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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我对国企改革40年的回顾
作者:李锦      时间:2018-09-10   来源:
 

1992年我写的双星市场经济调查报告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同获一等奖的有卢希悦、徐显明、陈炎等。

今天发表对国企改革的回顾《终于找到了市场体制这个目标》,重点写的是青岛双星集团调研过程。这是1988---1992年间的事情。重点是说1992年的事情,反映由计划经济体制内机制改革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

1988年到1997年,我由农村重点转入国企改革领域,跟踪市场经济研究,提出三大理论成果:市场经济模式、私营经济现象与资本经营理论,三次获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从此建起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大树。我们研究国家的难题,也要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这是我的看法。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体系犹如长江黄河的小小支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

这篇回忆,回顾第一轮国企改革的过程。1992年前, 中国的国企改革开始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接着是厂长(经理)负责制,闻名的马胜利承包是第三阶段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标志,轰轰烈烈的破三铁在1992年7月也停下了,最后进入经营机制的改革。

中国在1992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邓小平南巡,一件是党的十四大召开。这两件事最终果实凝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在争论激烈的时候,我在青岛双星集团调研42天,创造出中国第一个市场经济模型。我一到北京,张述存就决定马上向上呈送。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以四期连载,在十四大前70天发表了。十四大精神是什么?万里对范敬宜讲,你看看新华社的双星调查就行了,范敬宜到济南找我当面探讨。“市场经济看双星”,引发中国市场经济第一轮参观潮。因为这是中国最难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不知怎么做的事,这个调查报告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2年,我从“破三铁”入手,经历转换经营机制,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年跨了两大步。在这历史性的转折年,我的双星调查与报道,成为市场经济初期的开路先锋。从此,我超越了新闻记者的羁绊,进入经济理论研究的行列。

我应约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写作《见证改革40年》一书,全书约40万字,其中多篇写到国有企业改革。仅仅《终于找到了市场体制这个目标》这篇就有26000字。今天发表其中的一篇的第一、二节,请同行们、朋友们提出批评意见,帮助改进提高。

因为是为湖南人民出版社行将出版的书稿,媒体不得转载。谨此说明。

1、马胜利承包的兴起与失败

我是由农村改革而进入企业改革的。最早可从1982年12月的白集农村调查溯源。当时国有企业没有活力,生产效率低下,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我在农家炕头上写出调查,揭示农村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冲击,调查报告受到胡耀邦总书记批示“极生动、极有说服力”、“很多问题值得思考”。

没有想到,两个月不到,城市改革开始了。人民日报连续发表6篇评论员文章。更没有想到,6篇文章一发出便嘎然中止。胡耀邦是充满热情的改革家,6篇文章是他批示发表的,而时机未到,另外的领导和老同志暂时停止了这场发动。

1982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人民日报》总编室领导点名要我马上搞点报道,文字、照片都要,以事实说话,明天就下去,正月初二上版面。当时,新华社记者也以人民日报记者身份发稿。人民日报总编室直接点名新华社分社一个记者,是不多见的。我当然要向分管业务的副社长南振中汇报,领导也意识到改革要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了。商量一下,让我去最熟悉的高唐。到了高唐,发现城市改革已经在最为容易突破的领域开始实施突破。县委书记翟瑞华与我来到这个县城搞承包最早的向阳饭店。饭店门口摆满农民炸油条的、卖豆腐脑的、卖红烧肉的摊子。经理说,开始撵他们走,嫌他们抢了生意。后来,索性与他们展开竞争。在饭店内部试行包干核算、利润提成奖励的责任制,饭店营业额很快上升,职工的收入增长了。就象白集发生的农民与供销社的竞争,在这里也出现了。然而,与农民最近的改革毕竟出现了。

正月初一晚上在新华社,见到副总编辑朱承修,他问我送什么稿件。我说是人民日报约稿,我拿出一篇消息。他直接替我编了。但是删了很多,他说,城市改革暂时停了。我跑到人民日报,保育均拿出赵紫阳的最新讲话给我看,我才恍然大悟。确实,城市企业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条件不成熟不能仓促上马。需要一步一步进行,由浅入深,逐步推开。

三个月后,我在胶东的牟平发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千里连营。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和走进流通渠道后,农村改革在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再次获得突破。而此时的农村改革成功,在企业大规模成功了。然而,这不是国有企业,而是体制外的乡镇企业。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严重滞后,为乡镇企业提供了这个机会。

1983年4月,当我来到胶东半岛牟平县城时,看到了乡镇企业篷勃发展的形势,宁海镇简直成了农民造起的一座新城。西关村已把专业承包推行到各个工商企业。这个县的新牟里村与国营呼和浩特机床附件厂联营成功,把国营大厂的科技人员与技术工人引到新牟里来,成立牟平分厂。由新牟里村提供设备、厂房和劳力,共同生产国营厂的出口产品“环球”牌卡盘。由于新牟里的带动,在全镇很快掀起一个联营的热潮,横向联系关系扩大的15个省、市和自治区。乡镇企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产生的,从1981年起,每年以30%的增长速度发展,到1993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全国农业产值的47%和出口商品收购总额的45%,占领了“半壁江山”。出现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大企业,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集团、浙江省鲁冠球领导的万向节集团、河南省新乡县刘庄农工商公司、山东省济南的清河集团,吉林省四平市红嘴集团、辽宁省大杨企业集团与上海市郊的望春花股份有限公司都是具备很大规模的企业集团。

农村乡镇企业的取得高速发展。还有一个原因,是国有企业的高度衰退。国有企业不改革,资源被乡镇企业配置起来了。而乡镇企业,后来多数变成大队书记手中的私营企业了。

这时候,作为中国经济从农村改革转向城市改革的标志性人物,马胜利出现了。在我去牟平后的半年,也就是1984年初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张“离经叛道”的公开信,时任销售科科长的马胜利请求承包造纸厂!得到的反馈是“抢班夺权”,“野心大暴露”,随之他的科长职务被免掉。石家庄造纸厂是一个拥有800多人的大厂,当年国家下达的年产利润计划17万元,虽然当时的厂领导讨价还价说还得亏损10万。马胜利说:“我把17万掉个个,实现利润70万。”时任石家庄市长的王葆华拍板鼓励马胜利承包。1984年4月19日,马胜利签了合同,立下“军令状”,正式承包石家庄造纸厂。

“打破大锅饭,砸烂铁交椅”,刚刚走马上任的马胜利将这副对联贴在厂门口,革旧除新,一步步践行他“层层承包、责任到人”、“多劳多得”的经营理念。这些观念,都是从农村改革中转用来的。

被称为“国企承包第一人”的马胜利。

马胜利还提出“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现在看来,这是一项最基本的经营常识,而在一切由计划说了算的年代,没人想过要让市场说话。销售科科长出身的马胜利根据市场需求在产品结构上下足了工夫:厂里生产的是家庭用卫生纸,过去都是大卷纸,马胜利果断将卫生纸包装由一个规格改为六个规格,颜色也由一种变成三种,还研制出带香味儿的“香水纸巾”。

马胜利总结了三十六项治厂措施和七十二项变通方法,上至企业管理、用人方法,下至产品销售、员工激励,从根本上令暮气沉沉的造纸厂焕发出蓬勃朝气。

“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马胜利简直走出了一条起死回生之路,“承包”成为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困境的第一副“药方”,一夜之间,大江南北刮起一阵“马旋风”,1984年八九月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北考察,听了省领导的汇报后,胡耀邦说,马胜利搞承包比较好,干脆就叫“马承包”吧。1985年7月26日,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章墨渊、彭占魁、吴士深采写的的长篇通讯,题目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

马胜利成了改革精神的化身,承包也成了他的名片。

1987年,马胜利开始“放眼全国”,决定承包20个省、100家中国造纸企业,打造纸业托拉斯。虽然这一梦想最后以失败告终,但马胜利作为全国第一个把承包引进国营企业的成功实践者,因此被称为“国企承包第一人”。

山东菏泽的造纸厂是马胜利第一个跨省承包企业,开始效益还不错。接着马胜利转战贵州、云南、浙江“旋风般”地承包当地造纸厂。决定承包20个省、100家中国造纸企业,这是一项带有“中国”名头的工程,全称叫“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他一人担任100家分厂的法人代表。  从1987年11月中旬到1988年1月,马胜利如同一匹不知疲倦的快马,纵横南北十余省市,闪电承包了27家造纸企业。据说,邀请他去承包的企业多达800余家。

作家高峰曾在作品《马承包新传》中真实地记载了马胜利所到之处引起的轰动和马氏的魅力:“他谈笑风生,话语幽默而又风趣,会场内外鸦雀无声,听得人们如痴如醉,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竟无一人走动,有人憋着尿也不去厕所。”

一次次地演讲,一个个地承包,一场场地签约,马胜利似乎成了一根神奇的救命稻草。原来石家庄造纸厂的班组长都派到其它造纸厂当厂长、总经理去了

1989年下半年,很多隐藏的问题暴露出来,马胜利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盲目扩张带来的诸多问题开始暴露。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300多万元;1991年5月,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解散。1995年,时年56岁的马胜利被免职退休。1997年,破产企业石家庄造纸厂被朝阳企业集团公司接收。

2、国企第一轮改革的是是非非

到底怎样看待马胜利的失败?不仅是马胜利个人的失败,要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期探索。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我国通过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兴办新型工厂,形成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国营企业体系。实行的是单一全民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财、物和产、供、销都由政府直接管理。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另一方面也使劳动者丧失了必要的积极性,国有资源浪费严重,企业没有活力,生产效率低下。当时对此通俗的说法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

马胜利的兴起,是对这场改革的开始。从改革发展过程看,马胜利是一个失败的改革英雄。他总结自己的教训,未必准确。比如过于自信,速度过快等等。要从较大的历史时空来认识这场变革。我们借此回顾一下前面的改革。

这件事情,要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起。当时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此前,有一批老经济学家的观点值得回忆。在城市经济领域,孙冶方倡导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蒋一苇提出“企业本位论”指出:确立企业自主权,明确企业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法人地位。他说“企业应该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组织,在法律上具有法人身份,要实行企业注册制度,要自负盈亏,职工个人利益要和企业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他们的见解,远远比农村改革要准备充分。

第一阶段国企改革的第一回合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政府向企业下放部分权力。国有企业改革先是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润分成、放权让利等经济责任制的措施。在承认企业拥有部分决策权,政府向企业下放权力,同时改变传统企业全部利润上交的做法,让企业可以在利润中保留一部分财务支配权之后,相应的就应该有明确的责任。

第二回合是实行利改税和利税分流。1983和1984年政府分两步进行了以利于改善税收为中心内容的工商税制改革,把国营企业过去全额上交利润改变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及税率缴纳税金,税后利润完全归企业支配的制度变革,政府通过利改税改革,逐步把国有国营企业的分配关系,通过税收形式固定下来。这件事情是政府层面的事情。

第三回合是厂长(经理)负责制。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与当时国有企业正在实行的经济责任制改革是一致的。1988年召开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对厂长(经理)负责制作了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定,这部至今还影响着未经改制的国有独资企业的法律,相当大的强化了厂长(经理)的权利和责任。法律规定: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企业建立以厂长为首的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厂长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对企业负全面责任。我们知道的《乔厂长上任记》,便是这一阶段的描述。

我们注意到《企业法》对党委和职工的民主管理作了原则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基层组织,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督。企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企业工会代表维护职工利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企业工会组织职工参加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后来的公司法,整体上是进步了,但是很多问题也回避了。包括党的建设这样的重大问题。

第四回合是承包经营责任制。也便是马胜利承包阶段。马胜利意图在20个省、100家中国造纸企业集团。这一梦想最后以失败告终,他被称为“国企承包第一人”是符合情况的。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是借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功经验试行的改革措施。马胜利的承包制也是经济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即通过合同的形式,经营者从政府手中让渡经营企业的权利,自行决定合同之外的相关事务并组织企业的经营活动。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改革,通过承包合同把企业的经营责任落实到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这在逻辑上是没什么问题的,也有助于落实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但是承包制当时忽视了几个问题,马胜利都遇到了。一个发包人是政府官员,在签订承包合同的时候处于弱势一方,更直白的说,政府官员没有提供好的政策环境,并没有签出好的承包合同的能力;一个是不同于农村的土地,企业在经营上有更大的复杂性,经营过程也受社会牵制过多,马胜利所说“那个时代我们的管理体制、地方保护主义等,那都没办法,你太超前有时候也不行”。这个总结,是说到点子上了。在承包的时候,与经营活动过程相关的政府支持机制无法实现;第三个是企业无法解决“负盈又负亏”的问题。还有企业存在的短期行为问题,就更加难以解决,第四个是体制问题,由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建设都没有启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个人承包,是打不破的。因此,承包制的缺陷还是相当大的,更不是一包就灵。马胜利承包改革是在政府不具备所有权能力、个人不具备经营权能力的情况下进行的企业经营层面的改革,加上政府的资产管理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严重不分问题。

马胜利晚年回忆当年事,百感交集。

无论如何,马胜利的失败把国企业改革推进了一大步。这个时候,改革继续在经营机制内进行。继1991年“四川企业安乐死”之后又掀起了一股“破三铁”的热潮,这一改革措施得到了中央的首肯,并迅速在国营企业中广泛实施。我在这一阶段,开始冲在国企改革最前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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