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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东平: 曾立曾自追忆: 我们的父亲田家英
作者:王凡、东平      时间:2019-01-11   来源:
 

1966年5月23日,这一天对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女儿曾立、曾自来说,是那样地刻骨铭心,因为这一天,她们慈爱的父亲含冤辞世。笔者为了一部书稿的写作,曾和曾立、曾自作了长谈,谈她们的父亲,谈她们父亲曾经为之当秘书的毛泽东,谈她们和父母一起生活在中南海的日子……

她从未想象过,毛泽东会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的身边;她正专心致志地在海滩玩耍,毛泽东等已经走到了她的身边

当姐姐的曾立,出生在1950年。早在她出生前两年,父亲田家英就经胡乔木的推荐,做了毛泽东的秘书。

然而曾立说在懂事后许多年,她都不知道当自己看不到父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了。

在曾立一进入幼儿园接受最初的启蒙时,就知道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认识毛泽东和此后每每看见毛泽东,都是通过幼儿园教室墙上的画像。在曾立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那幅画像,她从未想象过,毛泽东会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的身边。

1954年夏季,毛泽东第一次去北戴河,田家英也随之同行,还带上了刚刚四岁的曾立。田家英在北戴河,多居住在中央办公厅辖区内的“章家楼”后楼。因为张学良借住此楼办过公,故当地又有“张家楼”的说法。

第一次看到金色的沙滩,碧绿与蔚蓝相衔的海天,从未出过北京的曾立异常兴奋。她在这里很快就结识了几个年纪相仿的伙伴,他们成天在松软的沙滩上和不时漫过脚面的海水里玩耍。

有一天,当曾立和一个伙伴又来到海滩时,远远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穿着泳装的爷爷。他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一面晒太阳,一面理发。这位爷爷光着两只脚丫,把一双大拖鞋甩在了一边。

出于孩提的天真和顽皮,她和伙伴悄悄地爬到椅子背后,伸出小手把大拖鞋掏到身边,刨了个坑,把拖鞋埋在了里面。接下来,她们心痒痒地躲到一边儿,等待着一场恶作剧的发生。

然而,剧情的发展大大出乎她们的预料。

大个子爷爷理完发站起来,发现拖鞋不见了,就围着椅子找起来。当他身子转过来时,曾立蓦地感觉他的面孔是那样的熟悉,和幼儿园墙壁上的画像一模一样。

虽然,她们并没有立即认定这位高大的爷爷就是毛泽东,但心里不免犯起嘀咕。毛泽东看见这两个神色不安的孩子,已经猜出了八九分:“你们两个小鬼是谁呀?我的拖鞋不见了,你们大概知道它们飞到哪里去了吧?”

曾立和伙伴顾不上回答,连忙跟着找鞋,可由于慌张,她们竟忘记了埋鞋的位置。理发员有些急了,刚要呵斥孩子,毛泽东对他摆了摆手,示意不要吓着孩子。他耐心地和孩子一起寻找。

这时,田家英来到海边,他见自己的孩子和毛泽东在一起,就告诉孩子,这就是毛主席。“他真的是毛主席?”数十年后曾立回忆说:“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不可思议,画上的伟大领袖,就这样和蔼地站在我身边?和我说话?”

田家英得知由于自己孩子的恶作剧,使毛泽东半天找不到鞋子,刚想批评几句,毛泽东以他的幽默调侃说:“家英啊,你的小鬼是要我多晒一会儿太阳嘛,你就不要批评了嘛。”田家英听了忍俊不禁,和毛泽东一起哈哈大笑。拖鞋终于找到了,毛泽东还亲切地抱起了曾立。

有意思的是,妹妹曾自第一次见毛泽东,也是在北戴河,但见面的情景却大不相同

那是1962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包产到户”问题,在大会上点了邓子恢的名。田家英也因曾向毛泽东建议,把“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在小范围内受到毛泽东批评。江青也说了田家英一贯右倾的话。

田家英一时也难预料这种批评会发展到哪一步,传话妻子董边到北戴河来,以便向她吹吹风。“二女儿没坐过火车,可带她坐火车来。”就这样,董边赴北戴河时,带上了二女儿曾自。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见辽阔的大海。”“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的情景,也令在北京城里长大的曾自流连。她常跟随着母亲,在海水冲击的沙滩上倘佯,捡拾贝壳。

一天,她正专心致志地在海滩玩耍,猛一抬头,毛泽东和几个警卫、工作人员等已经走到了她的身边。毛泽东看见独自玩耍的女孩儿,停下了脚步:“你叫什么名字,是谁家的女娃啊?”

曾自并没有像曾立那样,生出不可思议的感觉,但她显然对突然面对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毫无准备,可能对毛泽东带口音的问话没反应过来,她一时语塞,随后害怕地向站在一边的母亲跑去。

第一次见毛泽东自己竟然那样惊慌失措,曾自在几十年后回溯这段往事时,倒真有些感到不可思议。

曾立以为可以和父亲住在一起了,不料仍然是分居

曾立姐妹回忆,她们和母亲搬进中南海的时候,已经是1957年了。她们住进了南海东岸称为南船坞的一幢楼房。除了他们一家人,这幢楼里还住着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副局长罗道让、王敬先、李树怀、田畴,以及中南海摄影科科长侯波等十余户人家。

早在1949年毛泽东进驻中南海时,田家英就跟随进了中南海,办公、住宿都在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西面静谷里的三间厢房。同在静谷的,还有胡乔木一家。其余能住宿的房屋,住着单身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

20世纪50年代初期,年久失修的中南海还处在修葺和重整中,加上当时在中南海办公的机关很多,所以房屋相当紧张。因此,田家英的妻子和孩子都未进中南海,而是栖身在地处万寿路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宿舍,田家英曾是该室副主任。

家搬进中南海后,曾立以为可以和父亲住在一起了,不料仍然是分居。静谷这边腾不出更多的房子安排家人;南船坞那边,只给了一间房子。好在田家英的妻子董边,时任《中国妇女》杂志总编,白天都在杂志社忙碌;曾立上寄宿小学,曾自在中南海幼儿园入托,南船坞的房子权作卧室,偶尔挤一下也就对付过去了。

从南船坞到静谷,曲曲折折要走近两站路,这对一个刚读一年级的孩子来说似乎有些遥远,但曾立很想看看父亲办公和住宿的地方。

丰泽园主建筑西面,是春藕斋,归属丰泽园。在春藕斋的西面,就是静谷。在中南海的孩子们眼里,静谷是最美丽的园子。

在园林的辉映下,曾立眼里父亲的住所便愈显得晦暗颓败。曾立后来听说,有一回,父亲病了,毛泽东让江青代为探望。江青一进静谷田家英住所,就感到居住环境很差,说:“啊呀,你这里怎么像狗窝?”

房屋虽破陋,但有慈父在。同时,毛泽东的藏书房也在此。还有那么漂亮的园子,所以静谷对曾立充满着魅力。

进中南海后,曾立就在育英小学寄宿了。每星期天,她和警卫局的、机要室的、还有李富春的外孙等其他住在中南海里的孩子,一起坐班车去学校;而每星期六下午返回时,她都逗留在静谷这边,直到吃了晚饭,看完电影。待父亲领着她回南船坞时,已是月明星稀的深夜。

父亲搬进了彭德怀刚刚离开的庭院;书房里来了个居然敢自称姓毛的年轻人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受到批判。他搬出居住了六年多的中南海永福堂,迁入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

就在这时,田家英在静谷的住房被列入危房,需拆除。这位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气味相投,只是因毛泽东说了话,方免遭批判厄运的党内秀才,搬进了彭德怀刚刚离开的庭院。

曾立、曾自姐妹很喜欢父亲的新院落,上学以外更多的时间,主要消磨在这里。这里是比过去宽阔敞亮多了。

对曾立、曾自姐妹更具吸引力的,是在憩息房间的西墙,放置了一排半人高的书架,摆满了连环画书和绘画本的少儿读物。受到其诱惑的还有中南海里的其他孩子,其中包括笔者。

曾自告诉笔者,在书架北头还有一个玻璃门的书橱,里面是成套的连环画书,例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

此外,在田家英秘书逄先知一家居住的东厢房对面的西厢房,被用作了毛泽东的新藏书室,里面高高的书架,几乎要碰到了天花板。

在那些排得满满的书籍中,也有一些少儿读物。

1960年代初的一个暑假里,曾立来到毛泽东的书房看书。因她穿着父亲的大拖鞋,在迈门槛时绊了一下,一下子摔进了书房。当她爬起来时,发现房间内放置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位她不认识的、身材颀长的青年。

曾立知道,除了和父亲熟悉的几位伯伯、叔叔,这书房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翻书的,于是她就问那青年:“你怎么在这儿看书,你是谁?”“我怎么不能在这儿看书?我姓毛。”答话者并没把目光从手捧着的书上移开。

听他这样回答,曾立立即飞跑出书房,找到父亲的公务员王福瑞说:“书房里有个人,他居然说他姓毛!”说完拉着他就朝书房走。在还是小学生的曾立心中,全中国就有一个毛泽东姓毛,那青年竟然把自己和毛泽东扯在一起,说自己姓毛,一定是个狂妄的坏人。

孰料王福瑞到书房后,不仅没有把那个“坏人”撵走,反而和那个“坏人”像老熟人一样闲聊起来。他告诉曾立:“他的确姓毛,是毛主席大弟弟毛泽民的儿子,叫毛远新。”

原来是毛主席的亲人。曾立随即去了敌意,也和毛远新攀谈起来。

打那以后,曾立还见过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到书房来借过书;父亲的好朋友梅行的女儿也到书房借过书。“她们每次都借得挺多,送回来满满一书包,又带走满满一书包。”

几乎每次淘书,都是抱着一捆书回家

“爱书爱字不爱名”是田家英在一首绝句中的自我描述。不爱书,就不可能有自学成才的田家英,故而读书、淘书,是田家英工作之余的最大乐趣。

所谓“淘”书,就是到古旧书店,去购买他渴求的书。在北京逛古旧书店、书摊时,田家英有时会带上自己的孩子们。于是,孩子们亲眼目睹了父亲如何忘我地扑在书海里,或扒在书架顶层,一格格搜寻;或不辞劳苦,把一摞摞旧书搬来移去,手上、衣袖上沾满灰尘。

每当意外发现一本有价值的书,田家英就会像稚童一样喜形于色。几乎每次淘书,都是抱着一捆书回家。由于常去搜扒,琉璃厂古旧书店的老师傅都跟他熟了。他的这一行踪,后来连毛泽东都掌握了。有几次临时有事找他,就让卫士把电话打到了琉璃厂。

田家英喜欢收集杂文一类的闲书,多达十余书架。闲暇时光,几乎都沉浸在书中,读得非常认真。他比较喜欢周作人的杂文,认为周的各类创作中以杂文最佳。他还爱翻简又文、陆丹林编的《逸经》杂志。正是通过对这类杂书的博览,他了解到许多不见经传,却相当重要的材料。

因为他承担为毛泽东置办个人图书室的重任,自己购得的书,都先查看一下毛泽东那里有没有。曾任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的邓洁,知道田家英有淘书的爱好,一次他们从没收敌伪的财产中,发现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二十四史》,就问田家英对之有兴趣否。田家英马上想到毛泽东还没有,便立即取回送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对之异常钟爱,时常翻阅圈点,直至生命的终点。毛泽东对田家英的爱书、读书一向欣赏,曾戏言将来他的墓碑上镌“读书人之墓”最为贴切。亦因知其“过目成诵”的天赋,毛泽东喜欢和田家英闲聊泛论:从麻将牌的“中、发、白”各代表什么意思,到算命先生如何看手相,每次都有新话题。

为了因应毛泽东这种海阔天空式的漫谈,田家英除了多读书外,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方家求教。

父亲的爱书、读书且学以致用的精神,潜移默化地感染着孩子们,她们对书的感情也日深。1963年,曾立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师大女附中。作为鼓励,田家英送给她一个小书架。她终于可以把自己拥有的图书,在书架上一字排开了。“见她那得意的样子,让我妒忌了好久。”妹妹曾自说。

他把毛泽东觉得不太满意而丢弃在纸篓里的墨迹捡回来收藏

田家英也“爱字”。显然是受毛泽东的影响,田家英对书法艺术的兴趣日趋浓厚。逢毛泽东恣兴挥毫,他便在一边细细观赏,并把毛泽东觉得不太满意而丢弃在纸篓里的墨迹,捡回来收藏。就这样,他保留了毛泽东的不朽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那是在1949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的号外上,读到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继而以号外消息的标题为题,一气草成七律一首。写成后,毛泽东觉得不甚满意,便将诗草揉成一团,扔在了纸篓中。幸亏田家英将这首诗捡了回来。1963年,田家英为毛泽东编辑《毛主席诗词》时,将其中的“钟山风雨起苍黄”诗句收了进去,毛泽东这才又记起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为了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欣赏境界和学术研究的需要,田家英虚心向一些精通此道的方家内行请教,和他们切磋品嚼,并专注于近、现代书法名家作品的收藏。经常到田家英家欣赏品评藏品的有陈毅、谷牧、李一氓、胡绳、陈秉忱等。同有此好的康生、陈伯达也来过。

被田家英请得最多的座上宾,就是陈秉忱。他在中国古书画辨赏方面,既有家学渊源,又有深厚功力,还写得一手好字。说起他的字,那是真正的名声在外。当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签下的《中苏友好条约》,中文文本,就是由他抄写的。这个文本,后来一直存放在克里姆林宫内。

田家英和陈秉忱,是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正副主任,他俩除了工作关系外,私交甚笃,以致达到了一种默契。每逢田家英购得书法佳作,或在鉴赏方面有什么问题要相与切磋之际,拨通陈秉忱的电话后,只说一个“请”字,无须再加第二个字。

女儿们问:“爸爸,你给谁打电话呢?”“给陈老丈,就是老陈伯伯。”“光说一个‘请’字,人家知道是什么事,会来吗?”“当然,不出十分钟准到,不信你们等着看。”果然要不了十分钟,女儿们就听到老陈伯伯那熟悉的步履。由于孩子们喜欢老陈伯伯,加上老陈伯伯没有女儿,于是就认了田家英的二女儿曾自做干女儿。

田家英对女儿的集邮兴趣很支持;“我觉得父亲真伟大!”

中南海里的孩子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父母都很忙碌。所以在中南海生活的那段日子,曾立、曾自姐妹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远不如和保姆在一起的时光多。“然而,”姐妹俩说,“一旦父亲有时间,他会尽量和我们在一起,把他的慈爱倾泻给我们。”

还是在小学的时候,记不得是几年级了,曾立喜欢上了集邮。中南海里许多孩子都集邮,可能是互相濡染所至。

田家英主管的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处理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以及各国人士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来信。这个量相当大,负责处理来信的办公室里,堆着成捆成捆的信。这对集邮者来说确有近水楼台之便,集邮的孩子也都设法从秘书室弄邮票。

田家英对女儿和中南海其他孩子的集邮兴趣很支持。

因为工作繁冗,田家英从未对过手的邮品、邮票多加琢磨,直到自己的女儿也对集邮发生了兴趣,他在关心女儿的爱好时,才对邮票留意起来,替女儿搜寻一些设计精美的或有收藏价值的邮品,甚至把难得的闲暇匀出一部分,陪女儿侍弄邮票。

每逢这一时刻,田家英和孩子们一样显得异常的欢快。他们围在泡着满满的花花绿绿邮票的脸盆边,小心翼翼地将邮票从信封上剥离。然后,设法将邮票尽量平整地晾干,插入集邮册中。

时间长了,邮票越集越多,就开始分类,花卉类的、动物类的、运动类的、艺术类的,等等。不知是由于父亲的职业启发,还是这一类别的邮票比较多的缘故,在五花八门的分类中,还专门集了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位人物为专题的集邮册。

在这一专题集邮册中,收集了出自各个国家印制的、各种风格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的邮票。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田家英就诙谐地对女儿们说:这个本子里收的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老祖宗。

出于寓教于乐的意图,田家英几乎每次和孩子一起欣赏集邮册时,总要打开这个马、恩、列、斯专题的集邮册,说:“来,认认我们的老祖宗。”他一遍又一遍地指点着告诉孩子,这是马克思,这是恩格斯,这是……

也许是因为外国人的相貌区别特征与中国人有差异,加上外国人的名字和姓又是倒着且又比较长,所以不大好记,加之好几个星期,才这么温习一遍,所以,把这些人名记住再和肖像对上号,对孩子来说是有些难度。整日与马列主义理论相伴的田家英恨铁不成钢。

有一次,田家英在曾自辨认出错时,有点儿要发急。但当他看到女儿既不解又不知所措的神情时,感到发急起不了丝毫作用,也是急中生智,他猛然想出一个简便的方法:“实在记不住,教你一个窍门,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斯大林,按出生顺序排列,他们脸部的特征就是一个比一个胡子少,到毛主席就没有胡子了。”

曾自说:“听父亲这么一说后,我再一看,马、恩、列、斯果然一个比一个胡子少。我一下就记住了,从此再没搞错过。当时就觉得父亲了不起,否则自己还不知得耗费多少时间死记硬背呢。”

根据规定,秘书室处理后的信件,除了一小部分存档外,多数连信带封都要统一销毁。那些要保留的信封,剪掉邮票后,留下一个大洞很难看。

田家英想了个办法,用毛巾沾湿水,在贴在信封上的邮票处浸润,过一会儿,就可把邮票揭下来了,信封完好无损,邮票也不会坏。这个方法,一般的成年人都想得出来。但当田家英把这个方法教给女儿时,女儿当时的感觉::“我的父亲真伟大!”

车轮越滚越快,笔直地向中海冲去;“不简单。”父亲脸上绽出了笑容

中南海里的许多女孩子,都曾是曾立所在的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毛泽东的女儿娇娇、李讷,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谭震林的女儿毛毛,杨尚昆的女儿妞妞,胡乔木的女儿胜利等。

说到邓家、谭家的两个毛毛,自然让人想起中南海里三个小英的故事。曾立的小名叫小英;陈伯达的一个女儿小名也叫小英;曾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际春,也有一个女儿小名叫小英。

20世纪50年代后期始,在中南海西楼的小放映厅看电影,是中南海孩子们的一大娱乐项目。那时孩子看电影都不老老实实地和家长坐在椅子、沙发上看,而是都趴在银幕前的地毯上看。

一次放映前,不知是哪位妈妈找女儿,她“小英,小英”地一喊,三个小英不约而同地从地毯上爬起来,齐声答应,把在场的人都给逗乐了。

师大女附中距中南海,说远不算很远,可说近也真不近。中南海大多数在此就读的孩子,都骑自行车上学。曾立自然也想有一天能便捷地骑车往返。

要学骑车,是绝对指望不上父母亲来教的。曾立早有打算。她找了父亲的公务员王福瑞,因为他有一辆公家发的自行车,是那种进口的车梁很高的旧车。于是,他们把车推到距永福堂不远的居仁堂前的空阔处,曾立在王叔叔的扶持下学起来。

一个多小时后,王叔叔松开了手,曾立已能自己晃晃悠悠地骑了。她越骑越快,把扶车人撇在了后面。她骑出了居仁堂的院子,沿着汽车道,骑过了怀仁堂,出中南海西门时,站岗的卫兵也没阻拦。

她继续向西门斜对着的灵境胡同骑去,拐了几个弯,西单商场映入眼帘。她知道再往前骑,就到人流接踵的大街了。她想停车却停不下来。

此时此刻,曾立才想到自己还没学会上下车。她硬着头皮总算把车头调了过来,沿着原路返回,晃晃悠悠骑回了中南海。可是车过怀仁堂,到居仁堂院子北门是一个大下坡,车轮越滚越快,笔直地向中海冲去。

为了避免人车坠海,曾立紧急中一拐车把,车子变了方向,又朝居仁堂北门边的哨位冲去。曾立不知如何是好,惊叫了起来。卫兵也一惊,待要去抓车把时,车子已经撞在哨位边上的门墩。自行车前轮被撞得七扭八歪,前叉子也变形了。曾立重重地摔在地上。

撞坏了公家的车子,曾立自知轻则挨训,重则挨揍。谁知当她把学车的经过讲了一遍后,父亲脸上的怒气蓦地消逝了:“啊!你刚刚学车,居然就一个人骑着到西单兜了一圈儿?”“嗯。”“不简单,不简单。”

父亲的脸上竟绽出了笑容。他掏出钱,让王福瑞把公车修好,并吩咐说:“明天你陪我女儿去趟商场,帮她挑一辆自行车吧。”就这样,曾立不仅没有挨罚,反而“因祸得车”。

“车买回来后,就好像买了什么奢侈品,父母老念叨这是高消费,就仿佛如今买了辆小轿车似的。”曾自在提及此事时如是说:“那时父母常常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我姐姐的回忆文章中写过,父亲通过丰子恺‘阿大新,阿二旧,阿三补’的画,给我们讲物尽其用,不应嫌弃旧的、补过的衣服。其实那时的布衣服还没那么结实,到我这‘阿二’就开始打补丁了。”

“你们就一个叫‘自’,一个叫‘立’吧”;田家英给女儿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学制

尽管能和子女们团聚的机会比一般人家要少得多,可田家英对孩子们健康成长所投入的思虑,并不比一般的家长少。

曾立、曾自学龄前,父母一直是呼着她们的小名:“小英”、“二英”。大女儿要上小学了,田家英把两个女儿招呼到一起,说该给你们起学名了。他找出一本字典,一边翻阅,一边和妻子商量。但挑了好几个字,都觉得不甚理想。

于是,田家英放下了字典,在思考片刻后,对女儿们说:“你们爸爸十四岁就离开了家庭,独立在外,靠卖文生存和念书。我希望你们将来也不要依赖别人,而靠自己的努力开辟人生的道路。我想你们的学名,就一个叫‘自’,一个叫‘立’吧,合起来就是‘自立’。”妻子董边听了,马上表态赞同。

因为曾立上学早,她就先挑选了个读起来顺口的“立”字。二英嫌“自”字念起来拗口,就缠着父亲给她改一个字。但田家英态度坚决地说:“还是这个名字好,这里含着爸爸对你们的希望。”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姐妹俩则是在久经阅历之后,才逐渐体会到的。

女儿们从小生长在机关宿舍,幼儿园、小学,都是在干部子弟成堆的寄宿体制内度过,对社会几乎没有接触和了解。田家英很担心,一直在封闭的优越环境中生活,脱离社会现实,脱离广大劳动群众,人生的道路就可能走偏。

一旦有暇和女儿们坐在一起,田家英就会向她们灌输一些诸如脱离实际就学不到真才实学,干不成什么事业,必须到社会的最基层经风雨见世面,刻苦锻炼才会有出息的道理。但望着女儿们似懂非懂的眼神,他又陷入深深的思索。

当时有不少老干部们也有类似的忧虑,但除了对晚辈言传身教的引导外,还设计不出一种可操作的方式。也许是受到毛泽东把自己刚从苏联大学毕业的儿子送到农村,读社会大学的启发,田家英也想出了一个给女儿安排特殊学制的方法:在女儿上高中前,先到农村锻炼一年。

田家英有位在解放战争以后逐渐熟悉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二人更是几乎天天见面,相交更加投契。他就是负责毛泽东等保卫工作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曾立搬进中南海时,就和王家住同一座楼,并很快和他家大女儿王志援成为莫逆之交。

20世纪60年代初,王敬先因故被调出中南海,到苏州任地委副书记。因为两家的关系好,田家英把自己的想法跟王敬先谈了。

王敬先认为田家英的想法很好,陪田家英一起到江苏省太仓专区的乡村,选了一个村子作锻炼点,并提出让自己和曾立同年级的女儿一块儿到那里锻炼。

点选好后,田家英回京,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到农村去看看,体会一下老百姓的生活,看看稻谷是怎样长出来的。虽然这会耽误一年高中课程,但从劳动人民身上,你会学到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一课非上不可,对你们的一生都是有益的。”

然而,当时形势发生了变化,曾立初三的毕业考试尚未进行,“文革”波澜骤起。田家英的这一独创设计未能实施。

那隔着门缝儿的一瞥,竟是和父亲的永诀

1962年夏季以后,毛泽东对田家英就有了“右倾”的看法。到了1965年,田家英已经不太受毛泽东的重用了。

在那段时间里,田家英曾提出过到基层,当县委书记搞调查,毛泽东不放他走;他又提出过离开现岗位,潜心做他曾下过多年功夫的清史研究,毛泽东说你这是要搞本本主义,还是不批准。

处于这种半闲置的状态,反而使田家英有较多的时间在家了。曾自回忆说:“那一段,是我们和父亲接触最多的日子,也是家里最热闹的一段日子。”

每天黄昏后,田家英就从永福堂的办公室,溜达到南船坞的家。饭菜端上来了,一家六口围坐在一张矮矮的小圆桌旁,有的坐沙发,有的坐小板凳。田家英通常是靠墙坐在最里面,因为他坐那儿就不动了,所以添饭就由坐在外边的保姆或孩子帮着添。

田家英是个爱讲话的人,嘴里嚼着饭菜也不闲着,还经常讲些幽默诙谐的段子,往往是不光逗乐了别人,也乐得自己哈哈大笑。“父亲一笑,就是仰脖大笑,整个身子都靠在了墙上。而那时的墙上刷的墙粉一蹭就掉。

父亲吃完饭走出来的时候,常常是一背的白粉。我家保姆是老人了,说话没什么顾忌,常指着父亲一背的白粉说:‘你也是个不小的干部了,总那么大大咧咧,埋汰了仪表。’”曾自回忆着那段和父亲在一起的快乐日子。

然而,这种欢悦和轻松的日子却没有长久地延续。1966年春节以后,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往,没有更重要的任务压身,这种会议田家英都列席,可这次他失去了资格。

一位参加会议的“秀才”回京后向田家英透了些口风: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吴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吴进步还批评批评吴;但对没有希望的人,如田家英,他就连批评都不批评了。

1948年到1966年,田家英追随毛泽东十八年,可毛泽东给他的最终评价,却是连半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如。他闻言感伤,心情益发沉重了。但女儿们却丝毫没有察觉。

1966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进行到第十天,通过了标志着“文革”发起的《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为反党集团;同时作出处理彭、陆、杨、田(家英)问题的部署,分别成立了针对上述四人问题处理的中央专案小组。

5月22日,是个星期天,曾立像以往一样,带着书本躲进瀛台。上中学以后,曾立的星期天大都是在三面环水的瀛台岛度过的。

午后,父亲和他的秘书逄先知,一面谈着什么,一面朝自己这边走来。曾立有些奇怪,父亲怎么忽生雅兴到瀛台散步,便迎上前询问。父亲说不为什么,随便走走,顺便看看这里是不是能游泳了,说着,还把手伸进水里试了试,然后继续向前走去。

晚饭后,不知是一种什么念头驱使,曾立、曾自姐妹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前。刚要推门,就被闻声而来的母亲拦阻了。她神情严肃地对女儿说:“爸爸这儿有事,你们回自己的房间去吧。”

姐妹俩不甘心地向办公室里望了一眼,只见台案、地上,都散乱地堆放着文件和纸片。父亲站在台案边,双眉紧蹙。房间里还有几个陌生人,唯一一个认识的,是在秘书室工作过多年的戚本禹。他们在下午,也就是曾立看见父亲散步的时候,就到这里来了。

情况显然有些不妙,她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自己的房间。那时,她们还都是中学生,尽管心中有些不安,但也不可能往更险恶处联想。第二天,她们又像往常一样上学去了。她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昨晚那隔着门缝儿的一瞥,竟是和父亲的永诀。

当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姐妹俩突然得知,中南海已经对她们一家关上了大门。此后一个月内,她们被迫搬了三次家。

几个月过后,她们才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一声“必须和你们的父亲划清界限”的警告,剥夺了她们悲恸的权利。

又过了很久很久,她们听说父亲在辞世前曾留下了几行字:“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这使她们心底又蕴藏下期盼,父亲也许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反革命黑帮”。或许有一天,历史会还给父亲清白。

十四年后的1980年,当永福堂院内的杏树、海棠树到了又翻新绿的季节,曾立、曾自姐妹得到通知,去参加一个迟到的追悼会,党中央为她们的父亲洗雪了冤屈,昔日她们对父亲的亲情和敬慕,又还原于她们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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