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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嘉:40年前 思想解放从这9页手稿开始
作者:雷嘉      时间:2018-11-06   来源:北京青年报
 

编者的话:改革无停顿,开放不止步。回望四十年,这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始终决定着当代中国命运。从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到如今推动“高质量发展”;从“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清远经验到如今自由贸易区、贸易港的全新战略布局……顶层设计与生动实践相互呼应,源源不断带给老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从11月5日起,北京青年报开启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见证》专版,北青报记者深入各个行业,让“实物”见证历史,让百姓讲出期盼,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折映精彩的未来。

首都师范大学校园内一间摆满了文件柜的办公室里,首师大原纪委书记潘亮打开柜子取出一个大文件袋,小心地从里面捧出9页八开大的复印稿纸,递给北京青年报记者。稿纸上的内容是一篇文章的修改手稿,第一行用钢笔写着文章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检验路线的唯一标准》,改稿人划掉了“检验路线”,最终定题为40年前那篇改变了中国国运的文章。

这位改稿人叫孙长江。1978年,他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时,成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重要撰稿人和最终完稿人。五年后他调至北京师范学院(即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直至离休。多年前,他把这份修改手稿的原件捐给了北京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前年听说潘亮正在筹建首师大校史馆,他就把复印件交给了潘亮。“这份复印件太珍贵了,一定会成为我们校史馆的重要展品。”潘亮说。

9页手稿摊开在办公桌上,潘亮和北青报记者一起细看上面的手迹。窗外传来校园里年轻人的笑声和北京三环路上的喧嚣声——这是21世纪的北京。历经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然天翻地覆。但是如今的一切,都始于40年前的这篇文章。

关于稿件的出炉

南北两篇文章被“捏在一起”

此手稿为胡耀邦审前最后定稿

1978年,刚刚从浩劫中走出来的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一年有余,但是“四人帮”造成的精神枷锁依然禁锢着一些人的心灵,长达十年的动乱在整个社会投下的阴影不是轻易就能驱散的。整个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亟待打破,可是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大部分中国人仍在迷雾之中。尤其是1977年2月出炉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更是让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改革生产关系、发展经济等一系列紧迫的工作无从下手。

就在这个时候,1977年末到1978年初,在南京和北京,各有一位中年知识分子面对思想的迷雾,不约而同地挺身而出,拿起笔写下了题目非常相近的两篇文章——在南京,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在医院陪护妻子时,连夜在医院走廊里写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北京,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写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并且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党校的学员中开始了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正在党校高级班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也参加了这场讨论。1978年4月初,胡福明的文章拟在《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上刊出。杨西光看到后,认为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但联系当时的实际还不够有力,提出修改后可以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同时,杨西光听说了孙长江的同题文章,于是邀请孙长江、胡福明和《光明日报》的编辑一起修改撰稿。最终,两人的两篇文章被孙长江“捏”在一起,数易其稿,定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送胡耀邦同志审阅后,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之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的报纸陆续转载。

在这份修改手稿第一页的最上面,有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的亲笔签名:“请即排印15份,送胡(耀邦)、杨(西光)各一份,五月十日(《理论动态》)那期用。”说明这是送去编辑部前的最后一稿。

关于孙老的创作

9页修改手稿

见证孙长江的贡献

40年过去了,一南一北两介书生如今都在家中安度晚年。只是,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时,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由于历史的原因,世人大多知道胡福明是此文的撰稿人之一,却鲜有人知道孙长江的名字。而北京青年报记者此次辗转找到的9页修改手稿,是《实践》一文付印前的最后一版修改手稿,见证了孙长江对这篇文章的历史性贡献。

首都师范大学校园内有几栋老式楼房,今年85岁高龄的孙长江就和老伴居住在这里。像很多老知识分子的家一样,这套房间简朴而干净,沙发上蒙着沙发巾,家具都是旧式木制,茶几上摆着全家福照片,照片上孙老夫妇被两个女儿和几个孙辈环绕着。北青报记者到访时,孙老就安静地坐在沙发上,只是因为脑部疾病,他如今已经无法进行顺畅交流,但一生经历的风雨都篆刻在脸上安详密布的皱纹里。

孙长江1933年出生于福建厦门,虽是南方人,却是一副身材魁梧的北方大汉的样子。他自幼跟母亲在泉州长大,靠母亲当小学教员的微薄薪水读到中学。1949年9月,正读高二的孙长江报名参加了解放军,随部队到福建永安剿匪。1952年,他从部队被送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自己挑选了历史专业。青年时代的孙长江勤于独立思考,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论谭嗣同》——他对谭嗣同的研究还引来著名学者李泽厚与他进行了一场笔墨讨论。毕业后他留在人大任教,“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县劳动,1973年回到人大哲学系工作。1978年初,他调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他和老领导——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的吴江一拍即合,要写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吴江是中共资深理论家,他在自己的著作《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里回忆道:1978年初,他和孙长江谈起中央党校第一期理论班学员正在针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进行的讨论,孙长江自告奋勇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起草过程中,理论班学员杨西光送来了胡福明的那篇稿件。“我看了来稿,觉得文章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我将来稿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文章最后就是由吴江定稿并送胡耀邦审阅的。

关于稿件的修改

修改稿突出“唯一”二字

全文增加了四个小标题

9页孙长江的修改手稿复印件在北青报记者面前一字排开。可以看到,每一张上面,孙长江都把大样(胡福明的稿子经《光明日报》多次修改后的版本)一段段剪下来,贴在稿纸上,然后在稿纸空白处写满了字迹。事实上,这一版修改稿已经是他多次修改后、正式排印前的最后一稿。

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回忆, 孙长江将两篇文章捏合到一起的经过是这样的:“他一边写, 一边将《光明日报》送来的大样可用的段落和长句 剪下贴上。捏在一起的结果是, 形成了一个6600多字的新的稿。其中剪贴《光明日报》稿中2700来字。”

历经多年,修改手稿上的钢笔墨水痕迹已经有点儿黯淡,但是其中体现的思考脉络仍清晰可见。例如文章第一部分的小标题“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就是孙长江手写加上去的,第一部分的整个第二自然段也是他手写加上去的。

这里他写道:“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显而易见,孙长江这里在原稿的基础上强调了“唯一”的重要性,紧扣文章标题。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也表示,这篇文章的初衷就是为了强调“唯一”二字:“我和吴江都认为,当时在一些领导干部中流行的‘两个标准’思想是错误的,是糊涂观念,要澄清,所以我一开始的命题就是‘唯一’。因为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两个标准’会带来的思想混乱的问题。”

通看全稿,越往后孙长江撰写的部分越多,而且全文四个小标题都是他加上去的。

《光明日报》也曾在1985年发表的《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中证实:“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胡福明则在回忆文章里说:“给这篇文章修改、提意见的有多位同志。杨西光主持这篇文章的修改发表,马沛文、王强华、吴江等同志都参加了修改。孙长江下大力气修改了文章。因而这篇文章成为集体创作。”

关于文章的影响

稿件见报后作者曾准备坐牢

历史已得到的就不会轻易失掉

每一个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人都知道,那样的文章发表需要多大的勇气。事实上,文章发表后引发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震动,超出了孙长江、胡福明乃至杨西光、吴江的意料。“文章发表后,有人说这是一篇砍旗的文章,当时我都做好了去秦城监狱的准备。”孙长江曾说。

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实践》一文深深影响了孙长江的后半生,至今他仍然认为“1978年对于我来说,是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年。”对改革开放他一直持乐观支持的态度:“中国的改革开放终究还是一步一步地在前进。我坚信,历史已经得到的就不会再轻易失掉,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面对这篇文章的历史功绩,他曾在回忆文章中谦逊地表示:“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绝不是由某个、某几个‘秀才’灵机一动或冥思苦想而引发起来的。这场讨论是历史的产物,这篇文章也是历史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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