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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实践标准》一文的成稿过程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18-11-30   来源:
 

本人28日给中央表彰工作办公室的《建议》发出后,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和鼓励,也有人提出,希望我多讲一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撰写和成稿的情况。我理解大家对此事的关注,再补充讲一些史实。

沈宝祥

2018年11月29日

补充讲四点。

一,胡福明是《实》文“初稿的执笔者”

这是《光明日报》经过认真调查后作出的结论(表彰工作办公室公布的材料说,胡福明是《实》文的“主要起草人”)

胡福明初稿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初稿是怎么样的呢?胡福明和《光明日报》迄今未公布,大概是都没有保留。曾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的王强华,在一篇文章中对胡的初稿作了介绍。

1977年9月,胡福明给哲学专刊同时投寄两篇文稿,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另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我出差在外地。哲学组人员认为,第一篇没什么理论可言,决定不用,第二篇是“纯理论”文章,也决定弃置不用,但等组长回来最终决定。

1977年12月,我回京后,同意不用《女人也是生产力吗?》一篇。我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尽管理论色彩浓厚,引证马列原话及阐释较多,但毕竟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比较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和真理标准的问题,批判了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符合报社理论部和《哲学》专刊组稿的基本要求,只要把那些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删去,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于是我自己动手删去了一些我认为重复的文字”。把它发排了。(《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90、92、93-94页)

这个初稿是怎样撰写出来的呢?

1979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张行端写的对胡福明的专访稿,题目是《理论之树常青》。这篇专访稿详细记述了有关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的情况。现将这篇专访详细摘录如下:

胡福明几次在揭批“四人帮”的会上发言,他认为,教育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两个估计”是错误的,应予推倒。“四人帮”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造成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严重恶果。胡福明的揭批“四人帮”发言,一再到指责,说他违背了中央的精神。

胡福明想,“难道这就没有是非标准了吗?”

胡福明和他的同事们联系这些现象,展开了讨论。大家摆出了这方面的许多问题。譬如,有的同志主张在工厂、农村认真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有人却说这同过去的“精神”有抵触;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给tiananmen事件、南京事件平反,有人又宣称这是“铁案”不能改。大家说,林彪、“四人帮”把制造迷信当作搞阴谋的手段,利用片言只语给他们的反革命阴谋镀上一层金色。如果我们不从真理的标准问题上,把思想解放出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就寸步难行,拨乱反正就将是一句空话!

从现实生活的激烈斗争中,从同事们的发人深思的议论中,胡福明越来越感觉到,林彪、“四人帮”在理论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使各条战线的许多问题不能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艰巨。作为一个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必须从人们认识路线的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回答什么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是和非、正和乱的标准,回答什么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这个念头时时咬啮着他的心。一九七七年五、六月间,他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中,挤时间读了马克思和毛主席的有关哲学著作。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终于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法令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这棵永不凋零的常青树,它既能开出色彩缤纷的真理之花,又是最严峻的历史裁判者。令人痛心的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胡福明决定立即动手写一篇文章,宣传这个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给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提供锐利的哲学武器。

胡福明说:“文章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

新华社的报道朴实生动地记述了胡福明撰写这篇文章的情景。

据以上所述,胡福明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尽管还远没有达到发表水平,但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要充分肯定。

我以为,《光明日报》说胡福明是这篇文章的“初稿执笔者”,符合实际。

二,胡福明文稿的针对性问题

这篇专访中,没有提到“两个凡是”(这个时候提“两个凡是”,已没有任何风险)。这篇专访说,胡福明是在揭批“siren帮”中,遇到有些人对一些“马克思主义普通常识”持反对、迟疑不决的态度,他就这些问题与同事们议论,自己阅读有关哲学著作,终于明确了实践标准,决定撰写文章,并没有讲针对“两个凡是”的明确目标。这篇专访稿离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的时间较近,当时的气氛也很宽松,所讲情况,应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

2008年5月,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三十周年。多家媒体报道了对胡福明的采访。我发现,他的说法完全改变了。

以下是摘自一些报纸的报道:

我当时看了(“两报一刊”的社论)很奇怪,很不理解。我觉得“两个凡是”的实质说到底就是维护wenhua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不准平反冤假错案,不准拨乱反正(引者按:事实上,当时还没有“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的用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我没有发现“两个凡是”的错误,那不怪我,可我已经发现其错,不做斗争,不批判,就是失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理论工作者,我有义务去批判“两个凡是”。同时我相信当时的人民是反对“两个凡是”,要求拨乱反正,要求搞现代化的。

(《北京青年报》2008年4月24日C2版)

“我当时这样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这‘两个凡是’就是说wenge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冤假错案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这就不可能了啊。难道文革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受得了吗?”

(《解放日报》2008年5月11日专1版)

经过反复考虑,即使有风险,也要批判“两个凡是”,扫除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共产党员,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于是我决心批判“两个凡是”。

(《广州日报》2008年5月12日第12版)

《北京晚报》、《羊城晚报》、《文汇报》也有类似报道。

2018年5月,胡福明接受媒体采访时,讲的还是这些话。

但是,《光明日报》的记者和编辑却不认同胡福明的说法。

胡福明说,他发现了“两个凡是”,认为这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就决定写文章,他的文章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向胡福明约稿并具体处理文稿的王强华认为,胡福明当时不可能有这样明确、这样高度的认识。

王强华在一篇文章中有如下一大段:

关于“两个凡是”问题

胡的原稿和历次改稿中没有出现批判“两个凡是”的字样,不仅没有两个“凡是”,连一个“凡是”也找不到。在我向他约稿时,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多次当面交谈和信函往来中,我没有向他提出过此文的重点要放在批判“两个凡是”上,他也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有不少论著,介绍他写作此文时的思想和内心活动,说他如何如何酝酿批判“两个凡是”,如何如何力求文章中选择什么角度体现批判“两个凡是”,等等,对此我不好妄加评论,也许它们是真的;但我作为此文的约稿者、发排者和责任编辑,我得坦言,当时我感觉不出来,我不知道也从未与他说过。我当了40多年编辑、记者,现在仍在做编辑工作,我知道,当年约稿或最初修改稿件时,如果我能认识到批判“两个凡是”的极端重要性,我会把它列为文章写作的重点,明确告诉作者,否则就是失职了。同样,我也认为,如果当年作者能认识到批判“两个凡是”的极端重要性,一般情况下他也会把它列为文章的重点,并明确告诉我,以引起我和报社对它的重视。可是上述这两个情况都没有发生,这只能说明,当时我们并没有这种意识、这个观念。这一点从上引的我当年给他的两封信中,我当年写的那条新闻(这些都是历史记载),以及以后本文还要介绍的情况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我们必须从当年的实际出发来认识和剖析这种现象。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证明,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两个凡是”的严重错误和当年批判“两个凡是”的重要性。可是在22年前即1977年,那时粉碎"sirenbang”不到一年。原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是1977年3月(按:实为2月),以他当年的威望,以及人们当年思想解放的程度,那时能有多少人,特别是普通的人们有那么高的觉悟、那么大的胆量,能一眼洞穿并批判“两个凡是”的危害和提出“两个凡是”的原中央领导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以他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感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洞察力,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没有也不可能向一般同志作普遍宣传,只是在会见个别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时指出,因此,当时只有少数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拿我当年任职的《光明日报》来说,尽管它是中央主要新闻机构之一,我也没听说过在哪怕是小范围内传达过,远离京城的一般人甚至包括领导干部,如果没有特殊的渠道,是很难得知这一高层的绝密信息的。(王强华说,当时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也不知道此文的背景,还通过人向他打听)

胡福明那时是南京大学政治系(或哲学系)的一位教师。江苏省的“一把手”当年都弄不清楚《光明日报》发表此文的背景,那么江苏省及南京市的干部、群众中能有多少人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尚未展开之前,就那么清醒地认识到批判“两个凡是”的重要和在苦心思索写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呢?(前引书第100—102页)

王强华在《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一文中说,他是在1978年4月13日晚,杨西光召集他们开会时(参加者有孙长江、胡福明、马沛文等),才第一次听到杨说“两个凡是”,感到很新鲜,于是随手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四个字。

三,孙长江是《实》文的“完稿者”

孙长江按吴江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题目,写出了初稿。除吴江外,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都对我说,他们看过这个初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但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而且明确提出“唯一标准”,就使这篇文章立意高出一筹。

著名学者于光远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于光远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人都是比较熟悉的,如果平铺直叙像上哲学课时那样去讲,可以说是“老生常谈”。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地排他地提出实践是“唯一”标准,就不是“老生常谈”,而有很强的现实性,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于光远著《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53-154页)。

我细看了孙长江的完成稿,共9页。其中有17段是剪贴《光明日报》送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在胡福明文稿基础上的第八次修改稿),约2300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定稿6500字)。《光明日报》评论部的调研报告一一列举说明,孙长江确是将整个文章改写了,将文章的质量提升了。

四,杨西光为什么要将《实》文送中央党校?

杨西光“文革”前任上海市委后补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文革”后未分配工作,就到中央党校高级干部读书班学习。

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孟凡同志,在华东野战军与杨西光在一起(杨任科长,孟为副科长),他们是老战友关系。由于孟凡的关系,杨西光几次见了胡耀邦,胡耀邦也认识了杨西光。也由于孟凡的关系,杨西光对《理论动态》的情况很了解。

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参加了关于“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讨论,知道实践标准的重要和敏感尖锐。据孟凡写的回忆录说:杨西光同志到《光明日报》以后,我同他经常有来往,有时他上我这儿来,有时我到他那儿去,在他家吃饭。有一次,杨西光同志找我,说要同我商量一个问题。他说,最近胡福明投来一篇稿子,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杨西光同志说,要发,有政治风险,我们《光明日报》太小,承担不了,影响也比较小,你看,《理论动态》能不能给我发一下。我这个人的水平有限,你是知道的,你们那里有吴江,秀才比较多,还有耀邦同志把关。这事你老孟帮助疏通疏通。我说,这事我可以同耀邦同志谈谈,你还可以找吴江同志,他是主任。”(沈宝祥编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第三分册第436页)这一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杨西光拿定主意,这篇文稿要由中央党校最后修改,由胡耀邦审阅定稿。

杨西光将文稿送中央党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使这篇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为此,1978年4月28日,杨西光还给孟凡写了一封信:“我们给孙长江同志带去一稿,请吴江和你以及孙长江同志加以审改,最请耀邦同志定稿。务论如何,此文盼你争取五月一日前定下来,五月五日在《理论动态》上用,以便五月六日在《光明日报》上见报。此文对我们改版后做到旗帜鲜明大有用处,务请抓紧办一下。”孟凡曾对我讲过,老杨说,特约评论员文章,你们已给《人民日报》几篇了,也给我们一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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