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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杜撰的周恩来邀请信与熊庆来1950年代回国之路
作者:王丹红      时间:2017-10-30   来源:科学春秋
 

秉群年轻时曾问父亲:“那时你在法国,为什么没有和那些‘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在一起活动?”父亲回答说:“他们是搞革命的,不是去做学问的。怎么能人人都去搞革命,而没有做学问呢?”

——熊秉衡 熊秉群著 《父亲熊庆来》

2017年6月,我在参加了波士顿“近现代中国留学史学术研讨会”后,写了文章《华罗庚美国访学与归国记》,请数学家丘成桐先生和杨乐先生审稿。

杨乐先生在审稿意见中指出,文章中所提1956年4月周恩来致熊庆来的邀请信应该并不存在,熊庆来先生的儿子表示从未看见过这封信,在家族档案中也没有这封信。

根据杨乐先生的意见,我再次核实了文章的资料来源:即数学家王元先生所著传记《华罗庚》(1999年10月出版 江西教育出版社),王元在“熊庆来与张宗燧”一文中全文引用了这封信(P357),在参考资料中明确指出了这封信来源:钟臻 熊老第三次回国前后 《熊庆来纪念集》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我在回复杨乐先生的信中写道:“我认为,熊先生子女未见过封信,家族档案中没有这封信,并不能说明这封信的不存在。”

杨乐先生请李小凝复印了2015年8月出版的《父亲熊庆来》中的相关内容,明确说明1956年周恩来总理致熊庆来的邀请信,为作家马春沅在1980年出版的报告文学《中国近代数学先驱——熊庆来》中杜撰,并澄清了杜撰这封信的来龙去脉。书中有马春沅在2012年6月2日致熊秉群(熊庆来四子)的亲笔信:

“我所写《熊庆来》一书,选定的的体裁为报告文学。文学的创作会有虚构的情节和人物。报告文学是在‘新闻报告’(必须是真实的)基础上的文学再创作......现在你们打算做一些澄清的工作,是一件很好的事,我非常支持。其一,关于周总理给熊老的信。我在书中第十三节写了周总理亲自给熊老写信一事,这是根据周总理曾向严济慈、华罗庚、楚图南等人说过‘你们可以写信给熊老,帮他解除顾虑,欢迎他回国’这样的史实写的,其实周总理并没给熊老写信。 ”

这实在令我震惊。朋友从国内给我带来了《父亲熊庆来》一书,杨乐先生在此书的前言中写道:“作者撰写本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完全忠于史实,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以往一些传记文章曾记述周恩来总理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亲笔致函熊庆来,请他回国工作。他们查遍资料,并无此信......作者以史实为重,予以订正。”

在旅居法国8年后,熊庆来先生于1957年6月回国,这件事与周恩来、华罗庚等有什么关系?熊秉衡和熊秉群在《父亲熊庆来》书中讲述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小别奈何成八年

1948年8月31日,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从昆明到广州,参加教育部召集的全国教育会议,他计划会议结束后在一周内返回昆明,但在会议期间,教育部长杭立武指派他出席在法国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

这是熊庆来第三次到法国。第一次是1915—1920年在法国留学,获理科硕士学位;第二次是1932年—1934年,作为中国第一次出席世界数学家大会的代表,到瑞士苏黎世参加第九届大会,会后到法国巴黎,利用清华大学教授的学术休假年从事数学研究,获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

这次的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于1949年9月19日—10月4日在巴黎举行,其间国内时局急剧动荡,昆明发生了“九九整肃”事件:国民党绥靖公署主任兼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发表《告云南人民书》、《告保官兵及青年学生书》,宣布昆明戒严......家国巨变,熊庆来暂时留在了法国。

“父亲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免去了校长职务,我们家被迫在三天内搬出了在云大的住所。”熊氏兄弟在书中写道,“没有了父亲的收入,秉信大哥获悉后,立刻寄钱接济母亲,另一方面,表舅家给的房租也用来添补家用......父亲的学生们也曾从各个方面帮助母亲,如华罗庚、严济慈来信安慰问候,还多次汇款接济母亲。”

熊庆来和家人怎么想得到,短短的一周的小别却成为长达八年的分离?

这一年,熊庆来56岁,他的家庭情况是:妻子姜菊缘(1893.10—1989.05)是家庭主妇,长子熊秉信(1913—1974)是云南个旧锡矿的工程师,次子熊秉明(1922—2002.12)在法国巴黎留学,女儿熊秉慧是高中生,三子熊秉衡也是高中生、地下党员,四子熊秉群是初中生、“民青”盟员。

当时新中国政府尚未与法国建交,熊庆来与国内家人的通信完全中断。

“国内政府情况究竟怎样?国内新政权对父亲的态度是什么?父亲并不清楚,这使得父亲不得不采取观望的态度,不敢贸然立刻回国。未来究竟在哪里?做什么?昆明家人的生活究竟怎样?这一切都令父亲担忧。幸有秉明二哥在巴黎,使父亲稍可解除孤独。经过认真慎重考虑后,父亲决定暂时留在巴黎,重新开始数学研究工作 。”

熊秉明1944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应征入伍,任美军少尉翻译官,1946年考取公费留学法国,这是二战后法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194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9年改行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学习雕塑艺术,后定居法国,直到终老。

暂居巴黎期间,熊庆来回到了自己最为钟情的数学研究工作,再次走进庞加莱研究所的图书室,阅读数学书刊,重新步入了数学殿堂。他又开始撰写论文,送到法国学术院发表,法国的老同事为他争取到法国学者补助会的“学者研究补助费”。1950年11月,因学会经费发生困难,他主动辞去研究补助金,靠自己私人授课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1950年代,熊庆来父子只能通过香港友人与国内亲人通信。《父亲熊庆来》书中记载:

“父亲也不禁感叹,自己的一生,不顾个人的利益,为桑梓、国家,献身教育事业,培养青年,如今却连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都陷于困境。”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法国后,年轻的留学生们盼望回国,但熊庆来鼓励儿子秉明深入学习,他认为没有学到真才实学,就匆忙回国是不可取的,儿子听取了父亲的忠告。熊秉明在1949年10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与顾寿观、王道乾和刘文清的告别:“朋友的离去”:

到里昂车站送行。寿观、道乾、文清三人启程同路东返.......我自己则觉得学习尚未告一段落,决意留下。在他们看来无疑是一错误,是怯懦和寡断的表现。我们近来的讨论与争执,当然并不能得出什么结论,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个人抉择的问题。他们现在离去了,带着奉献的心,热烈的大希望。我呢,目前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充实,我的心情应当静下来。过几天就要开始下学年的,还想到幻蒙那里再做一段时期。”

1950年2月26日,熊秉明在日记中写到与吴冠中、王熙民的一整夜谈:

“谈艺术创作和回国的问题,这无疑是我们目前最紧要的问题了......他们比我的归心切,我很懂得他们,何况他们都有了家室,我自己也感到学习该告一段落了.....分手的时候,已经早上攻七点钟。天仍昏暗,但已经有浅蓝的微光渗透在飞着雪霰的空际,地上坚硬的残雪吱吱地响......”

1982年,熊秉明重读这篇日记,感慨万端:

“三十二年过去了。这三十余年的生活就仿佛是这一夜谈话的延续,好像从那一夜起,我们的命运已经判定,无论是回去的人,还是逗留在国外的人,都从此依了各人的才能、气质、机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艰辛,取得不同的收获。当时不可知的,预感着的,期冀着的,都或已实现,或已幻灭,或者已成定局,有了揭晓。醒来了,此刻,抚今追昔,感到悚然与肃然。”

在巴黎的日子里,熊庆来对未来有自己的想法,他在1950年7月10日致家人的信中写道:“余于研究尚自努力,乃冀将来有机会再为青年助也......余觉若再有机会任教,自量尚能有助于青年,一面尚可编撰几本有益算书......”

“桃源究竟是他乡”

1951年1月底,在巴黎,熊庆来因高血压突发脑溢血,导致右半身不遂,住院近一年时间。在法国友人的帮助下,从法国研究中心争取到一笔特殊援助费,医院也免去了住院费用。他在美国的学生如陈省身、徐贤修、林家翘等也寄钱资助,在法国的朋友范秉哲夫妇给给予帮助和慰藉。尽管如此,他的生活生理有诸多困难,他开始练习左手写字。

病中的熊庆来倍感心寒,自己没有了收入,远在国内的一家妻小生活无着落。当年派遣熊庆来到法国开会的教育部长杭立武,1951年路过巴黎时到医院探访熊庆来,馈赠了他一笔药资。1952年,云南开始“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姜菊缘被当作“地主”带回老家批斗、关押,所属房产被没收,时间长达一年,1953年才被允许回昆明,与儿子秉衡一起生活。

出院以后,熊庆来住进巴黎小旅馆中,一边调养身体,一边开始数学研究,陆续在法国科学院杂志上发表数学论文。

1953年,在美国的梅贻琦正负责清华大学美国庚款基金委员会工作,他致信老友熊庆来:“清华庚款基金委员会知道你研究有成果,很钦佩。决定由清华在美国庚款项下,每月送你研究补助费110美元,希望你接受。”这笔补助款共两年。1955年,梅贻琦到台湾后,因清华庚款将移作建立原子科学研究所用,研究补助费停止了。之后,梅贻琦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写信邀请熊庆来担任教务长,并寄来机票费;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也致信邀请熊庆来到台大任教,他都谢绝了。

1952年10月,熊秉明与瑞士姑娘多萼蒂·贝士达结婚,1953年9月和1954年8月,应贝士达母亲邀请,熊庆来两次随秉明夫妇到瑞士苏黎世附近小镇小住,受到热情款待,他在致家人信中写道:“此为萃里希邻镇,枕山面湖,花木繁茂,其家位于山阳,眼界既佳,空气尤爽......有自远而来者,情厚亦如吾国。”

熊庆来第一次到瑞士,是1932年代表中国数理学会出席在此举行的国际数学会。今非昔比,他写下诗句:

置身疑在乌托邦 处处庭园花满窗

纵步择幽多洁径 驱车致远有康庄

湖山坐对思今昔 葭莩征还道短长

欲解悉怀终不得 桃源究竟是他乡

1955年1月,熊庆来应法国科学院前院长、数学家M.Villat教授之邀,为其主持的《数学科学的回忆》撰写一册;1955年10月,熊庆来到德国讲学,演讲结束时,听众热烈地拍桌子,表示热烈满意和感谢;1956年8月,美国数学会《数学评论》编辑部邀请他担任该刊的评论员。

归国与否?熊庆来是顾虑的

熊庆来在法国期间,回国与否,何去何从,他曾经犹豫彷惶。国内亲人和故友不断来信,介绍国内情况,并鼓励他回国。

1951年10月31日,熊庆来在致家人信中写道:“严济慈、华罗庚、曾远荣诸君曾有信来,近望我回。但我为病所缠,一时尚不能作归计,奈何?”在1955年5月24日的信中,他写道:“华先生谓以前来信,我未曾收到。最近始接一信盼我回国,我即复信彼函。我想明年可与你二哥二嫂一同东归......”

1955年,周恩来到云南大学视察,在讲话中指出:熊庆来培养出华罗庚,对他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我们要尊重。1955年至1956年期间,周恩来曾对严济慈、华罗庚、楚图南等谈过,要他们写信给仍在国外的学者,向他们介绍国内情况,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争取他们回国。

1956年,周恩来总理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欢迎在国外的学者们回来建设祖国。熊庆来不断收到旧时老友或学生劝说他回国的信。1956年6月24日,他致信华罗庚,明确表示完成书稿后立即回国,华罗庚为熊庆来回国之事作了详尽安排。

1956年10月,熊庆来收到了一封由张文裕、王承书、郭永怀、李佩等签名的邀请信,而他们均是当年9月离美回国。

1956年,熊秉信致父亲信中写道:

父亲膝下:久未修书奉禀,思念奚似。近年来国内朝气蓬勃,各地已不复旧观。工作虽忙,而身心俱觉愉快,盖人人勤勤恳恳,忠心耿耿为国家服务,昔日被视为‘老实人’之辈,正适合此时之社会。

1992年,熊秉明在巴黎和熊秉衡及侄女在一次谈话中回忆起秉信这封信时说:“有一个时期,大哥来信说,现在是老实人的世界了。我立即想,那不是天堂了么?”

归国与否?熊庆来是顾虑的。在民国时期,他做过教授,担任过大学校长,加入过国民党,当选国大代表,投票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国内新政府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而国内又传来“土地革命”、“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的消息;他有老友在台湾,如梅贻琦、杭立武等,他对蒋介石应该没有坏印象,他认为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有很大功劳......他面临激烈的思想斗争。

国内为熊庆来回国作了详细的安排。1957年初,华罗庚以数学所所长名义,请国务院专家局把姜菊缘及子女从昆明接到北京,数学所为他们安排的新家在中关村特级专家楼里的一套三室两厅的公寓,并配置了全套家具。

1957年,中法尚未建交,国内有关方面安排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协助熊庆来回国事宜。1957年3月初,熊庆来从法国巴黎来到了瑞士苏黎世;4月10日,熊秉明致信父亲,帮助解除他可能的一些忧虑。信中写道:

“父亲将于二十日启程东归,不识确否,切念。一切准备如何?心理之准备如何?儿以为此东返之决定实毫不足污及父亲平日清白温厚之为人,父亲曾以品德学问见重于世,此后仍将以品德学问见重于世,一时或有极少数人评议,未足虑也......儿窃以为深使父亲踌躇犹豫、苦思不安者,古所谓‘忠’一字。然试分析此忠之内容,果为何哉?忠于一人乎?忠于一党乎?忠于一政体政府乎?皆不是......唯能摆脱赶超此忠,然后能真忠。执此真忠,起而行,行而无内疚于心也,更何踌躇之有?”

1957年6月6日,在瑞士苏黎世,64岁的熊庆来登上飞往布拉格的飞机,飞向离别了八年的祖国。

“痛莫痛于不敢啼”

回到北京后,华罗庚邀请熊庆来担任数学所函数论研究室主任。他在家里的客厅挂了一个小黑板,主持了一个复变函数论讨论班。

1962年秋天,两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成为熊庆来的研究生,他们是杨乐和张广厚。熊庆来对他们说:“我年事已高,虽不能给你们具体帮助,但老马识途。”他让两位年轻人在讨论班上报告奈望利纳的著作《毕卡—波莱尔定理和亚纯函数理论》,以及瓦利隆的著作《亚纯函数的波莱尔方向》。

杨乐在文章中写道:“1964年下半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海曼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函数论的一些值得研究和未解决的问题时,我和张广厚已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解决了一个问题......应该说,在熊庆来先生指导下的研究,是当时国际上的前沿,达到了十分先进的水平。”

然而,回国不到十年时间,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熊庆来受到严酷批斗,身心备受摧残。他的罪名是“华罗庚—熊庆来黑线”、“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镇压学术运动的刽子手”、“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

1968年冬,“工军宣传队”驻进数学所,搞“忆苦思甜”,熊庆来天天写检查,1969年2月3日深夜,随着一声喊叫,他在家中去世了。华罗庚赴到八宝山,看见骨瘦如柴的熊庆来,失声痛哭,深深鞠躬,含悲而去。

1978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熊庆来教授骨灰安放仪式。华罗庚写下“哭迪师”诗一首:“恶莫恶于除根计 痛莫痛于不敢啼......往事滚滚来 如实又依稀”。

1992年,熊秉明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写下《忆父亲》一文,他在文中写道:“我于1979年回去,看到父亲用左手撰写的交代文字。我在巴黎时看他每日每晚用这种压入纸面的沉重然而不稳的笔画写数学论文。再见这字体,自然亲切熟悉,然而写的是‘早请示晚汇报’的记录,我顿觉眼泪的辛辣、心的绞痛。”

“‘文化大革命’让中国回到了伽利略的世纪”,熊秉明在《忆父亲》中写道,“在我懂事后,看到他面临两次重大选择,两次都是要他在个人工作与为祖国乡土服务之间作选择。每一次,经过反复考虑后,都是后者占了上风。一种来自传统的道德感督促他,在集体潜意识底层使他不宁。‘为桑梓服务’在他几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但是后来的发展却证明这献身的选择带来的是重重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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