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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握宇|从基层档案透视“大跃进”:以江苏省宝应县为例(1958-1959)
作者:刘握宇      时间:2018-02-09   来源:
 

摘要: 本文根据江苏省宝应县的原始档案,追述了1958-1959年该县大跃进运动的大致过程,并试图运用档案中的大量细节,探讨“大跃进”中农村基层权力关系的运作,揭示县委领导、公社干部和普通农民在这场运动中各自不同的立场和彼此的互动。本文的研究表明,大跃进运动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并未考虑普通农民的利益诉求,甚至在基层干部当中也存在诸多疑虑和反对意见,但在县委领导的强势推动下,最终一步步走向极端,由此暴露了基层权力机制存在的缺陷。

关键词:大跃进  人民公社  基层权力关系

原稿刊于《党史研究与教学》杂志2016年第4期。刘握宇:爱荷华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教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史。

1958年的“大跃进”改变了无数农民的命运。如今,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人们对这一运动已有了较多了解,包括上层决策的过程、各地区和各领域运动开展的情况都有较多的论述。[1]这些研究要么讨论全国的宏观情况,要么聚焦于省、市或村,却很少见到以县为范围所做的专题研究。笔者以为,虽然在大跃进运动中,决策权始终掌握在中央手中,但各项政策的落实却需要县委来制定具体实施的策略和方法,这也是“大跃进”在各地造成不同后果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说,一个县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农村政治生态群落,只有以县作为考察对象,才能了解中央的农村政策在基层具体实施的完整过程。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系统地运用县级地方档案,做深入的个案研究,但目前研究者所依据的材料大多仍以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和档案、文件汇编为主。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笔者查阅了江苏省宝应县档案馆所藏的原始档案。根据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工作汇报、运动总结等资料,本文追述了1958-1959年该县大跃进运动的大致情况,并试图运用档案中的大量细节,探讨“大跃进”中农村基层权力关系的运作,揭示县委领导、公社干部和普通农民在这场运动中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彼此的互动。

“跃进”之前

1957年底,农业合作制度已经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得以最终确立。然而,在1958年1月宝应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许多基层干部却报告说,经过成立合作社的高潮以及对粮食统购统销的严格执行,农村中早已怨声四起。农民们抱怨最多的是粮食征购的负担过重。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征购任务,干部们采取了各种强制的办法,有的甚至用枪逼着农民承认瞒产私分,从而强迫其交出更多的粮食。[2]正因为强制征收了过多的口粮,宝应县的农村地区在1957年底和1958年初出现了口粮紧缺的现象。根据公社干部的报告,很多地区80%的农户每天只能吃两顿粥,另有大约5%的农户所剩的余粮只能再支撑一个月。[3]部分极度贫困的家庭甚至连自己的小孩也养不活,只好将他们卖给别人,价格从2-12元一个不等。[4]与此同时,农村中出现了大量偷窃财物和食物的案件。[5]总之,大家对逐年增加的粮食统购任务既痛恨又畏惧,许多人因此将政府颁发的足额纳粮的“光荣证”称作“杀人刀”。[6]

对现实充满怨气的农民自然要将目前的困境与农业合作化前的情形、尤其是国民党时期的生活加以对比。变化是明显的:虽然国民党政府对农民也征收高额赋税,但它从未禁止农民到城镇中以打长工、干零活的方式改善生活状况;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却从此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只能为集体劳动,而且由于政府对粮食市场的严格控制,农民们即使有钱也很难在市场上买到粮食,结果当饥荒发生时,便普遍丧失了自救的能力。根据这些亲身体验,有些农民总结道:“共产党虽好,一天三顿吃不饱,国民党虽坏,一条扁担能养三代。”[7]  

除粮食短缺外,更加刺激农民的是,与他们窘迫的生活相比,干部们普遍享受着好得多的物质条件。他们用不无夸张却很形象的语言描述了各级干部和农民在物质上的差别:“县长穿皮衣,区干穿毛衣,乡干穿大衣,群众穿破衣。”[8]“县委每天两炖两烧,区委吃的牛奶面包,乡干过年馒头年糕,社员过年吃的是青菜茼蒿。”[9]有些人将这种贫富差距归因于县委干部完全脱离了农村,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充足的食物配给,因此“只晓得在城市里风花雪月,不知道农民的生活痛苦。”[10]不少人甚至开始怀疑共产党的阶级属性,指责区委和县委的干部多是地、富出身,娶的老婆也是地主,权力都被地、富抓去了。[11]有人甚至提出“毛主席代表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县委表面代表无产阶级,实际代表资产阶级革贫雇农的命。”[12]实际上,农民们对中共政权性质的质疑正说明社会主义农业改造产生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中,贫苦农民的社会地位迅速提升,由原来的社会底层变成农村中最有政治地位的一个阶层;可是另一方面,政治地位的提升并未能有效改善这部分农民的经济处境。这种政治和经济地位之间的巨大落差反而进一步唤醒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并促使他们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术语来表达对社会公正的诉求,甚至开始质疑他们曾参与建立的新社会制度的合理性。

沸腾的乡村

1957年过度征购粮食造成的口粮紧张直到1958年8月夏收时才得以缓解。正当此时,8月18日,《人民日报》以“人民公社好”为题发表了毛泽东视察河南和山东时对当地个别人民公社肯定褒奖的谈话,并将人民公社的出现称为“农业合作化制度又开始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是“一个由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社会变革”。[13]随即,全国各地迅速涌现了一股组建人民公社的高潮。根据宣传,为了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原来的农业合作社将实行合并,数个合作社合并成一个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宝应各地人民公社化的过程极为迅速,大都在数周内完成,最快的甚至十天就宣布成立了公社。[14]其过程往往先是组织大规模的动员大会,各家各户被要求写决心书,人人打申请,摁手印,表示自愿要求加入人民公社。那些公开反对办社的干部在此过程中都被清除了出去。[15]随后,公共食堂、托儿所、老人院等纷纷宣告组建完毕,最后则召集群众大会,宣布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公社的规模大小不一,人数一般在两三千人左右,多的则达到六七千人,因此各公社的成立大会都规模盛大,气氛热烈,通常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吹喇叭,玩花船,给乡村带来久违的节日气氛。[16]在此前后,农村中还普遍出现大量出售和宰杀生猪家禽的现象,如合义社三天时间即宰杀了39头膘猪。这是因为公社规定农民必须将各自饲养的牲畜家禽统统交归公社所有,很多人因此觉得还不如趁早将其出售,或者干脆自己吃掉,以最大可能地降低个人损失。[17]总之,根据1958年11月的一项统计,全县已建成11个人民公社,其中规模最大的沼河公社有社员128501人,最小的广洋湖公社也有37950人;全县共成立公共食堂3767个,90%以上的人口在食堂入伙;托儿所3248个,有60%以上的儿童入托;老人院(幸福院)421个,有7000多老人入住。[18]而全国范围内已建成了74万多个这样的合作社。[19]人民公社化的迅速实现,无疑激发了领导者更高的雄心壮志。在他们看来,如今农村中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都已按效率最高的方式组织了起来,犹如一部高性能的机器已经组装完毕,只待投入大跃进运动的洪流当中,就会高速运转,产生惊人的效益。

很快,人民公社这架庞大机器的效率就体现了出来――但并不是表现在农业生产方面,而是表现在各个公社争先恐后的“献宝”高潮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献宝”内容即是发布高额粮食产量的消息,俗称“放卫星”。1958年11月召开的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各公社展开竞赛,比谁的“卫星”放得高,产量报得高的干部被认为对党“忠诚老实”,得到红旗、奖状、自行车和现金奖励,报得最高的还被选派到北京参加全国表彰大会,甚至被提拔到县委担任领导职务。一到开会,这些积极分子就垄断了话语权,以虚报的高产量为标准,压迫别的公社向他们看齐。[20]而那些产量报得低的单位则被称为“白旗”,成为反面典型。有的地区为了“变白为红”,甚至将“白旗小队”的民房拆毁,把农民赶到“红旗小队”居住。[21]

相应地,产量报得低的干部被视为右倾保守,受到公开批判、停职反省或者写检查的处罚。1958年冬,一名公社干部被关在县招待所内写检查,持续数周,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冬天没有棉衣也不敢请假回家,甚至连小孩病重、妻子精神失常,也未获准回家探望,以致数次被逼到自杀的边缘。[22]而更普遍的现象是,县委领导为了催逼产量,一到下面就对基层干部任意辱骂,拍桌子打板凳,吓得公社干部们躲着不敢见面,连吃饭睡觉都不敢回家。[23]在这样的气氛下,批评“大跃进”的声音逐渐消失,公社干部们纷纷发表文章,批评自己和他人的保守思想,“卫星”随之越放越多,产量也节节攀升。很多公社将十亩的稻子移到一亩,或者将数十亩的产量算作一亩,结果产量迅速从亩产五六百斤上升到千斤、万斤。最终,全县168个大队中,有159个宣称1958年水稻亩产要达到3000斤以上,其中,号称万斤以上的即有7个,最高的达到15032斤。[24]从各种官方的媒体和集会来看,“大跃进”开展得红红火火,农民的干劲热火朝天,一个吃饭不要钱,剃头、洗澡也不要钱,还有托儿所、敬老院等“说不尽的好处”的新农村正日渐呈现。中央豪情万丈地宣称,人民公社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正在亚洲东部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出现”,照此发展下去,只需大约十五至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就可以建成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5]

潜伏的危机

然而,在报纸、广播千篇一律的颂扬声背后,真实的农村却是另一番景象。首先,在农业生产上一味强调大规模的集体耕作。1957年底1958年初,县委从各公社调集种子、土地和精壮劳力成产突击队,大搞试验田,甚至1000多名宝应中学的学生也被组织起来插秧。[26]所谓“试验田”,实际上主要是指深挖、密植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结果挖地二尺,近齐腰深,牛和拖拉机都不好耕作,妇女播秧时一不小心就会跌到沟中。[27]为了密植,要求每亩栽秧10万穴,于是田里拉上绳子,绳上打满结巴,农民被要求按照一个结巴一颗苗的密度插秧,结果进度缓慢,延误农时,有的人长期泡在水里,连手指头都浸烂了。[28]虽然投入了大量人力,这样的试验田最终只得到亩产80斤的成绩,还不如传统的耕作方式产量高。[29]尽管如此,县委仍不断扩大试验田的规模,组织更多的突击队,与此同时,还抽调了4000多精壮劳力大修水利,白天开河,晚上耕作。各公社也纷纷效法,如獐狮公社即集中了一万多人、400多头牛大搞试验田。[30]

由于只强调量的投入,对土地和人力资源不合理地安排和过度消耗造成 1958年的水稻实际产量远远低于虚报的数字。在一些情况较好的地方,水稻亩产也不过300多斤,一般多为220-230斤,少的只有100多斤。[31]可是,由于当初虚报了产量,秋收后各公社都面临着巨大的征粮任务,而且越是高产的地方,压力越大。如獐狮大队水稻的平均亩产达五六百斤,但由于当初放了14000斤的卫星,秋收后被要求多缴1000万斤的粮食。为了完成任务,干部们只好乘夜色带着大船直接到各小队去搜粮,最终收缴了社员们大部分的口粮和种子,凑出300多万斤粮食。结果征完粮,很多类似的高产大队都不得不停了伙。[32]

除了农业生产的无序发展外,各公社还被要求大力发展社办工业,建立各种工厂,以实现工业大跃进。结果,为了砌厂房,大量民房被拆,树木被砍伐。例如,黄浦公社为兴建厂房,抽调900多人倒树,一周内即砍伐木材300万斤,不仅消耗掉9万多斤粮食,而且倒下的树木截断了河流,堵塞了河道,破坏了生态,最终工厂建设却半途而废。[33]更为荒唐的是,为了实现工业跃进的成果,很多地方责令修鞋铺和修钢笔的小摊子也挂出工厂的招牌,结果造成“一夜百厂”的虚假繁荣。[34]

与此同时,农民的私人财产蒙受了严重损失。如曹甸公社为了征用木料、砖头,拆毁民房586间,拆猪圈1000多间,拆锅灶1000多眼,而农民家中的各类铁器,如锅、铜盆、铲子、勺子、锹、锄头、铧、甚至马桶箍都悉数收缴,用作大炼钢铁的原料,无数民房、木料、水车、家具被当成燃料化为灰烬。[35]兴修水利是另一项耗费大量资源的集体工程。为了开挖京杭运河,全县征用土地500亩,拆毁民房1000多间,调用车辆152部,木料10万余斤,家具474件,造成500多户农民没有地方居住。[36]事实上,农民们不仅没有得到丝毫补偿,甚至连原本正当的劳动收入也全被充作公用。总之,只要干部一声令下,农村中的一切人力、物力和经济资源都可以随意调用,成为“共产”的对象。农民们对此形象地比喻道:“共产风是雨,命令风是雷,雷打雨下,刮得人胆战心惊。”[37]

饥荒初现

经过1958年下半年的一番折腾,至1959年初宝应各地已普遍出现粮食紧缺的现象。据县委统计,至1959年1月下旬,全县765个农业社(即合并成人民公社前的单位)中,有404个(52%)口粮紧张。[38]事实可能比这个统计数字更加严峻。如宝应湖公社,至1959年1月下旬,全社89个分配单位中,除一个还储备有余粮外,其余都面临缺粮的威胁,其中10个社已经断炊,另外28个社的粮食也只能支撑不到一个月。如此平均下来,全社每人每天只得12两的粮食配额,因此每天只能吃两顿稀饭,每四天才能吃一顿干饭。这种现象并非少见,其他地区的社员每日口粮大多不超过10两,有的食堂已因无粮而解散。[39]其实,宝应的情况在江苏乃至全国并非特例。1959年1月中旬,中央及省委即召开会议,提醒各地防备春荒可能引发农民暴动。[40]县委各级部门更是加强了对“地富反坏右”等不安定分子的监控,以防其乘机鼓动饥民闹事。[41]

虽然各级政府部门已多少注意到1959年春季粮食紧张的情况,但并未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缓解。相反,毛泽东在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话,指出大跃进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42]这一个指头的缺点主要是指公社的权力太大,从而造成强迫命令、侵害生产队利益的情况。对此,毛指出,应该对大队和小队所有制予以承认,即承认大队和小队也有各自的利益所在,而不应该将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公社手里。他认为,应该还需要五六年时间过渡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再过15、20年才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43]这个讲话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虽然提到要考虑大队和小队的各自利益,却完全没有提到作为个体的农民也具有独立的利益诉求,甚至没有强调要确保农民基本口粮供应的问题。听起来似乎所有问题都是由于公社领导权力过大造成的,却没有坦承赋予地方干部莫大权力和增产任务的正是中央,而收购上来的粮食也并不是完全控制在公社干部手中,而是大部分上缴了国家。因此,只要中央不放松对粮食征购的要求,无论公社、大队、小队,最终都没有退路,必然还是会出现命令作风和粮食紧张的情况。

毛的讲话为全国上下对待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态度定下了基调。在1959年5月召开的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宝应县委第一书记徐向东即宣称,1958年全国已经普遍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成绩“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使得中国的生产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国家”,“古今中外,都打破纪录”。[44]根据这样的论调,县委认定1958年全县取得了粮食大丰收,所有报告缺粮的公社都受到公开批评,被认为是弄虚作假,故意隐瞒少报。[45]然而,实际上不少地区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已造成严重的后果。县委的报告显示,至1959年3月下旬,全县4560个食堂中有984个已完全停伙,约占总数的21%,这一比例在某些粮食严重紧缺的地区则高达60%。[46]对很多农民来说,食堂停伙即意味着失去了食物的来源。如山阳公社沿湖大队11个食堂散伙后,全大队524户中有131户完全没有任何粮食可吃,只好每天在地里刨茨菇充饥。而那些尚有一些余粮的地区,情况也并不乐观,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公社干部下令搞“超额入库”,将农民挖出的茨菇、萝卜也算作口粮,与真正的粮食和种子一起征收,结果很多农户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能自己外出寻找食物。[47]山阳公社杨桥大队1046个劳力,只有44个出勤,其余都出去找吃的。汜水公社每天外出觅食的有近千人,还有近百人干脆私自逃往外地谋生。[48]虹桥公社左堡大队13个生产队,有9个队已停止农业生产,社员们每天凌晨即起,赶到30里路外的邻县挖萝卜。[49]与此同时,因为用作饲料的豆饼全被人吃了,耕牛没有食物,生病和死亡率不断增加,而且播种的稻种也被吃掉,因此很多地方1959年根本未进行春耕。[50]

更为严重的是,疾病开始流行,死亡随之出现。儿童成为最早的受害者,随后成年人也开始死亡。如子婴河公社杜港大队,不到10天即有17个小孩死于麻疹。郎儿大队3月5日到27日死小孩4人,另饿死成人15人。这15人中,除一人是和尚外,其余都是贫农,其中有8人是30-40岁的壮劳力。同一公社的龙河大队也死掉20多人。[51]虽然有人写匿名信到《工人日报》揭发食堂停伙期间饿死人的现象,但报社只是将揭发信退回县里,而县里的调查最终都以“病死”结案。[52]

干部的困境

即便在粮食已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县委对粮食产量的高要求仍未有半点放松。为了少上缴一些粮食以应对饥荒,公社干部们只能故意少报产量,而且大都备有数份不同版本的生产报告,以便有更多的余地与县委讨价还价。[53]有些干部害怕别人说自己公社的产量高,甚至要求社员在县委检查团到来前将高产未熟的玉米连夜割掉。[54]当然,也有少数基层干部对玩弄数字游戏早已失去了耐心,向农民宣传“大跃进”时觉得“理不直,气不壮”,并进而对官方报道的种种“大跃进”的成绩产生了怀疑。例如,当时政府为了鼓励农民的干劲,提出“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的口号,有些干部却讽刺道:“我看是‘拳打苍蝇蚊子,脚踢豆腐脑子。’”[55]

干部中的不满情绪自然引起县委领导的不满。县委第一书记徐向东在一篇文章中,对那些批评“大跃进”的人表示了蔑视,认为“大跃进”是“理想和志愿”的表现,而不是“浮躁虚夸”,那些反对的声音都是右倾保守和畏难松劲的表现。他向反对者挑战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56]

1959年庐山会议后,随着“反右倾”运动在全国的展开,宝应县委在12月召开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宣布决定整风,向“大跃进”的反对者发起了进攻。进攻的策略,首先是要求基层干部们讨论“大跃进”以来生产是不是年年上升,是不是真的大跃进。有意思的是,大多数与会者,尤其是贫农或者有亲人被国民党打死的,对五十年代初生存环境的改善感触尤深,可是一谈到“大跃进”以来的情形,则大多犹豫不决,一谈到粮食问题更是情绪低落。[57]而当县委要求他们申报1958年的真实产量时,很多人更是以各种借口试图规避这一话题,有的说自己对情况了解不全面,有的说自然灾害降低了产量,有的干脆假装找不到笔记本。[58]总的气氛是,很多人都对“大跃进”心怀不满,但又不敢公开讲。

不过,也有个别人不畏风险,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这样的“出头鸟”立刻成为批判的标靶,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柳堡公社的第二书记刘庆云。刘在会上公开质疑“大跃进”。他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认为1959年的粮食产量低于58年,认为人民公社是“冒进”,办公共食堂是“浪费”,搞集体饲养、深翻等试验是“劳民伤财”。总之,刘对“大跃进”以来的各项政策都持反对态度。[59]刘的看法得到很多与会干部的支持,他们对58年大炼钢铁引发的到处锯树、拆房、劈门板的现象记忆犹新,而眼前食品短缺、商业凋敝的情景更是触目惊心。[60]此外,不少人还为农民所受的待遇鸣不平,认为粮食都优先分配给了军人、工人和干部,农民自己却要忍饥挨饿。大家对农村的前景普遍感到悲观,认为“一年不如一年”,“越干越苦”;对政府更是感到失望,认为“喜欢吹牛皮”,有人甚至讽刺“大跃进象个婊子”,只是“脸上搽得好看”,而“公社党委活象个嫖客老爷”,道尽了“大跃进”的徒有其表和农民的无奈心理。[61]

针对这些怨言,县委领导予以了坚决反击。刘庆云的言论被指责为“反对三面红旗的恶毒言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谎言”。县委认为刘“向党进攻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因此将他树为党内阶级斗争的标靶。刘的言论被整理出来,印发所有与会人员。县委要求大家通过分组讨论、大会发言、写大字报等形式对其展开批判,甚至对刘说过的每一句话进行质问。在连续近十天的反复批判下,刘庆云最终不得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并作出公开检讨。县委将他与其他三名公社干部一起打成了反党小集团。[62]与此同时,县委要求大会对支持和同情刘庆云的其他干部也展开全面批判,对所有不满言论都要追究动机,即“反党的根子”—-当然,唯一的“根子”就是“资产阶级立场”。结果,公社党委委员一级有6人、大队支书一级有21人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其他级别的干部有42人也遭到批判,经历了一轮轮口诛笔伐,而对他们批判不力的干部也要受到批评。[63]

批判是在县委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的,每天中、晚饭后都要召开积极分子会议,研究批判的策略,不仅在各公社内部开展讨论,社与社之间还要互相揭发,被批判者甚至受到积极分子的监听,连在食堂吃饭时的对话和夜里的梦话都有人汇报,出现在第二天的内部刊物上。[64]连续高强度的斗争使得许多干部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一开始还试图抗争、辩解,但十几天下来,大多数人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日愁眉苦脸,眼泪汪汪,说话不敢高声,在会场上痛哭流涕,个别甚至企图逃跑。结果,大多数人最终不得不屈服,对过去的言论表示悔恨,对所有指控一概承认。[65]即使如此,县委对他们仍不放过,讽刺他们“企图用几滴眼泪来博取同情”,同时告诫大家要继续“坚决不留情面斗争”,以防止这些人有朝一日“拿起鞭子”复辟资本主义。[66]在批判不同声音的同时,县委还试图通过放电影、举办地主罪证展览等形式树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正面形象,并反复强调共产党解放贫苦农民的“恩情”。[67]经过这样的斗争和教育,县委通过对与会1500名干部的考察,认定其中934人终于认清了“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而其他干部的态度尚不够坚定,需要接受进一步教育。[68]

总之,这次历时近二十天的会议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后果,一是压制了不同的声音,任何反对“大跃进”的干部都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那些反对集体化的“自发势力小私有者”“里应外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猖狂地向党的总路线进攻”,造成目前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激烈的阶级斗争。[69]县委宣布,现在正是送这些“卑鄙可耻”的资本主义敌人“永远进棺材的时候”,甚至诅咒这些人“不但生臭,死也臭”,哪怕跑到美国也躲不过阶级斗争的打击。[70]结果,大跃进、公共食堂、人民公社都被视为社会主义最本质、最重要的内容,不仅不容丝毫置疑,还必须强化突出。

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在惩罚了反对者后,县委开始以更强硬的态度提高了1959年粮食征购的计划。对原来各公社上报的1959年的粮食产量,县委表示太低,要各社重报,但再报一次,县委仍不满意,便打发回来再重报,如此反复六次,最终全县1959年的粮食产量从原来的59546万斤增加到70225万斤。即便如此,县委仍不满意,认为各公社还是存在瞒报的情况。基于这种猜测,县委在制定1960年粮食生产计划时,一举提出高达8亿多斤的生产指标。[71]当然,县委领导也意识到完成这个指标极为困难,但他们强调:“困难是有的,就看如何对待困难,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72]于是,当县委决定施加力量压住弹簧的上端时,由此产生的巨大压力便只能由最低层的普通农民来承担了。

结语

如果说,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的土改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多多少少还能使部分贫穷者受益,“大跃进”则将全体农民带入了一场危机,而且当致命的饥荒发生时,贫农反而成了最早的牺牲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动这场运动的决策者与普通农民各自的诉求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从宝应县的情况来看,“大跃进”之前,农民普遍抱怨的是粮食征购的任务太重,以致吃不饱饭,生产没有积极性;而决策者的出发点,虽然学者们提出了诸多解释,但无论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是出于经济考量,都不是为了回应农民的诉求。换言之,农民自身的利益在“大跃进”决策的过程中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外,而在农业集体化的制度下,底层的农民也没有渠道向决策者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能通过发牢骚、编顺口溜、宰杀牲畜等方式私下发泄不满。因此,至少从宝应县的情况来看,“大跃进”的发动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并非上面登高一呼、下面举国响应的集体意愿的体现。

即使在基层干部当中,“大跃进”的推进也是困难重重。本文的研究表明,1958-1959年间,有相当一部分公社干部对这场运动并不支持。其实,从土改开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基层干部已经撤换了一批又一批,至1957年底,那些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干部大都已被清除出去,1958年时,公开反对人民公社的干部也得到同样的下场。即便如此,在“大跃进”中仍有大批公社干部对农民的遭遇表示同情。但除极个别人外,他们大都不敢公然批评中央的政策,只能采取间接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如在县委召开的会议上转述农民的牢骚不满,向县委汇报产量时讨价还价,或者写匿名信检举揭发等等。但最终所有敢于反映真相的干部都遭到无情打击,被迫写检查、作自我批评、遭到公开批判,有的甚至失去人身自由,受到各种精神和肉体的迫害。结果,经过一批批撤换,敢于揭露真相的干部都失去了发言权,剩下的干部几乎都要臣服于某些个人的权威,一切人事任免皆由个别领导的好恶决定。

这种现象充分反映了当时某些地方政权中人身依附关系的严重程度。时任宝应县委第一书记的徐向东是安徽人,生于1921年,虽然年纪不大,却是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于1956年从中央办公厅下派到江苏,这样的资历使他具有极强的政治优越感,同时也可能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李若健曾将“大跃进”中的县级官员分为三类:“努力超额完成上级的任务”、“认为上级的指示是错误的,消极怠工”,或者“介于两者之间”。[73]徐向东在政治上恰恰属于第一类,时时紧跟中央,推行各项政策时不遗余力,对手下的干部也颐使气指,不容许有人挑战其权威,诚如有些县委干部所说:“第一书记就是当地的领袖,不拥护他就是反党。”[74]因此,徐个人的行事风格和政治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跃进”在宝应县造成的影响。

关于地方领导的个人因素与“大跃进”的关系,陈意新曾注意到一个现象。他在比较了安徽与江西两省“大跃进”的区别后提出,在由本省人担任领导职务的省份,领导人对当地农民较有感情,因此在“大跃进”中表现得并不积极,而在由外来干部担任领导的省份,“大跃进”则更为激进和无情。[75]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这种差异性可能不仅仅体现在省一级,也同时存在于县级政治中。

如果说1957年前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使得普通农民被排除于政府的决策过程之外,那么,正是在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众多基层干部也被剥夺了发言权,而由个别领导人独断专行的决策机制在此过程中得以最终确立。这样的权力架构阻碍了政府内部信息的顺畅流通,致使直言者被打击,真相遭隐瞒,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当然,这样一种权力关系的确立,自然不是一个县委书记可以决定的。因此,干部个人的责任理应受到惩罚,但国家政策以及权力制度本身的缺陷更值得深究。

[1]参见谢春涛:“‘大跃进’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李庆刚:“近几年‘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李春来:“对西方学界有关‘大跃进’运动研究的述评”,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5月。

[2]“四级干部正风会议简报 (第三期)” ( 1958年1月13日),宝应县档案馆藏档,301-1-28。以下所引宝应县档案,只标出相应的档案号。

[3]“四级干部正风会议简报 (第六期)” ( 1958年1月16日),301-1-28。

[4]“四级干部正风会议简报 (第十期)” ( 1958年1月20日),301-1-28。

[5]“四级干部正风会议简报 (第九期)” ( 1958年1月19日),301-1-28。

[6]“四级干部正风会议简报 (第十期)” ( 1958年1月20日),301-1-28。

[7]“四级干部正风会议简报 (第九期)” ( 1958年1月19日),301-1-28。

[8]“四级干部正风会议简报 (第九期)” ( 1958年1月19日),301-1-28。

[9]“四级干部正风会议简报 (第九期)” ( 1958年1月19日),301-1-28。

[10]“四级干部正风会议简报 (第六期)” ( 1958年1月16日),301-1-28。

[11]“四级干部正风会议简报 (第十一期)” ( 1958年1月21日),301-1-28。

[12]“四级干部正风会议简报 (第九期)” ( 1958年1月19日),301-1-28。

[13]“人民公社好”,《人民日报》,1958年8月18日第一版。

[14]“关于卞塘人民公社经过情况小结报告”(1958年9月22日),301-2-49。

[15]“宝应湖人民公社建社工作小结”(1958年9月22日),301-2-49。

[16]“宝应湖人民公社建社工作小结”(1958年9月22日),301-2-49。

[17]“宝应湖人民公社建社工作小结”(1958年9月22日),301-2-49。

[18]宝应县委统计数据(1958年11月18日),301-2-50。

[19]“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9日,第一版。

[20]“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 (第三期、第四期)” (1960年12月),301-2-76。

[21]“宝应县城镇公社的‘五风’记要”(1960年12月30日),301-2-91。

[22]“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 (第三期)” (1960年12月),301-2-76。

[23]“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 (第四期)” (1960年12月),301-2-76。

[24]宝应县委统计数据(1958年11月20日),301-2-50。

[25]“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9日,第一版。

[26]“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 (第二期)” (1960年12月),301-2-76。

[27]“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 (第三期)” (1960年12月),301-2-76。

[28]“宝应县城镇公社的‘五风’记要”(1960年12月30日),301-2-91。

[29]“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 (第二期)” (1960年12月),301-2-76。

[30]“宝应县城镇公社的‘五风’记要”(1960年12月30日),301-2-91。

[31]宝应县委统计数据(1959年1月24日),301-2-70。

[32]“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 (第三期)” (1960年12月),301-2-76。

[33]“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 (第三期)” (1960年12月),301-2-76。

[34]“宝应县城镇公社的‘五风’记要”(1960年12月30日),301-2-91。

[35]“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 (第二期)” (1960年12月),301-2-76。

[36]“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 (第二期)” (1960年12月),301-2-76。

[37]“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 (第六期)” (1960年12月),301-2-77。

[38]宝应县委统计数据(1959年1月24日),301-2-70。

[39]宝应县委统计数据(1959年1月24日),301-2-70。

[40]宝应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59年1月17日),301-2-70。

[41]“宝应县政法公安部关于当前农村治安情况的报告”(1959年1月10日),301-2-67。

[42]“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3月),301-2-72。

[43]“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3月),301-2-72。

[44]“徐政委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9年5月),301-1-33。

[45]“徐政委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9年5月),301-1-33。

[46]宝应县委统计数据(1959年3月27日),301-2-70。

[47]“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 (第四期)” (1960年12月),301-2-77。

[48]宝应县委统计数据(1959年3月24日),301-2-70。

[49]宝应县委统计数据(1959年3月27日),301-2-70。

[50]宝应县委统计数据(1959年3月27日),301-2-70。

[51]宝应县委统计数据(1959年3月24日,3月27日),301-2-70。

[52]“关于1959年上半年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报告”(1959年6月30日),301-2-67。

[53]“中共宝应县城镇公社党员扩大会议总结报告”(1959年5月10日),301-1-33。

[54]“关于当前工作情况的报告”(1959年8月12日),301-2-67。

[55]“关于贯彻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情况的报告”(1959年8月27日),301-1-35。

[56]徐向东:“宝地定要胜天堂!”(1959年8月5日),301-2-70。

[57]“三级干部大会简报(第二期)”(1959年12月),301-2-60。

[58]“三级干部大会简报(第三期)”(1959年12月),301-2-60。

[59]“柳堡公社刘庆云同志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言行材料整理”,301-2-70。

[60]“关于三级干部整风会议的情况报告”(1960年1月4日),301-1-34。

[61]“关于三级干部整风会议的情况报告”(1960年1月4日),301-1-34。

[62]“关于三级干部整风会议的情况报告”(1960年1月4日),301-1-34。

[63]“关于三级干部整风会议的情况报告”(1960年1月4日),301-1-34;“关于宝应县委执行干部政策方面的检查报告”(1960年6月18日),301-1-44。

[64]“三级干部大会简报(第十七期)”(1959年12月),301-2-60。

[65]“三级干部大会简报(第十一期)”(1959年12月),301-2-60。

[66]“三级干部大会简报(第十六期)”(1959年12月),301-2-60。

[67]放映的电影为《第十个春天》、《三八河边》和《江山多娇》。 “关于三级干部整风会议的情况报告”(1960年1月4日),301-1-34。

[68]“关于三级干部整风会议的情况报告”(1960年1月4日),301-1-34。

[69]“三级干部大会简报(第三期)”(1959年12月),301-2-60。

[70]“徐向东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的报告”(1959年12月25日),301-1-34。

[71]“中共宝应县委书记处书记黄国桢同志在四级干部誓师大会上的报告””(1960年3月18日),301-1-39。

[72]“徐政委在县委三级干部大会上的报告”(1959年12月5日),301-1-34。

[73]李若健:“理性与良知:‘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开放时代》2010年9月号,第113页。

[74]关于宝应县委部分成员错误言行的调查材料(1960年),301-2-87。

[75]参见Yixin Chen: “Under the same Maoist sky: accountingfor death rate discrepancies in Anhui and Jiangxi”, Kimberley Ens Manning andFelix Wemheuer eds., Eating Bitterness: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 (Vancouver: UBCPress, 2011), pp.19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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