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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镛泰:耕者有田的方法与话语:是土地改革还是土地革命?
作者:柳镛泰      时间:2018-10-08   来源:
 

提要:收购分配土地是“土地改革”,而没收分配土地则是“土地革命”,两者内涵实有不同。1944-1946年,中共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实行的耕者有田政策为收购分配的“土地改革”,而非没收分配的“土地革命”。然而之后中共的土地政策变为没收分配,但依旧称之为“土地改革”并禁止使用“土地革命”这一用语,其目的和意义何在?本文通过分析“改革”与“革命”的概念以及国共两党的土地政策演变,辨析二战后中共实行的耕者有田政策实为“土地革命”,而且这成为了促使新民主主义阶段提早终结的最重要内因之一。

关键词:耕者有田;收购分配;没收分配;土地改革;土地革命

作者简介:柳镛泰,男,原韩国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长,韩国首尔大学历史教育科教授、博士。

一、绪言

二战结束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的耕者有田从1946年5月展开,至1952年12月结束(少数民族地区除外)。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大体上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即五四指示(1946年5月)——土地法大纲(1947年10月)——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共产党将这一整体过程称为“土地改革”。

然而,土地法大纲和土地改革法是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并无偿分配给农民的。而五四指示是将罪大恶极的汉奸和土豪、恶霸的土地,还有华中解放区地主的土地以清算的方式进行分配。“清算分配”是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并不提供任何补偿,其本质上与“没收分配”并无不同。所以,以上三种政策都是将没收的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共产党通过清算分配和没收分配,剥夺了地主阶级的物质基础和乡村政权。而这就是1922年以来共产国际所说的“土地革命”。

与此相反,二战后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耕者有田采取了有偿收购的方式,因此地主阶级可以将土地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这也正是1922年后共产国际所说的“土地改革”。早在此之前,列宁就指出以孙文为中心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政纲存在民粹主义的倾向,并将其土地政策(平均地权)称为“土地改革”。【《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页。】这也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论,为延续地主阶级物质基础的结果。

然而大多数学者却无视这两者的差异,始终称二战后共产党实行的耕者有田政策为“土地改革”。其实,这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将土地政策三分为土地革命(1927-1937)——减租减息(1937-1945)——土地改革(1945-1952)的定式和话语而已。陈翰笙甚至将1927-1952年的土地政策都称为“土地改革”并划分为五个阶段,他认为第一个阶段(1927-1931)是国民党倡导的,其余都是共产党指领的。【《中国的土地改革》,《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改革和革命的差异性,将二战后的土地改革称为“土地革命”,但没有解释这些术语的概念【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下,台北联经1998年版,第591-596页;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中国近代史》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0-661页;张佩国:《“革命”的实践构造与农民日常生活的逻辑——山东“老区”土地改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首尔)2002年第15辑,第91-111页。】。例如郭德宏将两者区分开来,认为1927-1937年间共产党实行的没收分配为土地革命,国民党地方政府依据孙文的平均地权论和耕者有其田论实行的收购分配政策则为土地改革。但他仍然与多数学者一样,将二战后共产党的没收分配政策称为土地改革。【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年版,第2、3章。】简言之,中外大多数学者明确区分了中共在二战后实行的土地改革和1927-1937年间的土地革命,但都没有注意到这与台湾土地改革之间的差异。

那么共产党二战后实行的耕者有田与1927-1937年的土地革命是否从根本上不同呢?在那场土地革命中,共产党先是将地主、富农的土地(包括财产)全部没收,之后转变为仅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的出租土地。【朴尚洙:《1920年代末-30年代前半期中国소비에트经济论分析——土地ㆍ农业政策을兼论하여》(1920年代末-30年代前半期中国苏维埃经济论分析——兼论土地、农业政策),《史丛》(高丽大学)第60辑,2005年3月,第213-214页;顾龙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5页。】如果从没收地主的土地(包括财产)并剥夺其乡村政权这一点来看,与二战后的耕者有田并无不同。

共产党也曾明确区分土地革命与土地改革,但从1944-1945年开始,土地改革一词代替了土地革命,并展开了围绕这些术语的争论。这不仅否定了1922年以来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观点,也无视了清末以来已固定下来的改革和革命的区别。土地改革与土地革命都以废除地主制为目标,但两者却是在方法、阶级基础、思想基础上都各不相同的土地政策,不能将两者混淆。然而却很难看到关注两者差异性的研究。

本文将着力于揭示二战后共产党的耕者有田在本质上实为土地革命,却有意称之为土地改革的过程和意义。为此,我将梳理国共两党的土地政策和话语选择的变化轨迹,还将追溯至清末,探讨清末以来改革和革命的区分方法,并与二战后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话语进行对比。

二、清末民初的“改革”和“革命”

要想揭示二战后共产党的耕者有田究竟是土地改革还是土地革命,那就必须从探讨中国近代历史上如何区分“改革”和“革命”这一问题入手。1900年前后,中国人开始明确划分近代中国的改革(派)和革命(派)。“改革”和“革命”这两个术语是近代日本人创造的reform和revolution的翻译词汇并被广泛使用。

“革命”为古文中出现的传统用语,但其含义仅限于易姓革命和王朝更替。在欧洲,“revolution”一直表示天体运行等自然的周期性变化,但在法国大革命以后表示与政权交替无关或包含这一点的结构性变革。同理,近代日本选择的“革命”这一用语也是经历了由传统含义近代化的过程。【关于“革命”一词的近代化过程,参考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所以“革命”一词在签订辛丑条约(1901)后清朝的权威一落千丈的背景下,因邹容《革命军》(1903)的出版被快速普及,甚至可以说到了滥用的程度。

与此相反,作为“reform”的译语的“改革”一词在古文中并没有记载。只是在1830年代,龚自珍曾建议清朝主动扫除积弊,并称之为“改革”:“一朝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龙应台、朱维铮编注:《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纪》,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页。】虽然“改革”一词是这样登场的,但它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作为“reform”的翻译词被广泛使用之前,还曾使用过“革政”一词。当时的改革派不仅要将自己同守旧派区分,还需要与革命派明确区分开来。我们可以通过《时务报》窥探到改革派的这种态度。例如,章炳麟在1897年2月写道:“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为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可以看出他明确区分了自己这一派的“革政”即“政治改革”而非“革命”。【闵斗基:《戊戌改革期의 改革과 革命》(戊戌改革期的改革与革命),闵斗基:《中国近代改革运动의 研究》,首尔一潮阁1985年版,第98-99页。】君主立宪派绅士继承了龚自珍思想开启的“革政”道路在1898年经历“改革”=变法后,延续为1901年清朝的“自改革”=光绪新政。这一路线与“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制道路完全对立。对立的焦点不仅在于君主制的存废与否,还在于是否根本改变以平均地权为标志的社会经济结构。当时梁启超曾说,“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新世界”,将两者明确区分。【《释革》(1902年),《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59页。】

根据金观涛的研究来看,1890-1900年间变法、维新、改革(包含改良)和革命这些用语的使用频率如下:变法1000余次,维新500余次,改革180余次,革命36次。1903-1926年间“革命”的使用频率激增(从200余次到700余次、1000余次),“变法、维新”和“改革”的使用频率则急剧减少(大约100余次)。【金观涛、刘青峰:《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金观涛等著,梁一模等译:《观念史是什么2:观念的变迁和用语》,首尔青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82页。】由此可见,比起外来语“改革”,“变法、维新”一类的传统用语更为大众所接受。君主立宪派将民主共和派称为革命派,并将自己与革命派明确区别对立,但很难看到他们自称“改革派”的例子。辛亥革命之前“变法”“维新”等传统用语代替了“改革”,而那之后便形成了“革命”和“反革命”的二元对立模式。简言之,1903年后“改革”一词不如“革命”使用广泛。

但是,当时也有人用“改革”一词表达自己或者其他人的行为和政策。1904年孙文在《警钟日报》回答读者提问的文章中,将“平均地权”称为“改革”。“弟所主张在平均地权,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近来欧美已有试行之者,然彼国势已为积重难返,其地主之权直与国家相埒,未易一躐改革。若吾国,既未以机器施于地……故贫富之悬隔,不似欧美……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复某友人函》(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8页。】那时孙文否定了民间广为流传的清朝将主动实行“改革”的期待,说道:“自义和团战争以来,许多人为满汉政府偶而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惑,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1904年8月3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1页。】由此可见,作为革命派领袖的孙文赋予了“改革”相当大的积极意义。

然而,1906年公布同盟会革命方略后,平均地权成为了“社会革命”的一环,便很难看到孙文将平均地权称为“改革”的例子。但在一般政治问题中不无称为“改革”的事例。孙文在1913年说道,“法美革命而后,共和告成,日谋建设,未敢曰尽臻完善。故法美政党,尚日谋建设之法,进步尚无已时。吾中华积数千年专制国之恶习,一旦改革,千端万绪不易整理”。【《在上海国民党恳亲会的演说》(1913年1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页。】这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阐述了与法美相比难以将专制政治制度和恶习短期内“改革”完成的现状。

如上所述,“改革”和“革命”在中国探索近代国家之路的初期就被当事人严格区分,并且之后的研究者也延续了这一做法。闵斗基和辛胜夏认为维持清朝君主制的前提下引进立宪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立宪运动、光绪新政为“改革”,推翻君主制并建立共和制的运动为“革命”。【闵斗基等编:《东洋史讲义要纲》,首尔知识产业社1981年版,第89-90页;首尔大学校东洋史学研究室编:《讲座中国史Ⅵ:改革과革命》,首尔知识产业社1989年版;辛胜夏:《近代中国:改革과 革命》,首尔大明出版社2004年版。】费正清、周锡瑞、徐中约、掘川哲男、张海鹏等人均认为清末至民国初期的中国史是“改革(或改良)和革命”先后并存的历史。【[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8-9章;JosephW.Esherick,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掘川哲男:《近代中国の政治と社会》,京都法律文化社1981年版;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中国近代史》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29页。】

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相互影响并可以相互转换。如章炳麟因改革的失败从改革派转变为革命派,使改革的成功客观上有助于形成革命情势。辛亥革命过程中有改革派随着革命热潮伺机加入革命派的例子,相反也有人在革命中受挫转变为改革派。但不论哪种情况,都没有使区分改革和革命变得无意义或不必要。

随着近年来对革命史观的批判增加,出现了对改革评价较高的倾向,顺应这一潮流也出现了将改革积极评价为革命的事例。如将清末光绪新政称为“新政革命”,将戊戌变法称为“未完成的革命”。【Douglas R. 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龙应台、朱维铮编注:《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纪》。】辛亥革命后革命派动不动称自己的行动为革命,并将对立势力规定为反革命。革命派反对袁世凯的“第二革命”“第三革命”自不必多说,在此之前改革派也经常提到“诗界革命”“史界革命”等,将急剧性变革称为革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革,故称之为“安静的革命”。以上事例均强调了改革的革命性特征。

与此相反的是,很难看到因革命不彻底而称之为改革的事例。例如,有没有因辛亥革命和苏维埃革命最终没有达成目标,而称之为“辛亥改革”或“苏维埃改革”的情况呢?近年来,认为二战后中国的耕者有田是依靠阶级斗争的革命,但也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秩序的研究逐渐增加。【尤其重视的是压迫自由个性的村落社区的秩序,以及深层政治文化的延续。Edward Friedman,Paul G. Pickowicz,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张佩国:《“革命”的实践构造与农民日常生活的逻辑——山东“老区”土地改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首尔)2002年第15辑;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2003年第2辑。】如果因为这样的理由而否认二战后的耕者有田是土地革命,那么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将一样被否定。但至今学界中还没有出现这样的看法。众所周知,依靠暴力消灭君主并推翻其政治经济基础的运动被称为政治革命,而非政治改革。与此相同,消灭地主阶级并推翻其政治经济基础的运动被称为土地革命,但有人却称之为土地改革。这种情况在中共党史中从未有过,却在1945年前后突然开始出现。

三、1924-1948年国民党的耕者有田政策:土地改革论

只有将地主的土地所有转化为农民所有或国有,才能有效达到工业化的这一观点,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共识。在东亚,这一观点的根基是依靠井田制的传统土地均分思想。然而在方法上是实行有偿收购还是无偿没收这一问题,不仅存在着尖锐的政治对立,同时也存在深远的思想差异。中国近代史上的“土地改革”一词是一战后从欧洲的“land reform”翻译过来的。“土地革命”一词是在俄国革命后从苏联通过共产国际流入到中国的。土地改革和土地革命的差别反映了根植于两者底层的思想体系的差别。

有偿收购的土地改革论可以追溯至18世纪后期William Ogilivie提出的理论。Ogilivie根据自然法思想主张土地公有论,认为每个农民都有权拥有40英亩的土地(5人的家庭可以使用一台犁耕作的面积)。对此他在1781年提出了国家收购土地使其归为国有,并永久租赁给农民的方案。【金润相:《地公主义:새로운토지패러다임》(地公主义:新土地范式),庆北大学出版部2009年版,第105-115页。】在这里他提出收购而非没收,则是因为人类的劳动投入到自然土地中使其产生了使用价值,而这正是私有的根据,所以需要对此提供补偿。在他的影响下,欧洲在19世纪后期开展了依据资产阶级土地公有论的土地改革运动,而这一运动成为缩小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贫富差距的一环。英国的土地保有改革协会(1871)和德国土地改革同盟(1898)等开展了这一运动,使一战后魏玛共和国等欧洲国家也得以推行土地改革。

这一系列的土地改革论在1920年末传入中国。1928-1929年,在《新国家杂志》和《新生命》等杂志上,通过发表《匈牙利的土地改革》和《芬兰的农地改革》等文章介绍给群众。虽然各国情况有所不同,其主要内容为:没收王室、卖国贼、外国人的土地,收购一般地主土地之超过限度的部分,有偿分配给农民。【谭振民:《东欧诸国的土地改革及其效果》,《复兴月刊》1933年第1期,第21-32页。】1930-1940年代中国的各类杂志都持续介绍了欧洲的土地改革理论和相关事例。

孙文的平均地权论既受井田论的影响,也与亨利·乔治的理论有密切关联。经历一战和俄国革命后,孙文在1924年增加了耕者有其田论,更具前瞻性地将自耕农创设政策具体化。然而他依然坚持依靠租税政策和有偿收购逐渐废除地主制度,而这正和土地改革的概念相一致。如前所述,1904年孙文称自己的平均地权为(土地制度的)“改革”。那么1920年代之后国民党应该依然称自己的土地政策为土地改革,实际是否如此呢?

国民党改组之后,孙文和国民党基本上都用“改组”(国民党),“改造”(国家),“改良、改进”(农业、土地),“改善”(生活)等用语表示自己的政策。【金观涛认为随着中国式革命观念逐渐成熟,革命派认为“改良”意味着反革命。但是革命派却经常使用“改良·改善”表示自己的政策。金观涛、刘青峰:《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第499页。】国民党在1924年1月“一大”宣言上增加了耕者有其田,更加具体说明了平均地权的实行方案,称“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荣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8页。】从内容上来看,这一政策相当于土地改革,但却没有这样命名。1926-1927年国民革命运动达到高潮,国民党则使用“农民革命”“农村大变革”等用语表示自己的政策。例如,“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农民参加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的特权……因此革命的要求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大大的变革”。【《农民运动决议案》(1926年1月)、《对全国农民宣言》(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133、309页。】然而没有使用土地革命一词。这与国民党当时主张没收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的土地财产,却没有主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的政策有关。

然而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没有完全规避改革一词。1926年1月,国民党在二全大会财政问题决议案中提到“广东币制已若斯纷乱,本党非急图改良之不可”,并称之为“改善不良之币制”“改良币制”“币制改革”。【《关于财政问题决议案》(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124页。】1934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案》。其中包含将省政府从委员制改编为省长制,“县制改革”等内容。此外还有《彻底改革政治肃清历来积弊以恢复本党信仰再图积极建设案》《改革政制推进政治以实行三民主义案》《限期成立盐政改革委员会及实施盐法案》等例。【《彻底改革政治肃清历来积弊以恢复本党信仰再图积极建设案》(1934年1月)、《改革政制推进政治以实行三民主义案》(1934年1月)、《限期成立盐政改革委员会及实施盐法案》(1934年12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223-224、248页。】由此可见,在提到财政、行政、政治、盐政等制度的“改革”的同时,对于平均地权却表达为“实行土地政策”“推行土地政策”“施行土地法”,并没有称之为“改革(土地制度)”。【《实行土地政策以消泯乱源巩固革命政权案》(1934年1月)、《推行本党土地政策纲领案》(1934年1月)、《迅速施行土地法并救济农民案》(1934年1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229-230页。】在1930年制定和公布的土地法也是如此。

国民党将平均地权称为“土地改革”的事例始见于1940年。1936年7月五届六中全会上,孙科等17名中央委员提出,“请迅速改革租佃制度,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并在大会上通过了这提案。【《改革租佃制度案》(1936年7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16-417页。】然而只是说“租佃制度改革”,并没有说“土地制度改革”。1940年7月五届七中全会的决议案【《请设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改革,实现平均地权,活泼农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萧铮等12人提案),使“土地改革”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国民党官方档案上。《请设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改革,实现平均地权,活泼农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1940年7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641-642页。】决议案中介绍了西方各国设立土地银行,支持“自耕农创设”的事例,并称之为“土地改革运动”。接着又说道,“平均地权之实施,土地改革之遂行,亦端赖土地金融机构以为唯一之经济源泉……为实现总理‘照价收买’与‘耕者有其田’,主张必须设立土地银行,授以发行土地债券特权,以实行平均地权”。这可能与国民政府属下的教育研究机关——中国地政学院和实际上继承前者的中国地政研究所在研究领域使用“土地改革”一词的情况有关。地政学院的前身为地政研究班,1932年按照蒋介石的指示附属于中央政治学校时,确立的宗旨为“研究土地问题,促进土地改革”。研究负责人则是曾在德国学习一战后土地改革运动和政策的萧铮。【萧铮:《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台北中国地政研究所1980年版,第63-70页。】

然而在此之后,“土地改革”一词回归到了“土地政策”“耕者有其田”等。萧铮等人作为地政研究所的核心人物,在1943年出版了《平均地权和土地改革》一书,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始终回避“土地改革”一词的使用。从1947年3月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政治改革案》和《经济改革方案》可以看出,更加积极使用了“改革”一词。然而在《经济改革方案》中,也只是说“改革农地之分配关系”“农业改革”。六届三中全会的主要文件中出现“土地改革”的唯一例子是《全体会议宣言》中“金融政策与生产政策配合运用,土地改革与农业改进得为有效之推行”而已。【《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1947年3月)、《农民运动实施纲要》(1947年3月)、《经济改革方案》(1947年3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094-1095、1116、1131、1137页。】1947年4月,继承地政研究所成立的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在次年2月发表了《土地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为依靠公债实行有偿收购和有偿分配。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并没有接纳这一方案。甚至转移至台湾后,国民党在1953年发表的《实施耕者有田条例》中也可以看出,仍然尽量回避“土地改革”一词,更加倾向于使用“土地政策”和“耕者有田”“平均地权”等孙文式用语。只是之后学者们称之为“土地改革”罢了。【徐世荣、寥丽敏:《台湾의土地改革과 悲惨한 台湾地主》,柳镛泰編:《동아시아의 农地改革과 土地革命》(东亚农地改革和土地革命),首尔大学出版文化院2014年版,第171-181页。】

四、1921-1945年共产党的耕者有田政策:从土地革命论到土地改革论

无偿没收的土地革命论可以追溯至《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的土地没收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将包括土地和资本的一切生产手段公有化,根本解决人类的疏离问题。他们也认为土地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他们和认为劳动即财富之源泉、私有之根据的资产阶级自然法思想家不同,认为自然是和劳动类似的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本身即为自然力(人类劳动力)的表现。他们认为私有土地就像是一个人私有另一个人一样毫无根据,应当将私有土地无偿没收并国有化之后,分配给农民耕作。这样的无产阶级土地公有论和相关的土地革命运动源于20世纪初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这也使得1920年代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地主产生了被没收土地的恐惧,因此当时土地销售急剧增加。【一般来说,苏联和东欧的没收分配称为“土地革命路线”,西欧的收购分配称为“土地改革路线”相区分。椎名重明编:《土地公有の史的研究》,东京御茶书房1978年版,第6-7、75-76页。】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2年开始,土地革命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传入中国。共产国际在1922年《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中提到,各国共产党要进行消灭地主制的“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但为了动员广大的农民群众并和反对这一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就要提出“土地改革”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在这里,“土地革命”代表着没收地主土地并无偿分配,和代表有偿收购和有偿分配的“土地改革”相对立。【《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192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364页。】在那之后,包括朝鲜共产党的朝鲜革命家也是这样理解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并明确区分使用。【方基中:《农地改革의 思想传统과农政理念》(农地改革的思想传统和农政理念),洪性编:《农地改革研究》,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104-109、113页。】与这样的一般论题不同,共产国际在1923年5月要求中共在形成反帝统一战线的同时开展土地革命,要求中共提出全部没收地主土地和公有土地并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革命口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923年5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56页。】中共在1925年开始将没收地主土地视为最终目标,而减租减息是当下的过渡期政策。尽管如此,中共仍然避免使用“土地革命”一词,其中的原因可推测为考虑到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的1927年八七会议上,第一次将没收地主土地表示为“土地革命”。八七会议之后到1937年为止,中共一直使用“土地革命”来表示自己的土地没收政策。其含义为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没收其土地并分配给农民,废除一切封建压迫。【《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土地革命》(1929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336页。】所以没收土地必须与夺取地主阶级的政权、武装结合起来一并进行。1937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展和抗日战争开始,中共从土地革命转换为减租减息。

以上介绍的中共的土地政策的特点为,仅存在没收地主土地和作为过渡期政策的减租减息这两种政策,而没有作为土地改革的有偿收购的部分。但是,中共在1944年开始突然提出有偿收购的土地改革方案。这可以看做是1939年12月-1945年5月之间新民主主义论的确立带来的变化。

首先,毛泽东此时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并将这一理论与孙文的三民主义相连接,使其正当化。毛泽东阐明,将来成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动用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并分配给农民,实现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这一口号”。然而,上文中已经说明孙文的耕者有田并不是无偿没收的土地革命。所以毛泽东也在同一文章中提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同点是“没有土地革命纲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集》第7卷,东京苍苍社1983年版,第125-126、163、175页。】那么他就是无视了实行方法上改革和革命的重大差别,仅仅强调共有将要达到的目标,并添加了牵强附会的解释。但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没有称之为土地改革。

另一方面,1939-1944年间毛泽东重新认识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土地革命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把当时的中国革命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终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集》第7卷,第125、130页。】接着他又说道,“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即使是现在抗日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的时期,也是如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184页。】换言之,土地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反封建革命。

然而从1944年7月,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论开始转变为土地改革论。他在会见英国记者斯坦因时开始使用“土地改革”这一新的用语:

假如整个中国在一切党派合作的基础上,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那就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我们的减租减息政策。尽管它还比不上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是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但它实际上仍然是一次伟大的改革,只要真正的民主政府制度在各地建立起来,就可能把现在处于封建剥削制度下的一切土地逐步地和平地转移给耕种者。实行一切土地逐步转移给耕种者的方法,将会鼓励地主的资本投向工业,……1930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曾经颁布了一个土地法,规定地租的最高限额为佃农主要作物收获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但是事实证明,国民党不能够,也不愿意将土地法付诸实施……只有共产党能够真正实现土地改革,即使它采取的仅是减租的方式。【《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5-186页。】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后,就可以实行减租减息和有偿收购的政策而不是没收土地,和平实现耕者有田,鼓励地主的资本投入到工业中,并称之为土地改革。孙文式耕者有田正是如此。但还补充到,如果没有满足国内和平与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就不能排除没收地主土地的手段。这场与记者的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曾经实施过的土地革命”这一句话,从中可以看出他将土地革命与土地改革相混淆。而他摆脱这一混乱则是在《论联合政府》上。

他在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用“土地改革”完全替代了“土地革命”。例如他说,“为了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只有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才能解放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但是他认为“中山先生的‘耕者有田’主张是当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确的主张”,“1927-1937年中共实行了中山先生所说的‘耕者有田’”。【《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毛泽东集》第9卷,第243-249页。】这与上文提到的他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讲述的1927-1937年间中共实行“土地革命”的发言,形成了明显对比。

在那之后,从1945年10月开始,中共通过在重庆发行的公开杂志《群众》(周刊)向广大人民普及“土地改革”这一用语。具体来说,通过《东南欧的土地改革》《战争和土地改革》《论土地改革和工业化》等文章,介绍了土地改革的思想和相关事例。中共的经济史学家何干之在1946年4月《土地改革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将解放区以是否实行土地革命为标准划分。在1940-1943年间,未实行土地革命的陕西省米脂县一带的贫农以购买土地的方式实现了耕者有田,地主转变为工商业家,所以称之为“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46年4月16日),《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565-573页。】当今研究者当中,胡素珊、田中恭子、王友明等人认为1942-1945年间华北解放区通过实行减租减息,实际上进行了“土地改革”。【然而他们都没有区分收购分配形式的土地改革和1947年后进行的没收分配形式的土地革命。Suzanne Pepper,Civil War in China:The Political Struggle,1945-194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Chapter 7;田中恭子:《土地与权力——中国的农村革命》,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第2章;王友明:《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章。】

简言之,中国共产党在1940年开始借孙文的权威使自己的土地政策正当化,他们认为只要耕者有田的目标和结果相同,即使实行方法不同也视为同一政策。并且中共从1944年开始将有偿收购的和平渐进方法规定为土地改革,并用这一用语代替土地革命,在1946-1952年间耕者有田的实践也被冠名为“土地改革”。

五、二战后共产党实行的耕者有田:从土地改革到土地革命

1.收购分配的流产和清算分配的推广

1944年毛泽东提出的以联合政府作为实行主体的土地改革,在二战后经历了两个阶段转化为土地革命。这两个阶段指的是作为临时措施的“(五四)指示”阶段和作为法令的“土地(改革)法(大纲)”阶段。

中共中央在五四指示中说道,最近各地区广大的农民群众“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指出了以下三种实行耕者有田的方法。①没收。没收分配大汉奸的土地和财产。②清算。将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压迫和剥削农民的地主、豪绅、恶霸作为对象,清算其租息、霸占、负担以及其他无理剥削并使他们以土地清偿负欠。③买卖。地主在减租、清算斗争中愿意出卖土地时,使农民站在合法和有理地位,即具有购买优先权。【《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江苏省档案馆编:《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共产党明确将这一指示中这类实行耕者有田的方法称为“土地改革”。

五四指示中的“改革”性质体现在地主自愿出卖土地时,保留了有偿收购道路这一点上。实际上这也符合一战后从欧洲传入的土地改革的概念。中共华中局在政治形势不稳定且群众基础薄弱地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鼓励买卖地主土地。【《华中局关于贯彻党中央五四关于土地政策新决定的指示》(1946年5月28日),《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第229页。】不仅如此,中共中央在1946年7月提议,将一般地主的土地,用政府的土地公债来有偿收购并有偿分配给农民。【规定了拥有土地的上限,一般地主可以比中农多拥有两倍的土地(抗日地主为可以多拥有三倍),超额的土地由政府根据超额递减价格收购,并以一半的价格分配给农民,分10年偿还。《中共中央关于研究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2卷,第1-3页;《中共中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向各解放区政府的提议》(1946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4页。】在这一提议中,中共中央说道,这个有偿收购政策是“根据孙文耕者有田的主张和政治协商会议上耕者有田的决议”决定的,也是依据“保障农民拥有土地的同时也给地主较大的利益,这样才能推广到全国”的判断决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9页。】这一方法在陕甘宁边区的5个乡作为示范实行一段时间后,因1947年3月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被国民政府军占领而停止。

中共的有偿收购的方案虽然只在示范区域实施不久便终止,但为什么偏偏在那时实施并且有着怎么样的意义呢?在中共的土地政策史中,这必然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方案。因此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只是“政治姿态”(political gesture)而已,实无内核。【John Wong,Land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China: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Agriculture,New York:Praeger Pub.,1973,35.】杨奎松则认为在五四指示之后一些地区的农民获取土地的斗争变为激进,担心因政治协商会议聚集的中间派脱离,所以必须修改自己的政策。【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1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然而从根本上来看,这一时期中共采取清算分配和收购分配的方案,遵循了在政协上听取的组成联合政府的建国民意,这也反映了中共无法忽视这一点直接走向没收分配的客观形势。

这种客观形势可用以下三点概括。第一,包括民主同盟在内的中间派采取了没收汉奸土地,国家有偿收购一般地主的土地并渐进性完成土地国有化的立场。【《中国民主同盟纲领》(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编印:《民主同盟文献》,1946年版,第42页。】第二,1946年1月在国民党主导下召开的政协明确了联合政府将“实行土地法,实现耕者有田的目标”。而且此时美国持续仲裁着国共协商。第三,国民党在1935年4月公布土地法施行法,阐明了采用有偿收购方式的渐进性耕者有田方针,在1946年4月修改公布。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政协并同意组成联合政府的中共实行无偿没收等同于自杀。所以中共积极宣传包含有偿收购的五四指示是实行“孙中山的主张和政协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45页。】

从结果上来看,这一时期解放区的耕者有田运动,大部分并不是采取了收购分配或没收分配的方法,而是采取了清算分配的方法。中共华中局在讨论五四指示的实行方法后,5月28日和6月9日给各地干部下达补充指示,清算对象从地主、豪绅、恶霸的私有土地扩大到一切公田。华中局强调清算方式与“内战时期的没收方式”的差别,称之为“清算分配”【《华中分局关于贯彻党中央五四关于土地政策新决定的指示》(1946年5月28日)、《华中分局关于在减租减息清算中解决土地问题办法的指示》(1946年6月9日),《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第229、252-255页。】,这也正是与“没收分配”相对立的用语。值得注意的是,华中局指示在清算斗争中只要使地主“一律以土地抵还”,不许地主自愿出卖土地。江苏省紫石县(现今的海安县)东屏乡依据清算的计算法,将每年超过规定(国民政府土地法上的37.5%)的地租额相加后,清算额超过了佃地7亩的地价,所以佃农直接将自己的佃地归为自己所有。1946年6月前后,华中局管辖区中像这样“全部清算后田地归自己所有”的清算分配“已经普遍认为是合法的”。【清算额的计算方式为:押租本金+(其利息+超过37.5%地租的部分)×租耕期间(年)。欧阳惠林:《从东屏乡八村的调査谈到调査》(1946年6月23日),《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第516-522页。】河南省北部太行山地区在1947年6月旧解放区8县20村和新解放区8县12村进行了清算斗争,其结果为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占所有耕地的比例分别从47.8%和36.7%降到了12.6%和9.1%。【《中共太行区党委关于太行土地改革报告》(1947年6月15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河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257页。】

所以在1947年10月没收分配政策正式定为官方政策之前,至少在这些地区依靠清算分配方式几乎已经完成了耕者有田。在佃农的立场上来看,清算分配是把被掠夺的钱、谷以及田地收还回来的正义且合法的行为,但在地主的立场上则是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无异于没收。另一方面,清算分配对不当掠夺的财产计算后归还,这也与毫无认定步骤就进行没收的方式不同。在此过程中,虽也存在一些抵抗的地主,但大体上没有太大的阻碍,用2-3个月的时间实现了清算分配。依靠清算分配方式实现耕者有田的土地占据了华中解放区整体耕地的25-35%。【陈丕显:《在华中土地会议上的总结》(1948年4月29日),《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4卷,第186页。】然而,清算斗争演变激进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乱打乱杀”的现象。

2.没收分配:从解放区到全中国

1947年10月公布的土地法大纲表明中共确定了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的方案。这反映了1947年2-3月间为了组成联合政府的国共协商全面决裂、延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之后的政治军事形势。正是此时,参与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和担当仲裁者的美国特使都相继撤离重庆。

在刘少奇的主导下,经过全国土地会议1947年10月公布的《土地法大纲》的主要内容如下:①没收乡村所有地主的土地、财产(农具、耕牛、粮食、房屋)和公田,将这些与其他土地一起分配给所有乡村村民。②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中中农财产规模以上的部分,均分给贫农。③分配到的土地和财产为个人所有,由政府登记土地。【《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549页。】

这一法令公布之后,激进的贫农路线完全浮出水面。因土地不足不能够满足贫农的“平均分配”的要求,出现了将中农分类为富农、富农分类为地主,并没收他们土地的过激行为。毛泽东认为地主富农占全体人口的8%的观点考虑到地区差异已有些过度,但1947年因这条激进路线被划分到地主富农的人竟然达到了25%左右,有25万以上人死亡(他杀、自杀)。【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1卷,第69-70、99页。】地主富农的死亡和中农的反抗使中共中央感受到了危机,为此在1947年11月-1948年2月从贫农优先路线调整为保护中农优先。然而这一修正指示因贫苦农民和当地干部的平均主义要求实际上没有得到落实,乱打乱杀的状态持续了下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6月公布的《土地改革法》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公田,却将富农的土地排除在没收对象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338页。】虽然没收对象的范围相对缩小,没收地主的一般土地和财产的方案却坚持了下来。刘少奇这样解释没收政策产生的经过:

经过十年内战,我们对土地革命有了经验。抗日战争开始后,将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到情况发生变化,让步的条件和原因发生变化时,又由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这就是去年的“五四指示”。“五四指示”是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正确的,但是转变得还不彻底。由减租减息到现在这次会议决定平分土地。……苏维埃时期的经验,彻底平分土地一定要组织队伍,发动贫农、雇农组织农会,群众觉悟了才行。【《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5-386、389页。】

由此可见,他认为无偿没收和平均分配(平分土地)是“土地革命”的主要特征,但是却将恢复这两大特征的二战后耕者有田称为“土地改革”。他说“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再次确认了无偿没收是土地改革而非土地革命的观点。【《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下,第32页。】

根据这样的用词选择和逻辑,有偿收购和有偿分配的耕者有田就不是土地改革。现实当中也有体现的相关事例。在国共内战的形势遭遇逆转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属下的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在1948年2月发表了《土地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为依靠公债实行有偿收购和有偿分配。【此条件为地价规定为地租(37.5%)的7倍,农民分14年偿还。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土地改革方案》(1948年2月19日),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集》第6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5-467页。】这才是在思想上和方法上都相当于国民党原有的孙文式土地改革。正是如此,中共的杂志《群众》中,积极宣传共产党自己的有偿收购、有偿分配案(1946年7月)是根据孙文的耕者有田论实行的土地改革。但是5个月之后,相同杂志里却批评上述的“土地改革方案”为“假土地改革”。【许涤新:《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实行中山先生的主要遗教》,《群众》1947年第40期,第4-5页;许涤新:《请看反动派的所谓“土地改革”》,《群众》1948年第2卷第13期,第10-12页。】前者的宣传逻辑是收购分配即改革,后者的批评逻辑则是没收分配即改革,所以收购分配不是改革。

中共领导层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耕者有田政策在土地法大纲公布前后从土地改革转化为土地革命。1947年9月13日,出席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谢觉哉(边区政府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在日记中,将提案中提到的没收地主土地和平均分配记录为“土地革命”。【《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3页。】两周后,中共豫陕鄂前委称全国土地会议的“总的路线和精神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贫农为基础的人民群众的彻底反封建土地革命”,要求“必须彻底完成土地革命”,与之前的日记相符合。【《中共豫陕鄂前委关于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指示》(1947年9月27日),《河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第422-424页。】在此之前的6月2日,薄一波在晋冀鲁豫多次提到今后的任务是“土地革命(运动)”,也是如此。【薄一波:《关于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1947年6月2日):《河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第23-36页。】1948年4月29日,中共华中局政治委员陈丕显在华中局土地会议上,首先承认“土地改革是极复杂的农民革命运动”,又说道,“在土地革命中,我党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巩固地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改造二流子,这也是我党现阶段上的战略方针”,“自卫战争就是土地革命一点也不错”。【陈丕显:《在华中土地会议上的总结》(1948年4月29日),《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4卷,第194、196、203页。】

以上的四个事例都来源于1947-1948年中央和地方的土地会议的内部文件以及出席者的日记。从陈丕显的文档“因时间匆促,未经工作委员会审阅”的情况来看,这一用语通常在检阅过程中被剔除。内战结束后,中共评价土地改革为“消灭地主阶级的社会革命”,“激烈且复杂的反封建革命斗争”,不论在方法上还是性质上都承认并强调是土地革命,但一直回避了“土地革命”这一用语。【《中共中央对“豫西日报”“停止新区土改实行减租减息”社论的修改意见》(1948年8月21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426页;中共中南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1950年12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数据选编:农村经济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页。】这与国民党极度回避将自己的耕者有田政策称为“土地改革”的情况相呼应。

像这样,在耕者有田的方法在改革中转化为革命,“土地改革”一词已经背离现实的情况下,这一用语依然被保留下来。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在内战中,中共考虑到与中间派的合作,坚持了组成联合政府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建国民意。这样的意图,在中共公布的收购分配的五四指示和没收分配的土地法令中都可以看出。因为中共将两者都以孙文的平均地权论和耕者有田论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和平建国纲领来正当化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第9页;《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下,第33页。】第二,越来越激化的内战使政治军事性对峙尤为突出,掩盖了土地革命的暴力性。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之间的相关关系。【毛泽东:《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1950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数据选编:农村经济卷》,第64页。】内战结束后,朝鲜战争成为中共的安保危机,地主和国民党特务趁虚而入在各地展开暴力抵抗,加剧了双方的武力冲突。【金真经:《建国初期中共의 土地改革,1950-52》,《中国史研究》(首尔)第23辑,2003年8月,第190-192页。】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批评广东省的和平土地改革是地方主义的右倾错误,要求在1952年前以阶级斗争方式完成土地改革。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中共以“土地改革”一词代替了“土地革命”一词。所以这与JohnWong所说的,共产党到1946年11月为止都有意避开“土地改革”这一词,取而代之的是“翻身”或“解决土地问题”等模糊用语的说法大不相同。【John Wong,Land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37.】中共真正回避的用语不是“土地改革”而是“土地革命”。这在毛泽东批准五四指示后的第二天,下达了“不要说土地革命”的补充指示中可见一斑。【《刘少奇年谱》下,第42页。】

与此相反,中共之外却存在众多将这场土地改革称为土地革命的事例。首先,亲国民党的徐佛观在1948年认为土地法大纲是“抗战以来中共土地政策的重大且明显的转换”,“恢复了江西时期土地革命路线”。【徐佛观:《论中共现阶段之“土地改革”运动》,建国出版社1948年版,第1-9页。】这一观点在深刻剖析历史脉络的情况下切中了要点。再者,某杂志的“时事解剖”一栏中,认为国民党虽然拥有“土地改革”纲领但并没有实行,而共产党施行了“土地革命”,比较了两党土地政策的差异。【苏迅:《土地改革和土地革命》,《礼拜六》1948年第122期,第4-5页。】国共内战结束后,民主同盟的主要人员将中共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理解为土地革命。比如,陶大镛认为1950年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相较于1927年是发生了变化,但“土地革命的基本方向是始终不变”,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要“将土地革命进行到底”。【陶大镛:《土地改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展望周刊社1950年版,第6-7页。】沈志远和潘光旦等人在1950-1951年间观察江苏省太湖一带农村之后,也说道:“以前我们或多或少把土地改革看成只是从地主手中把土地拿过来,机械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而已……其实完全不这么简单……土地改革必须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敎育等等方面的群众革命运动。……农民从土地革命运动中公平分得土地、耕畜、农具和地主多余的粮食及房屋以后,农村生产关系便起了基本的变化……”【潘光旦、全慰天:《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98、131页。】但之后随着中共的话语权的稳固,中间派实事求是的用语马上就被压迫。

六、结语

二战后中国的耕者有田,从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并剥夺其公民权来消灭地主阶级和地主制度的角度来看,与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并无不同。因此,如果称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相关运动为“第一次土地革命”的话,二战后的相关运动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土地革命”。前者是地区性的,而后者是全国性的。值得注意的是,两次都是在国共内战时期实行的。只是“第二次土地革命”依据新民主主义论将“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排除在没收对象之外。然而,他们拥有的农村地区的出租土地都被认为是地主土地,一并被没收。

同样重要的是,无论是清算分配还是没收分配,两者均与乡村政权的革新紧密联系在一起。农民协会组织民兵从恶霸、豪绅、地主手中夺取乡村政权,并没收了他们的私有土地和公田作为乡村政权的物质基础。在这过程中,地主阶级和乡村政权的负责人以惊人的武装规模进行了抵抗。在每个乡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赞成即为法律”反映了中共中央的大众路线支持着农民协会。这导致了地主和农民协会之间频繁出现乱打乱杀的现象,这一对象在有些地区竟然达到了全体人口的20-30%。

在推翻乡村的旧领导层之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乡村的政权机关相继成立。大多数人民代表并非地主富农,而是中农和贫农。例如,1949-1951年间湖南省长沙县县代表中农民占据了67.9-74.7%。乡代表中农民的比重更是增加。浙江省6个县的6个示范乡的乡代表都是由中农、贫农构成,根本没有富农。【柳镛泰:《职业代表制:近代中国的民主遗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326页。】所以,不仅仅是中央——省——县层面的革命,在乡村政权层面上也彻底实现了革命。共产党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实行的“土地革命”的核心内容也与此相同。所以二战后中共的耕者有田不论是从革命的传统意义还是从其近代意义方面,都可以认为是中共革命史中所说的土地革命。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随着中共确立了新民主主义论,从1945年开始用“土地改革”代替了“土地革命”,并在1946-1952年间全面实行这一方案。在这期间,中共始终强调不论是清算分配还是收购分配或是没收分配,都是以打倒地主阶级为目标的农民的革命性阶级斗争。当时由于过度宣传“打倒封建地主阶级”“阶级斗争”“农民革命”等“革命话语”,使社会现实不断地意识形态化和急进化。【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2003年第2辑,第78-84页。黄宗智强调共产党过度宣传的革命话语只是“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存在较大的距离,这时使用的革命话语在文革时期重现。】考虑到这样的整个情况,将“土地改革”的实际内容革命化的同时,回避“土地革命”一词不能不说属于一个例外。当然,实际的阶级斗争因乡村的宗族和包含公田的共同体秩序就变质不少,但不可否认的是打倒了地主阶级并革新了乡村政权的事实。

即便如此,中共依然将收购分配和没收分配都称为土地改革,完全规避了“土地革命”一词。这反映了当时需要满足两种相矛盾的要求的困境。为了动员贫农加入红军需要无偿分配,而这就必然要求实行无偿没收。与此同时,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得不与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政府,为此必须尽力回避能够联想到苏维埃革命的“土地革命”一词。在此过程中,中共和国民党还进行着话语之争:即中共自己选择“土地改革”并回避“土地革命”,也常用“耕者有田”,而国民党选择“耕者有田”并回避“土地改革”。结果,“土地改革”成为中共的专属,而“耕者有田”却不是国民党的专用词,所以从结果来看并没有形成国民党专用的话语。可以说,在这话语之争中中共赢得了胜利,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政治效果。

二战后中国的耕者有田如要真正符合新民主主义论的宗旨,就要坚持收购分配的土地改革而非没收分配方式。与此相反,1947年10月公布没收分配法令之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想不得不经历了一些变质。土地分配完成后富农急速成长,这被认为是地主阶级复活的征兆和私有者自发势力的东山再起,所以遭遇了打压并提前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富农成长之后转化为地主阶级仅仅是时间问题,主要担心的是他们联合台湾的国民党势力进行反击。这种担心因没收分配过程中的“革(地主阶级的)命”更加增大。所以没收分配成为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主要内因之一,将“土地革命”包装成“土地改革”的政治效果也没能长久延续下去。如此的情况在二战后新民主主义国家,即苏联影响下实行的朝鲜、东欧和新中国影响下实行的越南“土地改革”也是先后同样出现的。【苏联的学者说道,“人民民主国家的土地改革是与资产阶级国家有时被迫实行的‘土地改革’根本不同的”,将后者称为“畸形的土地改革”。(瓦岗诺夫等著,张伯刚、郭一民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土地改革》,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页)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后者正是“原本的土地改革”,而前者就是“土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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