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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雅 :40年前预测的2000年中国,超前还是保守?
作者:马雅       时间:2018-11-05   来源:
 

时代背景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的西方智库罗马俱乐部出了《增长的极限》这本书,讨论世界能源的供应、人口的增长以及生态的破坏等情况,认为世界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极限,至本世纪末或下一个世纪初,总的发展就会停滞下来,经济就会萎缩。后来,它对其报告有所修正,但总体来讲它对前景的估计仍属悲观。

在此之后,美国的卡特政府,也写了一个有关世界发展的预测报告,尽管比罗马俱乐部的结论要“光明”一点,但也算不得乐观。接着,日本的大来政府,编制了《2000年的日本》,预见将来日本国家的特点将是国际化、成熟化和老龄化。

针对这些问题,许多国家都提出一些相应的方针和发展战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当年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的预言,如今却几乎都一一兑现了。

1980年代初,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如何在这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激流勇进,奋起直追,设计出一个既借鉴各国发展的经验,又适合我国国情的远景宏图,这是摆在我国决策咨询人员面前的一个严肃而艰巨的课题。所以,他们需要分析和参照其他国家对世界前景的预测,探讨我国的社会、经济、科技等现状和发展趋势,而这将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试举例如下:

我国的建设与国际环境的关系:未来有没有战争?是否要卷入战争?世界经济景气与否对我国经济有何影响?要从正反面整体地进行估价。                   

研讨到本世纪末,我国国家科学技术的特点、水平和能力,及其对加速经济增长的影响。参照日本,从1955-1972年间,是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长率为9.3%,同期引进了大约20,000个项目的技术。日本的GDP在1967年超过英国和法国,在1968年超过西德,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当年日本意识到其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技术引进,然而,尽管引进人家现成的技术,一用就可以现得利,可要想持续发展经济,就不能全靠引进,就得靠自己去开发。所以,从1980年代起,日本开始强调“技术立国”。这个经验中国应当记取。但根据我国当年的水平,在今后的一二十年内如果引进得当的话,积极作用仍然很大。

要估计到随着经济的发展,某些产业的地位会发生巨大变化。比如美国的钢铁工业,在20世纪40-60年代是它的“黄金时代”。第二次大战以后,世界重建,市场对钢铁的需求增加。美国钢铁年产量从1940年的10,338万吨,快速增长到1969年的21,659万吨,增长了一倍,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上升到50%,并保持稳定。它当时不但在世界称雄,而且与汽车等相关的重工业一道,在美国本国的经济领域里称霸。

然而,197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的经济复苏,以其高技术、低成本的优势,大大挤压了美国的市场,使美国的钢铁由1960年代占世界市场的50%,降到1970年代的20%,此后更一路下滑。美国钢铁工业的衰落,固然与自身技术创新不够而竞争力减退有关,更是由于电子工业等高科技和服务业的兴起的必然。所以,决策机构要能预见到不同产业战略地位的转移。

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成功和失败之处,都进行研究,尽量少走弯路。比如西方的“汽车社会”,差不多每个成人都有一部轿车,由此不得不营造大批的高速公路、停车场,过度地消耗了能源并污染了空气。等等。

然而,参照借鉴他国的经验与教训,归根结蒂,还是要具体落实到预测未来的中国。这首先要总结我国的历史,立足我国的现在,才能有根有底地面向我国的2000年。1980年,鄧小平對外賓說:“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每人平均達到一千美元,算個小康”。1982年,黨的12大又決定屆時工農業的年總產量要翻兩番。

翻兩番是甚麼?小康水平是甚麼?人民目前的生活如何?人民需要甚麼?怎樣才能達到小康?這些問題都要給以实际的科學的研究、論證與描述。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和總理趙紫陽都對此作了指示,全國人大則將“2000年的中國”,列為“六五”中的一項重點研究課題。

198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受命主持了這項工作,并研究人员由王慧炯、李伯溪具体负责。马洪動員了中科院和社科院的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参加,並調動了國務院各部委和下屬研究所以及各省市的有關工作人員参与。此項目先後直接投入者達2-3千人,包括400多名專家和科協18個分會的一萬余名會員。課題自1982年開始启动,至1985年完畢,馬洪遂將這200萬字的報告送交國務院 。

1980年代初我国的具体国情

在作这份前瞻性报告之前,马洪先号召主要的研究人员到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研,他亲自带队去了西南偏远地区。深入基层,对研究人员的震动很大。他们加强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看到了地区之间的差距,这对他们确定总体方案和对策思路都有重要的影响。

預測“2000年的中國”,首先要從研究我國的具体國情出發。據統計,1985年我國7種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在世界的名次是:糧食居第二位、棉花居第一位、肉類居第二位、鋼居第四位、煤居第二位、原油居第六位、發電量居第五位;我國工業的增加值(淨產加折舊)居美、蘇、日、德之後,佔世界第五位;農業淨產值居世界第一。這些都是我國的優勢,是我國前進的基礎。

雖如此,我國仍處於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從技術上講,落後20年;按人均的國民生產總值和主要產品的產量,我們低於世界的平均值;如按勞動生產率來算,我們落後得更多。當時的中國,可觀的經濟總量與極少的人均量並存,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

馬洪率領研究人員,對中國優勢劣勢並存的情況,再作細緻的分析:中國幅員廣大,僅次於蘇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而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東富西窮,上海人均已達千元美元,西北貧困地區只有幾十美元。人口居世界之首,佔全球總人口的1/5強、比日、德、英、法人口總和還超出70%;而其中農業人口近80%,大大高於世界平均44.5%的水平。且文化技術素質低,文盲和半文盲约佔21%。

從資源講,總量豐富但人均資源匱乏,如可耕地佔世界第四位,而人均僅1.39畝(世界人均為4.7畝);如草原居世界第三位,可利用面积人均5.5亩(世界人均11.4亩);如地面水资源人均2,700立方米(世界人均11,000立方米);森林面积居世界第六位,人均1.7亩(世界人均15亩)。这种人均地面资源少,对我国的经济,特别是农业发展,非常不利。尽管我国的水力资源极为丰富,我国地下矿产包括煤、铁、石油资源很多,但如何爱护和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是存在的问题。而且,各种资源在地区上的分布也极不均匀。

至於基礎設施的薄弱環節,過去認為是能源,經過研究後,發現其實是交通:而運輸幾乎全靠鐵路,其中大部分是单行线,复线里程只有19.2%;铁路的密度僅及印度的一半。我國的能源主要有煤、油、氣和水利,可如果沒有交通的配合,能源的開發和利用便不能實現。至於通訊,我國是世界最落後的國家之一:1984年電話0.34部/100人,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6;我國電話的總門數還不及香港。

通過實事求是地對優劣勢作調研後,馬洪等得出結論:可以在扎扎實實的基礎上,制定出一個盡量接近實際的長遠規劃。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是固有的優勢;而且經過改革開放,全國上下民心振奮、思想解放。如果能將宏觀遠景展示給人民,描繪出生動可喜、卻又可信可行的輪廓圖像,那必將極大地鼓舞全國人民向新世紀邁進,走向世界前列的鬥志和信心。

“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的三个发展方案及其选择:

在马洪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里,对于一些重大的决策和预测,研究人员一般提出上、中、下三个方案,给领导提供选择空间,这逐渐形成了他们决策咨询的风格。这次,經過專家們反復的計算,他們提出了三個可選擇的方案:

1)重型結構方案,即基本上延續11屆3中全會以前的那種偏重重工業的發展方案。

2)以實現人民“小康”為目標來確定生產結構,使生產結構與消費結構相適應,即協調發展的方案。

3)在“七五”和“八五”期間,把積累率提得更高一些(35%)、把發展速度提得更快一些,到“九五”以後(1995年後)再來考慮改善人民的生活,即超高速發展的方案。

馬洪等通過一再充分的論證,集思廣益,採納了第二方案。因為第一方案偏重重工業,其實施積累率將達32%,投入多、產出少,宏觀經濟效益差。第三方案,则是以抑制人民近期消費為代價的,將在一定程度上挫傷群眾的積極性。而只有第二方案,不僅使翻兩番有保證,更重要的是能使翻兩番的經濟效果更好,讓百姓年年都能得到改革的益處。 馬洪再三反問自己:無論當初革命,還是現在改革,最終目的不都是為了让中國普通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嗎?

由於第二種選擇,是以實現人民“小康”為導向的,所以需要確定產業結構,使之適應於百姓的消費結構。實施此方案的積累率約為29%,是一個協調發展的方案:其中包括:1)首先抓消費生產,然後安排好生產資料的生產。2)增加對農業的投資。3)加快能源交通及第三產業的發展。4)改造傳統產業,發展電訊、新材料等新興產業。5)智力開發。6) 立足東部、開放沿海,發展外向型經濟;而避免齊頭並進。7)以大中城市為中心,建立層次和規模不等、各具特色的經濟網絡,来發揮其產品經濟的多功能。8)引進外資,等等。

根據第二方案的實施,馬洪領導的研究人員對2000年中國做出以下的預測:

1)繼續執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人口將控制在12.5億。如果人口膨脹,耕地又逐年減少,人民的生活则難以改善。而在2000年以後,如果人口結構由年輕型向成年型過渡,再隨機另商计划生育的國策。

2)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由1980年227美元的消費水平,达到2000年617美元的消费水平;農村居民可達目前城市居民的中等水平。由此,A.當解決了吃飯問題之後,在食品的消費結構中,糧食比例減少,副食比例增加,由“溫飽型”向“營養型”轉  化。B.衣著消費由單一低檔,向多樣、中高檔發展。C.耐用消費品由“機械型”,向“電子型”發展:“老四件”(自行車、手錶、縫紉機、收音機),逐漸變成三機一箱(電視機、洗衣機、照相機、電冰箱)。而且,開始房屋的商品化和汽車的家庭化。

3)綜合國力可望超過英、法、意,僅居美、苏、日、德之後(這實際上是在2007年實現的);三次產業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由1980年的36:44:15,變為2000年的22:52:26;其中信息等新興服務業迅速發展;届时將利用開發的東部沿海地區為基地,把投資和建設的重心,逐漸向中西部转移。

4)工業生產總量,大約相當於美國80年代初期的水平 。

“2000年的中國”,為中國老百姓描繪了一幅經過全國上下齊心合力有可能實現的美好遠景:向21世紀邁進,不但國家強大了,人民也富足了,這使得廣大群眾覺得既有方向、又有奔頭。自鴉片戰爭以來,一個多世紀的內憂外患,使中國人民吃尽了苦头。終於,共產黨領導人民趕走了帝國主義,改革開放又讓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在國際上,中國趕上百年不遇的不受外强困扰的大好時機;在國內,也算有了歷代志士仁人夢寐以求的相對良好而宽松的環境。所以,從80年代展望到世紀末,再從新世紀更向前滾動二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國家和人民的前景無可限量。

现实与回顾:

到了現實中的2000年,我國的人口接近12.7億,農:工:服務業的就業人口的比例為50:23:27;人均消費一千美元左右,達到了“小康”;三次產業結構為18.4:48.7:32.9;全部消滅了文盲,中高等教育普及率為76%;電話(加手機)約10部/100人;交通運輸:公路世界第四、鐵路世界第四(幾乎與印度平齊)、航空世界第六、海運世界第五……中國人民基本上實現和超出了馬洪等當年的預測,中國的經濟在新世紀裡穩健地騰飛。

而今作歷史性的回顧,筆者卻發現,馬洪內心裡其實主張第三個方案,即超高速發展的方案,即所謂暫時“國富民窮”的方案。由於他認為只有國家的實力更雄厚了,積累的財富更多了,才有真正的底氣向更高處發展。而過早地提倡消費,容易使人民一時嘗到甜頭,可難能持久,并且會造成較大的貧富懸殊。

當馬洪向國家正式獻策時,卻贊同了第二方案,即協調發展的方案。其原因是小平同志迫切地希望中國盡快達到“小康”。鄧在1979年訪美時,曾與卡特總統達成了諒解:只有中國達到“小康”之後,西方向中國出口尖端技術(包括軍事上的尖端技術)才易於被美國國會接受。否則,中國的技術進步和軍備發展,將被西方視為不顧百姓福利,像當年的德、日,或者蘇俄那樣企圖向西方的霸權挑戰,因而招致西方國會的抵制。

另外,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積貧積弱,全國上下都有這種巴不得明天就富起來的急迫願望。同時鄧小平意識到,單靠革命精神,難以安撫文革後的民心。於是,馬洪暫時擱置了自己的主張,服從了多數人合情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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