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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艳丽:回首1992:南巡与下海潮,彷徨的中国不再纠结
作者:徐艳丽      时间:2018-09-04   来源:华商韬略
 

一度彷徨的王石不再纠结,他笃信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再回头。

1991年,在国外待了一年的王石回到万科,在留下和出国之间纠结。留下,受体制束缚;出国,舍不得万科。但他很快就打消了出国的念头。

因为接下来的一年,他见证了中国的巨变。

那年春天,一位老人在南海边的谈话,将人们从“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由此掀开了新一轮改革大潮。

随后出台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两个文件,标志着现代企业制度正式启航。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企业和企业家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春天。

34岁的许家印扔掉铁饭碗,怀揣一份简历,南下深圳寻梦;48岁的任正非冲着六七十位员工大喊:华为要超过四通;28岁的马云借了3万块钱,开始人生的第一次创业……

一度摇摆的王石也不再纠结,他笃信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再回头。

国运兴衰,个人浮沉,从未像1992年一样,捆绑得如此紧密。

“是谁救了我?”

“是谁救了我?”

1992年3月13日,刑期未满的年广久一脸懵圈地走出监狱,他意识到“外面发生了大事”,却不清楚是谁救了自己。

三年前,这个“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因一桩莫须有的贪污案被捕,到1992年已被羁押了30多个月。

前途未卜的年广久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在1992年反转。

这年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傻子瓜子深圳分公司闻讯,壮着胆子打出横幅:“傻子欢迎邓小平到深圳视察”。

邓小平对这位瓜子大王早有耳闻,对身边的人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因为邓小平的点名,一个多月后,年广久被无罪释放。

这已经是年广久第三次被邓小平“保护”了。

1980年,改革开放刚起步,小业主雇佣八人以上就可能被划为“资本家”,年广久却一口气雇了12个工人炒瓜子,结果被人告上了中央。

邓小平了解情况后说:“不要动,先放一放,看一看。”

没过几年,年广久的工厂扩张到百人规模,狠狠赚了一百万。因为赚的钱太多,发霉了,他居然在自家院子里晒满了花花绿绿的钞票,结果被人扣上“资本家复辟”的帽子。

小报告第二次打到中央,邓小平表态:“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到了1989年,“姓社姓资”的讨论异常激烈,“出头鸟”年广久因为搞“有奖销售”又一次中枪。他被指控“扰乱市场”“变相赌博”,先是被检察院以贪污罪逮捕,最后因证据不足,于1991年改为“流氓罪”,被判入狱三年。

要不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提到他,年广久至少还要再过两年才能重见天日。

大字不识的他,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人把邓小平的那几句话贴在店铺墙上,逢人就念叨:“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傻子的今天。”

不躲了,去创业!

邓小平南方谈话给年广久带去的是重生,而给温州“电器大王”郑元忠带去的则是二次创业的信心和希望。

80年代初,郑元忠曾是温州第一批个体工商户,他白手起家,做成温州“电器大王”。当别人还在眼馋万元户时,刚满30岁的郑元忠就花7万多建了栋小洋楼。

然而,在那个路线斗争激烈的年代,郑元忠的命运也随之跌宕起伏。

1982年,一场打击经济犯罪的风暴席卷全国,3万多个体户被判刑,郑元忠和其他“温州八大王”被治以“投机倒把罪”。

但仅仅两年后,政策便再度宽松,“温州八大王”被平反,“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也成为改革标杆。

就在郑元忠趁着形势大好,准备大干一场时,一场“姓社姓资”之争又将温州个私经济拽进了漩涡。

蹲过大牢的郑元忠,选择急流勇退,在40岁那年做起了温州大学里年龄最大的学生。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温州民营经济的寒冬才冰雪消融,蛰伏已久的温州人再次勇立潮头。

那一年,26岁的温州小伙王均瑶创办了中国首家民营包机公司。退隐江湖的郑元忠也决定二次出山,从电器转向服装,创建庄吉服饰公司。

6年后,郑元忠被评为“温州改革开放20年十大风云人物”。从十几年前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到改革开放风云人物,一生经历起伏的郑元忠感触良深:

“这不仅仅是我个人身份的转变,更是一代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在一个人身上的聚集体现。”

再见,“红帽子”

92年的体制松绑,对年广久、郑元忠们而言,是草根创富的希望;而对体制内的企业家而言,则是产权意识的苏醒。

那年5月,钱塘江畔的鲁冠球和珠江岸边的何享健为同一个消息而振奋——国家出台了两份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

这两部被视为公司法与合同法雏形的条例,昭示着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正式启航。

鲁冠球率先行动起来,为了这一天,他整整等了十年。

十年前,为了拿到万向节厂的自主经营权,鲁冠球抵押了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从乡政府手中买走一半资产,可当他想更进一步,提出股份制改革的请求时,却被斥为“非分之想”“资本家复辟”。

十年后,两部公司暂行条例横空出世,鲁冠球知道机会来了。

这一次,他没有直接要股份,而是采取一种迂回的策略,绕开了最敏感的地带。

当时,有一家当地的国营客车厂濒临倒闭,鲁冠球看准时机,果断提出以万向名义注资相助,前提是政府授予万向股权。

通过这一操作,万向虽然还是集体性质,但鲁冠球获得了对万向的绝对控制权。

“花钱买不管!”这是鲁冠球当年喊出的口号。这话要是早几年说,他的命运恐怕不会比牢里的年广久更好。

鲁冠球为了股权迂回转进之时,珠江岸边的何享健步子迈得更大。

1992年,美的所在地顺德响应邓小平号召,率先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当时,许多比美的大得多的当地企业,都对股份制改革没兴趣,毕竟两年前,很多企业还在“姓社姓资”的压力下,将主导权交还给了政府。

如今,转念之间,不但要搞股份制,还要上市。这让很多人的脑子转不过弯来,也不敢转。

“宁可走慢一步,不能走错半步”的何享健,却“不知好歹”地冒了出来。

作为乡镇企业,美的做到一定规模后,管理混乱、权责不清晰等问题不断放大,何享健一直在思考如何靠制度、规范和团队去做大做强,他寄希望于企业改制。

两部公司暂行条例发布后,何享健正式启动美的股份制改革,发行职工内部股,以股权激励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以“公私联营”革除僵化的管理体制。

次年11月,美的电器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此后,“不差钱”的美的进入开挂模式,一跃成为国内家电企业的翘楚。

下海,永远不回来!

改革春风下,企业掌舵者们纷纷破茧重生。而在体制内,一场大规模的弃官从商浪潮也奔涌而来。

1992年夏天,39岁的对外经济合作司司长田源,找到自己的顶头上司、时任物资部部长柳随年,心急如焚地说:“中国需要一家国家级期货经纪公司!”

作为中国第一个期货博士,田源是当时最了解西方期货市场的中国人,也是最有资格创办期货公司的人。

据田源观察,当时的中国因为流通不畅、信息闭塞,全国粮价暴涨暴跌。

1991年春晚,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相声《着急》,就生动反映了当时群众面对物价飞涨时的焦虑心态。

时而疯抢、时而滞销的农产品市场,让农民、地方政府乃至国家财政苦不堪言,也让田源看到了引入西方期货市场平抑物价的紧迫性。

1992年,在体制松绑的带动下,全国15万体制内官员和知识分子辞职创业,每个部委都在办公司。田源认为,创办期货公司的时机到了。

但惜才的柳随年就是不放他走,几次三番以“公司太多”“部里没钱”等理由搪塞他。

最后一次,田源急了:给钱我能办,不给钱我也能办,只要部里批准办期货公司,股本金我自己找!

柳随年知道,这次是真留不住了。于是,部里给田源投了200万,剩下的看他本事。

田源马不停蹄忙了数月,找人、求人、吃闭门羹,最后找了13家股东募集了2000多万,又凭一己之力拉起了草创班子。

1992年12月28日,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成立,开创了中国期货业的先河。

在当时所有部委批办的公司里,中期公司是唯一没有行政级别的股份制公司。

“你说不要行政级别,是不是骗我们?”人事司司长当年质疑田源,“有的公司跟你一样说不要行政级别,后面又要追认局级,你是不是耍滑头?”

岂料田源大笑,回道:我今天离开这个门,就永远不会再回来!

这个放弃体制内级别的下海官员,后来成了“中国期货之父”。

“我只能做实业。”

1992年“下海”的15万体制内官员和知识分子,后来被形象地称为“九二派”企业家。

他们当中,除了田源等少数人留在北方、留在体制内创业,更多人涌向了南方,尤其是当时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海南。

那一年的海南,“热得一塌糊涂”。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浪潮将当地楼市推向了癫狂。那一年,海南房地产公司激增3倍,3万多平方千米的海岛上,密密麻麻挤着2万家房地产公司。

但在当时出让的2884公顷土地里,实际在建和竣工的不到20%,剩下80%都在闲置、囤积和炒卖。

“要挣钱,到海南”的口号裹挟下,冯仑来了,潘石屹来了,29岁的千万富翁李书福,在放弃自己一手创办的北极花电冰箱厂后,也来了。

海南当时有多热?

王石记得,当时拿到手的土地,还没开发,半年后转手就是100%的利润。潘石屹也承认,他当年就是靠在海南炒房挣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

1992年下半年,海南楼市泡沫急剧膨胀,房价暴涨至5000元/㎡。有人按当时的平均月薪算了一笔账,一个普通海南人不吃不喝地攒钱,买一套50㎡的房子要100年。

最先预感到要失控的是潘石屹。

那年底,潘石屹用传说中的“5斤橘子”从海口规划局换来一组惊人的数字:海口本地人口不到30万,而当时人均住房报建面积却高达50㎡,是北京的7倍多!

潘石屹和冯仑感觉到“要出事了”。“万通六兄弟”聚头商量,决定快速抽离资金,分散风险,转战北京。

事实很快证明,这是一次死里逃生的决定。

就在潘石屹等人逃离海南几个月后,国家出手整顿地产泡沫,大量房地产企业倒闭,留下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

一夜之间,“要发财,炒楼花”的海南变成了“天涯海角烂尾楼”,无数人从千万富翁变成穷光蛋,有人疯了,有人爬上几十层楼顶纵身跃下。

“手慢”的李书福在海南“几千万全赔了”,想起被自己舍弃的北极花冰箱,得到一个铭记一生的教训:“我只能做实业。”

历史分水岭

转眼间,26年已过去。当初从92年改革春风中走出的企业家,很多已经成为业界翘楚,统领着房地产、金融、汽车、家电等诸多行业。

在留下和出国之间摇摆的王石,尽管在一场股权之争后,黯然隐退,但他身后的万科已然成为“宇宙第一大房企”。

同时崛起的还有扔掉铁饭碗的许家印和他的恒大,以及冯仑、潘石屹等一大批房地产大佬。

从副局级位子上下海经商的陈东升,一手缔造了泰康保险这个庞大的金融帝国,并给那一年走出的企业家取了个名字,叫“九二派”。

在海南炒房赔掉“几千万”的李书福,痛下决心搞实业,在众人的嘲笑声中,做出国内成长性最好的民营汽车品牌,并“鲸吞”了沃尔沃。

但也有很多企业家,在92年冲破了制度的藩篱,最后却输给了自己。

被邓小平“保护”了三次的年广久,因为固守本业、家庭内耗,致使“傻子瓜子”走上下坡路。如今,耄耋之年还在站柜台卖瓜子,“我不干,别人会说年广久不行了”。

洗刷掉“投机倒把罪”的郑元忠,没能继续在电器行业的辉煌,反而在服装、房地产、矿业、物流等多元化发展中陷入绝境,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手创办的庄吉集团破产……

无论个体的命运后来如何,1992年,都被公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分水岭。

这道岭之前的中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但还裹挟着复杂激烈的路线之争。这道岭之后的中国,思想空前统一地加油干,昂首阔步走向新时代

那一年抵京的前世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华而诚,目睹这一巨变后,曾深情地感慨:“如果说此前中国一直在隧道中探索,1992年应该说人们终于看到了隧道口的光亮。”

那一年之后的1993年元旦,《人民日报》在致辞中这样总结并与全国人民共勉:

“九十年代是我国人民为进入新世纪打好基础的关键年代。国内条件具备,国际形势有利,我们千万不可放过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那一年的光亮,照亮了万千百姓和企业家前行的方向,那一年开创出的历史机遇,让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有了今天的巨变。

这让那一年,总是那么让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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