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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和“第三梯队”建设
作者: 崔 武 年      时间:2018-04-13   来源:
 

我调到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的时候,是1983年11月,李锐已经是中央组织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了——当时,陈野萍是部长,是十二届中顾委委员,李锐是十二届中央委员,而且是中央组织部唯一的中央委员。李锐分管青年干部局。

那时,“第三梯队”的工作已经开始部署。最早提出“第三梯队”这个概念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3年5月,在中央为召开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座谈会上,胡耀邦说:老同志是第一梯队,运筹帷幄,制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现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是第二梯队,但也不年轻了。所以,要下决心搞第三梯队,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过了一些日子,到6月末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第三梯队”的提法得到了陈云的肯定和强调——陈云要求:“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建立起来。差不多同时吧,邓小平也赞同了这个形象的提法。在随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第三梯队的建设”就成了中央组织部的“第一重要的工作”;但是,在部里,这整个工作则是由分管副部长李锐直接主持、组织进行的。

在李锐的主持下,部里专门组织作了调查研究,制定了有关文件,确定了选拔标准和上报程序。程序很严,最主要的一道是:所有名单,必须要由所在省部级党委常委(党组)会上集体讨论通过后上报中组部,再由中央考察组考察,经中组部审定之后上报中央。并且明确提出,这个最后确定的“第三梯队”名单要求在1984年七一以前上报中央。所以,按这个要求,各省部的预选名单应该在1983年年底之前报到中央组织部。

实际的工作进程却不大理想:到12月了,报送的寥寥无几,大部分省部都表示要到次年开春以后可报——但是上面却等不及了!于是,在陈野萍、李锐等部领导汇报之后,就有了当时中央分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宋任穷亲临中组部做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催收催种”!

我记的很清楚,12月10日,宋任穷到部里听取第三梯队建设工作情况汇报 ,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和部办公厅、经济干部局、党政干部局的主要领导参加,青年干部局局长李志民、副局长刘泽彭并张洁瑜、刘广祥等参加,我亦恭临其末——附带说一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锐。

李志民为主汇报,李锐时有插话补充。宋任穷在整个汇报中间讲了很多意见。他说:耀邦同志最近几次指示要抓紧第三梯队建设,前两天又问我,这一千个人的名单什么时候能拿得出来?你们要作为第一件大事来抓!当李志民说到十三个省年底可报,十个省年底只能报一部分,还有四个省得到明年一、二月份以后才能报时,宋任穷说:这个不行。你们要抓紧催,告诉他们,对这个事,中央很重视,非常重视!选好的名单,一部分也要,一个也要!当大家议到年龄情况时,宋任穷说:年龄上可注明一下,特别是对五十岁以上准备就用的,八五年要开一次党代会,所以,实际上八五年就要用。耀邦讲八五年中央委员要更新一批,更新的来源主要就在这里面。当李志民说到为便于中央了解,这一千个人每人搞个四百字的小传时,宋任穷说:四百个字?这些人是要报给小平、陈云同志看的,一人四百个字加起来就是四十万字!怎么看得过来?要搞个简本!耀邦同志讲,可以一批批地给,分开来,有计划地给,成熟的先给。当大家议到部委工作基础比省市差,没“腿”的部又比有“腿”的部差时,宋任穷说:没“腿”的部委确实困难多一些,可以放后一点。将来这一千人是“全民所有制”,可以统一调整,现在提倡干部交流,就从这些干部开始,等等。会开了一个下午,大家夹叙夹议,气氛挺活跃。

当时李锐很少以“部领导”的身份说“指示性”的意见——我最初的感觉,老听说李锐说话“有锐气”,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嘛。

这次汇报会的直接结果有三项:其一,决定第三梯队建设工作列为中组部1984年的第一项的重要工作,动员全部的力量,抓紧组织考察;其二,决定专门就第三梯队建设问题出一个时期的简报,以推动和指导工作;其三,就是紧接着在这个月尽快召开一个全国的电话会议,各省区市的第一书记、分管副书记和组织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部长、主任和人事司长参加,把第三梯队建设切切实实地变成全党都必须重视的一项一刻也不得懈怠的实际工作。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1983年12月16日晚上,就在中组部简陋的礼堂里,这个全国性的电话会议就召开了!陈野苹主持,李锐讲话——他的讲话语言形象,口风犀利,要求明确,责任到位,毫不拖泥带水,“第三梯队建设工作”一下子就提上了最重要的工作日程!

这一次,我对李锐的风格算是初有领教。

中组部的发条一下子就上足了!并且在整个1984年的上半年把第三梯队建设当作了全部的第一项中心工作!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分管副部长的李锐,更是亲力亲为,亲自抓,亲自参加工作!

1983年年末,部办公会连着三天开会——

12月27日听取黑龙江省的汇报,李锐主持;

12月28日听取江苏省的汇报,李锐主持;

12月29日听取北京市的汇报,李锐主持。

1984年初始,按照李锐的要求,赴黑龙江、江苏、北京三个考察组1月2日就出发了。

与此同时,部办公会又连续开会——

1月13日听取中国科学院、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和卫生部的第三梯队建设工作汇报,李锐主持;

1月18日听取陕西省和广西自治区的汇报,李锐主持;

1月23日听取内蒙古自治区的汇报,李锐主持;

1月26日听取山西省的汇报,李锐主持。

到了2月以后,部办公会又分别听取了冶金部、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城乡建设部、国家体委、国家科委、经贸部、轻工部、公安部、民政部、林业部、商业部、铁道部、邮电部、船舶总公司、中联部、统战部、旅游局、气象局、工商局等部委的第三梯队人选的汇报。这些会议都是李锐主持的。

作为具体的工作人员,这些会我都参加了,当然只有听和记的资格——但是,对李锐主持会议的风格,我倒是渐多感悟,并且耳目一新了!

那时,这些会上较多涉及的是被选干部的“‘文革’表现”问题。一方面,这个问题挺奇特──所谓“‘文革’表现好”,其概念恰恰是在当时如何抵制毛主席的号召,或者“逍遥”,或者反对,总之是如何表现出不理解、不积极,最好是想方设法的抵制;而“‘文革’表现不好”,则意味着如何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或有过激言论,或有过激行为,总之是多么积极、多么紧跟,甚至是花样百出的批斗老干部。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大家:“文革”十年,总要分个前期、后期吧,说到“‘文革’表现”,相当多的考察材料都是着重叙述某某人“文革”初期不理解、有抵制、反对批斗老干部;而对“文革”后期,在“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表现则常常是一笔带过。很多人觉得这种处理实际上是不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会伤害很多真心跟共产党走的人。李锐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常常是只听不说,让大家争论,在关键时他会打断,让回去进一步考察;但是在“前期、后期”的问题上他说都应该重视,而更应该“重后期”。这一点我记忆很深——因为这和我们局内好多人的意见一致。后来我们议论,这确实也难为了老爷子!整个“文革”,他被关了八年,正所谓“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当时,我直接负责,或者说是直接参与的是两件事情。

其一是选编《人物小传参考资料》。听李志民说,搞这个“资料”是李锐的意见。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针对当时的干部考察材料刻板、干瘪、不生动、不形象、千人一面、没有特点的问题,想有所借鉴,有所改变。这个资料我具体操办时可是费了好大劲!主要是无所遵循。后来还是李锐说“像《范滂传》就不错嘛”算是开了窍。最后,在李志民的具体指导下,完成了这个“资料”的选编。编入“资料”的“小传”共十四篇,分别取自斯诺的《西行漫记》及《史记》、《资治通鉴》、《后汉书》、《古代散文选注》等书。计有:李大钊小传、徐特立小传、李达小传、汪精卫小传,贾谊评介、曹操评介、嵇康评介、文天祥评介,司马迁评李斯、司马迁评韩信、司马迁评李广以及李世民谈诸臣、范滂传、种树郭藁驼传。这个“资料”经过李锐的审定,铅印以后以“中组部青干局”的名义正式发给了各考察组。在选编说明中,我们做了这样一番交代:“这些资料,有现代人物小传,有古代人物评介,有史家论赞,有人物传记,总之都是写人、评论人的。它们体裁不一,风格各异,着眼点各有不同,但都文字简练,语言生动,特点突出,褒贬鲜明,塑造人物准确,可供写干部小传参考。”这个“资料”引起了众多组织干部们的稀罕和议论,很多人说“考察材料还能这样写,真是闻所未闻!”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要为之一书!这个“资料”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堂而皇之的出现,就是在现在也是不可想象的。

其二是编写《省部级第三梯队建设工作简报》。 这个“简报”当时被确定为“机密”级,只送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即一把手),出了一年多,一共出了十几期。这十几期有一半左右是我“写”的──这个“写”字打引号是因为最后刊出的东西与我最初写的原始东西距离很大,有的甚至面目全非。因为编写这个“简报”,我和李锐有了几次直接接触:记得去他的办公室三次,都是他叫我去的——第一次是我到他的办公室,他一边批着文件,一边头都不抬地跟我说:你这个“简报”太罗嗦,人家是抓特点带一般,你倒好,反过来,是扔特点留一般!特点全扔了,光剩下一般!这样不行,重写去吧!第二次是我到他的办公室,“简报”的文字不长,他跟我“耳提面命”地重新搞了一遍。第三次我去时他那里正好有人谈话,看见我,很简单的说:这个我改了一下,你拿回去再顺一顺。还有一次是李锐在走廊里碰到我,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局的“秀才”都是些“小知识分子”,搞个“简报”象中学生作文!这是给小平、耀邦同志看的,用你们说那么多道理!唉,我起草的这些“简报”都是按程序经李志民或刘泽彭审核后报出去,到了研究室、到了办公厅反复改过,有的甚至给改的“体无完肤”以后才送到他那里的,但是他还是不满意!那时他官居中组部副部长,年近七十岁的年纪,还是这样“举轻若重”,这种负责精神,现在想来,真是令人感叹!

在第二批考察组回来的时候,已经是6月了。这时,部办公会议听取考察结果的汇报,确定第三梯队名单,又成了相对集中的工作。这些会议,都是李锐主持的。比如——

6月7日的辽宁、安徽考察组的汇报;

6月9日的四川、陕西考察组的汇报;

6月13日的广东、河南、山东考察组的汇报。

我算了一下,加在一起,这七个省总共报了二百七十二人,经考察,确定了一百九十五人。要是算个百分比的话,那就是淘汰率近28%。

6月下旬以后,部办公会议讨论名单的会议,开得就更多了。从汇报中可以看得出来,这次的第三梯队考察,普遍非常重视非常认真,而且采用了一些新的考察方法,象面试、笔试、“请开列一个自己读过的书目”、“即时写一个简短的自我评价”,还有上海、浙江搞过的“德才测评”等──可别小看这些简单的“新”方法,在当时的中组部,这都带有一定的“革命”的性质!我是去内蒙考察的,在内蒙我还开了一个“记者座谈会”——因为记者接触面广,所以请他们推荐“内蒙的出类拔萃之辈”——这个方式还是我出发以前碰到李锐,他随口和我说的。顺带说一下,那次座谈会,还真发现了一位原来自治区没有报的干部,几十年以后,他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与此同时,部领导还采用召开座谈会的形式,与在京的第三梯队名单上的干部见面。这样的座谈会在6月里连续开了五次,也都是李锐主持的——

6月20日的北京市青年干部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田成平、陆道洽、汪统、李其炎、陆宇澄、陈元、李志坚、张福森、颜昌远;

6月22日、27日、29日连续三次的中央党校学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苏德宜、张连珍、王培知、阙连春、王永多、张宗亮、孙守钦、南国柱、谢计达;欧进钢、张凯、李明贵、林兆枢、查世煜、王秀柔、周时昌、张寿山;李金华、兰友仁、陈德玉、赵世华、刘志鹏、李长春、高延青等;

6月25日的中央部委青年干部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王可立、李纪周、廖晓村、徐文伯、林炎志、覃志刚。

这些座谈会共有三十九位名单上的干部参加,在家的部领导能参加的也都尽量参加了。

7月中旬,我还随李锐去了一次天津,与天津市的第三梯队干部开了两个座谈会。一次参加范围都是做经济工作的,共七个人,有凌兆元、张立昌、叶迪生、李慧芬、潘义清、王述祖、梁肃;一次都是从事社会管理工作的,共八个人,有邱允盛、张崇智、刘淑贞、张玮、陈钟槐、梁国庆、叶厚荣、杨戊辰。座谈的题目十分广泛,有时有一定的针对性,比如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在开创工作局面时在人事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对组织部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等;有时则比较宽松,完全是漫谈式的,比如新时期的党政干部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就我们党各个历史时期干部队伍的特点谈谈自己的分析和看法等。

当时,为了把考察工作做的更细更好,部领导还召开了考察组的工作座谈会。在6月12日和13日用了两个半天的时间开了两次,李锐、王照华、曹志三位部领导主持,各考察组的组长、副组长参加。这种专门探讨考察工作经验教训的座谈会,后来还开了两次。有意思的是,各考察组的组长副组长都是组织部各局的局长副局长或刚刚退下来的局长副局长,在会上议论考察工作本身不多,议论青年干部的困难、苦衷,议论如何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岗位工作倒成了主要的话题──这里面包括一些平时对这项工作颇有“微词”的“老组织部”——可见,当时选拔有知识有学历的年轻干部,并且尽可能的把他们推上领导岗位,一时间成了“大势所趋”!

接下来的更多的就是综合工作了,包括对已经确定的第三梯队名单进行初步的统计和分析,对考察材料、小传做最后的整理和修订,更重要的,就是就这项工作起草给中央的总结报告,等等。在这个期间,我和李锐也时有接触,但是那主要都是在部里的会议上了。到了9月,我的日记上还记着——

9月4日,参加大中型企业座谈会,李锐出席并讲话。

9月6日,根据李锐的指示,拉了一个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提供宣传线索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

9月12日,上午,按李志民的交代,把总结初稿送到李锐处,没说什么话。下午,参加李锐主持的部办公会,讨论云南、江西的名单。

后来的几天都没有提到李锐了,好像也没有谁告诉我有什么变动——直到9月18日,我的日记里写着:“下午参加部办公会,讨论甘肃、青海两省的第三梯队名单。尉健行、王照华、曹志、白治民等部领导参加——”没有李锐。这时候,我才确认李锐已经不是副部长了。

9月30日,我写了这样一段日记——

“李锐同志已经免职。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得以提高到实际上与领导干部等同的位置,中央组织部的观念和工作得以开拓前进到今天这个程度,应该说,李锐是有‘杀开血路’之功的。李锐是第一任青年干部局局长。我以为,青年干部局现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风格实际上代表了中央组织部工作改革的方向——承认这一点非常困难,承认这一点需要时间,但是承认这一点是早晚的事。”等等。

前面说,我是1983年12月10日第一次见到李锐的。但是我能调到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却是因为我给李锐的一封信。那也是1983年的事。那年年初,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局长胡昭衡被委派为派驻新疆的“中央机构改革工作组组长”,我被派为他的代理秘书,从而,在新疆工作了将近四个月。当时,每个省的工作组都有一个中组部的干部,新疆组的是胡光伟。后来,我和老胡就熟悉了,经常一起聊天,有一次说到七六年的“四五事件”,说了感觉又说看法,再后来就说到了各自的经历,居然观点差不多完全一样!我说我因“四五事件”被“隔离审查”,天天在单位里面大会批,小会斗,和“专案组”斗智斗勇,交代“问题”,折腾了三个多月!幸亏地震了,都忙着“抗震救灾”了,我才“解放”了,等等。我又说了很多我对“四五运动”的看法,老胡听了都挺赞成!老胡告诉我,中央组织部成立了青年干部局,局长是李锐,思想挺解放的,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跟他谈谈。中央组织部有个青年干部局,我是早就听人说过的;局长是李锐却是刚刚知道。对李锐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我看过他写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也听说他在庐山会议上被开除党籍了!我一下子就动心了。到了5月下旬吧,就在乌鲁木齐的延安宾馆,我给李锐写了一封信,那天是5月22日。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找出来了那年的日记本,翻到了那天的日记——

“5月22日

昨天一天大风,今天一天下尘。白天都是杂事,不太忙,可也没闲着。

晚上就是自己的时间了,我思之再三,给李锐同志写了一封一直想写的信。是的,我愈发地认为:在当前大批地选拔年轻干部的时候,对天安门事件的那批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应该给以集体的重视!对他们应该专列名单,重点考察!从1976年到现在,已经七年过去了。七年中,有些人可能会有分化,但是大部分人一定是更加成熟了。特别是其中的“老三届”,他们本来已经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前几年很多人又考上了大学,这两年正好毕业,补上了缺少学历的遗憾!他们是经受过严酷的政治考验的一批人,是真正反对‘四人帮’、坚决拥护三中全会决议的一批人!这批人是不应该被埋没的,否则真是我们党的损失,是我们民族的损失。

已经2:00多了,该睡觉了。我自己当然是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但是写这封信我是心地坦然的。”

第二天,这封信我就交机要交通发出去了,连原稿都没有留。

6月份,我回北京以后,就听说有中组部的人来了解我的情况。到了8月吧,中组部青年干部局的一男一女两位同志到我们单位找我谈话。10月,中组部的调令发到了我们单位。11月初,我怀揣着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大印的“中组部(83)干调字299号”调令,迈进了西单商场北边那座不挂牌子的灰色大楼——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刮风天的上午。

报到的时候,我才知道,到我们单位找我谈话的是青年干部局局长李志民和综合处处长张洁瑜。

在我调出中组部以后,有一年一起吃饭,李锐喝了两杯酒,跟我说:我是先看到你的信,后认识了你这个人。

真是时光如梭,转眼就是百年!三十多年过去,李锐和他当年在组织部门工作的同事们选拔的“第三梯队”干部到2017年十九大的时候也基本上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今年的4月13日,李锐老也是101岁高龄啦!我在网上看到,现在仍然健在的原中顾委委员尚有八位,即刘杰、李锐、林乎加、苏毅然、袁宝华、焦若愚和万海峰、李力安。这几位革命老人,除后两位之外,都是年过期颐,人望祥瑞了——我希望他们都能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描绘的第一个“百年”,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重生,看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政大开张”!这是他们奋斗了一生的事业,不管中间经过了多少挫折、坎坷、失败和流血牺牲!他们是那一代人的所存不多的硕果的代表。我们应该珍惜他们,爱护他们,尊重他们。我们还能再要求他们什么呢?我们还能再指责他们什么呢?我们还能再希望他们什么呢?剩下的事情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了——包括那些没有做好的,没有做对的,没有做到的,没有做的尽如人意的。

仅此而已。

也为李锐老101岁寿辰贺。

2018年4月1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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