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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百万大裁军”
作者:徐庆全      时间:2018-10-10   来源:
 

回望1978年,在历史的交错中,有三件大事成为我们今天溯源无法绕开的存在。第一件,当然是开启历史转折航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公报中一句“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所蕴含的意义,不仅开启了国内历史性伟大转折,而且决定了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

在此前后,邓小平主持完成了另外两件举世瞩目的大事。

一件是访日。1978年10月,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访日的国家领导人,对日本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友好访问,并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的仪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正式生效,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一件是访美。两个月以后的12月16日,美国总统卡特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通过美国三大电视公司的电视网宣布了另一条更具轰动效应的国际新闻: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同一时间,中国政府也向全国播发了《中美建交公报》。1979年1月,邓小平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访美的国家领导人飞往大洋彼岸,对美国进行首次正式友好访问。至此,中国和美国30年没有外交关系的时代画上了句号。

透过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幕布,当年这三件前后呼应的大事,实际上是中国将时代的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先声。

“战争与革命”思维下的中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冷战”趋向下的国际新格局中,中国“一边倒”——“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这是承续着“战争与革命”思维对所处时代主题的的基本判断。

基本判断决定治国理念和思路。虽然中国在1950年代经济建设开始布局,“和平与发展”有望消解“战争与革命”的理念,但一场朝鲜战争打下来,中国随即陷入世界冷战格局的漩涡中不能自拔。“战争与革命”的理念不但没有被消解,反倒被无限放大了。

1960年代开始——当然,历史的节点从1950年代就开始了,伴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对战争的威胁估计更加严重,革命就成为拯救世界的法宝。“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傲慢,中国就是世界的“诺亚方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责任当仁不让。

“战争与革命”的思维逻辑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但要革中国的命,也更要革世界的命。从国内来政策来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从国际政策来说,“打倒帝、修、反”,从理论上输出革命理念,从经济上支援世界革命。

在革命的忙乱中,国内经济建设就成为“战争与革命”框框下的附属。既然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经济建设的主导就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在地区发展布局上这舍沿海和大城市的优势,而把重点放在条件恶劣的内地,后来更发展为搞“山、散、洞”的所谓“三线”——沿海为一线,中部为二线,西部为三线——建设,甚至把沿海和大城市已建的一些工业项目和重要企业,搬迁到西部山区的洞穴里。

到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并作为确定“一条线”战略(核心是联美反苏和以苏划线)的依据。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说:第一世界的两个霸权主义国家是我们共同要反对的敌人,第二世界是需要我们争取联合利用的发达国家,我们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要团结起来搞世界革命。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争与革命”的主题是分不开的。

彼时的中国,“备战备荒为人民”就成为总动员令,“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拨动全民的神经;“深挖洞、广积粮”,使全国进入“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的临战状态。哪里还能顾到经济建设?中国就这样在顾影自怜中,丧失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本文开篇所例举的三大事件,就是这种共识的体现。但是,历史的惯性往往成为前进的羁绊,“战争与革命”的阴影依然露布。对时代特征的判断,难以有清醒的认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依然充斥报章。

尽管如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在悄然地消解着“战争与革命”的影响力。从中央领导层看,“备战备荒为人民”已被摒弃,“希望二十三年不打仗”——23年就是到二十世纪末——的良好愿望,衍生出一个“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的论断,改变了既往战争迫在眉睫的估计。

这种改变,自然是进步,但无法解除人们心中的疑问:“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就是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可是又说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推迟十年还是二十年?心里没底,整天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要打仗,哪能一心一意搞建设?从既往的“深挖洞、广积粮”及“支援世界革命”等口号中跳出来,制定符合实际的正确的国内外政策,就成为必然。

1979年末,在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主持下,一个专门研究班子成立了。这个研究班子的研究主题是,在全国工作重点要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情况下,如何估量国际形势和确定外交政策?李一氓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抓住“和战问题”、“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关于国际共运和党际关系”三个关键性问题进行研究,写成《讨论稿》,上报中央。

关于和战问题,这个研究班子认为:战后三十多年的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经济和技术(包括军事技术)的空前发展,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使世界大战不容易再打起来,有可能争取到比较长期的、可以说是持久的和平,因此需要改变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的提法。这就意味着,中国可以争取到并且客观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进行现代化建设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完全有可能集中力量抓建议、搞改革。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研究报告的基本思想说明,这种划分实际上缺乏根据,理论上也站不住,今后不宜再公开提。这无异于对“一条线”战略釜底抽薪,为我们调整外交政策,即适当拉开同美距离、松动对苏关系、恢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等,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准备。

“关于国际共运和党际关系”, 研究报告认为,现在和今后相当时期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我们认为已经“变修”的许多共产党还是有一定影响和群众基础的,我们同它们打笔仗和断绝关系,是以苏划线的结果,反而在国际共运以及其他许多群运中孤立了自己(何方:《记李一氓同志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

在李一氓进行研究的同时,另一位资深的外交家宦乡也建议改变“一条线”战略,拉开同美国的距离,缓和对苏关系,团结发展中国家,执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李一氓和宦乡不愧是老外交家,他们的研究结果,抓住了时代发展的主题。但是,在当年,在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不容易一下取得共识。这从当年一份影响甚大的刊物《时代的报告》的发刊词中就可以看出来。

《时代的报告》创刊于1980年,是部队和地方一些老同志合办的报告文学刊物。在创刊号中,编者毫不讳言地断言,“我们是在战争威胁的条件下进行四化建设的”,因而将“本刊的职责”作了这样的表述:“首先是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霸权主义者的扩张侵略与颠覆阴谋,剖析当前国际形势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的根源,着力介绍国际间隐蔽战线反间谍反颠覆的斗争——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我们连一秒钟都不会迟疑——<时代的报告>发刊词》,《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

即以李一氓而言,他的研究虽然是给中央提供决策的,但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有人批评他忘了列宁的一条根本论断,说“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哪能避免?”

认识上的歧义,当然不限于上述情况,在中央高层,也有所表现。譬如,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当今威胁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

报告还说: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而越来越严重。但是,经验也表明,世界人民能够以坚持不懈的斗争打乱它们的战略部署。如果全世界人民真正团结一致,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

不过,“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一语,显示出中央在提法上开始发生变化,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向更趋于接近时代现实的方向转变。

既然认识有转变,高层趋同就不会太远。

到了1984年,“和平”成为邓小平会见外国客人挂在嘴边的词汇。这在《邓小平思想年谱》中有基本的脉络。他在几次谈话中阐述说:根据世界发展的态势,认为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不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可以制止,所以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他还说,当今世界一个是东西问题,一个南北问题,东西是和平问题,南北是发展问题,所以东西南北一起讲,就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

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五岛升为团长的日本商工会议所百人访华团时,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问题:“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邓小平思想年谱》P309)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国策,提供了理论和认识的基础。

“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百万大裁军”

伴随着在“和平与发展”主题认识的脉络逐渐清晰,中共中央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也在实行战略性转变,军队的精简整编便自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一个震惊世界的举动,就是“百万大裁军”。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充分利用大仗一时打不起来这段和平时期,放胆地一心一意地来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指出,理解邓主席的讲话,最重要的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的根本估计,要有一个认识上的转变。根据这个科学的认识和判断,在政策上也必须有一个转变。与此相适应,在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也应来一个转变。认识这些问题,对于统一我们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怀疑、犹豫和动摇。

会议认为,在国际形势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情况下,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工作要从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上这个战略性转变,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

既然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1985年5、6月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军队改革体制、精减方案。邓小平在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军队减到300万。

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到1987年,百万大裁军的浩大工程顺利完成。

裁军百万,对节省军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减轻人民负担,意义重大。更重要的是,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后,军队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更为直接和积极。

邓小平在1984年11月的军委座谈会上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把这个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

从经济建设的大局出发,军队开放了一批军事设施。全军军事铁路专用线、空军、海军的机场、码头,有一部分改为军民合用。1985年以后的几年间,军用技术转为民用的达一万余项,军工企业生产民用产品,已有数百项列入国家计划重点扩大发展。

“百万大裁军”,也由此成为中央确立“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标志性事件。

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明确地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之一。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又进一步强调了和平与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说,和平与发展问题不但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还是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因此,回望改革开放的历程,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确立的意义,怎么估价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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