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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力民:1971-1976年处置林彪事件述略
作者:黄力民      时间:2018-11-26   来源:爱思想网
 

文革十年,九一三事件是中点,文革竟用了一半时间来批判其副统帅,足见毛泽东本无战略部署。1970年庐山会议风波后,毛泽东多半有处置林彪的方案,前提当然是林彪会低头认错,然而九一三事件一出,连文革也逾十年而不得结束了。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当众检讨派工作组错误时感叹“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五年后轮到伟大领袖遇上了怎么处置林案的新问题。

文革期间的林案处理,显然是文革史研究的重头。文革阶段的林案处理同时又是林彪问题研究的重头,毕竟事情刚刚发生,又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之下进行。姚文元晚年回忆录提到毛泽东获悉林彪出事时曾有失态表现——他生命的最后时月将用尽全力来修补这个漏洞。

文革期间对林彪问题的处置可分为四个阶段:1973年十大之前的清查与抓人,十大对林彪问题定案,十大之后的深入清查,“批林批孔”。

文革后如何处置林彪问题完全是另外的论题,本文不涉及于此。

一、 十大之前的清查与抓捕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即展开抓捕,9月14日256号专机所在的空34师党委书记兼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被抓,紧接着是直接关系人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空4军政委王维国、空5军政委陈励耘等被隔离审查。

9月18日57号文件首次将林彪定性为“叛党叛国”、“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9月24日政治局委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监禁。10月3日成立中央专案组,全面审查林陈(伯达)反党集团(1972年6月始改称“林彪反党集团”)。

清查以“批林整风”名义进行,在权力机关清理“林彪死党”及追随者、整顿领导班子,清理整顿结果多以中央文件形式点名。到1973年十大开幕前夕,最后一个被清理的大员是济南军区第二政委袁升平:8月8日袁升平在北京出席会议时被监禁,随即宣布撤职。

清查结果有多少人被定为“上贼船”?一种说法是军级以上涉案者近千人,其他人员则以十万计,主要发生于十大之前。被审查者涉案深浅不一,这里仅列九届中委、候补中委及总部、大军区、省市区主要负责人。

1969年产生的九届中央委员170人,至十大时10人去世(不含林彪、叶群),还有36人未任十届中央委员,这36人中非涉林案9人:山东、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四省区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刘格平、滕海清、潘复生以及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结挺、群众组织首领马福全、王白旦已因另案被整肃;群众组织首领申茂功、杨富珍十大时降为候补中委。

除此以外的27人未任十届中委、均涉林案,其中陈伯达在1970年庐山会议后下台,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在1971年初华北会议期间被撤职,林彪、叶群死于九一三事件,其余22人是:

王秉璋,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主任、政委、副政委均缺位)、党委书记;

王辉球,空军政委;

王新亭,副总长,1972年10月调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龙书金,新疆军区司令、新疆区党委第一书记;

邝任农,空军副司令、民航总局局长;

刘丰,武汉军区政委;

李作鹏,副总长、海军第一政委;

吴法宪,副总长、空军司令;

吴瑞林,海军常务副司令;

张天云,总后副部长;

邱创成,总后副部长;

邱会作,副总长、总后部长;

邱国光,广州军区副司令;

周赤萍,福州军区政委;

南萍,第20军政委、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袁升平,济南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缺位);

高维嵩,兰州军区副政委;

梁兴初,成都军区司令;

黄永胜,总参谋长;

曾国华,空军副司令;

温玉成,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

程世清,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

(注 十大闭幕后中央军委提出军委委员63人名单方案:原军委委员49人保留28人、增补35名委员,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依案批准军委组成。未续任军委委员的21人中陈毅、李天佑、张国华、谢富治、谭甫仁5人已去世,林彪、叶群与在世的王秉璋、王效禹、王辉球、刘丰、李作鹏、李雪峰、吴法宪、邱会作、郑维山、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温玉成、潘复生14人,除王效禹、潘复生外均涉林案。)

九届候补中委109人,28人未进入十届中央,其中非涉林案8人:李再含(昆明军区副政委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省革委会主任)、张日清(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张西挺(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聂元梓(群众组织首领)、陈敢峰(群众组织首领)因另案被整肃,以及李立(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蓝荣玉(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王恩茂(安徽省芜湖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前新疆党政军一把手)。

除此以外的20名候补中委未进入十届中央:

王新,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省委书记;

王维国,空4军政委;

方铭,空15军军长、武汉市委第一书记;

韦祖珍,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广西区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不在位);

刘浩天,东海舰队司令;

陈仁麒,成都军区第二政委;

陈华堂,福州军区空军司令、三机部军管会主任;

陈励耘,空5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李书茂,兰州军区副司令;

吴纯仁,广州军区副司令;

张秀川,军政大学政委;

杨焕民,兰州军区空军司令;

罗元发,空军副司令;

易耀彩,北海舰队政委;

赵启民,国防科委副主任;

黄志勇,总政治部副主任;

阎仲川,副总参谋长;

曾雍雅,沈阳军区副司令;

舒积成,海航4师副师长;

蓝亦农,昆明军区副政委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

上述27名中委、20名候补中委个别人可能甚少涉及林案,但没有进入十届中央即已表明嫌疑存在。

非九届中委、候补中委的全军大单位负责人、省市区主官严重涉林案者有: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调任);

公安部负责人、空8军副军长赵登程;

副总参谋长陈继德;

总后副部长王希克、陈庞、伊文、张明远、严俊、丁先国;

总后副政委戴金川;

国防科委副主任兼七机部军管会主任韦统泰;

装甲兵司令陈宏;

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广州军区空军政委调任);

北京军区副司令汪易;

空军参谋长梁璞;

南京军区副司令兼浙江省军区司令、省委书记熊应堂;

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

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书记卜占亚;

广州军区空军司令王璞;

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吴宗先;

成都军区空指政委丁钊;

江西省军区司令、省委书记杨栋梁。

九届中委续任十届中委者亦有被中央文件指称“上贼船”或“犯严重错误”,如海军司令萧劲光、空军五人领导小组长曹里怀、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成都军区第三政委谢家祥。萧劲光1973年2月被解除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曹里怀1973年5月降为空军第5副司令,王宏坤、杨得志、谢家祥均留任原职务。

以上人员属于四野系统者31人,括号内为1949年初四野整编时职务:

张明远(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萧劲光(12兵团司令)、黄志勇(13兵团参谋长)、曾国华(13兵团参谋长)、邱国光(13兵团后勤部长)、黄永胜(14兵团副司令)、吴法宪(14兵团副政委)、邱创成(四野特种兵副政委)、梁兴初(38军军长)、温玉成(40军军长)、吴瑞林(42军军长)、邱会作(45军政委)、曹里怀(47军军长)、周赤萍(47军政委)、陈仁麒(48军政委)、袁升平(49军政委)、李作鹏(43军副军长)、张天云(45军副军长)、曾雍雅(46军副军长)、张秀川(123师政委)、吴纯仁(127师师长)、刘锦平(127师政委)、龙书金(128师师长)、汪易(133师政委)、韦祖珍(135师政委)、江腾蛟(115师政治部主任)、程世清(132师政治部主任)、卜占亚(135师政治部主任)、阎仲川(四野总部1科科长)、王璞(四野总部警卫团长)、蓝亦农(134师团政委)、韦统泰(135师团长)。

文革初期全国性揪斗走资派不可避免地延及军队,九一三事件前非正常死亡将官已有20余人(包括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总政副主任袁子钦、总后副部长汤平、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但毛泽东并未将揪斗军内走资派纳入正轨,1967年一度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等均被及时压下,九一三事件后以清查林彪死党为由终于爆发对军队高层的大规模整肃。

由于清查面极大,在文革期间作出组织处理或解脱者甚少,大多有去无回、有头无尾,未进入十届中央的九届中委、候补中委亦有十大以后才被免职者。9月29日关于处理黄永胜等人的通知称“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实际情况是无限期关押。本文涉及清理对象情况均限于当时时段,文革后的处理结论极为复杂、模糊,大多反复变更,当有另外的专门研究。

清查林案难免引发各种内斗。1973年1月4号文件点名批评“山东省委、济南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杨得志、袁升平。据文革后袁升平的回忆,军区某副司令(1971年初从副总参谋长降职到此)参与对其批判甚力,十大前某人升迁总后勤部长、袁升平被监禁。文革结束杨得志申诉冤案很快获得平反,袁升平搭便车解脱4年多监禁,某人却不幸靠拢江青集团而失去职务、未进入十一届中央。袁升平平反后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北京军区政委,说起那段往事来自有底气。

十大前公布林彪集团的罪证材料,分为1971年12月11日、1972年1月10日、6月26日三批,“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阅读”(毛泽东为何有如此开放的心态?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真正堪称猛料的却是1971年11月14日印发的《571工程纪要》,以及1972年5月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公布的毛泽东致江青信,只是两份材料的真实性疑点甚多。

毛泽东1966年7月6日致江青信即便是真的,其实也不能说明与林案有关的什么问题,毛泽东信中透露对林彪5月18日政治局会议讲话不满,但并非对林彪本人的不满而是对林彪过度吹捧自己的不满。林彪讲话时《五一六通知》已在会上通过,而且毛泽东致江青信时(7月6日)林彪在党内地位并没有提升(至今没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就决定推出林彪)。毛泽东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此说显然颠倒了事件次序,5月18日林彪讲话时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已经毛泽东本人亲自筹划指挥定案,若说毛泽东要借助林彪打鬼应当更加合理。另一个旁证是1966年4月下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同志委托”系毛泽东亲笔所加上,江青在一次讲话中也承认其意在请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清算文艺黑线。

至于《571工程纪要》,中央文件也没有确定林彪本人与此有直接关系,《571工程纪要》本身透露的高层内斗、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内幕,反而激起对毛路线的抵触。

二、 十大对林彪问题定案

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提前一年召开,迫切的问题是给林彪集团定罪,以及主要成员的组织处理,即8月20日政治局批准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

十大政治报告对林彪集团首要的定罪是,“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其实都是正确主张。

林彪集团其次的罪行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设国家主席、天才论是否能构成“反革命政变”情节难以定论,而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本身并没有任何有关“反革命政变”的词语。

再一条罪行是“9月8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9月13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九一三事件关键情节当时就不能揭开,唯有刑侦手段方可完全破案。邱会作回忆9月15日晚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传达毛泽东说“要感谢林彪,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这件事情的开始和结束,都由他自己解决了,把问题全部处理好了。”可见案中有案。

以上三条涉及林彪问题的宏观方面,欲彻底批倒批臭林彪须有具体的定罪,问题要复杂得多。据吴法宪回忆,9月15日晚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毛、周商讨草拟的林彪16条错误,全部发生于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的林彪究竟有哪些问题?看起来罪证真不好找,更加困难的是左与右的分野。

文革的前四年,林彪一生唯一频繁出现于公众,文革本身的极左不免被加在林彪身上(实际上几乎所有在位领导人都难避免极左言行,所以林彪本人有哪些极左表现、程度如何是另一个问题,此处未论及),批林彪极易导向批极左。例如1967年8月王力关峰倒台,1968年3月杨成武倒台,都引发全国性的反极左思潮。最早成立革委会的山东、山西、贵州、黑龙江四省主要负责人的倒台,也让当地运动一度趋向反极左。

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伊始出现全国性批左、纠左苗头,而反极左又会引发对文革本身的质疑,毛泽东对此非常敏感。年底,毛泽东首次用“极右”来形容林彪问题,十大报告正式提“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预示林彪集团与左派在政治理论上的切割。然而,毛泽东关于林彪“极右”一说过于突兀,如同其第一张大字报内的“形左实右”一般难以言状。

三、 十大以后的深入清查

十大政治报告要求“……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使广大群众从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吸取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看起来都是理论问题,落到实处却还是要抓人。

十大以后的清查,由于林彪事件本身的问题挖掘殆尽,往往与各种其它问题联系。其实十大以前的清查,已有特殊个案发生。对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湖南省委书记卜占亚(第一书记华国锋1970年后调国务院不在位)的揭批从1972年10月开始,历时5个月才形成结论,卜占亚被停职。卜占亚被指控的问题都与林彪“南逃广州”有关,如果指控成立,应当在九一三事件后立即抓捕卜占亚,而不可能等到一年多后。卜占亚明知事多蹊跷,但因涉及当权大人物,顶了数月最终认了。卜占亚离开湖南,在北京枯坐半年后竟又获任兰州军区副政委,足见他并不是林彪死党。

1973年底毛泽东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丁盛、许世友、陈锡联、曾思玉、杨得志、韩先楚都因对调而失去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李德生因离京而失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总政主任职务。紧接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各大军区负责人遭受冲击,证实了对调的真实用意至少包含调虎离山以便深入清查。

文革后丁盛因四人帮案倒台,罪名之一是八大军区对调时新到南京就加入对许世友的批判。而实际上许世友新到广州也开展对“林彪死党”丁盛及刘兴元、任思忠的批判。韩先楚在福建是党政军一把手,调到兰州仅是军区司令、军区党委第二书记。韩先楚调离后福建方面对其批判升级,1974年3月9号文件称“……福州地区批林整风运动长期深入不下去,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错误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

与林案无关的问题也牵扯进来。1968年5月福州军区负责人在北京参加学习班期间发生第二政委刘培善中将自杀事件,而此前曾有韩先楚对刘培善的检举,两者有多大关联呢?文革中此类事情太多,大都无人能解,但官方《中共党史人物传》56卷“刘培善”条目这样记载:

“1968年5月,林彪在福州军区的追随者,趁刘培善在北京参加学习班之机,背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非法组织一伙人抛出“黑材料”,诬蔑刘培善……5月8日深夜,刘培善猝然含冤去世”。

当时参加北京福建学习班的除韩先楚、刘培善外,还有副司令朱绍清、邓克明,副政委廖海光、严政。朱绍清、廖海光任职到1982年,邓克明任职到1975年,严政1971年升任成都军区政委,“林彪在福州军区的追随者”显然指韩先楚。《中共党史人物传》56卷出版于1996年,此时韩先楚早已去世。

济南军区第二政委袁升平于十大前夕被关押后,司令杨得志仍然在位,济南方面对杨、袁的批判也就只能虚应故事而已。袁升平回忆,杨得志调离济南后,新来的司令曾思玉加大批袁力度,被认为是曾思玉因在武汉挨批,到济南上任后以此来转移视线。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当事者多陷入互相揭批,其原因既有文革运动的惯性,亦难免个人间的恩怨,毛泽东借此再出手。1974年8月26日-9月10日各大军区负责人被召至北京参加政治局的“批评帮助”会,毛泽东指示多作自我批评,前提当然是大家都有错误。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在庐山会议时给毛泽东、林彪写信一事被认为是反对张春桥,此次再作检讨。官方定调的韩先楚发言稿称“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对李德生的揭发批判重点是,1970年5月19日林彪接见总政干部并讲话,主持接见会的总政主任李德生有紧跟林彪之嫌(注 毛泽东曾在八大军区对调会议上说李德生是“陪绑”的,显然针对李德生因对调而落差最大,但文革后一些研究者多不认同于此。尽管毛泽东九大时亲自破格提拔了李德生,李德生与林彪仅有两年多一点的接触这都是基本事实,仍难以推测毛泽东疏远李德生的原因与对调事件的主要打击目标)。

与十大前比较,十大以后的清查处理相对温和,包括接受批判、自我检讨、停职、降职、调离重要岗位、免职各种方式,或在1975年全军大单位领导调整配备时退出现职,因此较难窥见清查全貌,仍以中委、候补中委为例。

十届中委清查情况:

1973年10月21日公安部长(沈阳军区副政委调任)李震自杀;

1974年3月至12月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停职;

1974年9月沈阳军区司令李德生辞去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1974年11月南京军区政委、江苏省委书记杜平免职;

1974年11月江苏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书记吴大胜停职;

1975年2月5日撤销军委办公会议,成立军委常务委员会,原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榜上无名:铁道兵司令刘贤权(早在九大后就是军委办事组成员)降为济南军区第三副司令;工程兵司令陈士榘改任军委顾问;张才千不再主持总参日常工作;

1975年4月第二炮兵司令张翼翔降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1975年5月总后政委张池明免职(三个月后任炮兵政委);

1975年5月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曾任代司令)免去云南省委书记;

1975年8月济南军区政委任思忠降为副政委,成都军区政委谢家祥降为福州军区副政委;

1975年10月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调任成都军区任政委(排第二政委李大章之后),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改任成都军区司令(原职由赵紫阳取代);

1975年10月空军政委傅传作免职。

以上15人除张才千、任思忠、刘兴元外均未续任十一届中委,杜平、陈先瑞降为十一届候补中委。

十届候补中委未续任者:

1974年12月福州军区副政委佘积德免去江西省委书记(第一书记缺位);

1974年12月沈阳军区副司令汪家道免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司令;

黄文明,曾任通信兵部政委,去向不详;

1975年3月新疆军区副政委裴周玉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

1975年5月北京军区副司令谢振华免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1975年8月30日、10月3日两次全军大单位领导调整配备时,十届候补中委佘积德、汪家道、裴周玉、谢振华退出所有现职。

非十届中委、候补中委清查情况:1975年4月铁道兵政委宋维栻降为福州军区副政委,炮兵政委兰文兆降为兰州军区副政委(8月再退出现职),第二炮兵第二政委陈发洪降为昆明军区副政委,1975年9月装甲兵政委姚国民降为副政委。

(注 1975年两次全军大单位领导调整幅度很大,致使清查与精简难以区分。广州军区12名副司令留任江燮元、黄荣海、欧致富、叶建民、吴纯仁5人,钟赤兵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吴富善调任空军副司令,詹才芳、杨梅生、邱国光、颜德明、陈海涵5人退出现职;7名副政委留任杨树根1人,訾修林调任铁道兵副政委,方正平调任东海舰队政委,晏福生、肖元礼、钟汉华、彭嘉庆4人退出现职,调入姜林东、单印章2人。九届中委、军事科学院政委王新亭未进入十届中央,亦在此次免职。武汉军区第三政委肖思明在此次免职,直接原因不明。)

以上人员属于四野系统者10人,括号内为1949年初四野整编时职务:

杜平(四野政治部组织部长)、刘兴元(42军政委)、张池明(43军政委)、刘贤权(114师师长)、谢家祥(134师政委)、陈发洪(140师政委)、宋维栻(127师副政委)、姚国民(130师副政委)、兰文兆(134师政治部主任)、任思忠(135师政治部主任)。

四、 “反党反革命”到“尊孔反法”

文革以前林彪极少公开露面,1959年新军委成立任排名第一的副主席并主持日常工作,1962年又告病,即使在军事领域活动也不多。文革的前四年他是炙手可热的副统帅,当年全国日常工作以中央文革碰头会名义处理,毛、林均不参会,碰头会所作决议经毛泽东最后批准执行,林彪反而是可有可无的。由于林彪基本不出面解决具体问题,其公开言行难以找到罪证。

1972年2月成立专门机构,决意从林彪的私人信札、笔记、卡片、墨迹、藏书中挖掘罪证,林彪有关孔孟之道的文字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最终在此聚焦、演绎成林彪集团极右实质的载体——尊孔反法。毛泽东一贯主张“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批林就此进入理论阶段。

1973年春,毛泽东借批判郭沫若公开提出批孔问题,5月中央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孔的意见。8月7日,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批孔文章,公开场合自称“我也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1974年一号文件毛泽东批准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月24-25日北京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批林批孔同时,又不断插进批安东尼奥、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大儒、批周公、批《水浒》、批右倾翻案风、批邓。游移不定的部署,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翻案与反翻案、潮流与反潮流争相登台。大帽子底下,各地区、各单位内斗旧剧一再上演,边界愈益模糊,离林彪问题的本义愈来愈远。原本属于内部清查的人与事,在批林批孔的群体平台上被放大,如前述福州军区涉及福建地区文革前后各种恩怨。

真实的孔子与历朝历代层层包装的孔子,其内涵大相径庭。林彪案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林彪嗜读各种古籍,包括孔孟儒学、中医中药,无非是一个难以融入正常社会的病人打发日子。历史上反孔、尊孔反复上演,都不脱专制的框架,于社会进步并无意义,搭上批林的批孔当然也于事无补,不能导出林彪事件的历史教训。

批林批孔的真实用意,是否是引蛇出洞、声东击西或别的什么呢?随着毛泽东去世而成为无解。

五、未完成的批林与未结束的文革

九一三事件与五年批林的后果之一是毛泽东被迫同意一批文革前期被整肃者复出,导致各派力量对比的改变,这肯定不符合毛泽东对文革结局的预想。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接见陈毅家属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他是要把我们这些人都搞掉的。”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军委会议人员说,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余、傅。”毛泽东所言“我们这些人”历来没有设定明确边界,但批林落到实处正应了林彪以直白语言对毛泽东文革的解读:“文革就是升一批人的官,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对于老革命家个人而言,文革灾难之刻骨铭心莫过于权力地位一朝失去,精神肉体受尽侮辱,还得表态“永远跟着毛主席”,这与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路线、理论正确与否并无大的关联。

陈毅屡遭左派人物羞辱,只能逆来顺受。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讲话让他出了口恶气,陈毅在华北组激烈陈词“谁反对天才就反对谁”,矛头直指张春桥,后来被毛泽东斥为“华北组二陈”。九一三事件后举行老同志座谈会,同声谴责林彪,庐山会议高调拥林的陈毅转而痛揭林彪罪行,是非曲直、荣誉耻辱再遭颠覆。陈毅的挨整,根源当然在毛泽东,林彪有没有直接迫害过陈毅或其他人也许不一定,残酷的事实是大批老革命走着背运林彪却风光无限。刘少奇从登上高位到下台逾20年,林彪只有4年就走完这条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死去的林彪被罕见地称为“林贼”,世俗眼光不幸遮蔽了严肃反思。

然而也有例外。彭德怀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倒台,1965年降任西南三线副总指挥,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首次公布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发起全国范围的批斗彭德怀,他的文革苦难也可以说与林彪有关。彭德怀的背运远超文革期间的被整者,更无资格出席九一三事件后的老同志座谈会。据《彭德怀年谱》,监禁中的彭德怀竟然质疑九一三事件:“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彭德怀会不会进一步关注林彪事件的历史教训呢?在那样的环境下当然很难。文革后彭德怀获平反,但他已于1974年去世。

毛泽东晚年竭力维护文革局面、筑牢文革篱笆,放言七、八年将再来一次。但世人不知他理想的文革形态究竟是怎样的,因为现实的文革虽已持续十年之久,却并无关于文革的最终阐述与部署,当然林彪事件的处置也没有终结。吴法宪称关押后半年内有李震、吴忠提审5次,之后再无人找他,1981年才知道自己已于8年前被永远开除出党。

对林彪的批判,远不如对刘少奇的批判那样深入、彻底,五年批林的结果顶多是将林彪与文革切割,林彪、刘少奇同为文革对立面而被归入极右实质,毛氏文革反而黯淡无光。1975年第3期《红旗》杂志刊发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可能是全面厘清林彪事件的一个尝试。姚文元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评陶铸的两本书》、《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都曾经指示当时运动方向,《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初衷理应同此。姚文元此文罕见地提出“林家王朝”之说,试图从发掘其“社会基础”入手来全面总结林彪事件,虽立论宏大,因难以面对当时复杂形势而影响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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