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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宏:1985年百万大裁军:邓小平的担忧
作者:潘宏      时间:2018-03-13   来源:《百年潮》2015年12期
 

围绕1985年百万大裁军这个主题,笔者专门采访了时任副总参谋长、负责军队编制体制调整的何其宗将军(以下称何将军)。在南京寓所,何将军精神矍铄,用浓浓川音很切题地接受了九个小时的采访,笔者在录音资料整理完毕后,趁何将军来京之机,对访谈内容再行补充、核对。在历史的真实与亲历者的相互印证中,有关1985年百万大裁军启示和镜鉴意义的思考由此而生,成文依采访为据,奉飨读者。

裁军势在必行:军队的肿、散、骄、奢、惰

谈到1985年百万大裁军,另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1985年前的几次精简整编,尤其是被何将军称之为“第一个阶段”的1982年整编,言外之意,应重视这次整编对大裁军的基础性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至198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先后经历了多次精简整编。特别是从1975年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和军委副主席至1985年的十年时间里,连续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体制编制调整和精简整编。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十年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意在清除林彪对军队建设所造成的影响,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会上,邓小平以《军队整顿的任务》为题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军队整顿的任务就是整顿军队存在的“肿、散、骄、奢、惰”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后,近十年的整军备战,兵员膨胀严重,到1975年全军总员额共计610.8万人。邓小平所说的军队“消肿”就是要解决编制问题,但接下来的整编因江青集团的阻挠而中断,原本压缩到450万员额的任务没有达成,全军实际保有员额529.9万。1977年邓小平恢复职务后,强调军队要继续“消肿”,严格按编制定额精简,不许超编。这次精简整编,又由于1979年2月实施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部队不仅没有完成精简任务,战时扩编使部队员额达到了602.4万人。

谈到军队的人浮于事,何将军以他的亲身经历道出了当时基层部队情况:

1978年准备打仗时,我作为军的作训参谋下到93团,我的任职是副团长兼参谋长,可当时所在团已经有四个副团长,加我五个,副参谋长七八个,都是“支左”回来的。……就全军情况看:全军各大军区领导成员少则十几名,多则20余名,部队官兵比例为1∶2.6,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军队。一些机关或部门重叠,或分工过细,或机构和装备分离,情况不一而足,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广大干部战士工作积极性不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轨道上,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80年3月12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发表《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指出军队体制编制不适应现代作战要求,必须进行改革的要求。此后的部队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这次精简整编从1980年第四季度开始实施,到1981年底基本完成,解放军人数由602.4万人减到450万人。

1981年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后,更加关注军队的体制改革。何将军介绍了1982年军队精简整编的情况。

1982年至1984年部队改革主要是“瘦身”。军队的体制怎么改革?首先是要领导带头,总部带头。把所有的各兵种司令部变成总参的业务部。我1985年3月去的(总参),去的时候刚合并完。炮兵、装甲兵从大军区级改为军级,各兵种的司令员政委都是老首长、老红军。把各大军区级的兵种司令部改成总参下军级的业务部,这个工作是非常难的。但邓小平决心更大,负责执行的几个人能力也强。

1982年首先把军委领导体制确定。1982年宪法规定中共中央军委也是国家军委。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党的军委和国家军委没有分别(对全国发表的,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杨尚昆,四个副秘书长,杨得志、余秋里、洪学智、张爱萍,向主席负责。在这个体制下,按条令规定只有正职有职责,正职分配工作给副职,副职需认真完成正职分配的工作,行使正职的权力;在总部机关,小平同志定了,实行军委领导下的三总部,三总部是军委的办事机构。

总部带头,无形中给下面很大压力。这个阶段调整为什么这么顺利?主要是军委处理得很好,老同志服从。军委考虑得很周到,所有退下来的老同志享受的待遇不变,文件照看,就是不上班。这个阶段不见得比百万裁军困难少,这段历史是处理得很好的。

1982年6月下旬至7月初,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着重研究军队体制改革问题。会议明确提出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原则是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这次整编的成果是,撤销基本建设工程兵和铁道兵,成立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大量裁减非作战单位和人员。到1984年底,全军人数减少到400万,陆军军兵种领导体制改革较大,军委直属下的兵种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各军区所属的兵种领导机关也做了相应的调整。通过调整,陆军军兵种人员比例发生了较大变化,合成水平有所提高。何将军之所以着重提到了1985年百万裁军前的这次整编,其意义在于这次军队改革更着眼于“消肿”和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相统一,着眼于提高部队现代化水平,着眼于增强部队打现代战争能力,着眼于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因此,这次改革不单纯是减人,已经触及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大局下军队要忍耐:组建快速反应部队与军队开展生产经营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环境促使军队以新的建设目标适应新的国防需要。在这种背景下,1985年中国军队建设实行战略性转变。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指示,中国决定组建训练有素、反应迅速、编制精干、装备优良的机动作战部队。何将军回忆道:

为什么要组建“快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的简称),因为当时军费紧张,装备处于维持状态,只剩了一点钱搞新装备。300万军队中有很多乙种师,还有5%的兵员搞生产,实际上部队要立即作战是不行的。1988年杨尚昆在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军队的目的是要产生战斗力的。地方要生产力,军队是武装集团,职能就是打仗,要有能力完成任务。今后的战争如果突然发生,300万军队能否马上作战。1985年至1989年参加对越轮战的部队,南京、济南、兰州、北京、成都军区,没有哪一个部队说一下命令就能马上作战。都是提前下命令,调整补充,施行适应性训练后再拉上去的。今后战争不可能是这样的。于是向军委建议,要组建快反部队,马上能投入作战的部队。军委命令一下,就能行动,上去就能打仗,不需要训练调整补充。

快反部队到底编成多大规模,要根据当时军费情况,是限于当时有限的军费测算出来的。经过调研反复论证,1990年军委确定快反部队搞十万,能适应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联合作战陆、海、空、二炮都搞一些……对快反部队的建设标准,按“(政治)合格、(军事技术)过硬、适应(东南西北)、(人员装备)配套”八字要求。要求是在人员装备不补充的情况下,军委一声令下,东西南北都可马上行动。这是根据军队当时的实际财力确定的规模。当时在西安开会,宣布政策、标准和建设时间。标准是迟浩田总长在会上宣布的,要求两年完成。1991年由负责作战的徐惠滋副总长组织对快反部队验收,都达到了标准。

快反部队与战备值班部队是不一样的,各个军区都有战备值班部队,但战备值班部队不能做到拉出来马上就能行动。……世界各国都在搞快反部队。建设快反部队的初衷是应付突发事件。不能再搞轮战,不能再搞几个月训练才能拉上去。

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是变化的。1950年,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为41.14%;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1960年,国防费支出为58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为8.87%;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事爆发的年份,国防开支约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3.99%。邓小平参与或领导中央军委工作的十多年间,人民解放军经过1975年、1980年、1982年三次精简整编,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17.37%(西南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增加财政开支40亿元,导致军费开支剧增)削减到1984年的10.63%。由此可见,当时提出“军队要忍耐”,“军队要过紧日子”就是军队必须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

因为军费紧张,20世纪80年代允许部队开展生产经营,何将军对当时部队从事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作了介绍:

当时搞生产经营,总部规定可以抽5%的兵力。当时的情况是,部队自己不搞养猪种菜,生活都没有保障。但是,后来就“走样”了。部队医院也是从那时开始创收的,总后的那点医药费和建设费不够医院使用,总体看可能只有医院的生产经营为部队做了点贡献。当时的规定是各单位抽调5%的兵员比例组织生产经营,主要是贴补生活和部队建设需要,但当时军区就要抽1%至1.5%的兵员,结果到部队,就超过了这个比例,有的部队达到了12%。为此总部机关还专门作了调研,对超比例抽调兵员去搞生产经营的单位提出了批评。事实证明,生产经营完全是部队“在大局下要忍耐”方针下解决军费紧张的权宜之计,但与军队“三化”建设要求是有背离的,后来中央果断停止军队从事生产经营是正确的。

百万大裁军方案的出台:用革命的办法进行改革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发表讲话,做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100万的决定。7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整编方案提出的基本原则:精减人员要与改革体制编制、改革有关制度同步进行;重点是精简机关、直属单位等;要减少层次,撤并机构,降低部分单位级别;淘汰陈旧落后的装备,封闭部分军事设施;裁减部分陆、海、空部队,多减步兵部队、守备部队和勤务保障部队;精干编制,减少部队的社会性负担,将可由地方承担的工作交给地方有关部门;调整军队编成比例,加强诸兵种合成;改革体制、精简整编与提高干部素质相结合,加强干部训练,促进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何将军1985年3月奉调到总参谋部,正好赶上这次裁军。他回忆道:

我来时,杨得志老首长说:老何(我才42岁),我们现在一起工作了,你帮我把军务、装备、动员管起来,有大的问题你向我说一下,其他的事情你大胆干。余秋里说:小何,大胆干嘛,做错了我们帮你担着。两位首长话虽少,但水平很高。尤其是没有官架子,让我这个从基层部队来到总部机关的新人心里暖乎乎的。

“百万大裁军”的初步方案经总参讨论后上报军委。基本设想是:彻底取消兵团级,合并大军区;减少合并陆军军并改为集团军(36个军减少为24个集团军,主要是把1978年新成立的军部都撤掉);海军舰队与基地分离;设“军士”减少军官,降低官兵比例;内卫人武部交地方实行军地双重领导;边防部队交武警;为保留技术人才实行文职制度,技术军官改“文职”;组建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部队;等等。

军委对百万大裁军初案很重视,为更好地发扬民主,要求三总部新组成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总部领导成员一起列席军委会,参加研究讨论。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高层的军委会议,第一次体验军委会议的重大和严肃。在这次会议上,军委首长对方案发表意见。总参杨得志总长对军以上机构编成和对减少军事副职问题发表意见;总政余秋里主任对全军政治机构设置和减少政工副职问题发表意见,要求减少副指导员,这是其他人不敢说的;总后勤部洪学智部长对全军三级保障体制发表了意见;国防部长张爱萍对国防体制、武器装备分工、科工委设置发表了意见。老首长们发言时表现出的看问题立意之高远,了解本系统情况之深入,对本系统调整方案之认真负责,着实令人肃然起敬。中央军委杨尚昆秘书长对总部班子新调入人员,重点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借以征求意见。杨秘书长问我的问题是关于军、师、团领导班子人数多少对打仗更有用?我回答,打仗时班子越精干越好,指挥所里军政一把手和参谋长,再加必要的参谋人员就可以了,人少效率高。现在班子人多,战时不好定事,影响作战。

百万大裁军方案在拟定后,为慎重起见,军委决定,把修改后的方案,以总参谋部名义召开一次有大军区、空军、海军、二炮,军、政、后学院,军事科学院领导参加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工作座谈会,再广泛征求大家意见。

总参“百万大裁军”方案座谈会,是1985年4月在北京空军大雅宝招待所召开的。会期两天,半天熟悉方案,其他时间各位领导交流意见。这次会议将星云集:北京军区秦基伟司令员、广州军区尤太忠司令员、南京军区向守志司令员、成都军区王诚汉司令员、昆明军区张铚秀司令员等大区领导到会。他们都支持军委裁军“消肿”决定,会前都做了充分准备,本着对军队建设全局负责的态度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如裁减大军区以上机构,大军区从11个合并为七个,有关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问题,原征求意见方案是成都军区合并到昆明军区(因当时中越边境尚处于“轮战”中),但会上有多人提议应将昆明军区合并到成都军区,因为从长远战略考虑,西南四省区,不仅中越,还有中老、中缅,更主要的是中印边境争端尚未解决,外国势力支持“藏独”等,从军事态势上分析,西南军事指挥机构应设在成都。再如,原方案撤销武汉军区,河南省军区合并到济南军区。会上也有人提议,将山东省军区合并到北京军区,因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可完全封锁渤海完成拱卫首都的任务,保留武汉军区作为战略预备队,国家东、西、南、北方向有情况时可实现支援。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问题:因两军区合并后,地域扩大,新疆地位重要,合并后成立新疆军区,级别为副大军区级,要求兰州部队要有一半部署在新疆。兰州军区领导指挥新疆、宁夏军区和青、甘、陕省军区及辖区内部队。以陆军军为基础组建集团军问题,这次36个军整编成24个集团军,大家都提出了很多建议。如广州军区三个军,原方案是撤42军,保留41军、55军改集团军。军区尤太忠司令员建议保留42军,合并55军,这样有利于部队部署和建设。全军后勤保障体制:建议实行三级保障体制,即战略(由总后负责)、战役(由军区负责)、战术(由分部实施)保障。

会上,就各级政工人员编制、少编副职;军区机关怎样编成更精干;海军舰队编成后基地如何保障和编成;“防空体系”保留多少飞机和飞行员;二炮系统如何编成;军官和志愿兵改“军士”具体涉及哪些专业等问题,与会的老将军们纷纷进言。他们从人民军队建设全局出发,他们的思考、表态和建议,充分表现出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事业的无限忠诚,表现出严谨的敬业精神。会议期间,我深受感动,记忆深刻。

会后,总参又经过整理修改后上报了“百万大裁军”方案。军委再次开会研究,这次,好的建议军委都采纳了。如成都军区与昆明军区合并后,军区驻地设在成都。对撤销济南军区,保留武汉军区的意见未采纳,因当时中苏还处在敌对状态,北京军区任务重,不利两面作战。采纳了广州军区关于保留42军,撤销55军番号的建议。这次会议体现了中央军委在重大问题上既集思广益又贯彻民主集中制,为后续的精简调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百万大裁军”方案上报军委后,据杨尚昆秘书长讲,小平同志不是很满意。主要是针对部队内部机制问题调整不到位,如军区还可再减少,“军区”可改“战区”,等等。原来说两年完成,后来三年完成了百万裁军。三年从上到下,整个过程还是很顺利的,地方接收安置了60多万转业干部。

1985年裁军具体裁减的成果是: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和国防科工委机关及其直属单位,撤并机构,人员减少40%。将原来的11个军区合并为七个大军区,调整后的军区,战区范围扩大,兵源充足,物质资源雄厚,战役纵深加大,从而提高了大军区的独立作战能力;凡保留下来的陆军,军级建制全部改编为“合成集团军”,与原陆军军相比,集团军的火力、突击力、机动能力都有所加强,提高了现代条件下的合成训练和作战能力。海军舰队与基地分离,编成三个舰队;设“军士”减少军官,官兵比例调整到1∶3.3;内卫部队交地方双重领导;边防部队交武警(实际情况是边防部队五万人根据需要没有交);部分技术军官改“文职”;较大幅度地调整各兵种的编成比例,加强了特种兵部队,组建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部队;等等。结合精简整编,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调整配备了三总部、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班子。调整后的三总部领导班子的人数比原来减少23.8%,大军区领导班子的人数比原来减少一半。全军撤销或合并了一些初级指挥院校和专业技术院校。院校数量减少12%,人员数量减少20%。

1985年百万大裁军,邓小平对精简整编提出要求:“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一次搞好了,得罪人就得罪这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和平时期军队的精简整编就是一场重大的军事改革,用革命的方法进行军队精简整编,符合军事改革的特点和规律,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百万大裁军的成功,一方面归结为良好的顶层设计,细致耐心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态度坚决、行动果断的革命办法,也是百万大裁军得以稳步推进的重要原因。百万大裁军涉及许多老同志,他们在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以及“文革”中受了很大委屈,改革开放后刚刚恢复工作,马上又成为百万裁军首当其冲的体制编制调整的对象,因此思想阻力可以想见。但1985年百万大裁军按照邓小平“要慎重、要周到,更要坚决”,“总部、军兵种、大军区,都要搞得干净利落一些”的要求,顺利稳妥地完成了裁减整编任务。

把改革体制作为突破口,并以此带动军队其他方面的改革,初步理顺了领导管理和指挥体制,标志着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实践探索走向成熟。

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根据邓小平关于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思想和要求,“战斗力标准”成为强军的主要目的,对军队的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1988年底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必须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军队各项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军队注重院校教育与干部的培养。1986年2月在北京召开全军第13次院校会议,明确规定:军队院校教育实行战略性转变,重在把办校指导思想真正转到邓小平提出来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上来。此后,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全军院校完成指挥院校初、中、高三级培训体制,加强了对军队干部素质的培养。

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部队加强训练和改革。军队领导体制的改革,战略区的合并,集团军的组建,常备兵员的大幅减少,对教育训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合成训练创造了条件,解放军各部队以训练为中心的改革全面展开。各军区结合预定战役作战方向,各军兵种、各集团军结合所担负的战役作战任务,先后组织了不同规模各类战役集训和演习。通过大力加强诸军兵种协同演练,解放军应付局部地区战争和军事冲突能力增加,军队有效履行根本职能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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