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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我想写胡耀邦传
作者:傅高义      时间:2017-11-27   来源:文汇读书报
 

我觉得有一种责任,要帮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我写《邓小平时代》不是为了赚钱,书的印税我都捐给我的母校。

2013年1月,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撰写的 《邓小平时代》由三联书店出版后,持续风行,至去年底已售出七十余万册,并横扫各媒体和出版社多种“年度十大好书”榜单。

近日,傅高义来北京作研究与交流,在韬奋图书馆,记者采访了傅高义。

傅高义比约定采访时间早到了五分钟,喝着咖啡,和三联书店的编辑们亲切地打着招呼。他的中文极为流利,你常会错觉自己似乎是在和一个中国人说话。他专注地倾听提问,对每个或庞大或琐碎的问题均给予认真耐心的回答。这使得记者的采访非常顺畅而轻松。

周报:有关《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资料收集、采访和写作的具体过程,您在前言里提到了一些,能否再详细谈谈?

傅高义:好的。说实话,我是拉关系的(笑)。因为很多受访者不想见外国人,见了也很客气,没什么实话。最重要的关系是我利用在哈佛大学工作的机会,认识了一些来哈佛的中国人而建立起来的,比如说,1998年,我邀请江泽民先生来哈佛讲演。这个活动是我个人组织的,我当时在哈佛领导东亚的研究工作。很多人反对这个邀请,但我坚持这个邀请,后来校长同意了,我就着手组织。十年前,我为了写邓小平传记,提出想见江泽民,他答应见我,给了我一个小时谈他对邓小平怎么看。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孙子曾来哈佛大学帮我工作,他在哈佛拿了硕士学位,通过他祖父的关系,我认识了《炎黄春秋》杂志的朋友们。我想多方了解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所以,我认为对支持邓的人和反对邓的人,都要与他们谈谈。那时,不少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来到哈佛,这些人我都认识。写作《邓小平时代》,我前后见面谈话了一百多人。很可惜,跟随邓小平工作几十年的大秘书王瑞林不想和我谈。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邓林与我谈过,但我没有见过邓的两个儿子。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和我谈,能谈的人我都十分努力地谈了。此外,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有很多好材料,我尽可能地看这些材料。我还去了一些地方,比如山西太行,我在那儿走了一星期,看了几个村子,到访邓小平、彭德怀住的地方,听地方上搞历史的人讲邓小平抗战期间如何组织骗日本人、与日本人打仗等,挺有意思。我去了两次邓小平故乡广安、江西苏维埃时期邓小平呆过的瑞金,也去了南昌,“文革”中邓小平曾下放南昌(1969-1973年)。

为了解邓小平的背景,我花了十年的功夫搜集材料。我写的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时代,当然是以邓小平为主。他在广东的改革试点也很重要。幸亏我八十年代曾在广东省工作过,写过《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等书,所以他的试点经验,我可以比别的外国学者多谈一些。总之,我是尽可能地利用身在哈佛的外国人优势,“拉关系”,看材料,加上自己的分析。

周报:听说您下一部著作计划要写胡耀邦传,您在做哪些写作准备?

傅高义:现在中国已有了一批党史研究者,人民大学、华东师大都有很好的党史研究,我认识杨奎松、韩钢、沈志华、朱佳木等出色的学者。我认为自己应先与那些人聊聊。他们已搜集很多材料,我可能会从这些材料开始。我也想联络一些人作些谈话,所以下周我会见胡德平等人。我还没最后定下写胡耀邦传,但我想写。

外国人的缺点,是了解中国不多,语言不畅,但外国人的优点是能看到很多材料,且以旁观者的角度。和中国人相比,我更容易见到很多与邓小平有交往的外国人,如李光耀、卡特总统等。我觉得有一种责任,要帮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赚钱,书的印税我都捐给我的母校俄亥俄威斯利大学。

周报:您是如何把握邓小平的主要性格特点的?

傅高义:邓小平访美时我远远见过邓小平,没有直接交谈。我访问过很多与邓小平有大量接触的人。邓小平的特殊之处,是思考大事,把握大方向,小事让别人干。这点他与周恩来不一样。邓小平晚上可与孩子看电视,有空打打桥牌。我运气太好,我认识的人中有冀朝铸,他是邓小平访美时的翻译,冀告诉我,在从北京飞往美国的飞机上,邓小平不跟人说话,就只是自己考虑、考虑、考虑,自己分析问题。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家人很有人情味,有时与孩子一起玩,但对部下,邓小平就有他在军队的样子,责任分明。我曾经与万里的女儿聊过,她说,父亲万里常与邓小平打桥牌,但并不觉得他们是朋友,而是上级与部下的感觉。邓属于组织者的性格,在工作中通常不太掺杂个人情绪。  周报:在分析邓小平与他的时代时,您的写作立场、原则是什么?

傅高义:我是社会学的教授,所以很注重分析问题时应考虑大局,比如全面的国际关系如何,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组织如何,还要考虑地方小组织的人的关系,方方面面,都要考虑,所以尽可能客观分析。

在美国,书出版后,有百分之十的记者批评我,认为我对人权问题不重视。我认为我应考虑的是邓小平更广泛的历史作用、在中国政府里的作用、在全世界的作用,所以尽可能客观地分析,了解事情情况,了解左右各派、邓的部下的看法等等。当然因为我个人对中国有好感,希望中国成功,即便如此,我也会有批评———尽可能地写全面的情况,这是我的目标。了解大局,考虑大局,客观分析,这是我做为一个社会学者的立场。当然人的性格要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着眼大局。

周报:《邓小平时代》 在中国大陆出版后获得诸多好评,也引来许多争议,您如何看待该书的反响?

傅高义:先谈美国。百分之九十的美国读者说这本书太好了,做了这么多研究;百分之十的人批评我对邓的态度太软弱。对这些批评者,我感觉他们没有看过我的书。我没想到中国国内的反响这么不错,谁能预料到啊?我开始时甚至都不知道这本书在中国大陆能不能出版,所以我想先在香港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甘琦给我推荐了四五家大陆出版社,后来我选择了三联书店,我的选择是对的。三联总编辑李昕尽可能地把我书里的意思保留下来,他们非常努力地促成此书的出版。书中有个别人的名字被删去了,我认为这样处理是合适的。美国有人对大陆版的删节表示不理解,但我认为,这书能在中国出版,是重要的事,是好事。我很佩服三联的做法,非常感谢他们。听说有读者专门去看了这本书的删节部分,其实我的观点在三联版中基本保留了,删去的内容仅不到百分之五。

周报:当别人提到您的书卖得这么好时,您看上去仍然很冷静的样子。

傅高义:我心里当然很高兴这本书能有积极的反响,说我不高兴那是撒谎。但可能我的性格已经定型。1979年,我四十九岁,因为写了《日本第一》一书而出了名,当时我还算年轻,但并没有因为出了风头而头脑发热,改变了性格。我得感谢我的妻子,三十五年前我与她结婚。《邓小平时代》出版后,她有时也会对我开开玩笑,你现在有名了!但她把我当作普通人,这点我非常感谢她。

周报:您现在主要读哪些书?读书时间多吗?

傅高义:我现在读书时间很少,很多消息主要是从网络得到。主要看的是专业研究方面的书。我看过一些中国文学作品,有鲁迅、老舍、沈从文的小说,当然,因为我是做社会学研究的,所以我特别喜欢看茅盾的小说,比如《子夜》,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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