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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我所亲历的改革开放年代
作者:刘道玉      时间:2019-01-11   来源:同舟共进
 

1978年12月18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实现全国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我国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与这次会议息息相关,因此无论如何评价这次会议的意义都是不为过的。

在改革开放4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刻,我特地撰文以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我有幸赶上了那个大好时代,当了一回“拨乱反正”和教育改革开放的弄潮儿,现以全程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身份谈谈我的切身感受,总结有益经验和教训。

两年借调生涯

“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我国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当时的形势严峻,老百姓不允许国家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而只能走新路,即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渴望。

我当时是武汉大学的党委副书记,面对百废待举的局面,基层广大干部和教师一筹莫展,希望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澄清被搅乱了的是非。正在这个时候,我被借调到国家教育部,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977年4月15日,我携带简单行装前去报到,被安排在教育部大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住下,它既是办公室又是寝室,我在这里度过了两年繁忙和异常紧张的“拨乱反正”生涯。一个月后,我被中央组织部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同时担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筹备组副组长。虽然我一向不愿担任官职,但出于基层对“拨乱反正”的渴望,我仍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拨乱反正”从何入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先后到辽宁、天津和北京郊县做调查,当时各省市和大学都还是由革命委员会领导。在北京顺义县调查时,主管教育的姜副主任对我说:现在虽然大学恢复了招生,但是是按照‘十六字’方针招生,我们工农子弟还是没有上大学的权利,因为‘十六字’方针实际上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这是开后门的方针,是以权谋私的方针。我们要求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我们工农子女不怕考,你们可以查一查,‘文革’前上大学的还是工农子女占多数。”听他一席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也受到了极大震撼。我暗下决心,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就是“拨乱反正”的突破口,抓住了这一环,就能带动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进而推动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革。

天赐良机。1977年7月19日邓小平同志复出,中央恢复他早先担任的党政军一切领导职务。他向中央请缨,亲自抓教育和科学两大块。当月底,教育部得到邓小平同志办公室通知,他将于8月初在京召开一次科教座谈会,请教育部和科学院各选派15名代表与会。我受教育部党组指派,负责挑选与会代表,并与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共同担任会议秘书长,负责座谈会的事务工作。

科教座谈会于8月4日至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会议代表提出了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有插话,明确回答了各种问题。会议发言十分热烈,转眼两天过去了。8月5日晚,与会代表查全性副教授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两天了,我一直没有发言,本来想讲的别人都讲了,我不知道讲点什么为好。”我对他说:“关于推翻‘十六字’方针和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没有人讲,这是一个要害问题,希望你明天就讲这个问题。”他说:“是,都没有讲,我明天就讲这个问题。”第二天,查全性带着激情发言,他说解放前高考靠钱,17年靠分,现在靠权。群众说,学会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他的发言得到了许多代表的附议,最后邓小平拍板,当年就恢复高考,重新召开招生工作会议,从而打响了“拨乱反正”的第一场战役。

作为高教司司长,我敏感地预感到,高考恢复后必须制定一个新的教学大纲,以代替北京“二校”北大、清华)按照“五七指示”炮制的教学大纲。教育部党组又指派我尽快召开大学教学工作会议,以制定新的教学大纲。国务院对此次会议十分重视,决定会议在北戴河国务院招待所举行,并指派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刘处长负责会务工作。我们一行于8月10日星夜赶赴北戴河,到达时已是半夜。我们亲手启封招待所,打扫尘埃,清出床铺卧具,准备迎接会议召开。

8月12日至18日,综合大学教学座谈会召开,会议由我代表教育部主持。非常巧合的是,这个小小的座谈会居然与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一天开始、同一天结束,这是历史的巧合,这个会议是教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值得永远铭记。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彻底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在制定新的教学大纲时,大家还有一个疑惑,那就是如何看待“五七指示”的问题。经过激烈辩论,最后达成共识:绝不能机械照搬,一定要尊重教育规律。这次座谈会以纪要的形式确立了新教学大纲的基本原则:坚持四年学制;教学计划要坚持“三基四性”,“三基”是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四性”是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严密性。在新教学大纲中,取消了学工、学农、评判资产阶级和培养劳动者等内容,仅保留了每届学生进行一个月的军事训练。这个纪要经过教育部党组批准,后下发全国各大学执行,基本上一直沿用至今。

那时高教司主管的工作相当于现在教育部的六个司,包括文理、工科、师范、科技、研究生、教材办等。紧接着,我又召开了研究生工作座谈会,制定了恢复研究生招生和学位授予工作条例,形成了文科教材和理科教材工作纪要,筹备了全国科学大会,制定了理工科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等等。真是百废待兴——在两年时间内,由我主持召开的工作会议和制定的文件多达24个,平均每个月一次,从调查到会议召开,到简报和文件的制定,忙得不可开交,经常通宵达旦。长期劳累,体能入不敷出,我最终累倒了,而且病得不轻,患了大叶肺炎,久治不愈,身体虚脱。我借此机会告假回武汉休养,幸获允准。不愿当官是我的初心,归心已决。回到武汉后,我向教育部寄去辞职报告,获复任的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同志的批准。这两年,我总算未辱使命,为高等教育“拨乱反正”尽到一己之力,实现了被借调之初的夙愿。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从大体上划分,1977到1979年为“拨乱反正”阶段,自1980年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但实际上这两个阶段又是互有交叉的。那时人们对改革真是热情似火!当时,人人盼望改革,校园处处谈论改革,人人拥护改革,为改革献计献策。每个人心中都有纯朴的改革情素,改革的氛围不仅形成,而且已进入较高境界了。

我于1981年7月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身临改革氛围中,形势不允许我打退堂鼓,只能迎难而上。记得当时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提出:“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这种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干部和人民群众参加改革的积极性。

各大学争先恐后地进行改革实验,生怕落在人后。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是一位革命老干部,他于1978年率代表团访问美国,率先与美国大学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对全国大学的对外开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紧接着,他们又率先开展了人事制度改革,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浮动工资制度,一举打破了教职工的“大锅饭”,调动了广大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那时大学教师的工资都很低,一般每月只有65元左右。而上海交大的最高月工资达500多元,令其它大学羡慕无比。1983年,万里副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邓旭初等人,充分肯定了他们改革的方向,并指出:“改革必须坚持,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教育要讲究效率,多出快出好人才。”1985年香港“船王”包玉刚向上海交大捐献1000万美元(那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新建了一座新图书馆,让其它大学刮目相看。

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朱九思,是一位从大学走向革命,又从革命家成为教育家的人。在他领导下,华中工学院也走在大学改革前列,率先提出“理工结合”和“科研走在教学的前面”的口号。他们靠挖潜和延揽人才实现“理工结合”,而不是搞“拉郎配”式的合并,这在当时的确难能可贵。霎时间,文理科各系纷纷建立起来,国内外各学科的优秀人才聚集到华中工学院。

而中国科技大学最耀眼的改革是率先创办了“少年实验班”,并一直坚持至今。这个班是根据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的建议创办的,第一期于1978年3月8日开学,招收了21名少年大学生,最大的14岁,最小的11岁。1985年1月26日,教育部决定扩大实验,北大、清华等12所大学效仿中科大,但由于争议比较大,加上智力超前的少年资源有限,到1990年代,大多数大学的“少年实验班”都停办了。

2018年是中科大创办“少年实验班”40周年,回顾40年风雨征程,经验与教训值得总结。据统计,40年来,这个班共毕业学生3000多人,其中90%考取了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生,19%供职于科学和教育界。这些毕业生中,超过200人成为国内外名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授,2人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7人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5人当选为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士。另有200人活跃在企业界和金融界,在世界500强企业担任高管职务的约有35%。3000毕业生中出现了这么多的佼佼者,这个比例相对于一般大学而言,成就是巨大的。但这毕竟是一个低标准,按照精英教育目标来要求,应该造就一批享誉世界的天才或全才。因此,中科大“少年实验班”应当实现新的跨越,以达到更高目标。

深圳原本是一个沿海边陲渔村,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为适应特区发展需要,1983年教育部批准建立深圳大学,当年建校,当年招生,这就是“深圳速度”。罗征启教授是深圳大学首任党委书记兼校长,他极富改革精神,率先进行党政领导体制改革,明确党政分工,实行合署办公,党员干部实行兼职化、业余化和义务化,取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大大精简了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那个火红的改革年代,几乎没有大学置身度外,也没有人袖手旁观。我记得十分清楚,辽宁大学率先实行校长负责制,北京大学实行全员聘任制等。在对外开放方面,各大学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通过各种渠道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建立姊妹大学关系,比如,南京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就走在了前面,前者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共同建立了中美文化交流中心,后者与德国建立了中德文化交流中心。其它大学纷纷效仿,决心加大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步伐,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带动改革与发展。

老校焕发青春

武汉大学是一所老校,解放前有着显赫的学术地位,与北大、清华、中央(南京)大学和浙大并称为5所著名国立大学。解放后,从徐懋庸开始一直执行“极左”路线,使得广大教师人心思散,无心教学和学术研究。1957年到1964年7年间就更换了7位党委书记,形势已经严峻到了没人敢来任职的地步。

1966年3月,高教部在北京举办了一个直属23所大学科研成果展览会,其它大学有的拥有一个展厅,有的拥有一个展台,而武大只有一个香烟盒大小的展品,被放置在其它大学展台的一隅,按成果排名,位居直属大学倒数第二。当时校内师生无不怨声载道,对学校的地位十分不满,并给学校起了一个诨名“老牛拉破车”。我亲自参观过这个展览,感到唏嘘不已。

1981年7月,我被任命为武大第19任校长,面对的就是这样一所老校。我该怎么办?作为土生土长的武大人,打退堂鼓不行,自己有责任为振兴学校尽一分力。出路在哪里?肯定无疑的是,只有改革创新才是振兴武大的唯一选择。心想,既然我是全国最年轻的校长,就应该拿出年轻人的勇气,大刀阔斧地改革,反正我没有怕掉“乌纱帽”之类的后顾之忧。

在履职的第一次会议上,我就喊出了:“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十年雪耻。”“耻”字何来?就是那次倒数第二的科技成果展览,就是人们所讥讽的“老牛拉破车”。每思及此,我就痛心疾首,如果在任上不能振兴武大,那就对不起母校的先辈们。任命公布时正值暑假,我借机利用这个空档进行调查研究,先后拜访了65位前任领导和知名教授。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武大之所以落后,就是政治上的“左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学术上“述而不作”的保守主义。病根找到了,也就有了对症治疗的方法,那就是——坚决清除思想流毒,反对宗派主义,大力推进教育改革。

上文提到的教育改革中,各大学呈八仙过海之势,而武大就走着与各大学完全不同的路子。我认定,教学制度的改革是重中之重,它直接关系到培养合格人才,也是体现学校特色的主要举措。要改革就要敢为天下先。在试点的基础上,我校于1981年全面实行了学分制,打破了按部就班的僵化的学年制,使每个学生都能合理组织自己的知识结构。今天活跃在全国各条战线上的武大人才,至今还怀念这让他们终生受益的学分制。

尝到学分制的甜头后,我校又乘胜前进,先后实行了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自由转学制,创办了作家班,建立了中法合作交流中心,试办了完全用法语教学的中法数学实验班。为了营造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我们打破了种种条条框框:允许自由组织社团,允许学生自由转换专业,允许学生谈恋爱,允许学生选择自学,不限制学生穿喇叭裤和蓄长头发,晚上不统一关灯……

经过6年改革,武大已不再是重点大学的倒数第二,各项指标位居全国重点大学前列。改革的经验通过媒体报道,武大被称为“解放区”和“高校的深圳”。当时来武大参观和取经的高校负责人络绎不绝,像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清华校长高景德,南大党委书记章德,复旦校长华中一,中大校长黄焕秋等,都先后率团参观。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后,到了1986年秋,武大学生已不满足于这些改革成绩了,他们要求学校有新的突破。1986年10月,我刚从美国考察回校,学生会要求与我对话,我同意了。10月底,我与五六十名学生会干部对话。他们认为学校领导有骄傲自满的情绪,自1985年底以来再没有新的改革举措了,宣传报道也少了,现在大有落后于其它大学的危机。我回答:你们关心学校改革,希望学校实现改革的跨越,我完全接受你们的批评和建议。我们这次到美国考察,就是为了寻求教学改革的新突破点,这就是研究生培养制度改革,请你们相信,我们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我们的对话在高潮中结束,获得了同学们一片掌声。

1987年到1988年初,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到各系调查,准备制定武大第二个五年改革规划。初步设想的重点是课程体系改革,要打破一成不变的课程体系,同时还将彻底改造文科,建立若干个文科实验室,以摒弃纸上谈兵的文科教学,并推行文理并重的新的培养目标。1988年2月,我不再担任校长职务。我没有留恋,对改革也无怨无悔,只是有点壮志未酬的遗憾罢。

一切都无可挽回,一切都成为历史。在改革大潮中,我毕竟做了想做的事,吾尽吾志而无悔也。我没有过人才能,只是事必躬亲,算得上是一头“拓荒牛”。我是改革浪潮中一滴已经消失的浪花,但飞溅到岸边岩石上的痕迹将永存人间。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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