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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威:一件史料的时间考证
作者:胡威      时间:2018-07-04   来源:作者赐稿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鉴:

 

 感谢贵网于2014年5月和2016年9月先后转发《“文革”一页》 (见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14-05-13/46246.html)和《对〔“文革”一页〕的一点补充》(见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16-09-14/61595.html),保存了关于原国务院业务组在文革中那次审干会议的非官方记录。

 

 此役所关大局无非周恩来与毛泽东在林彪死后的博弈斗法,更兼当事人回忆中显有当年(尤其是文革中)派别恩怨的遗迹,宜为今人漠视厌闻。但这个事件确曾发生,官方隐瞒不提,文革历史就缺了一页。史料必应留存,是毫无疑义的。故,现根据当事人之一高沂的回忆录记载以及我个人所知对那次会议的时间做进一步核证。

 

 (一)高著回忆录《沂水长流》(以下简称《沂》书)第245页记载高于1971年在京,但未及月份或季节;

 

 (二)《沂》书第247页记载1971年春夏之交、9月及1972年春节前,高的三个孩子先后到干校探亲;

 

 (三)《沂》书第249页记载1971年秋干校批准高回京探亲,在清华八宿舍住了两个星期。

 

 (四)《沂》书第251页记载从1971年秋天开始(也就是在“爬坡”恢复党组织生活以后),军代表让高担任连的支部书记。

 

 (五)《沂》书第251页至252页记载1972年5月,干校通知高回京检查身体,是因陈正人猝死后周恩来令副部级以上干部从下放处回京体检,高此后再未回干校。

 

 (六)《沂》书第252页记载1972年元旦那天科教组找高谈话。

 

 以上(六)与(一)至(五)显有矛盾。前(一)至(五)的记述表明,高的三个孩子到干校探亲,两个在高本人1971年秋短期回京(住两周)以前,一个在其后即1972年春节前。可知高1972年元旦那天身在安徽干校,不在北京。又据《沂》书下文,高1973年元旦显然在京。此外,高所记述找他谈话的胡沙(我父亲)于1972年春节(2月中旬)时方从干校被调回北京在科教组任职,1972年元旦那天也不可能与高在科教组办公室谈话。

 

 因此,虽然高沂回忆“1972年元旦那天”科教组找他和刘仰峤谈话,“提出”(实际是传达上命)将他们的历史问题作为“重大历史问题”结论(后来上命以不了了之),我父亲回应高书的信(生前未及发出)中也未对那次谈话时间提出异议,但双方都记错了,他们“1972年元旦那天”都还在干校,不可能在北京见面。也就是说,原国务院业务组那次审干会议的时间应是1972年——而非1971年——年底。

 

在得到中国官方档案公开证明之前,对此事或可试做如下综析:

 

一、1971年“九一三”后,大批老干部对毛泽东羽翼下的文革派表示不满,形成对上的压力。

 

二、其时周恩来努力反极左,其中特别要“解放”“一大批老干部”。这是文革后许多回忆录中称颂的周的盛德。

 

三、至1972年12月,毛突然指示:林彪是“右”而不是“左”! 周对此极为不满,但只在自己办公室里有所表示,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面前则一味隐忍。

 

四、由副组长纪登奎主持的这次国务院业务组会议,没有周的批准是不可能的,甚至很难想像它能出自除周以外任何他人的谋划授意。

 

五、把数十名早经1956年中央审干做过正式结论的、由中组部直接管理的干部的历史问题拿到国务院的一个会上,过一遍就提出重新做结论的意见,大多偏于严苛(即无视历史条件),并且既命令传达到个人又不许透露新结论意见出自哪个组织,最终以不了了之。

 

六、如此行事可称作风草率,政治倾向恶劣,与周和国务院业务组在群众心目中形像判然有异,对当时已经开始的“解放一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像是踩了一下刹车,浇了一壶冷水。

 

七、与文革后表示对周助毛很不满意的邓小平对照,这批当事的老干部可说是拒绝了为文革让路背书。邓在毛示意要重新起用他时主动写出“永不翻案”的保证,欲令毛充分放心。也许这才是周期望于那些老干部的表态。

 

八、设想当时的“结论意见”能够通过,那些老干部像邓一样戴着一头辫子复出,文革或许能在毛同意之下正式结束? 毕竟那种组织结论原来一向都是在“运动后期”才做的(老话“运动后期做结论”),但本应由中央组织部或专门的领导小组或办公室主持。现在看来并无可能之事,未始不是周恩来等人当日的动机。

 

九、这是周的一次试探,既对毛表示了赞同文革的必要,又能恢复好用的干部资源。棋局中有此一步,舍子图进,不计牺牲,原未顾及历史将如何评说。

 

 

 

胡威

 

2018年6月24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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