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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建国:甲午前后的报刊地理、新闻呈现与读者阅读的回想
作者:蒋建国      时间:2019-01-30   来源:学术月刊
 

   甲午海战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直接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基础,在士绅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士绅的阅报记录中夹杂了对时局的看法,通过报刊,他们与外部世界建立了“意义之网”,对时局、对“他者”充满着想象与关切,报纸拉近了他们与新闻事件的“距离”,让他们体验到新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而加深了对甲午海战的认知,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着更为深切的忧患意识。从这个意义上看,甲午时期读者的读报活动,与政治危机、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运动密不可分。

关键词  甲午时期;报刊阅读;影响

   蒋建国,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41)。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

王德威认为: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匆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甲午海战作为晚清社会的标志性事件,也因此被学界称之“过渡时代”的起点。梁启超曾言: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在“过渡时代”,对旧制度的幻想和对新思想的渴求相互抵牾,报刊作为社会启蒙的媒介,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之相对应的是,启蒙者的组织形式颇有差异。德国历史家里夏德·范迪尔门(R.van Dülmen)提出社会启蒙的三个重要的媒介和机构,一是启蒙者建立了他们思想的团体,在一个受到保护的空间里讨论;二是他们创建了超越所有等级界线的非官方的团体,有广泛的书信往来;三是一个早就建立起来的期刊业和不断扩大的文学市场,尽管有检查制度,但它仍然成为独立的文化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以甲午海战为标志,中国进入“过渡社会”之后,其主要变化有二:一是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是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的出现。然而,在甲午之前的数十年间,新式报刊已在中国传播数十年,却一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影响。而甲午一战,却成为知识分子主动利用报刊的“转捩”。李仁渊认为新式传播工具在1895年以后的政治化是最主要的关键。可见,报刊传媒作为“过渡社会”呈现的“思想纸”“政治纸”,乃是推动现代性的重要动力。正如王汎森所言,每一个时代所凭借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们靠着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筑他们的生活世界,同时也用它们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甲午时期,报刊作为“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的作用,随着时局阽危所面临的严重困境,而逐步受到了读书人的关注,而报刊的价值与功用,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体现出来。

正是由于甲午海战的标志性意义,在过往的研究中,报刊成为论者阐述清末社会思潮的基本史料来源。尽管张灏、王汎森、罗志田、王德威、潘光哲、李仁渊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新式媒体对知识分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但以往对甲午海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相关人物、战局及其影响的探讨。对报刊读者的主体研究较为少见。而甲午时期,报刊的传布并不广泛,读者数量也非常有限。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报刊阅读,很少有人关注。而恰恰是之后流行的一些反映甲午海战的书籍,如《中日战史》《中东战记本末》等,为更多的读书人所了解。如王闿运在1896年10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看《中日战纪》,全无心肝人所作也。”然而,从新闻文本本身的角度看,甲午之前报刊如何吸引读者并逐步向城镇社会扩张,甲午海战如何被报刊报道,如何经由各种途经被读者阅读并逐步认知,报刊营造的舆论如何影响到读者对时局的研判,这些“历史的想象”是否可以通过读者这一主体来进行“还原”,或者说,我们能否通过部分读者的读报记录来反映报刊在这一事件中所起到的媒介作用,从而在读者的亲身描述中来回溯事件的进程。基于此,本文通过甲午时期一些士绅的日记、回忆录乃至抄报记录,至少可以部分地呈现甲午前后的一些新闻细节,体现出报刊传媒在塑造新闻场域的同时,拉近了读者与历史事件的时空距离,反映出波谲云诡的时局对读者思想世界的影响,从而为我们理解甲午海战为何作为“过渡社会”的肇始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一、甲午之前报刊发行、传播与阅读

1880年代,宗教报刊就比较注重开拓发行渠道,增设发行网点,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如《甬报》创办之始,就声称:“外埠如上海、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宜昌、重庆、牛庄、烟台、北京、天津、杭州、温州、台湾淡水、厦门、福州、汕头、广州、琼州、北海等处,均有寄卖。此外各埠有欲寄卖者,均函致宁波北岸钰记钱庄甬报馆开明台住址,照数奉寄。”可见,该报的发行网络已通达全国重要城市和交通较为便利的通商口岸。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广州的报刊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刻。由于《广报》《述报》《中西日报》等报注重刊登本地新闻,尤其关注社会新闻,由此形成了“地方文化空间”,并对地方文人产生较为强烈的吸引力,《广报》在创立之初,就将广东新闻列为新闻的重要内容,置于论说之后,占到新闻版面的一半以上。特别是广州社会新闻的报道较为频繁,使读者能够及时了解“身边的故事”。为了增强阅读的时效性,《广报》规定:“本局所出报章,凡本城地方,向例皆即日派到,以供快览。如即日未有报送到者,即是派报人之误。”本城读者可以看到当天的日报,这在当时已非常难得。

而创刊于1886年的天津《时报》,则非常注重发行,规定“每纸取大钱十文,所有送报人均优给工食,不准加价,并于城厢内外专托铺户悬有寄卖《时报》招牌,以便诸君就近购阅。”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二十五日,途经天津的文廷式,便有机会读到《时报》,并记载“云南地震,死万人”的新闻。文廷式夜宿紫竹林之“佛照楼”,在天津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却在旅途中读到当地报纸,这也说明在天津寻获《时报》并不特别困难。

《时报》注重发行时效和读者反响。对于天气原因所导致的报刊发行延误和缺失,《时报》特地进行说明:“本馆抄报前因天水雨淫,地水河涨,以至驿程阻水,猝非力所能为。计所及施京津之间,轮蹄绝迹者累日,迨月之二十二日……加以设法变通。嗣后当无断续,至所缺抄报,亦经陆续补登。”这一申明,是力图消除读者的误解,加强与读者的联系和沟通。由于深受洋务运动的影响,《时报》注重翻译和刊登外洋新闻,并力图在全国各地设立代销处,扩大在读者中的影响。该报宣称:“凡省会……海外如朝鲜、台湾、日本,尚有店铺公所、提塘报馆,愿为本馆经销《时报》者,望在本埠觅一保家,来馆订定,即当按日如数将报寄上”可见,该报已推向各省会城市和海外市场,表明它要进一步寻求更广泛的关注,获得更多读者的青睐。对于《时报》推广阅读的诉求,作为读者的张佩纶有着特殊的感受。他在1889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记道:《时报》中有盘谷氏者,拟余为陆立夫、何根云,评之曰:“误国殃民,伤天害理。”夫误国何敢辞?下六字则非其罪也。此盖不逞之徒造言泄忿,其意以要人多阅《时报》,借此倾之耳,可笑可鄙。这位好议朝政的“清流”,在看到《时报》对自己的议论后,大为愤懑,他将《时报》对自己的非议视为“扩大销路”之策,虽有些主观臆测,但也反映出《时报》以言论获得读者关注的用意。

而随着《申报》发行范围的扩张,京师一些开明官员也开始阅读《申报》,如翰林院编修朱一新在1880年代初期便对《申报》上的新闻比较关注。他在《复楼芸皋大令》的信中就提到:嗣于《申报》中得委署之信,未审以何日赴任?……1883年,法军强占越南,觊觎广西、云南,朱一新对法军侵略动态颇为关注,通过阅读《申报》上《法事风传》之类的新闻,上疏朝廷,力主解除边境危机。尽管如朱一新之类的读报官员并不多见,但《申报》提供的时政新闻,能够为一些官员认识世界大局和分析国内危机提供了实证材料。

1880年代,《申报》的发行网络已延伸到江浙地区的一些县城。如在浙江龙游、新昌等地任知县的杨葆光,于光绪六年(1880)一月二十日“支《申报》钱百十”。三月五日,“支《申报》本日止找钱二百九十”。这表明杨葆光已自费订阅《申报》,并在“出纳”一栏中详细记载。由于一般读者很少记载订阅《申报》的支出,杨葆光的报刊消费记录颇具实证价值。从1880年开始,他在日记中对所付《申报》报费都详加披露,如光绪十一年(1885)十二月三十日,他“支少伯《申报》洋三元”。光绪十二年(1886)年一月二十七日,“支本年《申报》钱二千七百”。十一月二十九日,“支《申报》钱五十六”。光绪十四年(1888)八月二十四日,“支《申报》钱九百卅”。十月十日,“支《申报》等洋一元”。尽管1887年他没有订报的支出记录,但他在当年七月初三日的日记中记载:“散之交二月廿四《申报》,而本月以前俱全”。光绪十五年(1889),他虽然很少提及《申报》,但在七月二十三日,他“送居垣《申报》五”。从杨葆光阅读《申报》的记录看,他对官员升迁,科考结果比较关注。如光绪十四年(1882)十月二日,他“阅《申报》,知孟平中北榜”。十月四日,他读《申报》,“闻梅先凶耗。知铸江南榜高魁,王廷材亦获隽”。另外,杨葆光与《申报》的编辑人员亦有来往。如他曾在光绪六年正月二十日,“致澹翁,《申报》孔姓、伯齐、韵溪、竹屏诗函”。

在江苏东台县,通过信局寄递《申报》,一些文人也有机会开始读报的历程。出生于1867年的吉城,于光绪十三年(1887)十二月二十八日,在自家开设的“吉泰和”店内,开始阅读《申报》,并记载格致书院考题为“水旱灾荒平日如何预备临时如何补救论”。光绪十四年(1888)他读《申报》的次数大增,三月二十五日,他读《申报》知“镇江本月十二日地震之信是实,并非一处然也”。他通过报刊新闻来证实书信消息,开拓了新闻来源。二十八日,他“阅《申报》数十事”。虽未标明何事,但说明对报刊新闻已颇为重视。时年21岁的吉城热衷于科举考试,平时苦读经史,但对报刊上对科考消息颇为留意,其二兄经常从外地寄回《申报》,九月十八日,他接到其二兄信并附“《申报》四纸”。记载“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四省榜已发。湖北元毛荫桐、广西元毛荫蕃,名字颇复相似”。光绪十五年(1889),其二兄与少芝兄也陆续寄回《申报》,九月十四日,他特地记载“总理衙门覆奏遵筹铁路折稿,颇详晰”。他关注修建铁路的新闻,说明他读报的视野较之前较为开阔,铁路等新事物对他的观念世界有着一定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吉城所收阅的《申报》,并不算迟缓。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初九日,他“接二兄来信并初四日《申报》”这说明他能在东台县城看到五天前出版的《申报》,东台位于江苏中部,地理位置并不优越,如此的报刊传递速度,在当时已较为难得。

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徽桐城西乡挂甲山,17岁的新科秀才姚永概在潜心攻读经史之际,于癸未(1883)十月二十九日,有机会“阅《申报》”。尽管在他在这一年的日记中,《申报》仅出现过一次,且他并没有抄录该报的任何内容。但在1883年的安徽桐城的乡下,《申报》的出现却值得关注。这张报纸很可能是“辗转相传”,流布于姚家,但它进入乡村社会的事实,说明《申报》的影响日益广泛。

随着发行网络的扩大,《申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正如该报的一则评论云:“向之书馆学生、店铺小伙,一遇闲暇则相率以嬉,自有华文日报以来,得暇即看日报,其初亦格格不相入,渐而久焉,亦多有融会贯通者,令之握管作一札,居然通矣。”尽管论者说得有些夸张,但也说明当时的读者群体已延伸至“店铺小伙”此类的下层民众,“读报”成为通商都会的一道文化景观。

尽管学术界通常认为甲午战争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极为深远,但在1880年代,尤其是中法战争前后,一些报刊对时局的分析和对西学的介绍,已对当时的读者产生了较大的触动。如曾任《蒙学报》主编的叶瀚出生于1863年,在中法战争期间,他通过读报了解时政,并决心改变“素习”,学习西学,主张变法革新。他在日记中记道:“生阅报,愤甚。知欲重过富强,非变法不可。欲变法,非由学士大夫改其素,学习世界语言,娴科学,精制造不可……生乃发愤自期,欲外游以求师友,冀徐达其本旨。”虽然叶瀚没有指出具体的报纸名称,但是读报对他产生的影响却较为深刻。

同样深受报刊与新学影响的周星诒,于1885年购到《化学卫生论》一书,他在日记中记道:“《化学卫生论》向在《格致汇编》中另行见之,今汇订成册另出,疑为全帙,而仍为上册,不知何以不全译出也……近傅兰雅译授格致馆生,始于己卯,讫于壬午,仅得三之一耳。”傅兰雅翻译《化学卫生论》在1879年至1882年间,并在《格致汇编》上刊出,周星诒回忆曾读过《化学卫生论》的部分内容,也应该在此期间。这时周星诒尚在福建建宁知府任上,他对《格致汇编》的记忆如此深刻,说明他当时读报是颇为细致的。而在1889年,任冀州知州的吴汝纶也有机会阅读“西报”,他在日记中对气枪、水雷制造原理的介绍,就源于“阅西报”所获得的知识。并感慨道:西人精于化学,渐能用之于行军资仗,可谓日新月异矣。

随着《申报》《时报》《字林沪报》等商业报刊的影响不断扩大,如何引导读者读报的问题,已成为报刊的一个重要议题。早在1890年,《字林沪报》的一则评论便对读报的益处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其文云:

仆谓报馆为当世急务,阅之者,其益有五……君子观其微即能知天下事矣,此知时务者之益一……惟有报纸,则如披风俗之书,何去何从,自无误蹈,此欲羁旅者之益二……物植之丰歉,市面之盛衰,朗若列眉,逐日详报,以是为的,胜于与子贡、陶朱论贾矣。此有志商务之益三……人有善事则美词以赞之,人有渐德则婉词以谏之。苟为自好之人,未有不求誉而畏毁者。则为善之志或因此而愈奋,为恶之念或因此而稍除。此欲全名誉之益四……报纸则搜罗甚广,月异日新,凡宇宙之奇闻,朝野之轶事,俱能穷形尽相,录于报中,日手一篇,胜于读齐谐多矣。此有广于见闻之益五。

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全国各地读书人对时政新闻颇为关注,日报的时效性优势也日益明显。1891年,《申报》的一则评论谈到当时报纸的现状时指出:“日报之设始于泰西,至各口通商始流传至中国……嗣是而上海,而汉口,而宁波,而广州,而天津,报馆如林,后先继起,而议论渐求宏富,事迹争尚新奇。各省风行,几如布帛粟菽之不可一日缺。”此说虽有夸张之嫌,但在甲午前后,日报已在通商口岸广为传布却是不争的事实。针对当时一些人不关注报纸的现状,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一些人“惟是资为谈助,借遣睡魔,往往视同小说、闲书,不甚措意”。

对于读报的益处,《新闻报》创办后的第二天,就在评论中指出:

本报所布,无美不备,无善不收。日出一纸,以集思广益之盛……要之,集万国之事,成万国之言,以万国之言助万人之益。将见为上阅报可尽操纵之妙,为下阅报可得风气之先。文人阅报益在多闻;商家阅报益在善贾;农工阅报益及操作。一报而万益备,一阅而万益开焉。虽然本馆非敢自夸,其能立言也,不过假本报之新闻述本报之新说,愿以报中益言与阅报诸君子共证之者可耳。

《新闻报》所论,与其广开销路的经营策略有关。彼时,《申报》已立足报界二十一年,《新闻报》要放眼世界,为士农工商服务,让各类读者从中受益。这显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

当然,读书人对报刊的关注,与其交往网络有直接关系,也与报刊发行网络有关。1891年,在瑞安乡下任塾师的張棡就开始记录从报纸中获得的新闻。如他在6月26日记载:“报中又详言近日各处匪徒闹事,焚毁夷人教堂。湖北之武穴、安徽之芜湖,又有安庆、镇江、南京、丹阳、九江等处。”时年31岁的张棡被瑞安著名学者孙诒让、诒泽兄弟聘为诒善祠塾塾师,而孙家为当地望族,张棡所读报纸,应为孙家所订阅。而在1893年,任江苏海门镇军赵永铭幕僚的符璋,则已是《申报》的订户。当年正月初九日,他“又付乙元与杨某,属[嘱]由信局带《申报》”。五月五日,他“付赵哨弁处《申报》洋乙元。”第二年,符璋仍订阅该报,如十一月九日记载,“付福顺泰店《申报》洋乙元”。这说明他委托别人或信局订阅《申报》,每次付款一元,可能是短期订阅。而他阅读《申报》,侧重于关注官场和科举动态。如当年十二月九日,他阅《申报》后记载:浙抚放寥穀士方伯,而以浙藩调豫藩,亦奇矣哉。第二年九月八日,他阅报,“见初一日懿旨,启用恭邸”。十天后,他又读《申报》,“知何见石比部中北闱副榜第六名”。尽管他特别关注官场与科场消息,但《申报》却将他从海门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甲午之前,随着口岸城市国际航运能力的提高,《申报》等报刊在海外的邮递与传播也成为现实,一些驻外使节和随行人员有更多的机会阅读国内报刊。如甲午之前出使德俄等国的许景澄,不仅经常翻译俄文报刊供国内参考,还经常在上海寄来的“洋报”上获知国内新闻。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对《申报》有关“美员(翻译)已折回,其人是否北洋托通使所募”一事,向友人进行核实。《申报》对时政新闻的报道,使远在他国的出使人员也能够了解国内时局,从而在新闻时空上实现了跨越式的延展。

二、报刊地理、甲午时局与士绅的读报活动

在人类历史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而交往网络的发展,往往与媒介的“介入”有密切的关联。报刊打破了读书人的传统交往方式,使不同“地方”的读书人可以通过“新闻”建立联系,同时,“新闻”改变了读书人的时空观念,使“个体”能够与周遭世界建立广泛的网络。“新闻”的消费能够“产生”意义,并与现实社会建立广泛的联系。新闻纸强调“当下”的价值,注重挖掘“消息”的意义,从而打破了邸报对于官方新闻的垄断地位,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被赋予了“主体”地位,读报刊不仅可以知晓天下事,更能获得新的阅读趣味和象征资本,并建构了日常生活的意义网络。1880年代,随着电报新闻的运用,“电报对诸如《申报》那样的中文报纸的影响深远,它不仅限于提供政治信息,同时还传播社会、文化、经济和军事新闻。电报报道缩短了从事件发生到新闻报道触及公众所需的时间,并能及时提供有关事件进展和公众反应的追踪报道,从而提升了新闻对大众的影响力”。尽管在甲午前后,报刊尚未广泛进入读书人的阅读视野,但如《申报》之类的商业报刊已有20余年的发行历史,其通过各种途径“介入”读者的努力,已经在读书人的日记中得到印证。

读者读报具有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面向。“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只有报纸,才能在同一时间将同一思想灌注于无数人的脑海。”报刊在时空延展中为读者提供了“相遇”的机会,“原本可能难以或根本无法彼此交谈的人们,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而被报纸所联结的读者群体,“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同时,报纸所形成的同时性(simultaneity)概念,对于信息的共享具有重大的意义。即使是“世界性事件”也都会被折射到一个方言读者群的特定的想象之中。

读报纸就是读社会、读时代。商业性报刊的职业化分工,使其新闻更具可读性。《申报》《汇报》《新报》《述报》《广报》等报刊对地方新闻和时政新闻的重视,有利于商业性报刊的地域性扩张。中法战争前后,报刊对新闻时效性更为关注,读者往往将重大时政问题作为日记中的议题。但是,由于阅读观念、传播技术与邮政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在甲午之前,整个社会精英阶层中读报人的数量十分有限,至于下层民众,则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现代报刊。报刊发行主要集中于通商都会,城镇社会的民众亦难有机会订阅,一般乡村社会更是置若罔闻了。报刊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缩影,主要集中在几个口岸城市。即便读书人具有读报倾向,但报纸的“可得性”是一个现实的难题,从地理空间上看,北方地区的读者接触到现代报刊的相对较少。

甲午中日海战,使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也是中国社会进入“过渡时期”的重要标志。报刊对战局的报道,成为读者关注时局的重要资讯来源,尽管当时的读者大多为社会精英,但他们的读报记录却能反映战局变动及其对他们的深刻影响。由于报刊地理上的差异,当时的报刊读者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口岸城市,以及江浙、福建等风气较为开通的地区。而从清末一些高级官员的日记中记录读报的经历看,督抚衙门及京城六部衙门是有可能订阅报刊的,如1894年,在北京担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则从农历九月开始,多次阅读沪报,记载当时列强侵略中国的情形。而在南昌之类的省会城市,阅读《申报》的机会是存在的。如甲午海战极大地影响了皮锡瑞的阅读世界,彼时,他任教于南昌经训书院,他经常阅读《申报》,将国难的忧愤通过报刊新闻、友人议论与诗词感慨结合起来。甲午期间,他的日记明显异于前几年对“阅课卷”“读典籍”的繁琐记载,对国家命运的极度忧虑使他不断通过读报体现一个学者的担当,时局剧变引发的读报活动,使得他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甲午之后,皮锡瑞对报刊传媒极为关注,除了经常阅读《申报》之外,《时务报》《知新报》《湘报》《中外日报》等报刊常在他的日记中呈现,而他与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的密切往来,进一步促使他从书斋走向南学会的讲堂,在湖南维新思潮的传播中一度充当着舆论领袖的角色。可见,读者所处的地理空间,与报刊的“可得性”有着直接的关系,读书人向读报人身份的转变,只有报纸触及的“地点”才有可能。而读书人由于游历或交往网络的扩大,也有可能与报纸的“偶遇”,一些文人因游历上海而读报,而报纸在辗转借阅中,可以“介入”更多读者的阅读世界。

甲午海战震惊中外,各种传闻难以辨认,即便是作为李鸿章最信任的僚属之一,担任北洋机器局总办的傅云龙,也难以获知战局的可靠资讯。其子傅范翔随侍身边,详细记载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至三月间傅云龙的公务活动及甲午海战的情况。尽管傅云龙在京津官场人脉甚广,消息灵通。但正月十五日前,傅云龙、傅范翔在京过年,关于甲午海战的各种消息,却大多来源于“听闻”,傅范翔的日记中提到的“闻荣城去岁十二月廿五日失陷”“闻东抚大胜倭贼”“闻威海失守”“闻烟台失守”等消息,均未注明出处,表明他对前方战事并没有准确的把握。正月十八日之后,傅云龙父子来北洋机器局办公,可以“阅合肥咨机器局密札”,还直接拜见了李鸿章,并被告知:廿三开议,带随员十二,有马建忠及其季子李经芳(方)云云。此类机密,傅云龙父子由于与李鸿章的私交方可获取。而在李鸿章赴日本议和之后,傅范翔对战局的了解仍然多源自“听闻”。一月二十日之后,傅范翔的日记中出现了“阅报”的记录,但对报刊记载的战时新闻却难得一见。其时,天津《直报》初办,但他很少有阅读该报的记录。对于李鸿章在日本被刺一事,各种传闻莫衷一是。傅范翔也被电文和各种“听闻”弄得一头雾水。三月一日,他通过读报得知:“二十八日下午四点半钟,钦差全权大臣李中堂会议回寓,被倭人用小手枪行刺,击伤腮颊,流血极多,铅子尚未取出。”报纸新闻是他对传闻进行比较的一种方式,第二天,他才确证“李鸿章身死是误传”。可见,傅云龙父子虽身处天津,消息来源广泛,但报刊的战时新闻并没有充分地进入他们的阅读视野。

而在甲午年,时年19岁的包天笑,却因为苏州邻近上海的地理优势,已经有了近十年的阅报经历,其时,他虽要参考科举考试,却对新式报章颇有兴味。他回忆:

那一年是甲午年吧,我国与日本为了朝鲜事件打仗,上海报纸上连日登载此事。向来中国的年青读书人是不问时事的,现在也在那里震动了。我常常去购买上海报来阅读,虽然只是零零碎碎,因此也略识时事,发为议论,自命新派。也知道外国有许多科学,如什么声、光、化、电之学,在中国书上叫做“格物”,一知半解,咫闻尺见,于是也说:“中国要自强,必须研究科学。”

在包天笑看来,甲午海战对他的阅读生涯有着深刻影响,尽管他还在“旧学”中谋求仕进,但是报刊给他带来的新学的基本概念,他以“新派”自况,说明报刊为他开启了通向“西学”的窗口。其时,包天笑作为求知欲极强的青年,虽然尚未完成由传统读书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但他由阅读新闻而重视新学,表明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甲午之前,报刊已经由温州城向乡村社会传播。如平阳县的刘店离温州城虽然较远,但在1890年,这里的一位23岁的秀才刘绍宽已经开始订阅《申报》,1894年,刘绍宽已在乡下教读多年,但他交游较广,经常到城里了解各种信息。当年的大年初一,他阅黄源初的《东游日记》,记载:源初谓东人学会甚多,甚为有益,鄙意亦如此云。这一年,他频繁地阅读《申报》,二月九日,他读《申报》,记载:两江总督刘岘庄帅开局自铸银圆。去年浙闱舞弊案周福清定谳,斩监候。瑞安周伯龙珑茂才随龚仰蘧星使照瑗出使义、比,现时以出使参赞随员为终南捷径也。南皮张香帅督两广,制造银圆,四开、八开者已流行于沪上。二月十六日,他又记载:《申报》论市务,谓中国用银,以银为数。外洋用金镑,以先令为数。中商欲收购洋货,必须以银易先令,然后照先令作算,前此中银壹两易五先令,近不过易二先令有奇。除了对金融问题感兴趣外,他的阅报记录中也不乏趣闻。他接下来写道:西人好酒,与华人嗜鸦片同。法人每年所饮之酒约有廿三牙兰,每牙兰计四大瓶,约共五斤之谱,然则一百一十五斤矣。第二天,他又写道:报谓近日男子衣服大率取法优伶,女子衣服大率取法娼妓,可觇世风也。

三月,刘绍宽对《申报》的关注便偏向于军事新闻,彼时,甲午海战虽未爆发,但刘绍宽对海防问题颇为关注。至十月一日他读报得知:天津某员采办军火,侵肥至二百余万,以废坏无用之药弹、火枪滥行充数,枪炮厂尚留用倭人,总其事者毫无觉察。这时,甲午的报道还很少见到。十一月一日,他阅报并记载:刘岘帅署直督,张香帅署两江总督。现我军由平壤退至义川,退至九连城、退至凤凰城,退至大高岭。甲午战争的报道引起他的关注,之后,他对战局极为留意,抄录大量相关新闻。五天后,他读报后记录:十七日至廿二,倭已占据金州,船驶入大连湾,在口门安放水雷,以御华军攻入。当月二十三日,他读报得知议和的新闻:倭人议和,索银四百兆圆,且谓已占之地归倭管辖,高丽国政中朝不复与闻。第二天,报载“旅顺失守”。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至第二年一月,“中日议和不成,张荫桓于十二日由山海关抵沪”。

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的惨败,在朝野引发极大震动。远在温州平阳乡下的刘绍宽不仅关注报刊的有关报道,还常与师友相互讨论,评论时政。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七日,他到平阳县城拜见其老师吴祁甫,吴祁甫对他说:日本之祸由李傅相,使海军及早整顿,必不溃裂如此。吴的观点,在当时颇有代表性,在许多士绅的议论中,李鸿章成为甲午败局的罪魁祸首。但仅仅讨论败因于事无补,和谈并无进展,形势对中方极为不利。当天,刘绍宽又看正月十二日至廿六日共半个月的《申报》,坏消息触目惊心,先是“山东荣成于客腊廿五日失守”。接着,又是更多的坏消息:“刘公岛失守,定远铁甲船被倭人水雷轰沉,其余北洋各兵船从口内驶出,不知何往。来远、威远亦被击坏。威海失守,丁禹廷军帅汝昌已尽节。”刘绍宽心绪极为恶劣,哀叹:三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此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败局无可挽回,主战派已无力回应,被迫议和便成为主流声音。消息传来,“廷旨授李傅相全权往日议和,以王文昭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对于战争损失,刘绍宽特抄录了一则新闻加以证实:自中日开战至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五日,被倭劫去军中各物值银七百卅一万贰千圆,计大炮六百零七尊,洋枪七千四百枝,炮弹六十万一千七百四十一颗。然而,这仅仅是战争本身的损失而已。随着山东文登、荣城、宁海等地进一步被日本侵占,中方在议和中的处境更为艰难。二月十四日,刘绍宽读报得知:倭以五款要挟中国:一、不还所踞之地,如金、复、海,盖诸处尚可商量,旅顺则竟思久假。二、索取兵费六万亿两;三、未还清之前,以台湾为质;四、交出前悬赏格拿办倭奸之人;五、政事与倭商酌。但是,这仅仅是报纸的传言,日本在进一步图谋台湾等地,牛庄、营口等地又被日本占据。二十八日,报载李傅相与伊藤议后回署途中,被倭人小山放枪轰击,面部受伤……澎湖已为倭人所得。至四月二十八日,刘绍宽读报得知中日合约的最新消息:偿兵费二万万,割辽东、台湾与倭,计辽所失有七州县,本年缴费一万万,余分六年带缴,五厘起息。六月十九日,他抄录了中日议和后的一则台湾新闻:全台绅民欲立刘渊亭军门永福为民主国大总统,军门固却不受。至此,刘绍宽关于甲午海战的阅报活动基本结束。尽管他很少发表自己的感想,但通过对战争过程的新闻抄录,比较全面地展示了这场战争的具体进展。作为一位居住在平阳乡下的儒生,他虽以馆课为业,但内心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极为关注,体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

甲午年,浙江海宁的王乃誉开始报刊阅读。他在二月八日的日记中记“午前看报”一事。虽然没有点出具体看何报,但他在家里读报的记载,已表明报刊进入了他的“生活记录”。而安徽桐城的姚永概,早在1883年就读到《申报》,之后的十年几乎没有读报的记载,甲午年,他赴京参加最后一次会试后,在河北武邑县谋得教职。他对中日战局颇为关注。七月八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前数日,闻叶军全覆,愤极,至终夕未眠。近又闻未覆,但廿七夜日人偷破一营,退驻公州。《申报》又载初五日我军又捷,究竟无真消息。这表明姚永概在河北武邑可以读到三天前的《申报》,《申报》已进入北方的城镇社会。同时,姚永概对《申报》关于战事的报道感到怀疑,对照平时的听闻进行分析,其洞察力极为难得。第二年三月四日,他在江苏通州(南通)“闻合肥在日本为刺客用枪击伤面颊”。但是,关于这则新闻,“《申报》则言已死,《新闻报》则言未死。”这再次印证了当时某些报刊新闻真伪难辨。

江苏东台县的秀才吉城,在甲午之前潜心攻读诗书,期待能够鱼跃龙门。但他通过阅读《申报》了解时政。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二十七日,他见《申报》,“有辨志文会案,陈培寿词章列头等……”,“感叹吾乡多英,令我增愧”。他十三岁就考中秀才,尽管此后屡次科场失意,但对于报刊应试和科考消息仍然颇为关注。当然,他也记载“李爵相得类中疾”此类小道消息,以及“张香涛为徐致祥所劾”之类得官方新闻。也有“日本崎中里旧有圣庙,今李伯行星使撤重修”此类海外新闻。但在甲午前四年,他记载读《申报》的次数有限。

至甲午年,吉城同时订阅了《申报》《沪报》,由于两报可能隔天或者数天后方能到达东台,他在私塾教学和读书之余,一般每次阅读一至四日左右的报纸。如正月十六日,“阅初五、六两报,纪内外臣工以万寿盛典,蒙赏赐者不一其人”。十七日,“阅初七、八、九三报”;十八日,“阅初十、十一、十二三报”;二十一日,“阅十三、四两报”。二十二日,“阅十五日报” ;二十六日,“阅十六日报”。此后的两年多,他坚持不定期地阅读一天或数天的报刊,仅当年一月至三月,他有二十五天在读报,并将所阅报刊具体日期列于日记首行。对他而言,读报是当天的头等大事。每当接到数日的报刊,他会集中时间阅读,并作为一种日常的仪式得以持续。这在当时的文人报刊阅读记录中是不多见的。从三月开始,他对甲午时局甚为关注,读报后往往简要摘录和评论。三月二十一日,他记载“台湾省会改建于台北”,十二月十日,他写道:“闻有和议矣。”

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对中日战争与和谈进展甚为关注,通过阅读《申报》《沪报》,用“一句话新闻”概括重要事件。如一月七日:“山东登州有警”;十七日:“威海又有失去炮台之信”;二十九日:“威海刘公岛皆岌岌”;二月二十日,“东抚得一胜仗”;五月十八日:“台湾见立为民主国,五月初二日公举唐景崧为总统”;二十二日:“台北危矣”;闰五月一日:“台湾亦无好消息”。此类“一句话新闻”,在吉城的阅报日记中有着重要价值,他平时读报,如无要事,仅记载所读报纸日期,在中日战争期间,他所记录的重要事件,大体可以勾勒出战局的动态。

时局的发展,对吉城的内心有着极大的冲击。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二十七日,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读其二兄来信后的感想:“规予云,好古遗今,非有用之才也。噫予之不闻箴戒也久矣。年来颇有金石之癖,读经读史又时□为琐屑考据,名曰好古,实则无用耳。”对于兄长批评其“终身迷此不醒”,吉城并没有直接回应,但从其甲午前后的读书情况看,几乎都是经史著作,其“厚古薄今”的读书倾向非常明显。对于这位少年成名的秀才而言,“金榜题名”仍然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尽管他通过读报关注时政,感受外部世界的巨变。但是,“新学”并没有进入他的阅读世界,报刊也没有引发他调整知识结构的努力。从这个层面上,甲午战争仅仅是过渡时代的开端,许多旧式文人一方面有机会接触到报刊新知,但另一方面又是旧学的拥趸。

但是,有机会接触“新学”的文人对报刊的态度却大不相同。如在河北故城县信都书院就读的贺葆真,由于其父贺涛系桐城派的重要人物,贺涛与吴汝纶有密切交往,且对新学非常关注,并强调“阅书不及阅报章,以事愈新愈切要也”。他执掌的新都书院,因而对新式书报有着特别的关注。在1892年,19岁的贺葆真除了平时苦读经典之外,还“将上海时报中之京报取出,订为一册,以便流览”。这里所言的“时报”,应包括上海出版的各种报刊,它表明当时信都书院至少订有数种报刊。这在较为偏远故城县,是较难得的“媒介景观”。由于贺涛强调读报比读书重要,对于信都书院的学生而言,报纸则成为极为重要知识类型,对改变他们的“知识仓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抄报活动:《鸡林记事》与甲午时局的新闻呈现

与读者在日记中摘录报纸新闻不同,抄报则是对报刊新闻的持续性抄录,形成较为完整的文本,且很少夹杂抄录者个人的评论。与古代抄书人所形成的知识垄断不一样,抄报人是为了记录新闻并使之成为留存的文本,从而有利于新闻的“记忆”与二次传播。抄录者不遗余力地选择重要新闻进行汇编,一方面说明报刊本身较为稀缺,且不易流传。另一方面也说明抄录者对时政新闻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希望在抄录中获得主体的价值和存在感。从早期宗教报刊的传播看,魏源、徐继畲、梁廷枏等人就有抄录报纸的习惯。随着商业报刊的发展,同光年间,已有读者抄录报纸新闻颇感兴趣。如一位自称“如皋白蒲人”的佚名士人,从咸丰六年(1856)开始记载历次战乱,坚持四十余年而不辍,撰就《咸丰同治光绪兵事日记》六卷,为了解江浙一带的战乱状况、民俗人情、日常生活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作者见闻颇广,在光绪七年(1881)之前,对兵事的记录,多来自“闻说”“听闻”。而当年九月五日,他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申报》,他抄录了该报的一则新闻:“浙江台州反贼杀官名黄金满闹事,刻下聚集各路兵,水陆并进。”报刊为他提供了一手资讯,虽然他是偶尔读报,却开辟了另外一条获取新闻的重要途径。之后,他在日记中还将“听闻”与《申报》新闻加以对比。如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期间,他对战事颇为关注,五月五日,他在日记中记载:“闻法国已求和,大约是换军机大臣要决战心怯,是以求和。”对于这一说法是否靠谱,他便引用报刊新闻加以证实:“据《申报》云:已有条约数条,定于十六日立约。”显然,作者是根据《申报》对“听闻”加以证实,而不再以“未知确否”悬疑。当日,他还记载另外一则新闻:“左宗棠进京作相”,“两江总督再为另放,现在曾国荃署理四月”。并指出:“此话亦是《申报》说”。这说明他引用《申报》新闻已非常“放心”,无须质疑真伪。如“裴大中、罗绶章均革职”之类的一句话新闻,大约是他看《申报》后最需记载的重要事件。但是,对于《申报》自身无法确证的消息,他也抄录存疑。如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十三日,他记载:“天上星四边流散,据云星流如织,不知主何吉凶。”虽然《申报》“登载已有二十一日”,但“未下断语”,他还是据实记录。报刊作为新式传媒对这位热衷记录“兵事”的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在当时的乡绅生活中是极为难得的“景观”,翻阅晚清士绅日记,在1881年之前有读报记录者甚少,即便是一些当朝显贵,也很少在甲午之前阅读报刊。尽管我们无法了解作者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取《申报》的,但从其长期在如皋小城生活的记录看,他手头的《申报》应该来自本地。这说明该报至少已在如皋传播,留心时政新闻的乡绅才有机会与现代传媒“相遇”。这位乡绅在读报之后的抄录活动,作为他“兵事记录”的组成部分,充实着他的“知识仓库”。这对甲午之前的抄报人而言,报刊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和新闻资源,提高了他的观察时政和了解时局的能力,为他的新闻记录提供了新的养料。

光绪年间,也有人抄录地方官衙告示、报刊新闻并汇编成册,大约有纪录存档的目的。如《光宣政书杂钞》《清末报纸摘钞》《京报摘抄》等,均抄录了不少报刊新闻。尤以《申报》《新闻报》《京报》的新闻为多。这表明,手抄新闻对于报刊的二次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与日记的新闻记录不同,手抄新闻具有连续性,对于读者了解新闻事件的进程有着特殊的价值,如《鸡林纪事》便是抄录者摘录的甲午海战新闻汇编。关于《鸡林记事》稿本的抄录者,桑兵主编的《七编清代稿钞本》标注为李傅相,即李鸿章,但稿本并没有注明作者,从抄录的日期和内容看,尤其是有关李鸿章在议和期间的新闻,如《傅相被刺》之类的报道,不太可能为李鸿章亲自抄录,因此,作者应为佚名。稿本记录了1894?1895年间,甲午战争前后发生重大事件和时政新闻,尤其对李鸿章在中日战争与和谈中的经历进行了详细记载。但六卷稿本,并未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每卷抄录的内容各有侧重。抄录者除了报刊新闻之外,还选录一些电文。这可进一步猜测抄录者可能为督抚衙门的幕僚或书吏之类杂佐人员。从抄录报刊的内容看,主要来自《申报》《新闻报》《中西日报》《博闻报》,还有部分“西报”和“香港报纸”,可见,抄录者能够详阅多份报刊,并对抄写内容有者明显的时政偏好。尤其是对甲午海战前后重大时政新闻,抄录者特别留意记录,而抄录者对李鸿章在议和新闻特别关注,且以“傅相”尊称之,表明其对李鸿章并无恶意。围绕者甲午海战过程中的新闻,抄录者以四字新闻标题,并简要抄录新闻要点,如乙未年(1895)八月二十九日抄录的新闻标题为《台帅降倭》,其内容如下:廿六日香港报纸云:廿三日接厦门来电云,闻日兵已夺据嘉义,复率大队往攻台南,并谓英领事弃本国兵船往见日官,代刘大帅往和云云。此类新闻,言简意赅,反映出抄录者对新闻内容的总体把握能力比较全面。

抄录者一日或隔一二日抄录新闻,以某日“报”作为开头语,说明抄录者是抄录当天获取的新闻内容,这表明抄录者能够获取当时较为稀缺的新闻资源,甲午前后,各种电报和报刊在一般州县不太可能每天都能收到,作者能抄录如此多的新闻,至少表明他在督抚一级衙门就职,尤其是一些重大战事电报,如果不是督抚一级大员身边的幕僚和随从,很难获得如此详细的新闻资源。但抄录者在抄录报刊新闻时,除了几处标明出自《申报》《中西日报》《博闻日报》外,其他新闻很少标明具体报刊出处,但抄录者集中记录甲午时局,重点抄录与战事相关的新闻。如乙未年(1895)九月六日抄录的便是一则外交新闻:西报言,俄德法三国各派船偕同赴烟台致哀……从抄录的标题看,大多符合当时报刊新闻标题的“四字”风格,且大多与甲午前后的时局有关。从抄录时间看,主要集中于乙未年(1895),并按照中日海战的进程,记载了整个事件中的重要新闻。如正月五日抄录的新闻是:《捷音叠至》《击毁倭船》《辽阳军要》《回王效命》,正月六日记载的新闻有:《误触地雷》《倭犯登州》《军火将到》《西舰开行》。正月十一日抄录的新闻云:闻有日兵贰万五千在距威海卅五英里泳清湾登岸,沿岸炮火早被日船火炮轰毁。正月二十日抄录的新闻标题为《威海失守》,其文云,十三日上海《申报》云,昨晚七点钟发来电云,“威海失守”四字。抄录者特别注明新闻源自七天前的《申报》,表明他看到这一重要新闻的时间较晚,但“威海失守”意味着中国已彻底溃败,被迫开启和谈之门。同时,抄录者还关注“西报”“倭报”的消息,如正月二十五日抄录“西报译登”,其文云:倘中倭不听俄国友睦之言相劝,则俄国必以干戈淇事,争取朝鲜云。当月二十七日,又进一步报道中俄议和的新闻:倭人悉李傅相年迈,不宜远涉重洋。现择旅顺地方为聚议之区,英俄北京两使亦同调处云。之后,关于和谈的新闻便不断出现。显然,中日海战已牵涉到英俄等国,列强均虎视眈眈,图谋利益。

从当年二月至三月,抄录者对甲午战局和中日和议进程极为关注,几乎每日都摘录报刊相关新闻。如二月二日,抄录“廷旨授李傅相为全权大臣,以云贵总督王夔名文韶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新闻,六日,先抄录“威海炮台均已失守、刘管带殉难、戴观察自尽”的新闻,又抄录“饮恨而死”专题新闻,其文云“当倭兵在荣城登岸时,丁军门即电请某僚,愿统率兵舰前往邀击,讵某僚回电不准出威海一步。并云若违节制,定参等语。”当天,抄录者还抄录《倭相复文》《苏州余话》的新闻。三月一日,又抄录西报云:倭军已过辽河,欲前进攻,为宋军所击而退云。三月二日,抄录者特别关注《傅相被刺》这则新闻,并记载:廿七日,李傅相由马关商议和款,回寓途次在馆内被倭匪徒高也马年廿一岁者,用六响连枪轰伤其面。同日,他还摘录了日本《日日新闻》的消息:丁禹廷在刘公岛致倭将咨函各一件。两天后,他又抄录《傅相无恙》的新闻云:劳打电云,傅相被倭匪枪上,由倭主简派医官调治,刻下医有起色。但坏消息仍然不断,第二天,他抄录“西报”的报道:各口严禁米粮出口,不能载至闽广两省,均为可忧。显然,清廷在甲午一战的惨败,其后果已不堪设想。报纸不断报道各种不利消息,抄录者虽不做具体评论,但是这些新闻的串联,已表明甲午之后,兵败如山倒。

不仅如此,俄、德、法等国乘虚而入,从中攫取各种利益。在日本侵略台湾之际,进一步介入中日和谈。九月六日抄录的新闻云:俄、德、法三国各派船偕同赴烟台,致哀的美敦书于日廷,限至月底将辽东、高丽退出云。之后,抄录者进一步抄录了中日战争的一些具体情况,如《论中日军务》、《日本兵制》等,这些新闻对日本战胜中国的内在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另外,另外,《鸡林记事》还记录了不少朝鲜时政新闻,抄录者还对《防俄论》之类的论说也加以关注。说明其新闻视野较为广博,对国际局势颇为留意。当年十月之后,抄录者对战后时局颇为留意,抄录新闻内容颇为广泛。如《使俄改派》《韩乱不已》《闱姓招商》《铁路再商》《俄争高丽》《新抚交替》《租界绘图》《日使驻苏》《商约未定》《祝帅驻旅》《壁垒一新》《遣使余闻》《俄倭互防》《台乱继起》《新抚程期》《圣恩宽大》《加冠改期》《高王失计》《上相赴俄》《偿费传闻》《法商联合》《俄路招商》《日本使臣》《矿务续谈》《洋案又翻》《傅相到港》《香江杂记》《邮政拟设》《越迎傅相》等等,这些新闻来源于当时的报刊,大体每日一记,重点突出。可见,抄录者注重抄录国际新闻和重大时政新闻,对时事颇为留意。

之外,抄录者还抄写《中西日报》《博闻日报》的评论和新闻,这两份报纸都出自广州,抄录者予以留意,也许与其工作和阅读经历有关。如《中西日报》乙未年(1895)闰五月十七、十八日刊出的两篇时论,抄录者全文抄录,其一为《论重设海军亟宜变通整顿》,其二为《录台湾捷报书后》。闰五月二十八日,抄录该报的《论俄人之心志》一文,六月三日,又抄录该报《托孤原书》一文。抄录者还摘录光绪八年(1882)李鸿章的一份奏折,并转录港报的言论,为李鸿章的甲午兵败陈说理由,这又进一步表明抄录者是李鸿章的拥趸。

从总体上看,《鸡林记事》集中记录了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时政新闻,其内容大多来自国内报刊,抄录者大多每日一记,虽多未标明新闻来自何种报刊,但通过新闻标题表明抄录的可靠性。抄录者意识到这些重要新闻的史料价值,通过详细抄录报刊,形成甲午中日战争的史料汇编,抄录者对战局重要细节的抄写,具有证实事态发展历程的意图。尤其对一些重要新闻的前后连贯性抄录,对了解时局真相提供较为可靠的资料。显然,抄录者对报刊新闻的阅读和摘录,体现了其留心时事的态度和眼光。这在报刊传布不广的甲午时期,是十分难得的。

四、结

新闻史研究中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维新之前,报刊发行量极少,影响力甚微,读报者更是寥寥无几。梁启超、姚公鹤等报人的回忆更是作为例证被广为引用。如梁启超说:《中外公报》(应为《中外纪闻》)……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者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姚公鹤则回忆道:“彼时社会以帖括为唯一学问,而报纸所载亦实多琐碎支离之记事,故双方愈无接近之机。”这两则史料都说明了早期报刊发行颇为困难,购阅者甚少。但是,本文通过甲午前后的读报活动研究说明:新式报刊传媒在1880年代之后的十多年间,已通过各种途从都市社会渗透到城镇社会,尽管读者的总数并不多,但读报人通过报刊与周遭的世界已经建立了更为复杂的“意义之网”,简单地否认甲午前报刊的阅读与影响可能有失偏颇。

甲午海战震动朝野,触动国人灵魂。面临前所未有之“国难”,在“国将不国”的危局中,报刊为士林制造了新闻与言论网络。在士绅阶层向知识人转变的过程中,在古典与现代、保守与前卫、中学与西学之间,读书人面临着身份认同与价值取舍。而读书人能否接触新式报刊传媒,与际遇与时空相关,也与立场与观念相关。甲午前后,报刊的发行网点也进一步扩大,读报刊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如张棡、刘绍宽、姚永概、吉城等乡绅能在江浙乡下通过读报而评论甲午时局,尽管这些文人学士在日记中零星地记载了读报的内容与感受,但是,报纸作为“思想纸”对他们精神世界的影响却较为深刻。他们的阅报记录中夹杂了对时局的看法,这与传统士绅摘录邸报内容有着极大的差异,报纸在建构读者观念系统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他们往往能够观察到报纸新闻背后的“危机”与“凶险”,对国家的前途与自身的命运深以为忧。正如理斯曼(David Risman)所言:他们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不再受传授者的观点的限制而阅读,读者接受的信息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变化上都更宽泛了,印刷品因此成为促进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对于大多数社会精英而言,读报并非是“日常仪式”,但是,报纸毕竟进入了一些士绅的“精神世界”,通过报刊,他们与外部世界建立了“网络”,对时局、对“他者”“国家”充满着想象与关切,报纸拉近了他们与新闻事件的“距离”,让他们体验到“战时”新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而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对清廷腐败无能和民族命运有着更为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满盘皆输”到“变法自强”的观念转变看,甲午海战在士林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通过报刊舆论与新闻场域也可观其端倪。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时期读者的读报活动,与政治危机、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运动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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