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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兰:观念的更新,才是真正的维新:对戊戌变法反思的反思
作者:那兰      时间:2018-10-08   来源:
 

▎看客的狂欢

1898年9月28日,菜市口刑场前人山人海。人们引颈以望,等待一场砍头大戏的上演。

当六辆囚车混杂着锁链的碰撞声隆隆驶来时,人群沸腾了。他们一面咒骂“乱臣贼子”,一面将手里的烂菜叶、臭鸡蛋丢向囚车。

囚车最终在监斩台前停下,一名囚犯昂首走下囚车,他质问监斩官:“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何不审而斩?”

监斩官却一声大喝:“尔等乱臣贼子,还用辩解吗?死有余辜!”然后用力投去杀头的令箭,刽子手们持刀急忙上前……

当六位改革志士人头落地时,换来的是围观者的一片叫好声。

据说,上述正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被杀时的情形。而那个质问监斩官的死囚,正是写下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受关注的一场体制内改革。按照最朴素的理解,改革是为了救亡图存,是为了当时四万万同胞争取权利与自由,但为何改革的先驱,却得不到民众的尊重、理解和支持?

“民智未开”——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答案,也常被当作这场变法失败的“官方解释”。然而,当我们把这场改良运动的失败,置于自晚清以来近100多年来的文明转型困局之中时,“民智未开”便显得非常单薄。

▎保举“西学人才”的闹剧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次次的战败、一次次的割地赔款,不断侵蚀着“天朝上国”的尊严与傲慢。创伤后的刺痛和耻辱,刺激着爱国志士的神经,他们希望国家奋发图强、励精图治,这是中国传统叙事中“家国天下”的基本底色。

传统的黑白叙事告诉我们:慈禧为首的顽固派阻挠变法,政治精英忙于算计个人利益,使变法失最终败。然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即便慈禧当时就支持变法(如同她后来推动的立宪改革),满朝文武勠力同心,维新变法就一定会成功吗?

从诸多权威的史料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晚清官员们的观念与格局,用“官智未开”来评价实不为过。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从甲午战后持续到变法期间的“保举西学人才”。

1894年9月,大清帝国惨败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次年3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激起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应——大清国败于自己的学生!“天朝文治武功”的神话彻底破灭,改良的呼声越来越高。光绪帝下诏,要求各省督抚推荐精于“西学”和“实务”的新式人才。

皇帝的诏书刚一下达,全国的保举奏折雪片般飞来。这些奏折保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大多是各地封疆大吏的亲信。六君子中的杨锐和刘光第,均为张之洞托陈宝箴保举。尤其杨锐,是张之洞“第一亲厚弟子”,长期在张的手下担任幕僚。

“举贤不避亲”,本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真像杨锐、刘光第这样的人才少之又少,大部分被选中的所谓“新式人才”,明明是日常念诵“经史子集”的老学究,根本不懂西学为何物,但只因为后台过硬,也被委以变法的重任。一时间,人人都以谈“新法”为荣,却人人都不能说出个所以然。

对于这种附庸风雅的“西学运动”,茅海建老师在《戊戌变法研究》中感叹道:战败后的剧痛,短期内的确刺激了改革的热情,可是在毫无生气的政治环境中,这些热情也逐渐被帝国的官僚体制消磨殆尽。

清末的整个政治生态清楚地表明:即便是张之洞、陈宝箴这样精通洋务的政治精英,对于“改良”的理解,也仍未超出历史上其他帝制时代的范畴。因此,即便是“保举”这种关乎国家生死方向的大事,依旧被他们操作成了派系斗争、权力分割。

“一入官场深似海”,帝制之下的派系政治,依然是晚清政治精英们的眼界和心智所及,虽然他们已“开眼看世界”数十年。与之相对的却是,那些靠坚船利炮叩开天朝国门的西方国家,早已形成比较成熟的现代政党政治。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冲突,使国人观察历史的视角至今有别与西方人(参阅:茅海建《天朝的崩溃》、蓝诗玲《鸦片战争》,重回历史现场,对比中英视角下的鸦片战争)。

▎变法目标:再造一个军机处

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戊戌变法被定义为“一场自上而下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改良运动”。很多史学家的研究,也聚焦于这场变法失败的原因上,却忽略了变法的方向和初衷。

今天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论证这场变法失败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袁世凯告密以及随后的戊戌政变,中国就可以建立君主立宪制,进而国运发生实质性的改观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我们先看看变法主要设计师康有为的心智和政治观。

在过去很长时间,后人对戊戌变法的了解,多源自康有为等维新党人在变法失败后的著述。变法失败后,康、梁在著作中肯定西式君主立宪政体,强调对君权的约束,让人们误以为戊戌变法的目标是君主立宪。

然而近年来,学者们翻阅清廷的原始档案时却发现,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给光绪帝的奏章中,只字未提限制君权。而他倡议成立的所谓咨议局,不过是另一个军机处,只是皇帝的一个顾问班子,这与西方的议会有着天壤之别。当时,康有为甚至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开设议院的(参阅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四部曲》)。

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以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救亡图存为口号而发动变法,为何却排斥西方政治制度中最基本的“立宪”与“议会”?因为康有为对维新的认知,不过是又一场新瓶装旧酒的改革,说”学智未开”绝不会冤枉康有为。

▎康有为的乌托邦教主梦

茅海建老师在刚出版不久的“戊戌变法研究四部曲”中明确指出,康有为思想中形似西方民主的东西,与其说是从西方学来的,不如说他自己的中国式幻想。

康有为的政体思想核心,被他称为“大同三世说”。按照康有为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造,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的基本概念,待“后圣”来发现的。简单来说就是:人类的历史,按照“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交替发展。

所谓据乱世,多君世,尚无文明;所谓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礼运,削臣权;所谓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运,削君权。

在康有为看来,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不过是在为其“大同三世说”做注脚。需注意的是,仅就字面意义来看,有人会以为康有为的“太平民主”,与西式民主是平行的“殊途同归”。这就大大低估了康有为的雄心,因为康有为最终的目标是,消亡国家,实现世界大同。

据梁启超回忆,康有为曾对学生们述说自己的政治抱负:“地球数千年来,凡二大变,一为春秋时,一为今时,皆人才蔚起,创制立教。”这里能担起立教大任的“人才”究竟指的是谁,已不言自明。(参阅:《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家书校订者解玺章先生著,亲笔签名版)

当然,像“大同三世说”这样宏大的理论体系,是不太可能直接运用于当时的中国政治的,更不可能引领世界实现大同。因此在戊戌变法中,他退而求其次——做不了教主,就先做个帝师吧。

作为站在那个时代最前沿的知识精英,康有为的思想,为何如此无知而又自大?

作为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过渡人物,康有为虽有心学习西方,然而传统的专制思想和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却严重阻碍了他们的视野。

在传统专制思想的框架下,所谓国家,是一家一姓的国家;而所谓政治,即辅佐君王。于是读书人终身奋斗的目标,就成了出将入相,做帝师。

唯有看清这一点,人们方才容易理解,维新派为何将变法希望全寄托在无实权的光绪身上。说到底,是传统专制思想的余毒未除!按照传统思维模式,只要皇上“乾纲独断”就能使全国面貌大变,妨碍皇上揽权的是慈禧,因此他们认为:只需要搞一点政变投机,除掉慈禧这块绊脚石,此后便是康庄大道。

而另一方面,又由于“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未除,康有为等“知识精英”,不但身未出国门,心也未出国门。他们无法正视西方文明,真正了解世界大势。于是,才只好从上古经传中发掘“微言大义”,穿凿附会,比附西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维新派的观念未能摆脱专制传统的窠臼,让他们自己亲手葬送了变法!

▎观念更新,是个长期且痛苦的过程

戊戌变法距今已有两个甲子。今年,又是一个戊戌年,我们该如何反思120年前的这段历史?维新派对西方先进政治制度心口不一的追求,对当下的国人有何启示?

那个时代,从知识精英到封疆大吏,依旧封闭的心态和陈旧的认知,更不用说当时的普通民众。明白这一点,我们或许会问出另一个好问题——就算戊戌变法成功了,后世的中国就一定会实现长治久安了吗?

刘军宁老师曾说:世界上的冲突,被过多的解读为利益之争,而观念之争长期被轻视,甚至被忽略了。然而,人永远是观念的动物。观念支配着每个人行动的无形密码。从人类历史历史来看,通常是观念先行,社会政治行动后续。一部人类的历史,是各种观念的形成、演化和存汰史。观念,虽然总是现实的一部分,但在今天已获得了比现实更大的影响力。

观念应该是流动、开放的,正是好的观念的传播推动了文明的扩展。观念的演进和更新,是一个长期且痛苦的过程。观念越是能够自由流动、传播,好的观念越容易占上风。好的观念得不到传播,就不能产生力量。在观念没有力量的地方,文明就没有力量。在错误的观念占上风的地方,也就是恶行横行的地方。所以,观念重要,良性的观念更重要。

从鸦片战争开始,当沉积了三千年的观念体系,遭遇另一种全新观念的挑战时,这种体系化的缺陷就暴露无遗。

当两种文明发生激烈冲突时,比如鸦片战争,被后世强调最多的是晚清政府的弱小,而非观念和心智的落后;当光绪皇帝学习西方进行戊戌变法,后世关注的多是变法失败的原因,却忽略了这场被高估的变法本身,不过是再一次的“新瓶装旧酒”,而原因,依然是对观念和心智的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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