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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胡乔木和胡绩伟的一场争论
作者:徐庆全      时间:2018-09-05   来源:
 

胡乔木和胡绩伟这场争论,是指新闻圈内并不是新闻的“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其时,胡绩伟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胡乔木是他的顶头上司——中央书记处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

胡绩伟是个善于思考的人。

当年邓拓被毛泽东视为“死人办报”时,他就在思考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在拨乱反正的年代里,他主持的《人民日报》工作,以事实证明,当党中央某些领导犯错误的时候,党报不跟着犯错误是可能的。胡绩伟十分珍惜这次的成功经验。经过审慎的思考,他提出了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

1979年3月和9月,胡绩伟在新闻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党校发表了四次讲演,以近十几年来的报纸宣传事例阐述他的论点: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在强调党性的同时必须强调人民性。对于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的问题,胡绩伟也一再阐明:首先,党报不能没有头脑只有喉舌,不能让头脑同喉舌分家。头脑长在党委身上,喉舌长在党报身上,党报有喉舌没有头脑;党委想什么,党报就说什么,只能是传声筒,只能是驯服工具。他强调党报也应当有头脑,党报自己应当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次,党报不只是党的喉舌,首先应当是党的耳目,只有通过耳目才能先了解实际情况和倾听人民的呼声,做到耳聪目明,这样,喉舌才能说出正确的话,作出正确的决策。如果没有耳目,或者闭目塞听,必然会胡说八道。再次,应当强调党报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人民既要了解国内外大事,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更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呼声,参政议政,真正做国家的主人。到了这时,“党报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论点才比较完整了。

胡绩伟的观点,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的鼓励。新闻工作座谈会结束时,胡耀邦作总结,肯定了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多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民性就不叫党性。……从党的根本性质来说,党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党性就是人民性。”但是,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则对此表示反对意见。他认为胡绩伟反对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向党闹独立性,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从此引发了“二胡”就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问题长达十年的争论。

关于这场争论,在“二胡”各自的著作中都有体现。览读两人的文字,会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两人都难得的表现出针锋相对的对立。

在与胡乔木相识的人中,大都津津乐道胡乔木平和、谦逊的作风;而胡绩伟呢,长着一张“乐山大佛”的脸,整天笑眯眯的。在披阅两人争论的文章时,我很难理解两人何以如此剑拔弩张,互不相让——胡绩伟因此还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者之一。

饶有趣味的是,在“关于党性和人民性”这个问题上,二胡都是因为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立场才引发争论的。

以胡绩伟来说,他在延安做《群众日报》总编辑时,倒没有“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这种自觉,而强调党性高于人民性。下面是一位当时投奔延安的青年的回忆:

那时,我到陕北仅仅半年,受过几个月政治训练以后,在延安大学新闻班作语文教员。有一天,我和新闻班的同学一起到清凉山《群众日报》社去参观,胡绩伟以报社总编的身份给我们讲话,针对我们这些到边区不久的人对中共党报提出的颇有微词的问题(例如:国民党报纸说假话,边区的报纸也不全说真话),阐述报纸的党性原则。我记得他讲道:真实性也要服从党性原则,如果不符合党的利益,真实的东西可以在一定范围讲,不宜公开报导。四川人多辨才,胡绩伟口若悬河,慷慨陈辞,给人以深刻印象。

很显然,胡绩伟当年强调,报纸的“党性高于一切”,连真实性都可不顾及,何谈人民性呢?

可是,当年也在延安的胡乔木却恰恰相反,他倒强调党的报纸要“党性和人民性一致”。1945年12月30日出版的《新华报人》第9期刊登了胡乔木的一个题为《人民的报纸》的报告。报告中说:

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这点不能怀疑。虽然人民并不都是共产党员,而且人民中还有其他的党,但因为我们的报纸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宣传的也正是人民所需要讲的。因此,这样的党报就是人民大众的报。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报上反映出来,这样来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说报 纸党性太重,证明我们的报纸和人民还有距离,就是人民性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报纸能最高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是报纸有最高的党性。如果表现出来的东西,使人民感不到兴趣了,就是报纸有党性不够的地方。

“二胡”都否定了自己,不同的是,胡绩伟是否定了自己错误的认识;而胡乔木是否定了自己正确的认识。争论自然不可避免。

1981年1月23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讲话中,不指名地批评了人民性问题。胡乔木说:“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说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里来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够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一种羞耻。”

听过以及看过这个讲话的人,都知道这是针对胡绩伟的——那时,人们还不敢想,其实也是针对胡耀邦的,因为胡耀邦肯定了这个观点。

2月8日,胡绩伟就此给胡乔木写信,说“一些同志认为这是批评我的,我也认为是这样,因为党和党报‘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和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这一观点确实是我讲的。不知你批评的是不是我?至于‘党性发源于人民性’、‘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我没有说过这个话”。他在信上还说,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不同看法,可以展开研究、讨论,甚至于批评,最好不要说成是什么“奇谈怪论”,“是社会科学界一种羞耻”,这不利于问题的讨论。

胡绩伟没有得到胡乔木的回应。不久,传出消息说,在筹备中的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批胡绩伟的“人民性”问题是会议的一个议题。在陕西临潼养病的胡绩伟,也希望在这次会议上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为自已的“人民性”观点辩护——哪怕被批判都可以。他在病中对党性人民性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形成了“第二次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准备发言稿”:《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他将这个稿子交给前来探望他的《人民日报》编委办公室主任余焕春,让他先转交给胡乔木,并给胡乔木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

在疗养期间,我对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作了一点研究,写成了一个稿子。可惜太长,虽然一再压缩,还有30000多字。我想把它送给即将召开的全国新闻 工作会议,不知是否适当?如果你健康允许,希望你先过目一下,看看大体上行不行?如基本不行就算了。如大体可以,希望能听取你的宝贵意见。

在各种不同意见中,你的意见起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有一些同志在发展你的意见,我认为甚至在夸大歪曲你的意见。这些同志不仅否定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原理,而且认为提出人民性就是同党性对立的,是纠党性之偏,有的同志甚至把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联系起来,说这是拿人民性来反对党性。

我这篇发言想尽量避免用论辩的形式,而用正面论述的办法,……想尽量不同什么人争辩,不愿因此挑起更大的争辩。当然,我心里主要的目的,还是避免同你争论,但确有少数同志拿着你的论点在“批判”我。如果他们看了我这篇发言,尽管我如何注意,他们都会说我是在批评你的。因此,这篇发言最好先请你看看,如果真会产生这种不良后果,我宁肯把发言压下来。

你是我在长期新闻工作中最尊重的领导同志,是我在新闻业务上崇拜的师长。尽管我们在一些具体观点上有分歧(当然在分岐中,你有很多是正的),但大原则是一致的,我对你始终是十分敬爱的。

正因为这样,我抑制不住趁此向你说几句心里话。我感到你有一点像毛泽东同志,他在前期有很多光辉的思想,可惜后期自已否定了它。你在新闻工作方面,我认为前期你不仅是理论上有很好的创见,而且在实践上有很宝贵的贡献,可惜在后期,在某些问题上你却违背了你自已早期的言行。

当然,你的功劳和权威远远不如主席,但你现在代表中央负责领导思想理论战线,你的言行影响也是具有很大的权威的。当前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不够活跃,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还差得很远。这主要是历史的客观的原因,但同你在领导方面的偏差和不够民主的作风,是有一定关系的。……我不愿意在你死后议论你,宁可在你生前说出肺腑诤言。

据余焕春回忆,这封信有的地方写得很委婉,有的地方又写得很尖锐,看过信的人都劝他不要发出去,认为这种心里话现在还不能那样直率地说。于是,他重新写了一封短信,随发言稿一起发出。

一个半月后,胡乔木回了一信,更令胡绩伟困惑不解。因为他发言稿中的基本命题是“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胡乔木在信中将原命题改为 “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删去了“阶级性”三字,然后批评他离开了阶级分析。信的最后提出:“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有某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措施,而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包治百病的药方。因此,我建议,目前最好不要用这个提法。”

胡绩伟虽对胡乔木这种做法不满,但还是根据他的意见,删去了所有“人民性”,将原来的题目改为“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并以此为题登在《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上,在内部征求意见。

6月2日,胡绩伟再次将内部《资料》送给胡乔木并附信说明他已删去了所有的“人民性”,只保留一处引言中的“人民性”不便删,表示对“人民性”这一问题将要继续研究,“在没有深入研究之前,我一定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几天后,胡乔木和邓力群的秘书分别打电话给胡绩伟,说稿中有几处“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宣部某负责同志,这虽是内部参考资料,也容易传出去,恐为敌人利用”。因此,要他把印出的一律不发,发出去的全部收回。胡绩伟再度耐心地修改,把几小段可能认为是不点名批评中宣部某领导的通通删去,再送胡乔木。此后,则杳无音讯。不过,胡绩伟则希望自己的这篇思考文章能够面世。直到1988年,工人出版社出版胡绩伟《新闻工作论说集》时才将此文收入。

在二胡这场争论中,胡绩伟和胡乔木各不相让,胡绩伟认识到,离开《人民日报》或许是比较好的选择。为此,他三次辞职。1983年10月,中央书记处讨论《人民日报》问题,同意胡绩伟辞职请求。

不过,在胡乔木看来,胡绩伟虽然离开了《人民日报》,但他“党性与人民性一致”的“流毒”依然影响深远。在胡乔木和邓力群到《人民日报》代表中央宣布同意胡绩伟辞职要求时,仍不忘提出要肃清胡绩伟在《人民日报》的影响,尤其是“人民性”的影响。

直到8年后的1991年,胡乔木仍然对胡绩伟的这种观点无法放过。

9月7日,胡乔木同《人民日报》新任社长高狄的一次谈话中说:“胡绩伟同志‘文革’后在人民日报掌权,散布了很多错误思想,核心就是使人民日报脱离党中央的领导。”“胡耀邦同志对胡绩伟、王若水是包庇、支持的。胡绩伟同志提出辞职,书记处讨论一致同意,同时对胡绩伟同志领导人民日报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和邓力群同志到人民日报把书记处提出的批评宣布了,对胡绩伟、王若水的错误讲了一篇话。胡耀邦同志非常反对,认为不应该去讲,辞职就很好了嘛!这是一种回避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态度。秦川同志是紧跟胡绩伟的,秦川同志的检查都是空话。”

胡乔木耿耿于怀于胡绩伟,以及胡绩伟组成的以秦川、王若水这个班子;同时,胡乔木更耿耿于怀于胡耀邦。谈话中所透露出的政治韵味,让人不敢回味。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再回头看这场范围很大、影响很广的争论,人们不得不说,胡乔木错了,胡绩伟对了。按照人们耳熟能详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表述来说,党要“立”,要“为公”,自然要有“党性”做保证;但党要“为民”“执政”,没有人民性如何执政?更进一步说,党性和人民性如果不一致,党的合法性如何存在?胡绩伟强调党报要有“党性”也要有“人民性”又错在哪里?

与胡乔木相同的是,胡绩伟对这场争论也同样难以释怀。

2006年12月,我得到老人的《胡绩伟自选集》,“新闻卷”三卷,开卷就是《我与胡乔木的十年论辩》,详细记叙这场争论的前前后后。不过,胡绩伟的观点有变化,他说:

其实,冷静地想想未来,就发现,我多年来所提出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是有很大局限的,都是局限在党和党报的范围内。从长远来想,……现在的党报制度也是要随之改革的。那时,恐怕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党报和它的什么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了。但是,将来受到普遍欢迎的报纸,仍然是属于人民的,仍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办一张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恐怕仍然是先进的新闻工作者所努力以求的崇高目标!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今,胡绩伟已经魂归道山8年了,“先进的新闻工作者”及其他人等,有何理由“诲而谆谆,听我藐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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