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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道德代价反思
作者:陈培永      时间:2017-12-05   来源:《红广角》2013年第4期
 

随着近些年我国学界对文化大革命各个方面研究的深入,“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出现在国外”的尴尬局面正在被打破。研究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理论旨趣是正视并吸取它的教训以防当代社会建设重蹈历史的覆辙。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多方面的,思想、文化、道德建设方面的教训值得吸取,文化大革命远大崇高的道德理想为何最后演变成一场空前的道德灾难,这不免令人惋惜,也不由得我们不去反思其根源,以就鉴于当下中国的道德建设。

一、极端的道德人格追求与扭曲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

在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毛泽东开始把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接下来的任务。这种考虑是说得通的,也就是说不仅要在制度上消除私有财产、消除剥削、消除等级,而且要从人的头脑中彻底根除私有的、剥削的、等级的观念,即通过思想文化精神领域的彻底改造,彻底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观念。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但说不通的是,这种革命的理想目标是“人人皆为圣贤”、“九亿神州尽尧舜”,普通老百姓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似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人”都不再是凡人,不再有物质利益、欲望诱惑,都是无私无欲、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都可以拥有置个人利益于不顾的革命献身精神。提倡崇高道德修养当然没有错,但要求每一个人都能达到则必然是错的,文化大革命对人的道德的要求过于极端,把先进性的道德层次变成普遍性的道德要求。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拔苗助长,而道德的拔苗助长最后不会出现根正苗红,只会根死苗忘。

文化大革命是社会道德理想的空前呈现,它要在道德人格塑造的基础上“敢教日月换新天”,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等级、真正平等、真正民主的完美理想社会。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没有问题,完美的理想社会是从古至今的人们孜孜追求的目标。但不关注社会现实、过于空想化的理想注定只会“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它最多会一时激起社会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但终不能持续发力。人们为了道德而道德、为了理想而理想,把社会道德理想看得高于一切,过于夸大精神和道德力量的作用,注定不会最终改变人的存在的现实条件,反而会使社会主体的存在和活动发生扭曲。当社会无法满足现实的人的基本物质需要时,必然会导致人的内心的巨大矛盾与落差,而导致美好的社会理想付之一炬。文化大革命对完全平等、近乎完美的道德社会的追求导致的结果却是普遍贫困、专制主义、长期动乱,就是最好的说明。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建构必须立足于不理想的社会、不理想的个人,也就是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也必须面对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离开了人们生活的吃喝住穿,再好的社会道德理想都是妄谈。文化大革命恰恰忘记了这一点,在社会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中忘记了社会需要的最基本物质基础和人的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关系。

二、继续革命的指导思想与道德建设革命化的武断粗暴

理想道德人格、完美道德社会的实现,采用的方式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继续革命论”被称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写入了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也写进了四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毛泽东在1958年曾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了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战争年代的革命方法必须继续下去,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被不断运用。继续革命成了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主色调,成了解决一切领域的问题的法宝,而且它在经济建设、技术发展、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百试不爽。这种社会主义的革命方法确实能够起到其他方式所不具备的功效,它也是中国能够迅速实现战后重建的重要方法,但因此得出革命万能论、持续革命论,试图用它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文化的、思想的、道德的问题,则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继续革命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文化大革命则作为继续革命的重要形式。1967年,毛泽东在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批语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是用“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据此可以将其理解为为解决当时中国面对的官僚特权、贪赃枉法、等级制残余、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个人主义私心等问题而利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的大规模整风审干运动。但文化大革命最后落脚到“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落脚到通过思想道德领域的斗争来改造所有人的内心道德世界,落脚到通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实现个体道德的净化和神圣化。依靠革命、依靠群众运动、依靠“斗、批、改”来追求思想转变、道德进步,这种道德建设方式显然是武断的、粗暴的。如果说大跃进是一种经济大跃进,暴风骤雨式的思想道德革命显然是是一种文化大跃进、道德大跃进,是不符合道德建设的客观规律性的。道德建设不能急功近利,它需要润物细无声,需要经年累月的渐进展开。

三、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与阶级道德压倒一切的伦理失序

继续革命理论得以合法化的前提是对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的判断。在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总有亡我之心不死、试图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敌人的存在,成为一种固定的扎根于当时领导者和人民大众内心深处的政治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导致的局面是阶级关系压倒一切人际亲情关系,阶级感情被置于血缘伦理纽带之上,阶级道德压倒一切人伦关系。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先是阶级关系,先讲阶级感情,而且为了阶级关系、阶级感情、阶级道德可以抹杀人伦关系、人伦感情、血缘伦理。可怕的是,“唯阶级论”、“血统论”等观念的盛行,造成许多家庭成员彼此划清阶级界限,如果未与其脱离关系则被株连获罪,出现“家庭里夫妻各怀鬼胎,正在相互揭短”,“夫妻决裂,父子异路,成为常见的世态”等情况。人们之间的亲情政治化了,整个社会政治化了,道德也政治化、阶级化了,“由于执政者试图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以‘发展生产力’的指导思想去发展政权,因而使‘文化大革命’以前(包括‘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社会频频出现政治运动,从而使一个本来是属于社会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政治社会,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烙上了‘高强度的政治社会化’的‘烙印’,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和道德习惯也深深地烙上了‘政治的痕记’。”道德烙上政治的痕迹,打上阶级的标志,使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发生严重变形。

阶级斗争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也滋生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人民与敌人、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绝对对立的深层意识,将本来有着内在联系的事物割裂开来。社会主义杜绝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人民与敌人的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信奉集体主义严厉打击个人主义,私人利益一定有损于公共利益。这种对立的思维模式是可怕的,在打倒对立面的同时必然会伤及自己。现实的教训是,文化大名不仅伤害了“阶级的敌人”,实际上也伤害了“人民群众”,本来最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角色与利益,但实际上却将人民的权利弃之敝履,乃至不能保证个人最基本的人权。究其根源,“人民”先天地具有伦理身份,它也意味着一部分人不是人民而是敌人。人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就意味着不与整体一致的就不是人民,这实际上是一种可怕的逻辑,会演变成主观随意地将人民的一部分定位为敌人,正如薄一波后来所指出的,“与毛主席意见不同的一些同志,被看成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被打倒的地主、官僚买办阶级在党内的代表,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谁是人民的敌人,在实践中被以不同的方式任意地划分,人民的利益没有得到实现,人民权利没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四、否定传统道德文化与否定现代道德价值理念的道德虚无主义

文化大革命本来应该蕴含着两重意思,即文化的“革”与“命”,所谓“革”就是对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的革除、去除、摒弃,所谓“命”即是对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命制、建设、构造,毛泽东的本初意愿也是通过革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滞留于人的内心中的思想道德文化毒素,建立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思想。但现实的实践却演变成批判一切、否定一切。尤其是在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把批判林彪与批判儒家放在一起,对孔子进行人身攻击,对孔孟思想进行曲解和丑化,提出了“孔老二是我们的死对头”、“林彪孔老二都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死敌”、“两个坏家伙,一副黑心肠”等口号。当时的《孔丘其人》一文将孔子称之为“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儒家的孔孟之道如“克己复礼”、“中庸之道”、“上智下愚”、“天命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师道尊严”、“宽厚”、“忠恕”、“仁义礼智信”等一些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也被否定。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比起来五四运动期间的批判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加地不够理智、不够学理化、更加地胡乱扣帽子。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伦理观念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去除掉其服务于君主专制秩序的形式,完全可以使其内容服务于当代的道德建设,不分青红皂白地舍弃,必然会使人无所适从,找不到应该坚守的道德价值观念。否定了传统文化,就应该接受现代价值观念,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但文化大革命将这些理念斥之为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是资本主义虚伪的表现。现代政治社会价值理念并不是被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就等同于是资本主义的,它能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服务,但就是这种认识都被拒斥。当然,毛泽东也谈到民主,而且是群众直接参与的“大民主”,但民主是专政的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之上的民主,民主因此很容易被专政所控制,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在实践中彻底演变成不讲民主、不讲法制的大动乱。毛泽东实际上放弃了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又重新回到了被其否定的传统社会的专制统治形式。传统的旧价值、旧道德被拒绝了,现代的新价值也被拒绝了,摧毁一切、否定一切成了道德的标准,结果只会导致价值观念的虚无主义,导致随意践踏生命、不讲人权、不讲个人的混乱道德秩序。

五、狂热的非理性偶像崇拜与道德榜样塑造的“雷大雨小”

文化大革命对人民群众的动员是有效的,是全世界一切革命运动、社会运动所不可想象的,而这一切背后所依靠的是领袖的个人魅力,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个人的偶像崇拜。要采取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式统一思想,偶像的力量确实最为有用,但过度地将个人偶像化、神圣化,最终必然会导致群体失去理性而盲目追随。人们不怀疑“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他们深信“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能够回答、解决一切问题,也坚定地认为“跟着党和毛主席,就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就能奔向共产主义美好天堂”。人们无需思考,只要跟着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忠诚卫士,就足够了。这必然导致集体不思考、无理性,普通老百姓独立自主的道德政治人格极度缺失,“人们被融入一种单一的‘道德性格’中——毛泽东思想是其具体体现——以至于所有的自我被抹杀,所有个人声音的表达(特别是文化方面的表达)受到压制。”没有独立思考、理性反思,道德主体必然只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依附意识、从众行为强烈。在这个时候,所谓的集体意识就会侵占个体意识的空间,而这个集体意识又有可能是受操控的,服务于特定群体的不正当利益或阴谋的。林彪、四人帮集团能够浑水摸鱼,利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盲动来服务于自己篡权、打击异己,就在于此。

与塑造偶像相一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道德建设也塑造道德模范,它相信榜样的力量,相信通过对先进的人物道德事迹的宣传,就能够带动整个人民群众道德素养的提升。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各条战线艰苦奋斗的先进模范典型被不断宣传,“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蓬勃地开展。榜样在这个时期确实发挥了强劲的力量,激发起无数人的热情,让无数人高唱凯歌精神抖擞地去奋斗贡献。但塑造榜样只是道德建设的治标之举,不能真正推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而且文化大革命存在对榜样过度塑造的问题,为了使榜样崇高和伟大而进行各种不切实际的包装,榜样已经不再被塑造为一个道德的人,而是被塑造为一个道德的神,不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这种对榜样过于理想化的宣传,只会是雷声大雨点小,使宣传本身显得苍白无力。一旦人们发现榜样是难以实现的目标,榜样宣传就不会内化到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行动中,反而会使个体在表面谈崇高理想、崇高道德,内心则是充满怀疑的道德虚无主义,最终的结局是只有常人无法实现的崇高的道德口号,而没有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行动。

一定程度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通过政治运动改造思想、改造文化、改造道德从而实现思想、道德、文化重建的尝试,是试图通过全体人民的修身正德走向完美理想社会的努力。它所激发起来的人的积极精神状态、理想情怀、真诚信仰都是值得肯定的,但道德重建最终没有成功,理想社会并没有实现,反倒使道德本身遭受重创,社会一度失序。文化大革命推崇道德改造的主观意愿变成了反道德的客观实践,本来想要彻底、全方位推进中国社会道德进步,却在现实中上映了一场道德悲剧。虽然是悲剧,虽然是失败,但我们并不能不去反思它,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回避历史的教训是不应该的,找到历史的教训却不知改正依然犯错是更不应该的,文化大革命道德建设的反面教训需要汲取,更应该转变成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智慧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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