员伤亡,党风败坏,科学文化的损失等方面,全面讲了十年“文革”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损失。

有的与会者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革命’的后果如何,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它并没有‘乱了敌人’,而是搞乱了党,搞乱了政权,搞乱了军队,搞乱了阶级,给大大小小的阴谋家、野心家上台开了方便之门;它并不是‘使我们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而是几乎毁灭了生产力;它革了文艺的命、教育的命、科学的命,造成了一批新的文盲和‘科盲’以及相当数量的流氓,贻误了少年的青春,贻误了成年的宝贵时光,使我们的科学文化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了。”

有人概括,“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坏有十一条:

1,对共产党的大破坏;

2,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大破坏;

3,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大破坏;

4,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

5,对人民解放军和国防建设的大破坏;

6,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大破坏;

7,对社会公德的大破坏;

8,对民族团结的大破坏;

9,对我国国际威望的大破坏;

10,对马克思主义的大破坏;

11,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破坏;

有的与会者指出,搞文化大革命,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看,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应该的。

有的与会者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如下概括: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极“左”的。文化大革命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不实事求是作出结论,还认为有可取之处,今后还会继续采取某些相同的做法,危害不浅。

理论工作务虚会对十年“文革”,从理论到实践,全面的否定,彻底的否定。对照本文开头所引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那段话,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认识和态度,是明显超前的。由此,也有助于理解当时人们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各种议论,包括指责。

五,由评价“文革”引起的深思

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人员中,有多位资深学者,也有不少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年轻闯将。他们对十年“文革”作了深思。下面摘录几位与会者的发言。

王惠德说(中央编译局负责人,第三组副召集人):“现在全党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建国快要三十年了,现在还有2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

周扬接着说:“首先有个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结论当然要由中央来作,但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弄清楚。研究是出了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着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过去,我们都是‘凡是派’,现在‘凡是’不下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才能解决。随着,‘两个凡是’的问题也不必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

许涤新说:“三大改造后,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和党内许多领导人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看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三大改造后认为在他的坚强意志之下,中国是可以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于是就来了个‘大跃进’,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等等。但是,国民经济却因此出现了极大的困难。看来,毛主席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就认为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不能适应他的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认为这些老家伙是修正主义,因此,反右倾,搞‘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是不是可以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么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以上录自《吴江文稿》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230-232页)

多位与会者提出,在这个新旧历史时期的交替时刻,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首先是要清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而且要总结三十年,建议党中央把建国三十年的经验,象《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做一个社会主义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上这些,都是深思熟虑后的中肯见解。这些发言表明,人们已从对理论、路线的反思,推进到对制度、体制的反思,这实际上就是改革的思想酝酿。

 

 

清算个人迷信

——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四十年(之四)

清算个人迷信,是理论工作务虚会与会者热议的问题之一。理论工作务虚会领导小组成员吴江说,会上议论个人迷信的问题,不占第一位,也占第二位。

这里说明一下,长时期中,“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两个提法,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也是有人用“个人迷信”,有人用“个人崇拜”。本文也只能二个提法并用。

一,一个已经摆在议事日程上的问题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许多与会者都认为,清算个人迷信,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这个问题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上了。

他们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是可以评价的,是应该评价的。事实上,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在评价他。总结我党三十年的历史经验不能不涉及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我们党不主动作出正确评价,就很被动。

有的与会者指出,人们的思想从现代迷信中解放出来,对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作出正确的评价,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个问题解决得越快、越彻底越好。我们整天说要冲破禁区,现在很大的禁区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错误,要不要彻底抛弃。我们整天喊冲破禁区,可是一碰到这个问题,往往是绕开走。

有的与会者指出,我们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政治问题很多,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破除个人迷信问题。否则,民主、法制搞得再好,也可以变成一纸空文。搞“两个凡是”的人,实际上是在搞新的造神运动。

来自《人民日报》的哲学家王若水,写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的长篇发言。来自中宣部的理论家李洪林,写了《领袖和人民》的长篇发言。许多与会者从各个角度发言,深入揭露和批判个人迷信现象。他们除了摆出个人迷信的各种现象外,着重从思想上、理论上、社会历史条件上,制度体制上,对个人迷信现象的产生、发展、危害以及如何克服,进行议论,提出建议。

二,在对待个人迷信问题上的曲折历程

个人迷信,由来已久。在过去长时期中,我们党对个人迷信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从反对个人迷信,到反对“反个人迷信”的曲折过程。与会者对此进行了回顾。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接受并鼓励个人迷信的错误,引起我们党的高度重视,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月5日发表)的重头文章。1956年9月,我们党召开八大。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中,强调要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

但在1958年3-4月间的成都会议上,就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的说法,认为个人崇拜有正确的与不正确的之分,认为应当搞正确的个人崇拜。

1963年,写了中苏论战的第9篇文章,即“九评”。这篇文章说,“提出‘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这篇文章是从反对个人迷信,到反对“反个人迷信”的标志。

“文革”中更明确提出,需要搞一点个人崇拜。

实际情况是,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个人迷信现象就急速发展。“文革”期间,个人迷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更全面地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十年“文革”,经历了从反对个人迷信,到反对“反个人迷信”,又到提倡和大搞个人迷信的过程。

三,个人迷信是发动“文革”的重要条件

与会者摆出许多情况说明,过去由于个人迷信,破坏了民主,破坏了法制,破坏了党的政治生活准则,败坏了党内的风气,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许多与会者指出,没有个人迷信,是不可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有人举例说,我们党的领导人当代表都不按姓氏笔划排列,如九大公报把毛主席、林彪放在前面,用黑体字。哪个党也没有把名次像我们这样排,分几等。

许多与会者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康生借搞个人迷信营私的罪恶行径。他们搞大树特树,鼓吹天才论,“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搞“三忠于”,神化领袖,采取种种手段和形式,制造和推行个人迷信。同时,他们也取得了信任,抓到了很大的权力,把我们的党和社会搞得乌烟瘴气,破坏性极大。

一些与会的老同志深有感慨地说,文化革命前,我们党内的迷信就盛行了,包括我在内,我对毛主席的信服实际上达到了迷信的程度。

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迷信,在理论工作者中间,也是根深蒂固的。我自己头脑至今仍存在不少的迷信。理论工作者要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面,自己首先要破除迷信。

四,个人迷信的根源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与会者揭露了个人迷信的表现和危害,着重分析了产生个人迷信的根源,总结了教训,提出了克服和防止个人迷信的办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个人迷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映的是小农意识,皇权思想。

有人指出,《国际歌》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东方红》唱毛主席是大救星,这两句词是两个思想体系,《国际歌》是代表无产阶级思想,是唯物史观,而《东方红》表达了农民的感情,它有存在的理由,但不是科学的,它是唯心史观。现在很多文艺节目宣传领袖至上,而且成为文艺的轴心。

有人说,《东方红》在战争时期只是民间流传的颂歌,从一九四九年起,每当毛主席走上天安门,同时就奏起了《东方红》,以后就形成一种仪式,这就说明我们进城了,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领袖同人民的关系不是战争时期那样了。以后,凡毛主席出现,就要奏《东方红》,成了法规。这种仪式带有封建色彩。

不论死的、活的,突出宣传个人作用,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第二,分析了个人迷信的社会历史根源。

下面摘录一些与会者的发言。

个人迷信在我国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我国是一个小生产长期占优势的国家,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是根深蒂固的。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产生皇权思想,也产生个人迷信。

我们缺乏民主的传统,而封建主义的帝王思想,专制统治却是源远流长的。这也是个人迷信的社会历史根源。

我国经历了几千年封建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的传统习惯势力是根深蒂固的,对我们党是不会没有影响的。

第三,分析了个人迷信的体制原因。

个人迷信往往同权力过分集中是分不开的。党政军大权都在一个人身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容易引起一个人说了算。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同志说毛主席大权旁落。这个提法不恰当。大权独揽是一种专制主义,即君权不能落在重臣手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权从人民手上落到个人手上才能说是大权旁落。党的组织不是国家机关,以党代政,党本身势必变成国家机器,削弱党的领导作用。

第四,分析了个人迷信的主观原因。

仅仅是客观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错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

马克思是非常讨厌个人迷信的。“文化大革命”中,报上登那么多给毛主席的“最最最”的致敬电,他老人家为什么不加以制止?

林彪、“四人帮”、康生搞个人迷信,毛主席鼓励搞个人迷信,但是,广大党员和群众也接受了个人迷信,甚至也参加了制造个人迷信。毛主席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是我们党的错误,民族的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自己不是也有过对毛主席的迷信吗?

五,克服和防止个人迷信的办法

一些与会者说,“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不能搞个人迷信。不仅不能搞个人迷信,也不能搞对个人的不适当的颂扬。更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党内的捧场。

今后,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凌驾在党之上,任何人都要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倾听群众的呼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对于正确的判断是十分重要的。只听好话不听坏话,只听顺话不听逆耳的话,只听拥护的话不听反对的话,这对任何领导人都是极端危险的。  

有的与会者说,解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首先在理论上要给以说明,理论上的混乱必然导致行动的荒谬,在实践上要真正发扬民主,实行民主。例如改革等额选举的办法,不干涉选举人的意志,使选举不流于形式。

如何克服和防止个人迷信,与会者发表了很多意见,提出了很多建议。

有人提出,要明确几点:第一,领袖是党组织的一员,不是在党组织之上的特殊人物;第二,领袖也是人,不是神,说的话做的事也是有错误;第三,领袖有了缺点错误也应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应当改正。

有人提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来看,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破除个人迷信。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应从制度上想些办法。

他们提出的具体建议有以下一些。

对领导人的权限应有明确的规定,如党的主席、总理、军队负责人都要规定一定的权限,加以限制

还要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该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的大事在这个会上有决定权,而不能由个人说了算。如“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毛主席个人发动的,既未经党代会也未经人代会讨论决定。代表也不要过分照顾,不要搞成统战性的,应该让人民自己来选,选那些能代表人民群众意愿的人。我们现在不是这样,代表到会上是发表个人的意见,而意见事先也没有准备,只举手表决。

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监督制度也要建立起来。现在一当上政治局委员,谁都不能监督。

应当永远废除对党的领袖喊“万岁!”这个封建迷信口号。过去把对封建皇帝的称呼用到党的领袖身上,大大超过了封建社会对皇帝的做法。对领袖喊“万岁!”与个人迷信是有直接关系的

党内选举完全是一种形式。要真正发扬民主,不要划框框,定调调,使党内外群众选举自己真正意愿选举的人。

为了防止个人迷信,在领导集团内部,从中央到地方都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班长和其他委员应当是平等的,在重大问题的决定上只能有一票之权,而不能搞“一言堂”,应当允许党内外群众对党的领导包括对党的领袖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受法律保护。

要健全集体领导,彻底废除个人说了算的制度。个人说了算,就不会有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就不容许个人说了算。我们现在最流行的是个人说了算。大队支部书记可以支配和决定社员的一切。这种风气越往上,因为权力大,影响范围大,所以危害也越大。我们是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有办法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彻底废除个人说了算的制度。

领袖不能终身制,应规定一个任期,也不应由个人指定接班人。

我们共产党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事业,但在领袖制度上,却是倒退的。封建国家皇帝是世袭制。资本主义国家对领袖一般实行资产阶级的选举制,虽然有其阶级局限,但毕竟前进了一步。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领袖都是终身制,有的甚至让自己的儿子来接班,这是一个历史的倒退。对于代表未来的共产党来说,应当在领袖体制上加以改革,创造更先进的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制度。

接班人制度我们的宪法上没有规定,搞接班人继承人是不合理的。从历史发展来看,在无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时候,领袖是自然形成的,不是那一个人封的,马克思逝世时并没有立下遗嘱让恩格斯当领袖,领袖是群众在斗争中形成的。实践证明,指定接班人是不成功的。

指定接班人是国际现象,自十月革命以来世界上由共产党领导夺取政权并实行公有制的十六个国家,都指定接班人。这种指定接班人的办法弊端很多。从后果来看,容易滋长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仗实权的人,有野心的人,可能借助接班人的称号做危害人民的事业,从而带来政治上的动荡。由于是一个人确定的,因而他只对一个人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弊病很多。

多年来我们在对待领袖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存在着不少错误认识和做法,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大胆拨乱反正。

人民幸福完全系于个人,很危险。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四十年(之五)

阶级斗争问题,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依据。

这是一个理论性强,政治上又敏感的问题,也是理论工作务虚会又一个热议的问题。

一,一种恶性循环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与会者回顾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十年“文革”结束这一时段中,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演变状况。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可是,就在这年的5月,就由整风转为反右派,大搞阶级斗争。在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的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又开展一场比以前更加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又搞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理论上第一次把党内斗争说成是阶级斗争。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又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提出党内、政府内、军内,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知识分子大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横扫牛鬼蛇神”。1967年开始,到处“夺权”,宣布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在此同时,搞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阶级斗争”更进一步发展,直到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对这二十来年的“阶级斗争”,有的与会者作出如下概括: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些理论上的错误是来自于实践中的一些错误,而实践中的错误一旦提高到理论的形态以后,又反过来指导了错误的实践,形成了恶性的循环。逐步形成一条“左”的路线,并沿着这条“左”的路线越走越远,长期未得到纠正。

这种恶性的循环,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二,完全错误的“阶级论”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关键是要回答,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会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焦点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会不断产生资产阶级,这是“继续革命”的基本依据。

1969年的九大时,“继续革命理论”已经成形,写进了党章总纲。

九大党章是这样写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这些“理论”,被说成是里程碑式的“创造”,到处讲,天天学。

经济学家王惠德写了长篇发言稿,来阐述这个问题,批驳错误观点。他首先引了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出版说明”中的一段话:“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就是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和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观点,分析了社会主义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新思想、新结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它不仅为我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而且具有伟大的深远的世界意义。”

“出版说明”中的这一段话,大概是最主要的“两个凡是”了。

王惠德的发言重点剖析了这个“阶级论”。他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后指出,阶级存在的根源是生产关系、是所有制,某一阶级的存在,总是同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经济制度、一定的所有制、一定的经济成分相联系的。资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原则上说,也就是消灭了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存在的根源或基础。

王惠德指出,“继续革命”理论认定,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有商品交换,必然两极分化,产生资产阶级。这是从分配领域和交换领域说明资产阶级的产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王惠德进而指出,按照这个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就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就包含着产生资产阶级的必然性,不管社会主义存在几十年、几百年,一直到最后那一天,都还在那里不断地、大量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王惠德说,这不是一条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道,而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道。

“继续革命”理论还认为,政治关系、思想关系也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

从理论上说,“继续革命理论”的关键,是要说明,按劳分配、商品交换是否会产生资产阶级。但从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看,却主要是从政治和思想划分阶级,确定资产阶级。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抓走资派,都是从政治上定的,都是以政治标准划分阶级。在文化学术领域,对知识分子,是主要以思想(世界观)划分阶级,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多位与会者指出,只能从经济上划分阶级,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划分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应该如此。阶级的产生、阶级的存在的基础只能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都鼓吹从政治上、思想上划分资产阶级阶级,尤其是康生,以理论权威的姿态,讲得更多。与会者摆出了很多有关资料。

康生在九大作修改党章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整个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主席看阶级问题,他是结合起来看的,不仅从经济范畴来看,而且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社会主义中间的阶级,虽然也存在着经济方面的矛盾,但是表现在思想范畴、从政治范畴方面,那就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发言者指出,按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划阶级,这种主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唯心史观。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是阶级存在决定阶级意识,而不是阶级意识决定阶级存在。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来说明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如果说,因为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因此就存在着资产阶级,那末,中国今天还大量地存在着封建主义的各种思想影响,是否就能证明中国今天还大量地存在着地主阶级呢?同一个人,今天执行正确路线,是无产阶级,明天执行了错误路线,就是资产阶级,后天改正了错误,又变成了无产阶级。这不能叫做什么郑重的理论,只能叫做儿戏。这种“理论”,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更远了。

三,从基本正确滑向严重错误的历史教训

许多与会者带着痛惜的情感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毛泽东同志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新国家,多么好啊!但不幸的是,从发动反右派斗争起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间的实践,完全违背了上述正确理论。在这个期间,作为这种实践的理论表现,又进而提出了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相对立,以全面的阶级斗争、全面的夺权、全面的专政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结果是,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应当很好总结。

理论工作务虚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在大界限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错误理论的是非,从根本上驳倒了错误的“阶级论”,但以今天的眼光看,只能说是初步的。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研究,至今仍需努力。

 

 

强烈呼唤民主

——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四十年(之六)

由于大家刚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对民主和法制问题感触特别深。民主和法制,自然成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热议的问题。

与会者摆出了民主和法制不健全不完备,遭到严重破坏的许多状况,分析了原因,提出了恹复和发展民主、健全法制的建议。

总的情况是,深刻的反思,郑重的建议。

由于内容较多,决定将民主和法制分为二篇来介绍。

一,十年“文革”中民主荡然无存

多位与会者回顾了建国以来,直至十年“文革”,民主发展的曲折历程,和民主遭破坏的惨状。

有人讲了一九五六年以来我们在民主建设上的历史教训。他说:二十年来,党员和人民的民主权利遭到了三次大的损害。一次是五七年反右派,一下划了几十万右派,挫伤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损害了人民群众(包括党员)批评、监督各级领导并对党、政大事提出意见的民主权利。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全党大批、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一次严重地损害了党员向党如实反映情况和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的正当权利。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由个人发动、个人领导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震动世界的“大革命”,这种作法和说法,在共运史上是罕见的。回顾以往这段历史,可以明显的看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还很不健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很不完备。

大家愤怒揭批了林彪、“四人帮”、康生对民主的摧残破坏。

有人指出,“四人帮”要复辟的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是超封建法西斯主义。他们的倒行逆施、为非作歹,确实既“超”了封建专制主义,又“超”了法西斯主义。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几千年,哪朝哪代制造过像“四人帮”制造的这么多、这么大的冤案、错案和假案,株连、受害所及者,超过亿人以上。希特勒的德国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那里的法西斯法律规定:诽谤元首者,判处两个星期的监禁。“四人帮”比封建专制更封建专制,比法西斯更法西斯。

与会者列举了长时期中专政过火,民主不足的表现:

各项民主制度很不健全,特别是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至今很不完善,未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人民代表不是真正民选,而是协商产生,实际上就是指定,选举流于走过场。代表和选民不见面,代表不对选民负责,选民无权监督和撤换代表。人代会不按法定期限开会,视为可有可无,一切权力由党的会议、干部会议取而代之。人代会形同虚设,流于形式,人民没有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人民无权选举、监督、和撤换干部。

长官意志和违法乱纪为其主要表现形态的封建主义残余,至今仍然严重存在于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从领导干部到基层干部,很多人是用封建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行社会主义的工作,从家长制,一言堂,直到刑讯逼供。我们的专政机关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也带有封建主义的残余,施用肉刑,搞法西斯的审查方式。

我们的情况是,专政和民主相脱节,专政多而打击不准,民主少而不落实。

一九五七年以后,随着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错误,随着不断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我们不断加码地宣传国家的镇压职能。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扩大化,开了一个大规模在人民内部搞暴力镇压的先例,许多人被剥夺政治权利,甚至被送去劳改。反右倾,四清,把这种错误做法弄到党内来。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套发展到顶点。中国过去是一个封建社会,民主的传统本来就很少。五七年以后,民主越来越少,到了“文化大革命”,民主几乎被扫荡个精光。“文化大革命”前,国家机器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弊病。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质变

“文化大革命”采取了“大民主”的方法,即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四大”,似乎很民主。与会者对“四大”进行了剖析,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正是对民主制度的破坏。“文化大革命”中否定了经过人民普选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之以由一些派别头头争席位的做法。这是对民主制度的破坏。就夺权来说,这是暴力手段,而不是民主手段。更加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斗争了许多人,搞了大量的冤案、假案、错案,涉及到近一亿人。这那里还谈得上什么民主呢?

有人发言说,民主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人民没有做到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备的表现。

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无产阶级民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国家。现在我们的国家当然是无产阶级国家,但却是很不完善的无产阶级国家,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民主,民主太少,民主没有形成制度,人民没有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我国的政治制度,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共和国”实际上被摧毁了,代之而起的是专制统治。

二,民主不足又遭破坏的根源,

许多人都讲了社会历史根源,他们说,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多少年来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换取来的教训,不就是片面强调了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而让更反动、更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钻了空,得了逞吗?

与会者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前些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以外,还应当追溯得更远一些。

三大改造以后,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根据当时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事实。就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之后不久,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错误,开展了反右斗争,越来越强调专政的方面,而忽视了民主方面,结果是用“专政”代替了“民主”。同时,把民主只看作是手段,而没有看到它也是目的。我们二十多年来,在政权的民主建设方面可以说是没有多大的进展。

多年来,对社会主义民主,有许多片面的错误的认识。与会者对此作了评析,进行拨乱反正。

一是党组织怎样看待对群众的民主诉求。本来,在中国实现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衷,也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但在很长时期中,有些人对此却淡忘了。

有的与会者说,党取得政权后,和群众是什么关系,对民主应采取什么态度,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领导群众进一步争取和发扬民主,还是与群众游离,认为群众要民主就是向党要民主,和党对立?这个问题不正确解决,就把自己放在群众的对立面。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们取得政权以后,当群众还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还不能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作为执政的党,一方面要通过我们领导的国家机器去保障群众能够行使他们的权利,一方面也仍然要站在群众中间,站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去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并同那些妨碍人民行使权利的东西作斗争。

取得政权以后,党仍然要领导人民去争取民主。党还要运用政权的力量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二是专政与民主的关系。

与会者指出,讲无产阶级专政,就只要专政,没有想到其中重要的问题正是民主。巩固与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发扬民主。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并没有完全解决怎么当政的问题,也就是没有解决人民怎样当家作主的问题。

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有两个严重失误,一是没有处理好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的关系,二是没有处理好专政与民主的关系。

在专政与民主的关系上,有很大的片面性,甚至是错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无产阶级民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专政的主体。无产阶级专政首先要大力发扬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的范围,提高民主的程度,完善民主的制度。我们没有把对敌人的专政和人民的内部的民主密切地结合起来,没有把民主放在首要的地位,不断扩大民主的范围,提高民主的程度,完善民主的制度,而是片面强调专政,强调继续革命,以致由于专政的扩大伤害了民主。

三是要破除恩赐观点。

发扬民主,一定要破除恩赐观点。民主不是由谁恩赐的,包括怎样行使民主权利,也不能由谁来教,让群众在实际斗争中自己学会去掌握。

我们讲民主的时候,常说要让群众讲话。我们的干部是社会公仆,群众是主人,要让群众讲话,就是公仆要让主人讲话,主人讲话是公仆的恩赐,公仆不恩赐,主人就不能讲话,这不是主仆颠倒吗?

有的与会者引列宁的话,呼吁切实发展民主:只是宣传民主是不够的,只是宣布和决定实行民主是不够的,只是委托人民“代表”在代表机关中实行民主是不够的。必须立刻、从下面、靠群众自己的主动性来建立民主,必须通过群众的实际参加一切国家生活,不要来自上面的“监视”,不要官吏来建立民主。(列宁语)

有的与会者指出,如果我们国内不能充分发扬民主,社会上就会出现羡慕资产阶级民主的现象。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三,恢复和发展民主的建议

与会者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没有一套完整的民主制度。

有人提出,要建立以下一些制度:

第一,选举制度。目前,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实行选举制度。而在我国,“不要迷信选举”这一句话就把选举制度否定了。代之而来的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甚至连接班人也由一个人确定。这些都是反民主的。很流行的“协商一致”我看也是错误的。选举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协商的结果却往往是多数服从少数。这样做,是把上级的意志强加给选民,是变相地剥夺了人民选举代表的权利。

今后,候选人名单至少应是当选人数的三倍。还有任期问题,八大和九大相隔十几年,有什么根据?代表大会应按期召开,不能随便延期。一般连任,最多不得超过两、三期,使领导层不断新陈代谢。

第二,监督制度。代表应受群众监督。代表的一切言论、行动都要让群众了解。现在的做法很不正常,不仅是愚民政策,而且是愚党政策。

第三,罢免制度。我们的部长、司局长不实行选举,但是罢免制度应当实施。

我们经常批判说资产阶级民主只是个形式,可是我们自己连这个形式也没有。十大代表的名单是少数人事前拟好送中央圈阅,然后拿到省里协商确定,有的根本没有经过选举。

有些人把封建主义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加以美化,难怪他害怕资产阶级,更害怕人民民主,因为他自己所主张的是封建主义的东西。

有的与会者从国家政体高度阐述民主问题: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严格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共和政体。我们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为最高权力机关,这是共和政体的重要标志。在共和政体下,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有一定任期的、用选举方法产生的机关手里。没有对任期的限制,共和政体往往会蜕化为君主政体。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共产党是执政党。如果只是政府首脑有一定的任期,而党的主席在事实上仍是终身任职的话,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共和政体就不可能牢固地建立起来。为了严格地建立社会主义的共和政体,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在我们的党章和宪法中,分别对党的主席、政府首脑的任期作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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