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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中共政治文化视野下的心灵史
作者:黄道炫      时间:2019-01-09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意识形态政党, 这一点毋庸多言。有意思的是, 关于中共历史的研究, 却并不多提及这一点。不少关于中共历史的研究论著, 让人分不清研究者笔下的中共, 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取向的政治力量, 还仅仅只是一般利益集合体式的政党。技术性的了解和分析可以呈现历史的一些面相, 却不一定能真正逼近研究对象的内核, 进而体察政治力量的运作机制及其背后逻辑。

固然, 历史研究通常更重视的是行动,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 对于重视实证的历史研究者而言, 常有无从把握之惑。加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 整个国家走出过度的意识形态化结构之后, 痛定思痛, 对意识形态的讲述多少有些敬而远之, 这都让意识形态的观察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常常有意无意地“被”缺位。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 追根溯源, 对中共意识形态特质的忽视, 还和学术趋向的内在脉络相关。近年来, 随着中共历史研究学术化方向的持续推进, 将中共历史置于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予以解读的声音不断高涨, 这既反映了学界对中共历史研究严肃认真的求知态度, 也是学术进步的重要体现。这样的趋势当然应该肯定为中共历史研究的正面发展方向。随着西方社会政治研究方法的引进, 对政治力量的技术化理解和剖析成为重要的分析工具, 即便是面对中共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政党, 技术化的理解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研究客体, 进而深切感知政治力量中的弹性、多面性与解释空间。一般而言, 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没有政治技术, 必然具有政治力量共通的一些特质。从政治技术角度切入, 的确可以发现之前单纯从政策和路线角度观察无法发现的许多历史面相, 有助于推进历史认知的深化。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推进, 与这些观察角度的引入密不可分。当然, 与此同时, 应该看到的另外一面是, 技术的认知有时也会成为一种陷阱。对于中共这样的政治和历史力量, 如果过于依赖技术剖析, 忽视对更重要问题的追索, 有时难免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随着中共历史研究中技术化认知的日益盛行, 这一点尤其值得党史学界密切注意。

在人类历史上, 大概很少有哪支政治力量像共产主义政党这样, 具有如此强烈的理论性, 而这个理论又圆满自足, 不仅提供认识论的解释体系, 而且提供建基于宇宙自然认知的世界观,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交融, 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即蕴含着思想革命的取向, 共产主义从书斋走向实际, 固然不脱时代需要, 却也显示着思想引领革命的现实。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59理论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具有先导性意义。

19世纪到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凯歌行进的时期, 在中国的突出表现只是这种世界性辉煌的一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与其当年在世界的狂飙突进一样, 迅速掀起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澎湃大潮。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来的理论性、实践性、思辨性有着谜一样的吸引力, 而中国急迫的民族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解决方案相结合, 尤其能够攫住青年人的心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共承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组织和信仰, 造就了一个党性特别鲜明、执行力和组织力异常强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强调实践的理论, 精准的社会肌理解剖使其在政治社会运动中如鱼得水。尽管中共初期的理论水准不高, 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深入党心, 由此逐渐形成中共的政治文化。注重理论思考、宏观导向, 强调干群平等、官兵平等、群众路线, 建立理论联系实际、实践优先的落实机制,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整风运动实现内部监督, 这些都是中共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据何方回忆, 抗战之初的延安“特别使人留恋的还有一点, 就是思想解放、敢想敢说的风气。无论是开讨论会, 还是平时谈话, 经常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人们把那些空话、套话、重复来重复去的老话和教训人的话, 通统斥之为‘洋政治’”60。政治纪律严格, 思想空气活跃, 这一度是中共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 良好的同志关系也构成中共政治文化的一极, “无论编到哪个队哪个班, 大家都团结友爱、亲如家人。那种互相照顾、互相帮助的精神是后世的人难以想象的……当时的同志关系, 完全做到了像一首苏联歌曲上所唱的:‘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 这个称呼比什么都亲密’”61。

中共政治文化形成所生发的力量很难通过量化方式得到展现, 却在中共的崛起与发展进程中不可忽略。中共干部普遍具有的实践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 不仅使之掌握了解世界的认识论, 也获得处理纷繁复杂问题的行动利器。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对比了国共两军将领关于对日斗争的两个文本。1942年6月, 太行一分区负责人秦基伟等向上级递交如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报告, 其中总结多条经验, 包括灵活的斗争方式、适度的武装斗争火候、善于迷惑敌人、组织合法与非法斗争之配合、军政结合等62, 既包括具体的接敌技术, 又有各种技术的相互配合, 还有对敌斗争的策略分析。此类文件在中共党内并不稀见, 但如将之与同时期国军将领总结的经验对照看, 却着实令人印象深刻。黄埔一期生、国军名将夏楚中于1941年发表文章, 总结了六点抗战经验, 即“加强近接战斗的训练”“注重射击运用”“演习据点攻击”“确立据点战术信心”“侧重重点教育”“加强精神教育”63。与秦基伟的文本相比, 夏楚中基本只是讲了接敌技术。尽管两个文本所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 但国共两军将领思考方式的差异, 于此确可一目了然。

中共政治文化的形成, 当然也非一朝一夕所致, 需绵绵用力, 久久为功。中共是一个高度强调信仰和理念的政党。世界上大概很少有哪个政党像共产党这样重视理论, 对理论学习付出如许的精力。在中共党人留下的日记中, 可以看到大量关于理论学习的记载, 而这在同时期国民党人留下的日记中几乎难觅踪影。同样是抗战时期的中高层干部, 国民党人陈克文的日记触目可见喝酒、宴请、牢骚以及周围人各种各样的花边新闻, 共产党人王恩茂的日记则不断出现学习、读书、讨论、培训的记载。这样的比较绝不仅仅是个案, 几乎是两党干部各自呈现的共性。中共党人所受到的持久的灌输, 不断的检查、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乃至思想斗争, 尽管不可能使之成为一个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产物, 但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仍在一点一滴、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一个不一样的党和军队。新闻人赵超构在抗战后期去延安后发现, 中共生产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 与外界几乎处于两个逻辑系统中:“凡是依我们标准认为缺点的地方, 在他们自己看来都是优点。我们认为这种教育限制了个性, 他们倒觉得唯有如此, 才能为群众服务。我们认为它太功利化, 他们却以为这是‘学用一致’。我们认为理论水准太低, 他们的答复则是‘实事求是’。”64姑且不论赵超构谈到的这些问题的是是非非, 价值观重新塑造和凝聚的向心力却是不言而喻的, 这样的党和军队不一定像曾经宣传得那样全知全能, 却足以拥有超乎于其他政治力量之上的威力。1939年, 聂荣臻在谈到八路军为什么能在敌后坚持游击战时, 不无自豪地说道:“所谓由整化零等游击战术实并不易 (由零可化为无) , 如甚易, 则八路已不值钱了。敌人把我游击战术作研究而谋歼灭我之对策, 但是机械的。游击战术实不易把握。”65这是深得中共武装精髓的经验之谈。

中共独特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机制造就了不一样的政治文化, 这种政治文化对中共革命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觑。要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 对中共政治文化的了解就不可或缺。而要了解这样的政治文化, 探寻这一政治文化如何在中共阵营中生根发芽, 又具有不一般的意义。正是从这一角度说, 心灵史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或许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与思想史、心态史一样, 心灵史注重考察社会政治背后的精神世界, 试图从人类精神的角度, 解读历史流变的脉络。不同的是, 思想史、心态史相对更注重群体性的思想流变, 而心灵史则更希望通过挖掘个体心灵的变幻, 深入个体的内心世界, 观察内心思想的轨迹, 深究人类灵魂深处的世界。中共革命阵营高度注重意识形态, 努力培育政治文化, 这些都会在革命者的内心深处激起浪花。可以相信, 中共革命阵营的心灵史一定会丰富多彩、波涛汹涌, 拥有极大的解读空间。而迄今为止, 这样的解读还远远不够。

笔者曾经尝试从爱情、婚姻和性等关涉心灵史的重要维度来解读革命阵营的政治文化。抗战时期, 面对战争形势, 为最大限度保证革命阵营战力的发挥, 中共实行婚姻限制, 即所谓“二八五团”规定, 要求男性干部达到28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才能结婚。这一规定固然促使干部队伍全身心投入工作, 免去家累缠身, 却也让很多到了结婚年龄的干部不得不承受爱和性的煎熬。有意味的是, 这样一个关涉如此多党员干部切身利益的规定, 中共中央甚至都没有为此发过正式文件, 各地执行却堪称平稳。中共如何做到这一点, 这样的规定又在当年的干部身上激起怎样的思想风暴, 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得到学界关注。其实, 如果翻看当年中共干部的日记, 研究者还是有可能从中共意识形态造就的政治文化中对此予以某种程度的理解。

无论是曾任大队指导员、连指导员等职的八路军干部刘荣, 还是生活在冀中的文化干部王林、刘燕瑾夫妇, 都留下了“二八五团”规定下中共干部反应的记载。尤其是刘荣的日记, 更为详尽和生动, 研究者可以感受到爱和性无法得到满足的苦恼, 这是活生生的人的苦恼:“这几天, 总是想理想中的对象, 有时想得厉害时, 同样也反映到梦中, 往往在梦中是那样美满, 醒来时令人多么失望难过。推想在革命队伍中的青年, 恋爱问题是头等大问题, 这个问题适当解决, 对于精神上的安慰、工作的积极心及进取心都有很大帮助, 这个问题又不能适当解决, 确实是常常心神不安。”不过, 虽然非常困难, 但刘荣还是在不断克服自己内心的躁动, 努力按照党的标准要求自己, 如他自问自答的那样:“我军中战士为什么不嫖、赌呢?并非不会, 而是环境关系。”刘荣曾经写下自己心理的变化:“自己过去有自私打算, 和党不是完全一条心, 若克服了为自己那半条心, 完全与党同呼吸、同党保持一致时, 自己就会感到无上愉快, 今天自己就不像前两年内心痛苦, 此故。”66茅盾的女儿沈霞的说法可以和刘荣相互印证:“只有当我能一心一德向着党时, 我最快乐, 在我想到私人问题时, 我就烦恼。”67

刘荣不断在大义和私欲之间纠结, 总的趋势是向中共塑造的政治文化迈进, 这一过程有时充满戏剧性。某个深夜, 他在无意中窥见的夫妻生活场景对其生理和心理产生了很大冲击。此时, 革命阵营的政治文化开始发生威力, 他劝诫自己:“信佛教之和尚与信天主之神父, 他们把终生的幸福、精力思想用于迷信上帝、神!能够不结婚 (虽然有些是假的) , 违背自然法则, 一心一意致力于他的理想———死后到天堂。”在刘荣看来, 如果说宗教徒都能做到这一点, 共产主义者就更应该可以做到:“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为科学的共产主义事业, 为人类为社会进步、文明、自由同幸福、平等去奋斗, 为什么不可去坚持去实现这种理想?这理想和主义又是人类唯一的最正确的道路, 为什么不能耿耿在心、时时在念, 一心一意去实现它呢?有时还做复杂混乱想法?”68刘荣提供的这一自我克服的思想路径, 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的政治文化, 在当年革命者的心中是如何发挥超出后人想象的作用。

1945年7月, 一份由美国战争信息局撰写的长篇报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起始部分就明确指出:“几乎所有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一致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组织系统与最强的纪律性、最有建设性的队伍。”69这样的话, 虽然出自美国人之口, 却不失为当年中共阵营的真实写照。要达到报告中所说的政治品质, 纪律固然重要, 保证纪律得以落实与贯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同样重要。有时, 后者甚至可能具有更本质的意义。思想的力量常常决定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可是, 因为无法像物质的力量那样相对容易把捉, 我们往往会选择怀疑。但我们很少会想到, 这种怀疑会多么深刻地影响研究者去认识这个社会、那些人们以及人类过往的历史。

文章来源: 《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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