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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甦宏:加快建设大三线,让毛主席吃好饭睡好觉
作者:闵甦宏      时间:2018-05-31   来源:新三届
 

2014年以后,八八三厂旧址被都匀市政府相中,作为兴建都匀茶博园及影视基地的建设用地,面临全面拆除改造的命运。部分老厂友对那里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拍摄了一大批老旧建筑和反映历史原貌的照片及视频。从而使得大家今天还能够通过这些老照片,回忆曾经的岁月和往日的生活。

虽然当年同在一个厂里,但由于每个人工作和生活的轨迹不同,更加上生活经历中各自不同的酸甜苦辣,所以,记忆印象深刻的地方不尽相同,但是,唯有下面这几张照片中的建构筑物及其所代表的区域,却一定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这就是以著名的“毛主席塑像”为起点,到“大食堂”的这一不足200米路段左右的范围。

曾经的政治象征

刚建厂时,所有与生活相关的设施和内容都被排在很次要的地位,这里仅仅是当年在每个城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都可以看到的,象征着红色威权的政治中心。

在城市里,一般会被冠以“红太阳广场”、“东方红广场”等红色的名称。而这里,在一九七一年之前,则被称为“毛主席去安源”,源于当时建造在这里的一幅绘有著名文革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砖砌照壁。

与对面坡下简陋的食堂相互呼应,一个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丰富的精神食粮,一个则每日三次(周日只有两次)定量提供简单且单调的物质食粮。

每天早晨,凄厉的起床号在寒风苦雨的山谷里响起时,大山里的天才麻麻亮,人们便不得不起床了。冒着蒙蒙细雨出门,以最快的速度钻进黑乎乎的食堂大厅,在亮着昏黄的灯光,却热气缭绕的小窗口前,支付三两饭票一分钱,买下自己的一份早餐:一碗稀饭和一个馒头或玉米面的窝窝头。这是一个职工每天早餐的基本定量,尽管不怎么够,但也只能吃这点了,好歹这是能够维持生命,给人带来生理需要的热量和干革命、做工作所需要力气的,最实在的东西了。

没有饭桌和凳子,大家习惯地三三两两地站着或蹲在墙角,趁热喝着粥,大口地吞咽下干粮。然后,缩紧脖子,裹紧棉衣,绕过那块红色照壁,匆匆朝车间、工地和各自的工作岗位走去。

上面那张合影照拍摄于1968年的12月26日。那是“四连”(当时处于军事管制期间,车间都以“连队”为单位)各个班组的职工在毛老人家七十五大寿当日,在“毛主席去安源”照壁前,敬献手工自制的各种“毛主席画像”以表达忠心。

我当时也在现场卖呆,看着一个一个单位上前敬献忠心,并拍照留念。我母亲所在的财务科献出的是一幅在整张三合板上,用无数豆子和牛骨胶粘帖的毛老人家身穿军大衣的全身画像。绿豆的本色正好作为画面上面积占比最大的绿军大衣的颜色,而黑色的轮廓线、领章帽徽的红色和面容的黄色等,究竟是采用了颜色不同的赤豆、黄豆、黑豆,还是将绿豆表面染上了不同色彩的油漆,我已经记不清了。

那时,财务科就设在后来我的同学京菊刘平姐弟家住的屋子里。我刚随母亲从苏州来到八八三厂没几天,就跟着母亲去家旁边的财务科帮忙制作这幅画像。外面阴雨绵绵,阴冷潮湿,室内生着火炉子,炉子上烤着融牛骨胶的小盆儿,温暖的室内弥漫着浓烈的牛骨胶的气味儿。看着一大张三合板摊在那里,架在长条凳上,要用一粒粒的小小豆子密集地粘成大大的图案,我不禁发愁,这要粘到什么时候啊!

政治风暴的中心

除了那个简陋的食堂以外,这一带就只有照片上可见一角,红色照壁后侧稻田田坎上的那一排平房建筑了。这排灰色的平房被称为“招待所”,因为它在建造初期,是作为厂里的招待所,用以安排各个协作单位的出差人员和刚到厂里,一时还没法安排住处的职工临时住宿。而在一九七〇年,随着“三支两军”工作组的进驻后,这里变成了军管会的办公地和军代表们的宿舍。

文革初期,也正是八八三厂的建厂初期,各项建设工作如火如荼。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互相不熟悉。大多数已经在原地区、原单位、原学校参加过早期运动的职工庆幸自己能够离开运动的疾风暴雨,部分进厂早的职工甚至有幸避开了最初两年各地发生的大混乱。当时,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奉行的口号是:“加快建设大三线,与帝修反争时间,让毛主席吃好饭,睡好觉。”在这种形势下,文革初期的混乱对大三线企业影响不大。

三线企业真正的“阶级斗争风暴”是从军代表进厂以后开始的。他们带来了不知道是谁的旨意,硬要把这一个个大家拼死拼活刚建成雏形或正在建设中的三线企业形容成“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口口声声“一定要彻底砸开这里的阶级斗争盖子”。

于是,伴随着国内从一九七〇年开始的“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的节奏,厂里也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阶级斗争”。

如果说当时“毛主席去安源”照壁只是一个红色象征的话,那么照壁后的这排灰色平房毫无疑问就是厂里政治风暴的控制中心和指挥部了。一个个阳谋或阴谋在这里被策划,一道道指令从这排灰色的平房里发出。广大思想虔诚而单纯的职工群众被轻易地煽动了起来,本来搞三线建设的满腔热情变成了热血沸腾、骚动不安。本来齐心协力的人们一个个变得像乌眼鸡一样,为求政治进步抑或自我保护而相互猜疑、揭发、斗争和攻击。

用来卖饭和开大会的食堂里,现在拉起了一根根十号铁丝,惨白的碘钨灯通宵达旦,亮得瘆人。好像一夜间,里面就被挂满了一张张相互揭发的大字报。开饭时,大家各自捧着饭碗,却味如嚼蜡。心惊胆战,各怀心事地快速浏览着这些不知道谁写的大字报,或庆幸、或愤怒、或悲哀、或忧伤,面面相觑。早上,大字报少了一些,很显然,这是胆大的孩子们趁着夜半无人时,去把有关自家爹妈的大字报给撕掉了。

然而,这是徒劳的。军管会很快就从这些大字报中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动向和目标。于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学习班”、“专案组”成立了,一个个顶着莫须有罪名的“可疑分子”被关押、受审、外调、定案、揪出、批斗。

最惨的是我们机修车间老资格的桂宝盛师傅。作为本厂红色风暴的最大“战果”,他只因为说过几句“错话”,就被打成反革命,在经历了厂里最严酷的身心斗争之后,还被判了有期徒刑,一直服刑到文革结束。

最可悲的是住在我们家对面坎下的保卫科长徐全达。不知受到什么样的压力,在一个周日的早晨,他喝下了一瓶敌敌畏。厂里的嘎斯69以破天荒的速度,在15分钟把他送到了都匀市里的医院,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挽住他的生命。死后却还要被冠以“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受到批判。

最可怜的是我父亲,仅仅因为他原来工作过的八三〇厂在他们军管会的努力下,也挖掘出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而我父亲被揭发与其中的某些人“关系很好”,就被怀疑是该反革命团体的成员,无端关押在厂里的“一打三反学习班”长达1年5个月又26天。成为该“学习班”关押时间最长的人。

唉,没想到最倒霉的却是我啊!才不到十四岁的年龄,居然罕见地在四年时间里,亲历了两次红色恐怖对家庭的打击。曾几何时,刚从苏州文革初期大混乱时期,外公被打为历史反革命,批斗、打击、关押,我们整日像寒风里颤栗的小鸡一样生活的噩梦中缓过来,没过两年快乐的生活,却又一次陷入三线企业推迟开展的文革风暴,父母亲被打入暗无天日的苦难之中。

在一年多的漫长时间里,几乎每天都见到父亲,却不能与他说一句话,打一个招呼。见到他们“专政队”的“牛鬼蛇神”排着队,在看守人员的押送下,扛着工具去劳动,或拿着饭盆去食堂吃饭,都要远远地躲开,以避免被呵斥。却又还要偷偷地去彼此寻找对方的身影。惶惶不可终日地盼着他回家,又害怕哪一天他被定罪、揪斗,更大灾难的降临……

当然,也有最滑稽可笑的。那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查获所谓“光委会”反革命小集团一案。涉案人员一长串,起因只不过是青年单身职工之间的一个玩笑。

据说,当时军代表对“光委会”成员的一个审讯对话场景是这样的:

甲(军代表):呔!老实交代!听说你们小集团有一部电台!还对外发报!今天必须交出来!【眼镜片背后闪着恶狠狠的光】

乙(光委会成员):【脸色苍白,汗如雨下】……我交代,我交代【哆哆嗦嗦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把吃饭的铝调羹,小心翼翼地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喏,在这儿呢……

甲:【恼羞成怒地拍桌子】混蛋!这是什么电台?你要顽抗到底是不是!

乙:【吓得魂飞魄散,带着哭腔地】是这样的呀,是这样的呀!当时我们就是把这当作电台的呀!

甲:你……这……你们是怎么发报的?

乙:【胆战心惊地伸手在调羹上按了两下,调羹把在桌面上发出了“嗒嗒”的敲击声】就这样……

甲:【有一种是在与一个笑话作战,被戏弄,却又找不到发泄对象的感觉。暴跳如雷地把茶杯摔在地上,大声喝道】滚!……

哈哈哈哈!

傍晚时分,略显轻松的下班号响起,人们终于又到了可以下班、回家、吃饭、休息的时间了。那时候,按照军管会的军事化管理要求,全厂的职工按照政治条件和身体条件被分成“武装民兵”、“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三类。

此时,下班的职工在各个车间门口排成方队,向着回家、吃饭的方向挺进,前面排列整齐的,是由体格好的男青年组成的武装民兵和基干民兵,后面隔着一点距离的,则是年老体弱,高矮不一,步履不齐整的普通民兵。

出厂区上坡,前面就是红色中心,小伙子们成四路纵队行进,故意把步伐踏得山响,却心虚地用右眼角瞟着站在灰色平房前检阅的军代表。军代表面带微笑时,大家的步伐更加整齐和响亮,“咔、咔、咔”,“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

高高耸立的毛主席塑像

军代表在厂里的“丰功伟绩”和“荒唐可笑”不去多说了,但他们还是留下了一项实体工程的。那就是拆除了原有的“毛主席去安源”照壁,在原址改建了一尊”毛主席塑像“。

工程是在一九七〇年下半年完成的。只记得那个地方一夜之间就搭起了高高的架子,外面被帆布围得密不透风。又一夜,大卡车盖着篷布,拉来了一大堆东西。听人说,这是塑像的模型。其中,有一辆车专门装着一件用红布裹着的物体,我猜想那准是头颅的模型了。

从那以后,篷布盖着的工地里面日夜赶工。谁都知道里面在干什么,但是除了直接相关的人员以外,谁也不敢,也不愿意去探个究竟。

要知道,当时可是红色最恐怖的年代啊!不知有多少人,因为不小心屁股坐在了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上,撕破了毛主席画像,打碎了毛主席座像,而被批斗,坐牢,甚至杀头啊!

再想想,毛骨悚然!这里面要砸掉的是一整幅毛主席的画像啊!还要拿着老人家的头、胳膊、腿什么的颠来倒去,这是多大的罪过啊!

我猜想,当时军管会一定是事先要对此工程做出特赦决定的,否则,谁敢去做这些“伤天害理”,“罪大恶极”的工作啊!

不过,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庞大的混凝土塑像是采用什么工艺建起来的。直到今天也不能确定。

首先,肯定是用模型塑造的。从车上红布裹着的物体来看,似乎有头颅的形状,应该是正模。那就是说塑造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1、在外面有一个专门批量生产毛主席塑像模型的工厂,像制作铸造蜡模一样,按照一比一的尺寸,分体制作塑像的正模型。

2、在运到现场后,再采用类似于失蜡铸造的方式,利用这套正模型制作一层层类似于砂模型腔的模架,并像融蜡一样,将正模毁掉,得到反模。

3、又将这种反模从脚部最底层开始架起来。在型腔内部嵌入钢筋,浇筑混凝土。

4、待下层混凝土凝固后,再铸造第二层。如此反复,直至封顶。

5、最后,拆除模架,剥掉反模,露出完整的混凝土塑像。

6、打磨掉分层的合模线,表面抛光,大功告成。

这只是我根据铸造的原理提出的猜想。吃不准的是,如果基本过程是这样的,那么,正模是采用什么材料做的呢?反模型腔又是什么材料呢?石膏?

当时一个整体的混凝土浇筑需要一次性完成,而像我们这样的分层浇筑是容易出现分层开裂的。那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看来其中还是有比较先进的技术或工艺啊。

忽然一夜间,篷布和脚手架拆除了,洁白无瑕的毛主席一下子站在了那里,栩栩如生,挥手指向前方,显得如此地高大威猛,势不可当!

下面这张陈列在都匀三线博物馆里沾满历史尘土的照片,就是一九七一年初,这尊塑像刚建好不久,也就是那颗美国的间谍卫星掠过上空,正在侦察我们工厂的时侯拍摄的。这是我后来工作的四车间(当时称为四连)因被评为一九七〇年度“四好连队”,全连(车间)职工一起,在塑像前拍下的合影。

从那时起,老人家就这么一直站在那里。与此同期在〇八三基地很多厂都竖起的同类塑像,后来大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拆除了,唯有此尊一直留存至今。多半也是因为这里实在太偏僻了,这么多年来,这里荒凉的土地也没有发现可开发的价值。即使是拾荒者看得出里面钢筋的价值,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打这个主意。

在百度里,这尊塑像现在居然成了中国最赫赫有名的”毛主席塑像“遗址之一。以至于前年纪念建厂五十周年活动时,我们还意外地见到了老人家的嫡孙将军一家来祭拜祖父。他还对这尊塑像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意见。第二天一早,塑像前便搭起了支架,要对大衣领子上的斑驳进行修复。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到一九七一年岁末开始,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全国范围的政治热情逐渐降温,燃烧了五年多的阶级斗争熊熊烈火也没什么柴火了。邓小平复出,开始大范围的整顿,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考试招生,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尽管高层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或左或右的路线斗争,但对底层已经影响很小了。

在厂里,军代表在惹出很多麻烦事和丑闻后,已不再热衷于搞斗争,不再管事,部分人员也撤离了。广大职工已经对无休止的斗争,逐渐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和厌恶。

我清楚记得,一九七六年发生了四五事件后,在职工大会传达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的中央文件时,面对上级领导提出的每个职工都要表态的要求,我们车间的全体机修钳工公然以集体沉默的方式表示抗议。这已清楚看出了人心向背和历史潮流的涌动。

伴随着政治斗争的消停,工厂的生产开始逐步恢复,人们也开始更多考虑如何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有家庭的开始养鸡、鸭、鹅,种自留地,想方设法为家庭弄到更多可吃的食物;年轻的单身开始谈恋爱,组建小家庭。厂里也开始为职工建设或完善更多的生活和文化设施。

这样,就在原来的政治中心一带,陆续建起了商店、粮店、菜场、邮局、幼儿园、医务所、阅览室,新建了一批条件稍好的家属宿舍、食堂、浴室,扩建了子弟学校等。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型而完整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

虽然,我们仅仅是一个不足一千职工,连同职工家属在一起,大概也不超过两千人的小企业,但是,在那个年代,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即使要满足基本的生活和可持续发展,这些基本的社会供给和管理功能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形成了当时很多,也很奇特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企业形态。

企业不单要管生产,还要管职工衣食住行、结婚、生孩子、从托儿保育、幼儿教育、小学、初中直至高中毕业,招工、招兵、上山下乡知青点,包括对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的治安管理等等等等,无所不包,无所不能。

厂里的职工工作岗位也从保育员、售货员、公交车驾驶员、售票员、电影放映员、炊事员,到医生、护士、各个年级,各个学科的教师,校长等等,无所不含,无所不有。

为了克服生活物资匮乏,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厂里的总务科总得不停地想方设法从临近的广西、湖南和四川省相对较富裕的地区弄来猪肉、瓜果、蔬菜分给职工。每每听到厂里大喇叭里通知去购买食物时,大家都像过节一样快乐。提着篮子,向菜场飞奔而去。

过年了,食物多得忙不过来,我曾经被派去帮助卖菜。连秤都还不怎么会用,就忙得不可开交。看大家都愿意到我这里来排队,自以为自己是天才,称菜一把准,又快又好啊!结果忙了一天才知道,那把秤五斤以上的拎绳环一直是挂在秤盘钩上的,随你放多少菜,秤杆儿都不带动的!

看电影是那时厂里最大的文化活动。那个年代,全国可供放映的影片极少。曾记得文革初期,有过一个江青对文革前各个电影的批判讲话文稿。根据这个文稿的精神,所有的电影几乎都有问题,都被封杀了。剩余的国产片只有《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还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两部外国片。

我们刚到山里时,看电影的机会不少。除了我们厂自己放映以外,搞建筑和安装的二处、三处、安装公司等单位也都会弄电影来放,这在当时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但是,翻来覆去就是这几部电影,还有就是每次放映正片前,都必须要加映的“新闻简报”。弄到后来,每次放电影时,露天场坝上只有我们一群半大不小的职工子弟和临近生产队贫下中农的孩子了。

一九七〇年后,增加了新拍的所谓样板戏电影。后来又逐步解禁了《地雷战》《英雄儿女》《奇袭》《打击侵略者》《小兵张嘎》等几部国产影片,并随着国与国关系的松紧,断断续续引进了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南江村的妇女》《摘苹果的时候》《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卖花姑娘》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爆炸》,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到一九七四年,才有了新拍的国产故事片《青松岭》《艳阳天》《战洪图》和《火红的年代》。这些,大概就是十年间国内放映电影的全部了。

电影少,弄到新影片很困难。有了一个拷贝都要在各个厂之间“跑片”。“跑片”就是第一个厂放映时,第二个厂的汽车就等在场外。第一、二盘放完后,马上装上汽车飞驰至第二个厂放映,汽车又开回等待第三、四盘……后面还有等待着的第三、第四个厂呢。如此循环。有时,为看到一部新片子,需要等到半夜,大家也乐此不疲。

我们四车间电工班的王师傅专门负责此项工作,为了让大家多看到一些电影而煞费苦心,总能最大限度地弄到新电影拷贝。有时,为了让大家多看一点,故意将已经放过的胶片再放一遍,只当是放错了。

有了新的大食堂,大家再也不用刮风下雨,冰天雪地时,在灯光球场看露天电影了。一九七二年,厂里放映日本电影《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和《山本五十六》。当时,这是作为内部“批判电影”放映的。可对于我们来说,批判不批判关系不大,看个痛快才是真的!食堂外面武装民兵把守,外人不许靠近,连家属都不许看。全部电影一次放完,一共七个多小时,眼睛都不带眨的。看完天都快亮了!真过瘾啊!

在这里,几乎可以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防范之心自然也就松懈了。以至于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有盗贼光顾了毛主席塑像前,我们厂的商店。公然在毛老人家的眼皮底下,盗取包括商店里唯一的一部28寸永久牌自行车在内的一批商品!这也成了厂里有史以来最大的治安案件。都匀市公安局的刑侦人员也来了,对现场调查了半天。

不久后,一个大概与我们同龄的窃贼在盗窃另外一个企业的商店时被抓获了。一顿“生活”吃过之后,他交代了盗窃我们厂和其他一些商店的罪行。

那天被公安押解到现场进行案件重组。他交代和重演了盗窃的过程,如何顺着下水管爬上二楼,如何盗窃。对于大家都感兴趣,想不明白的,那辆自行车是如何在一楼大门紧闭,窗户安装有防护栏的情况下被盗走的过程,他演示,把商店柜台里解放鞋的鞋带抽出来,相互连接,做成两条绳子,拴在自行车的两头,一只手拎住一头,从二楼窗口慢慢放下去的。然后,自己再顺原路下来,骑上自行车,后架上驮满货物,一溜烟就走了。

人家一个人很简单地就把这么大的案子给做了。这让我们无所不能的机修钳工多少感到脸上无光。怎么还想不到呢?

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同居的女友(那时是说与他姘居的女人)。据说她也参与了盗窃犯罪活动。当时,没有什么法律,判案因人而异,随行就市。这个的案件算是很大的了,那个小伙子被判得很重,好像是无期徒刑吧。女子也给判了十年。

为了彰显威严,恐吓罪犯,公判大会在各个企业巡回进行。那天,轮到了我们厂。都匀市公安局用各个厂调集的大卡车,押来了一串各种罪行的犯罪分子,当然,其中我们最关注的是那两个窃贼。

他们到来时,已经赶上饭点。我们厂还是很人道的,为每一名犯罪人员发了一个白面馒头、一个玉米面窝窝头、一碗青菜汤。

看守的警察可就不那么客气了,看到罪犯交头接耳,上去就“惩戒”。那个女子哭了,男友看着心疼,又不敢跟看守说,只好悄悄地告诉身边的保卫科长,说是他的女友已经怀孕两个月了(大概他们交头接耳就是女子在告诉他这个消息吧),让科长去给看守说,对她照顾一点。

他以为,我们的保卫科长能够好说话一点,却不料,保卫科长大概因为自己厂里财物被盗,他很没有面子,心里正鬼火起呢。一听这个,火不打一处来,操着浓重的都匀口音,对着那个家伙就吼道:“滚你的蛋!还要照顾?就你那点玩意儿,一泡尿就冲掉了!”

哈哈哈,旁边听到的人肚子都要笑痛了……

说到小社会的形形色色,其实,还有什么比我们的子弟学校更有代表性呢?

刚开始建厂的时候,一切以生产建设为重,厂里也没有条件办学。职工子女有的暂时丢在老家念书,跟随父母一起来到三线的,就只能就近解决读书问题。

我是小学毕业来到八八三厂的,当时厂里子弟学校还没有建,我和同龄人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书读,整天得以发疯一样地在大山里面瞎转。

那天和刘平跑到牛场公社的小学校,去找李健等几个年龄稍小一点的小伙伴,他们正在那里借读。还没有下课,老远就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从窗外看去,天哪!我们的职工子弟正与一群山寨里少数民族的孩子一起,操着当地的方言,拉长着嗓子背诵《为人民服务》啊!

窝们嘞共揣党——霍,共揣党所领导嘞八搂军,新四军,是噶命嘞队伍……张思嗲,童子,就斯窝们兹锅队伍中嘞一锅童子……

随着阿汉一家从兰州七八一调来,子弟学校终于办起来了,他爸爸是校长!最早的校舍使用了更早的民工食堂简陋的油毛毡棚。棚子的一角,钉上了“抗大”两个大字(这是延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

除了校长之外,还需要配备必要的师资力量。我们一个不足千人的小企业,当时却要设立一个包括完小(即包含各个年级的小学)和一个初中班的子弟学校。

我们的初中班把全厂职工的所有大龄子女都收齐了,只有区区十个学生。教室就设在食堂原来的伙房里。临时制作的两种规格的长条凳,大的是桌子,小的当板凳。条件因陋就简,但师资却一点也不含糊。配备了包含数学、语文、政治、体育、音乐、工业基础、农业基础(这是文革时期的教育产物)等专业的共七名教师。而且,都是当时大专院校的毕业生。

还记得最早教我们代数,给我们十个人讲正负数概念的蒋龄芳老师居然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啊!要知道,那个年代,大学毕业生可是很稀缺的人力资源啊!

一方面是过高的教师资源的配置,另一方面一些课程又因为缺乏师资而无法开展。老资格的尹老师在初二给我们讲的三角函数课程已经达到了高中的水平,而到我上大学时,却连英语的26个字母也写不全,甚至没有系统地学过初级化学和物理。幸亏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次招生不考英语,各科考题也比较简单,否则,就我那点水平,到哪里能够考上大学啊!

这就是当时随处可见的小社会模式。一个厂是这样,当时〇八三基地的二十多个厂也是这样。全贵州三大军工基地、六盘水特区等所有工业基地的数百个企业,全国三线建设的数万个企业,几乎都是这样!现在回想起来,仅从这一点看,这是多么巨大的代价,又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2018年五一完稿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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