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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淑娟:历史如何转折:邓小平的7项决议
作者:于淑娟      时间:2018-11-06   来源:澎湃新闻
 

接班人要怎么选?

1979年7月21日,邓小平视察上海,同彭冲、严佑民、王一平、钟民、赵行志、夏征农等谈话。邓小平指出,大问题是接班问题,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有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从现在着手,三年内的任务是选好一、二、三把手。选四五十岁的、身体好的、能坚持八小时工作的。现在老同志要注意,要任人唯贤,选真正好的,不能论资排辈。

谈到上海领导班子问题,邓小平说:“上海市常委可以减到九人。如果能比现在的班子再年轻一点更好。”(《邓小平年谱》P537)

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怎么写?

1980年中央为刘少奇平反,2月28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讨论中有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要不要写他也犯过错误的问题。邓小平说:

“今天倒是议了一个重要原则问题。实事求是可不容易。写上这样的语句不会给人们说这是贬低少奇同志,不可能这样理解。少奇同志与一般人不同,在给他作的平反决议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所有错误都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这不是事实。我们犯的错误比少奇同志犯的错误多。总要承认他也有错误就是了。这也是个党风问题。”(《邓小平年谱》P604)   

“文革”的历史调门怎么定?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对1949年以后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和经验教训做出了正确结论和科学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和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在此之前,这份决议稿曾拿给邓小平看,在其建议下,决议稿经历了一番变动。

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同邓力群等谈话,指出:

“送给我的历史决议的历史部分,看过了。总的讲,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现在稿子的调门不符合原先设想的方针。看完后,给人的印象是错误都是老人家(指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

“我说过多次了,不能说成别人都对,只有一个人是错误的,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文化大革命”十年,错误写得差不多了。应该承认,老人家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但是他对情况估计错了,采取的方法错了,因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心是对老人家的评价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现在稿子是两万七干字,不要压缩了,三万字也可以,争取早一点修改好,早一点召开六中全会。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定下来了,有了统一的认识,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邓小平年谱》P718)

干部走私、贩私处理不下去,怎么办?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沿海一带的走私贩私活动比较突出。1981年3月和8月,广东曾组织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行动,走私浪潮得到一定的遏制,由于防范措施跟不上,问题还是比较突出。

1981年12月14日,针对广东、福建两省一些单位和干部继续从事走私、贩私活动的情况,邓小平致函胡耀邦:“这类事为什么总处理不下去,值得深思!我建议由中纪委派一专门小组进行彻底追究,越是大人物、大机关,处理越要严、要重。” (《邓小平年谱》P791)    

知识分子问题怎么解决?

1983年,李政道母亲病逝,3月2日在苏州安葬。3月9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谈及人才流动、知识分子待遇问题。邓小平说:

“人才流动问题不解决好,出不了人才,是巨大的浪费。国内知识分子担心待遇低,但最担心的是自己能否出力、发挥长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好。搞四个现代化,知识应放在第一位。我们现在正在搞改革,想步子快些,但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要避免头脑发热,但不管怎样,科学和教育要多投资。要多花钱办大学,我们的大学生太少,我们提出最近几年大学招生要增加百分之五十。师资问题不大,当然有个培训和考核问题,现在他们的水平太低。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要解决,要搞职务工资。讲师月工资不低于一百元,副教授不低于一百五十元,考核要严格。学位也要有工资标准。住房方面也要创造条件。几百万知识分子月收入超过一百元影响不会大的,现在财政情况还好,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奖金要控制,但知识分子的待遇要提高,首先是中年,是骨干,大多是四十岁以上。”(《邓小平年谱》P894)      

关于香港的政策会变吗?

1984年中英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定香港在1997年移交主权,并实行一国两制。在此之前,邓小平在多个场合提及对英国收复香港主权的问题,1977年至1984年的《邓小平年谱》中,涉及香港问题的内容不下五六处,其中,“一九九七年以后,香港政策是不是会变”的问题反复提及。

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会见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谈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情况时,邓小平说:

“人们担心变。一九九七年以后我们谈的这一套会不会变?我们说不变。只讲不变还是空的。我们考虑定个年限,总的是保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有法律等等。我们先来个五十年不变好不好?五十年够长了。讲五十年比不讲年限好,更能使大家放心。今天讲的有一点新话,就是五十年。” (《邓小平年谱》P915)

确定了“五十年”不变的期限后,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就“香港的政策会不会变”的问题,邓小平又说:“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不要拒绝变化,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邓小平年谱》P998)

香港基本法怎么定?

1985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议决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1985年6月10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名单,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于当年7月正式成立,开始起草工作,并委任59名委员,包括23名香港委员和36名大陆委员。其中,包玉刚即作为香港委员列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而在此之前,1984年12月20日,邓小平会见包玉刚时,即就香港基本法起草问题进行了交流,邓小平指出:

“制定基本法要征求香港人的意见,但制定的权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有关主权的问题。基本法是搞得简要些,还是搞得详细些,既然是法律,搞那么烦琐干什么?联合声明是国际上都承认的,有法律效力,联合声明已经规定很详细了,有了它,基本法就可以搞得简要一些。现在香港人老要求基本法订得细一些,越细越好。搞得越细,将来就非变不行。他们不是怕变吗?搞得那么细,规定得那么死,情况发生变化后,哪能不变?香港人担心的问题,联合声明中差不多都有规定,还有什么需要更详细的规定呢?”

“目前香港的问题,第一,十三年中不出现乱子,做到繁荣稳定。第二,顺利过渡到一九九七年港人治港。要找些人出来,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出来。不仅是人,还有金融方面的事,到一九九七年还只是汇丰、渣打发票子吗?汇丰、渣打可以参与,但不能只是他们发,在香港的中国人的银行可以参加。票子什么时候换?总不能等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才换吧。所以要创造条件。其他方面的事,都要创造条件。港人治港有个前提,港人必须是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一爱祖国,二爱香港。”(《邓小平年谱》P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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