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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曰礼 : 亲历者口述:关于安徽家庭承包制的产生与发展
作者:周曰礼      时间:2019-01-11   来源:
 

本文选自《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原题为《故事 | 关于安徽家庭承包制的产生与发展》。

|  周曰礼 口述

在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一批人倾听农民的声音,怀着一颗颗公心,突破重重阻力,排除万难,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改革。回顾安徽家庭承包制产生和发展的进程,总有一些故事值得铭记。

我先谈点个人的观点,从“大包干”、包产到户开始讲起,由后往前谈。包产到户,农业“三改”,都是农村改革。农村的所有改革,都是在大灾之年为摆脱贫困,在这个前提下提出来的。我们省提出的“大包干”、包产到户,准确的提法应该叫“家庭承包制”,这是中央最后统一的说法。“大包干”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也就是“大包干”,有的同志说有区别,我看没有多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是有个别县的领导人害怕“单干”,硬性做出规定,各家各户收获的产品都要上交生产队,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但实际上,没有一个生产队听话真照着做的。可以说,“大包干”是更彻底的包产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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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承包制”的产生与发展

“家庭承包制”是1978年安徽遇到百年未遇的严重干旱情况下提出来的。1978年大旱的情况:当时淮北的湖底干裂,小塘、小坝里一点水都没,干得见了底;江淮地区旱情最为严重,土地龟裂。因没水,当时人们形容水塘里的老鳖都干死了,天上飞的麻雀飞着飞着就掉下来了,山上的兔子跑着跑着就渴死了。在定远县,有几十万人没水喝,靠解放军用汽车送水来解决喝水的问题。1978年秋天,因严重缺水,到秋种的时候麦子种不下去。省委决定集体土地种不下去,干脆就借给农民。借给农民每人两三分田种蔬菜,当时叫“保命菜”。借给农民的土地就随便他们种什么,种菜可以,种粮也可以。有的地方看秋种实在是种不下去了,就干脆把集体的全部土地都分到农户,包产到户就从这里开始的。

1978年安徽农村的这次改革,是从肥西县山南区开始的。山南区有6个公社,1000多个生产队,十几万亩土地,基本上分到了户。按省委要求,肥西县其它地区的土地没有全部分到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去调查,发现土地分到户后,农民秋种的积极性非常高。这一带的土都是黄泥巴,干得像石头,硬得不得了。拖拉机的犁铧进不了土,即使进了土也拖不动,用老牛耕地就更不用说了。农民就用锹挖,用四齿扒子翻,用榔头砸,总之农民想尽一切办法及时完成了秋种任务,而且种得多、种得好。我们看到有的农民晚上洗脚水都不舍得倒掉,都要倒到田里去。当时人民来信多得很,反映山南搞“单干”。山南区区委书记汤茂林和区委的干部,包括下面的公社干部都害怕。那时刚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中央要求要原原本本地向农民传达会议文件精神。这样,1979年2月初,春节刚过,我们十几人到肥西县,县委也抽出十几个人,一共三十几人一起到山南去宣讲文件,不光宣讲,还要组织农民讨论。为什么选择去山南,就是因为当时人民来信很多,主要反映的就是这个地方搞“单干”,“单干”其实就是包产到户。我们就到人民来信多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先到山南公社。当时就我个人的思想是倾向于包产到户,因1961年曾希圣搞“责任田”时我参加过试点,对农民有好处。但是,我们这次去宣讲,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了两个不准干:一个不准分田“单干”,一个不准包产到户。所以我们也不能表明我们的态度,要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讲话。在当地我们把大家召集起来,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谁都不发言,没人讲话。我们只好开始诱导,叫他们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老百姓有的讲土地改革时生活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的时候生活好。“责任田”时生活好是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会上我们进一步引导他们说: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就提出来,我们把你们的意见向中央反映。群众中有人说包产到户中央文件上讲不准干。“如果你们认为包产到户这种办法好也可以提。”我们这样一讲,老百姓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们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讲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等。大家讲了很多想包产到户的意见。

2月5日我返回合肥,当晚就向万里书记汇报,反映下面老百姓对包产到户要求强烈,这件事情怎么向农民表态。万里说上面一再强调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单干”,这不是一件小事,我还不好向你表态,明天我们开常委会再说,看大家的意见怎么样。第二天,万里主持召开常委会,我把山南农民讨论的情况向省委常委会做了汇报。常委会上对此意见不一致,有人提出:按中央文件上讲不准干,我们要表态同意农民干,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问题,下级要服从上级,我们不能干;还有的人提出来:如果我们要同意农民干,首先要向中央写报告请示,中央同意以后,我们再表态(过去对“责任田”的批判,人们已经被搞怕了)。大家讨论了一上午,意见统一不起来,到了中午12时,万里讲:我们先吃饭,吃过饭后我们下午继续开会。下午2点钟省委常委会继续开会,万里首先征求王光宇的意见说:王光宇同志,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光宇同志作了发言,他说:按道理讲包产到户这个办法,它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能避免干部的瞎指挥、多收粮食,这是肯定的。但是,过去十几年批判包产到户,把大家都搞怕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安徽几十万干部因包产到户的问题受到批判,有些领导干部因包产到户的问题戴高帽子、游街、批斗,现在如果同意群众搞包产到户,首要的问题是要把干部的思想弄通、解决好。干部的思想问题不解决,群众要搞也是搞不起来的。万里同意光宇同志的看法。万里当时说的两句话我觉的是很精彩的:“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过去提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要靠实践来检验。”最后万里下了决心,他提出一条建议: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的试点,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搞一年。年底总结,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搞;不好,我们就收回来。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最后省委常委会一致同意万里同志的意见,同意将山南公社作为省委的试点。

我们原来的工作队,也就成为省委在山南公社试点的工作队。第二天,我就赶回山南,把省委的意见向干部、群众一宣布,干部、群众无不拍手叫好。原先我们工作队到山南时,包括老汤(汤茂林)以及公社书记在内都怕,因为过去十几年,批判资本主义,包产到户当时是同资本主义划等号,对包产到户大家是提心吊胆、心有余悸,省委的决定一宣布,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思想上的包袱终于解除了。原来省委要求,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报纸不报道、不宣传。但山南公社可以搞包产到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山南区的6个公社一下子都冒出来,全都搞了包产到户,都要求和山南公社一样成为省委的试点单位。山南区6个公社都搞了包产到户的情况,我及时向万里做了汇报:不是山南公社一个公社,山南区6个公社都搞了,是6个公社。万里说:你可害怕。我说:我不怕,我是乐意干的。万里说:不要怕,让他们搞,搞到年底,不行,我们再把它拉回来。但是,肥西县别的公社的农民都闹翻了天:“这不行,山南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搞?”有好几个公社的书记跑到我办公室来,强烈要求搞包产到户。我说这件事你们党委自己决定,搞包产到户还要叫哪个批准吗,群众愿意,干部要求,你们胆子放大一点,不要动不动就往省委跑,我记得当时主要有新仓、丰乐等几个公社书记往我办公室跑得最积极。当时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肥西县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一下子占到总数的40%左右。这时候我有点害怕,省里只同意我们搞试点,可现在这个面搞得这么大,将来怎么交代。万里知道后说:不要怕,肥西他们要搞就叫他们搞,全县都搞也可以。肥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那时肥西县动起来的消息传出后,全省也动了起来,许多县委书记直接找省委书记万里,说省委在肥西搞试点,我们那里也要搞试点。这时万里感到有点担心,对跑来要搞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们讲,你们最好要等等,看看肥西这个试点的结果,等年底我们开会来总结,如果确实是个好办法,你们再搞也不迟。现在春耕生产大忙已开始,你们要集中精力把春耕生产搞好,到秋后、年底再看情况。到五六月份,大体上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基本稳定下来了。

在四五月份,有不少人民来信写到中央区,反映安徽搞包产到户。万里要我们起草一份电报,将安徽农村生产责任制情况正式向中央报告。电报稿子是三月份写的,这份电报稿子把各种责任制作了一个统计,其中讲到包产到户在全省占到1%左右(实际10%也不止)。当时,下面给上面写报告反映情况,百分之百反映真实情况的不多,反映问题都是七扣八扣,反映的问题到最后也就不多了。

电报发过以后,中央农委召开会议,要各省汇报贯彻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文件精神的情况,省委制定要我参加会议。3月15日,会议在毛主席纪念堂招待所召开,参会的有7个省(湖南、广东、四川、安徽、江苏、吉林、湖北)的农委主任,我那时是副主任。会上我汇报情况整整谈了一天,最后我表明了我的态度,我倾向于搞包产到户。搞包产到户的好处,我讲了好几条。结果在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对,湖南的农委主任拍着桌子差点和我打起来,争论得非常激烈。3月25日下午,华国锋召集我们参会人员开座谈会,向他汇报会议情况。为向华国锋汇报,会议起草了一个《会议纪要》,汇报会议的结果。《会议纪要》是由国家农业部的一位副部长起草的。对他起草的稿子,会上就我一个人表示不同意。我认为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不能等同,不同意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包产到户仍然承认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承认按劳分配,它就与“分田单干”有根本的区别。就为这个意见,会议上意见统一不起来,最后,主持会议的杜润生对我说,你把你的意见单独写一个稿子,作为纪要的一部分,你单独向华国锋汇报。所以,《会议纪要》有两个稿子带到汇报会上去了。下午3点钟会议开始汇报,首先杜润生把会议总的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然后汇报《会议纪要》,念完《会议纪要》后,我接上去念我的稿子。华国锋听了以后,觉得这个《会议纪要》怎么还有两个稿子,问:这是怎么回事。杜润生又解释了一下说:会议上意见统一不起来,请华主席最后来拍板。我的稿子就是倾向于搞包产到户。最后华国锋讲话,他也不说包产到户不好,他说:我在湖南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湘潭地区是水稻产区。水稻的收获,一个脱粒、一个运输。水稻脱粒都是脱到桶里头(需要几个人抬桶),几个部分工序是互相配合的,必须要一个小组,最少要七八个人才能够配合好。包产到户是一家一户哪有那么多人,你们到水稻收割的时候怎么搞。我说:华主席,这好办,群众当中从古至今他们都有相互帮助,提倡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农村里就是这么干的。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是分管农业的,华国锋把他叫到旁边说了一些什么,我坐得老远听不到,只见王任重出去了。后来知道王任重出去是打电话找万里,打了好长时间,一直打到滁县嘉山才找到万里。他问:你们安徽搞包产到户到底搞到了多少,你们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大吹特吹包产到户,这些你们知道不知道。万里说:知道,周曰礼同志是我派去的,他的意见省委已讨论过了。王任重表了一个态:既然你们省委定的,就按你们省委的意见办,现在是过渡时期。王任重过了好长时间才回到会场,他打电话的事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回来之后,万里把我找去对我说:你在北京开会,王任重给我打电话了解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说你的意见省委知道不知道,我都给你担过去了。这时我才知道这些情况。当时万里如果不担待一下,我还真麻烦呢。)在人民大会堂向华国锋汇报,那次汇报会开了六个半小时,汇报会是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到晚上九点半,晚饭也是华国锋招待的。最后这个会议的《会议纪要》把我所讲的主要的内容都用上了,但打了折扣:包产到户在偏远地方、独家独户的地方或贫穷的山区可以搞。当然,这已是为包产到户开了门,上了中央文件,入了户,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

1980年1月1日,省委召开农业会议,分析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万里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稿是我们起草的。万里在会议上说:包产到户也是一种责任制的形式。当然他还讲了好几种。省委的农业会议是1月12日结束的。

1月1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我到北京参加会议时会议已经开了两天。会议指定要我在大会上发言。大会发言限定每人准备15分钟的发言稿。第二天我就发了言,当时哪有时间准备稿子,我只好草拟个提纲上去就讲,一讲就讲了两个半小时,尽是吹包产到户好,那都是实实在在的材料,一是与生产队原来的老办法比较,二是包产到户的增产比率最高等等。我一看手表已是两个半小时,我就对杜(润生)主任说:我的时间到了。他也看看表还有半个小时会议结束,因下午是3点钟开会到6点钟散会。他说:还有半个小时,你再讲,剩余半个小时你把它包干了。要求只讲15分钟,一讲讲了3个小时,3个小时我讲得快活,可会上炸锅了。散会后和我同在一个电梯上的一个人就跺脚说:这还得了,把中央文件拿到会上批判。后来会议对小组进行调整,把倾向于安徽意见的省,如山东省调整到华北组去了。我是华东组,中央的新闻单位的记者基本上都到华东组来。华东组基本上是围攻安徽,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参会同志基本上都是不赞成安徽的做法。最后上海的一位老同志说了一句公道话,说:不要吵了,你们省有你们省的情况,安徽有安徽的情况,我们上海有上海的情况,最后看中央的态度。就这样才把小组会议上的激烈争论平息下来。这次会议最后也向政治局作了汇报,我们参加了。记得当时李先念、胡耀邦、邓小平、华国锋、王任重、余秋里等都到了,汇报的程序同1979年的那次会议是一样的。杜润生汇报完后,华国锋谦虚地说:政治局委员先谈谈你们的意见。当时在会场上我就一直在认真听,每个发言的态度,基本上都是否定和反对包产到户。最后华国锋讲话,基本上是把1979年的讲话重复一遍。讲完后华国锋说:邓老,现在该到你讲了。邓小平说:你们今天的会好像主要是讨论包产到户,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事先也不给我打招呼,到这个时间搞突然袭击,我脑子考虑都没考虑,现在叫我谈什么意见,这个问题以后考虑成熟了再谈。这是1980年的事情,会议结束我回到安徽,会议大体情况我向万里做了汇报,并向万里请示,这次中央会议纪要、会议精神要不要传达。万里说:算了吧,我们省农业会议刚开过,下面正在执行,你这个会议精神与我们省委的会议精神不一致。所以,这次中央开会的会议精神安徽没有传达。

回过头来再说我们省里的情况,说1979年那一年的情况。我们对外是省农村政策研究室,政策研究室一共12人,那时在省直机关绝对孤立,特别是在农口部分。当时省里负责农口的部门中,主要是农业厅、林业厅的部分负责同志下去,对下面鼓动说:包产到户不能搞,中央对此不同意,你们要考虑考虑,以后是要犯错误的。万里发现这个情况后,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拍着桌子说:省直机关有些领导干部不支持农村改革,在那里扇阴风点鬼火,你们为什么对农民没有半点感情?你们没事时为什么不到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去看看,征求一下农民的意见?1979年,下面干部思想比较解放的地方好一点,但多数的地方思想不解放,与农民的想法顶牛。当时农民的顺口溜很多:“下面盼,上面放,中间有个顶门杠。”干部中也有顺口溜:“看产量,喜人;看方向,怕人。”

1980年4月,万里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兼国家农委主任。在安徽,张劲夫同志接万里的班,在召开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的交班会上,张劲夫表态:前面乌龟爬开的路,后面乌龟跟着爬。他来安徽以后,分片召开会议。首先在蚌埠召开了北片会议,有阜阳、宿县,滁县等几个地区的代表参加。这个会议我也参加了。张功夫在会上主要讲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句话是毛主席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讲的,毛主席的这句话没有过时,同样适用于现在的情况,这个状况还没有改变。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们现在有些人对待农民有过去列宁批判过的“工团福利主义思想”,具体的讲就是我们有些干部有迁就农民落后思想的情绪,这主要指包产到户。当时我没讲什么,我认为这是他个人的看法,初来乍到,对农村的一些实际情况还不太了解。王郁昭参加会时有点紧张,会后他把我找到他的房间说:火药味重,我们都是“工团福利主义”。“工团福利主义”曾被共产国际批判为修正主义。我说:等等再看,不慌。

会后,省委领导召集舒城、庐江两个县的负责人谈话,责成他们与肥西县开展竞赛,进行对比。庐江有一个公社书记因支持包产到户,被抓到公安局里关了七天,还要开除他的党籍。结果1980年的粮食产量怎么样?舒城县粮食减产1.7亿斤,庐江县粮食减产3亿斤,而肥西县粮食增产1.5亿斤,庐江县这个鱼米之乡还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1980年,安庆地区因受水灾在全省粮食减产最厉害,我们到桐城县调查,派人到岔路公社的一个庄子去调查,这个庄子里有两个生产队。庄子西头的生产队是搞包产到户的,东头的生产队是集体统一干的。因受水灾,西头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把水稻从水里捞上来,家家户户都把稻子放在家里晾干没有发芽。东头的生产队把水稻收上来后聚在一起,结果全部发了芽不能吃。我们派去搞调查的两个人住在庄子西头的生产队,老百姓是杀鸡给他们吃,儿子、媳妇当天结婚,把床让出来给他们睡,感谢他们。东头这个队的一位老太婆生病,想吃点浓稠的稀饭也没办法,家里人只好拿些米(发过芽)到西头队的亲戚家换点好米回来烧给她吃。这些写成材料,很感动人。那年,桐城县就这个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是唯一一个粮食增产,而其它的生产队以及安庆地区其它各县粮食都减产。面对这个情况,所有的县委书记都没有话可讲了,大家一下子都清醒了。当时安庆地委书记是陈爱曦,他思想有些想不通,后来万里把他找到北京去谈了一次话,回来以后他迫不及待地全面地推行包产到户。

农村经济要不要进行改革?在与邻省接壤的边界地区也闹得很紧张。如江苏省在靠安徽的边界地区安装了不少高音喇叭,并派省委常委坐阵指挥,整天通过喇叭高喊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省委书记在干部大会上宣扬说,安徽现在大搞资本主义,我们江苏不搞。

这一段农村改革大体情况就是这样。我讲的这几件史实,主要的意思是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第一步改革非常艰难。上面,中央这一级的阻力大,到省里这一级阻力也很大。我省特别是万里走了以后阻力更大,下面还好。我总的感受是农村第一步改革来之不易,大家都要珍惜。这次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对全国来说安徽是带了头的,它的意义相当大。我们安徽从1978年9月份开始一直到1981年一共用了三年半的时间才完成这项任务。全国到1984年才完成,因1980年在全国还有争论,在全国用了四年的时间才完成农村改革的任务。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它的意义非常深远,它涉及到各行各业,因农村是社会的重要基础,它与各行各业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写过一篇文章:《农村改革为全国经济改革打开了大门》。农村改革后,工业改革、商业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逐项开始,这是从全国来讲,从全面来讲。另外就从农村本身来讲,为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创造了条件。对人民公社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怪胎”,它从出世的那一天起就带来了许多弊端,政党不分、政企不分,带来了浮夸风、“共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和生产瞎指挥风。这些真是害死人,特别是“共产”风,在人与人之间、穷与富之间搞平均主义,把人的生产积极性都搞光了。

1981年完成农村改革后,1982年我们就着手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先在凤阳搞试点,把人民公社改为乡,恢复乡党委、乡政府,把原人民公社的经济工作这一摊子改造成为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当时农村改革的任务很重,乡政权的建设、人事的调整等遇到了许多的难题,也留下了许多后遗症,现在来看比较清楚。我听人讲现在有的地方一个乡镇所有干部加起来有一百四五十人之多,这些人都是要老百姓负担。今天我给你们所讲的事,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下: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好多事都是属于没有经验,特别是老一代领导人他们都是从革命年代走过来,大家都急于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用心是好的,但对许多事情操之过急,照搬照套苏联的经验,甚至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盲目蛮干,因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看,许多国家都犯过“左”的错误,如过去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左”的东西太多,我们的农村人民公社也不是中国的独创,苏联早就搞过,但是人家当时就改正了。我以前写过一篇《家庭承包制探讨》,介绍了马克思到列宁有关农业合作化理论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倡导的农业合作化,与我们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制度根本是两回事,我们没有把马克思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理论搞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过了一百多年,通过这次改革我们的脑子才算清醒起来,才恢复到马克思原来的理论上来,但走了二十多年的弯路。这一次农村改革的伟大意义,我现在一下子还说不全,想到多少说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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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承包制”在安徽产生的历史原因

安徽为什么能在全国带头搞家庭联产承包制,它有其历史原因,这就是1961年曾希圣同志在安徽搞的“责任田”。他当时为什么搞“责任田”,首先讲他搞“责任田”是怎么想起来的。他也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时采取的惟一措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出现大量的“饿、病、逃、荒、死”,粮食出现严重饥荒,我们安徽地方志记载1960年安徽人口非正常死亡达192万。农村饿死人不仅是安徽省而是全国性的,第一个发现饿死人的是山东省,山东省饿死人据他们讲有200多万人,我不大相信,但比安徽重。山东省饿死人,中央采取措施把山东省委书记撤掉了,毛主席亲自提名曾希圣兼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一个人同时兼任两个大省的第一书记,在党的历史上还没有过。当时曾希圣除担任两个省的第一书记外还是华东局的第二书记,那时毛主席对曾希圣是非常器重的。曾希圣到山东,山东人民非常欢迎。毛主席指定他住在济南,并限定时间要改变山东的困难局面。山东情况怎么样?当时济南市边上有个章丘县,章丘县到底饿死多少人我没统计,但那时从生产队长、大队长、公社书记、县委书记等大都跑光了,没有饿死的很多人都跑了,整个县基本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曾希圣到山东以后,从生产队长、大队长、公社书记、县委书记等一整套人马都是从安徽带去的,用了整整一列火车拉到山东省章丘县,才把全县给“武装”起来。毛主席指定曾希圣住在济南把山东的事情抓起来,他带了一帮人,我也跟着去了。曾希圣到山东,一去就砍了“三斧头”。“三斧头”即:一是解散食堂,把生产队公共食堂全部解散,各家各户自己开伙。因公共食堂老百姓实际吃不到他们的口粮,都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多吃多占,一锅稀饭,干部先来搂锅底一捞,干的、厚的都被捞走了,剩下的都是稀的。砍公共食堂时山东下面干部不敢干、害怕,因为毛主席讲过: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谁敢干,你在会上讲一讲是不行的,最后是以山东省委文件的形式一直下发到生产队,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是在山东搞包产到组,把生产队化小,在生产队下面增设一级,不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而是以生产小组为核算单位,核算单位就是搞分配,生产小组为核算单位就是把平均主义分配的范围缩小。曾希圣在山东搞包产到组也是一个大胆的措施。第三是开放自由市场,允许老百姓把家里多余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互通有无。那时到济南的自由市场上看,花生米整麻袋的抬到市场上,什么东西都出来了,都拿到市场上去卖。另外就是发动群众搞生产自救,组织专门的船队到大海里去捕捞鱼虾,凡是一切能吃的东西搞上来再说。三个月的时间,山东的局面基本上得到了控制。我们是10月9号到济南的,第二年2月6号离开山东,三个月的时间山东省极其严重困难的情况得到了缓解和扭转,所以山东的干部、群众对曾希圣非常敬重。

为什么曾希圣在山东干得那么好,群众拥护、干部欢喜,他还要回安徽来?因后来发现安徽的情况比山东还严重,曾希圣在济南坐不住了,他写信给中央要求回安徽,要求与安徽人民同甘共苦、战胜困难。中央批准,所以他回来了。如果曾希圣像一般的人一样看中个人利益,他是不会回来的,对他的举动一般人是不会太理解的。如果他不回安徽的话,他留在山东是一点事情也没有。但是他在安徽先后工作了二十多年,与安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还是回来了。当时我们的家全部搬去了山东,回来就回来,我们家又往回搬。曾希圣回安徽后,首先想到的是要在安徽搞包产到户。这也不是随便想的,是他深入地研究了工厂按件记工办法:工厂的任务第一个包到车间,第二个包到小组,第三个包到车床,一个车床一天要完成多少产品,一个人包车床完成产品的任务,就给你工资,超额部分有多少就按比例给你奖励多少,工厂的责任制是非常严格的。农村为什么不能跟工厂学,公社的任务分解到大队,大队的任务分解到生产队,生产队的任务(主要是粮食)分解到每块田里,每块田一年必须上缴多少粮食,这块田再由社员个人来承包,承包的社员除应上缴的粮食外剩余的留给自己。最后曾希圣得出的结论,你说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那工厂搞承包不叫资本主义,而农民搞承包就叫资本主义,这是不合理的。后来,曾希圣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把他的想法和设想给大家一说,讨论会上大家一致赞成就这么搞。会议决定派四个人去搞试点,由张立治(省委常委)带队,我是四人之一,就在蜀山公社南新庄生产队搞试点。搞了十天之后,写成《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草案》。省委书记和常委带着这个方案分头下去搞试点,这一推广,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愿干的,都讲好,讲如果按这样搞法肯定能增产。

这件事好是好,但是包产到户从1965年就开始批判,说包产到户是企图挖社会主义墙脚,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大家心里都有点怕,所以曾希圣决定请示毛主席,争取毛主席的支持。1961年3月10日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3月15日曾希圣到毛主席住地把安徽的做法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听了汇报后说:你们认为这个办法好,可以试验嘛,搞错了检讨就是了。后来他通过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转告曾希圣: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把范围给限制了,原来的话没有范围。曾希圣听毛主席这样讲,没有反对,就打电话给家里主持工作的常务书记桂林栖说:毛主席同意在小范围内搞试验。仅半个月的时间,全省就有32%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61年7月,毛主席从南方视察回北京,回北京是因为朝鲜金日成来中国访问。毛主席乘火车路过安徽蚌埠市时打电话叫曾希圣赶到蚌埠去向他汇报。曾希圣在蚌埠火车站见到毛主席,向主席汇报到“责任田”的事情,毛主席的意见:你们认为“责任田”能增产,你们还可以多搞一点。曾希圣回来以后,又掀起第二次推广高潮,全省一下子搞“责任田”的生产队提高到70%以上,比第一次32%扩大一倍以上还多。第三次是1961年12月份,中央在无锡太湖开会。会议期间毛主席对曾希圣说:“责任田”已搞了一年,农村生产恢复了,群众也有了饭吃,是不是把“责任田”再改回来。曾希圣当时如果私心重一点,回去立即改正过来,以后也没有事。但是曾希圣没有这样做,他考虑的还是农民。

“责任田”应该怎样评价?从中央的一些同志对“责任田”的态度看,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反对的比较多。那时人民公社化以后,核算单位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以后看不行,平均主义太厉害了,一个公社贫富差别大得很,所以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核算单位要下放,由公社下放到大队。但是下放到大队还不行,一个大队的贫富差别还是很大,以后在广州会上又提出把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以后,认为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最后一道防线,突破这道防线就不是社会主义,言下之意那就是资本主义。当时对“责任田”积极拥护的就是中国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邓子恢同志对安徽的“责任田”讲了很多好话。1962年,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全国各省地市县委书记都参加了(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快结束时有几个省(山东、福建、安徽、陕西)特别是安徽和陕西省反映强烈,说我们的意见还没有讲完,现在还有话要说。会议决定延长一个星期,让大家把话讲完、有气出气,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中央领导人作了分工:周恩来到福建省、刘少奇到安徽省、朱德到山东省、陈云到陕西省。四个组中到其它三个省的周恩来、朱老总和陈云同志,他们在各省的会议上都主动为下面承担责任,帮助各省领导人过关。会上宣布中央撤销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曾希圣在检查中说,至于农业三改、责任田,到底错在那里,自己还要进一步检查。最后没有办法,不能回安徽,华东局还有个第二书记的头衔,只能到上海去安家。他在上海期间,实际上是在家赋闲休息。曾希圣离开安徽后,责任田也随之夭折,省委班子也改组了。桂林栖调到唐山的铁道学院担任院长,曾庆梅调到山东淄博市任副市长,宋孟邻调到西安市去任副市长,省委的几个主要领导人都调走了。省委常委调走得更多了,秘书长高鸿调到芜湖地委当副书记,副秘书长郑锐调到经委会当副主任,省委常委张世荣调到灵璧县任副县长等,都是降职使用的。

“责任田”对解决安徽的困难局面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还是用事实说话。1961年实行“责任田”的前一年,有人说:粮食产量倒退到1949年解放初期的水平。1949年粮食的产量是多少,是127亿斤粮食,那个时候安徽人口只有两千多万。1960年安徽人口已达三千多万人,1960年实际上收多少粮食,据有关部门统计的数字只有130亿斤多一点。1961年是实行责任田的第一年,粮食产量是多少?据各地汇报的数字为190多亿斤,下面的具体例子很多,有的地方山芋比稻草还便宜,有人把山芋藏到稻草里头当柴火卖,因稻草比山芋贵。当时河南、山东、江苏等邻省灾区农民,纷纷来安徽购买粮食。安徽不少农民也主动将余粮运到邻省邻县出售。仅河南省从1961年冬至1962年春,到淮北地区购买了大约5亿斤山芋干子。1962年2月,中共中央中南局(河南省属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等领导人,专程来到宿县,对于安徽干部、群众的支持表示感谢。购买5亿斤山芋干子运回去解决了他们的大问题!因那时候他们那里还有饿死人的现象,而安徽的粮食吃都吃不完。“责任田”不仅使安徽人民摆脱了困境,也为邻省的部分灾区人民解决了严重缺粮的困难。1965年我们在阜阳地区搞社教,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年苏州扬州地区的一些妇女到阜阳来要饭,当地老百姓看她们可怜,就把她们留下来帮助自己种责任田,结果时间长了就和当地的小伙子产生了感情,结了婚,并生了孩子,但她们有的在老家还有丈夫和孩子。有的来找工作队,问我们怎么办。我们说:我们不管这些事情。按理说是不合法,但这是特殊情况下出现的特殊问题。后来扬州地区生活好了,她们的丈夫又找来把她们带回去。带回去不行啊,这边有的还生了小孩子,有的每年还到这边来住个十天半个月的。从这几个例子来看,“责任田”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肯定地说效果是无可非议的。1961年,安徽搞“责任田”当年就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当年就超额完成了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还支援外省部分的困难地区渡过灾荒。那时我们到安庆地区枞阳县调查,队队都有储备粮,家家户户的房子里粮食都是堆得满满的。所以后来通过了一个改正“责任田”的决议,搞到下面去,下面的干部思想不通改不动,还有好多干部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为“责任田”辩护。如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以宿县委书记张德群为首的县区社三级干部、符离集区委全体干部先后向毛主席写了保荐责任田的万言书。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因鼓吹单干风而遭到批判和斗争,身心饱受摧残,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在全区、全县、全省被批斗了280多场。改正“责任田”头一年,改正的只占到10%左右,其中许多地方是明改暗不改。

对改正“责任田”,不仅安徽许多人的情绪大,在中央也发生了分岐。在中央,第一位有意见的就是陈云同志,他写信给毛主席:就当前如何恢复农业生产经济我有些想法,请主席接见。毛主席当晚就找陈云谈话,问他什么意见、有什么好办法。陈云说:安徽的“责任田”我看可以试一试,根据我研究经济的经验,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同时存在。第二位是李富春,当时他从上海回北京路过安徽嘉山县,他从嘉山县一个火车停靠站下来,看看当地老百姓收小麦的情况,在一个打麦场与老百姓谈话,问今年你们生产怎么样,可能吃饱肚子?老百姓讲:我们搞“责任田”后好多了,我们今年的粮食增产吃不了。李富春听了很高兴,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给中央书记处,反映“责任田”的好处。第三位是邓子恢,他打电话给毛主席说:我有些意见要向您汇报。毛主席就定了时间听邓子恢的汇报,邓子恢向毛主席反映“责任田”有什么好处,并且讲“责任田”是一种责任制的形式,它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再一位是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华东局关于安徽“责任田”改正的情况,邓小平听了汇报以后,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说:对“责任田”问题应该容许人家试验,刘伯承同志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是有一定道理,我看这在经济上也是适用的。另外又讲:现在所有制的形式,到底采取那种办法比较好,我的看法应该由广大群众来解决,有些办法不合法,我们应该使它合法起来。你看这讲得多好。还有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他开始时对“责任田”是持坚决反对的意见。当他到湖南搞调查以后,发现全国许多地方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搞包产到户,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震动,他就派人到安徽无为县去调查“责任田”的情况。派来的两个人在无为县跑了一圈,回去后给田家英汇报:看来“责任田”对解决当前的困难,效果还是很好的。最后田家英对责任田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支持安徽搞的责任田。田家英写信给毛主席,他写道:我有些想法,要向主席汇报。毛主席就在中南海接见了田家英。主席问:家英同志,你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就讲。田家英说:最近我在下面调查,包产到户确实有很多优越性,我估计在全国有20%至3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将来我们还是要以集体经济为主体,包产到户只是权宜之计,等生产恢复以后,再把包产到户引导到集体经济上来。华东局有个农委副主任叫董佳邦,他和邓子恢一个观点。他到滁县地区来安县半塔公社大余郢大队搞调查,他调查得很细,他问:你们搞”责任田”到底能不能增产。大队干部回答:搞“责任田”增产还有什么怀疑的,你可以到各家各户去看。他又问:为什么能增产。回答:因为大家都要吃超产粮,为了多收粮食把什么本事和浑身的劲都用上了,哪能不增产。董家邦又到各家各户问老百姓,困难户怎么办?有一位老百姓对他说:我家就是困难户,我和老婆带着四个小孩,今年就增产了,真正有困难的我们还可以帮助他。他又问改正责任田工作队的同志:省里要你们改正“责任田”,你们这里有几个思想通的。工作队的同志马上回答说:董主任你不要问了,真正思想通的,这里是一个没有。董家邦最后的结论是对安徽的“责任田”一定要慎重,多搞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坏处。七千人大会通过批判安徽“责任田”,让全国不要再搞了,但是安徽“责任田”批也批了,省委第一书记也撤了,结果全国推行“责任田”的浪头并没有得到遏制。当时搞得比较多的是甘肃、青海、贵州、广东、浙江等地,有的县都搞到40%的生产队。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统计,全国有的省是占40%,有的是占30%。1962年9月份,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判邓子恢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专家,农工部是资本主义的农工部,曾希圣是代表富裕农民利益的,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包产到户的事一下子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批判。接着省里组织万人培训班,为加速改正责任田准备力量。“责任田”虽然夭折了,但“责任田”在安徽农村老百姓当中影响很大。一问“责任田”怎么样,都说:“责任田”好,是“救命田”。还有一个突出的人物是胡耀邦,他当时对“责任田”也是不赞成的,他给中央还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安徽的“责任田”我看危险性很大,搞不好要滑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1984年,胡耀邦以总书记身份来安徽视察,他说:我这次到安徽来是还债的。1961年到安徽我是不支持“责任田”的,看来如果当时全国都采取曾希圣的办法,我们的国家早就富起来了,曾希圣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

采访时间:2004年3月25日

采访人:聂皖辉、周言久、汪志敏、杨瑞毛、夏和朋(夏和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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