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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摘帽办”:解决55万人的问题
作者:胡治安      时间:2017-09-28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3期
 

11号文件,到55号文件,到否定之43号文件,再到回归之65号文件……后人称之为“解放了55万右派的55号文件”,出台过程其实一波三折

1978年5月3日,我受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指派,到“摘帽办”工作。

“摘帽办”是中央五部为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而成立的办事机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均派员参加。

从那时起,到1981年3月,我在“摘帽办”工作了3年。这期间,我起草或参与起草了几个中共中央文件、电报,其他工作还包括编发工作简报、处理来信、接待来访等。

来信来访集中在1978年至1979年上半年。“摘帽办”共处理来信23000多件,接待来访13000多人次,还到各地调查和听取汇报,先后在15个省市召开了10多次座谈会。那时,我经常手忙脚乱,日夜加班,有时流着眼泪读完一封封申诉信,有时怀着同情接待来访“右派”。

这三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也是我思想转变“进化”最大的时光。

烟台会议

“摘帽办”是为贯彻“11号文件”而成立的。

1978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由于时任中组部领导拒绝签名,只好由统战部、公安部两部联署,于4月4日上报中共中央。第二天,报告即获批准,这就是中发[1978]11号文件。文件下发到中共县以上党委。

这个报告是在“两个凡是”的气氛下形成的,带着严重的历史伤痕,虽然提出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又重申了1962年的规定:“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有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即完全没有右派言论和行动的人,才实事求是予以更正。”上报的报告中,还有一句“绝不允许右派分子翻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讨论时,删去了这句话。

1978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联合成立了摘帽工作领导小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和民政部副部长李金德为小组成员,童小鹏牵头,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经常关心过问。

领导小组之下,设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俗称“摘帽办”)。“摘帽办”设在中央统战部,由统战部四局局长郭彤任办公室主任,统战部工作人员刘小萍负责实际工作,五部各派1—2名工作人员参加,还从北京、河南、湖南等省市借调了几名干部。鼎盛时,“摘帽办”共有十几名工作人员。

6月14日至22日,五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贯彻“11号文件”的《实施方案》。

出席会议的,多是从“牛棚”和监狱中解放出来的“走资派”,对右派多有同情。但是,面对这个禁区,又矛盾重重,心事重重。与会者都认为,搞错的不是个别,而是一大片。但如何才能既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又解决实际问题?还有些人是当年的反右积极分子,此时既有内疚,又有担心。

因此,会上出现了两种对立意见。有人主张,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重新审议右派案件;有人主张,不能以现在的政策翻过去的案,应遵照中央以往的规定,只摘帽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会上争论激烈。

6月22日,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主持闭幕会议。他原是1961年成立的“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1962年因摘帽面过大,受到过中央批评。有了这一教训,他就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劝告与会者,不要搞甄别平反。

凌云讲完后,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发言。他引述胡耀邦在中组部的讲话说: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新冤假错案,也不能因为我们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长期不得解决。他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错多少改多少,全错的就全部改正。他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后来听“摘帽办”里的中组部成员讲,胡耀邦说:“老杨头在烟台会议上放了一炮,放得好!”

烟台会议没有争出结果,《实施方案》带回北京,仍处于讨论中。

55号文件

胡耀邦见此情况,提议再开一次有关部门领导人会议,重新审议右派问题。

1978年9月,会议在北京民族文化宫8楼举行。除摘帽领导小组成员杨士杰、廖井丹、童小鹏、凌云、李金德仍然参加外,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公安部长赵苍璧、民政部长程子华出席,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因公请假,由副部长杨士杰代表。

在当时“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气氛下,几位重量级人物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他们都认为,对右派分子的摘帽问题,上下都没有阻力。但对平反问题,他们却疑虑不少,最担心的是:“如果50多万右派都改正了,全党会不会乱了套?”“全都改了,会不会否定反右斗争?”

上午休会后,杨士杰找来了一份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监委关于甄别平反情况的报告。下午的会议上,他拿出这份报告说,1962年为党员、干部695万人平反,取得了弄清是非、增强团结、促进生产的效果,如今解决50万人的问题,怎么会“乱套”呢?部长们都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发言支持胡耀邦、杨士杰的观点,都认为右派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

会议决定,立即以五部名义,补充修改《实施方案》,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一节,规定了“不应划为右派而划错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困难的给予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撤消开除团籍处分”等极为重要的内容。

9月1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55号文件,批转了《实施方案》。后人称之为“解放55万人的55号文件”。

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曾致信胡耀邦,认为对右派分子,不应只是摘帽,而要甄别平反。后来,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一次统战系统大会上,他为1957年反右扩大化表示歉疚,向受了委屈的朋友深深一鞠躬。

乍暖还寒

一个被禁锢了20多年的铁案一旦打开,在起初的几个月里,并未如想象中那样热闹非凡。党内抵触情绪不时流露,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则徘徊观望,虽喜犹惧,踟蹰不前。有人认为改正右派搞过头了,政策太“右”了,甚至有人指责“摘帽办”吃共产党的饭,为国民党办事。

11月,人民日报社发表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讨论时,有的部长提出,文章的重点要放在摘帽上,要在安定团结上下工夫,不要过多地讲改正这类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但《人民日报》仍然坚持了原来的论述。

直到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局势才起了变化。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将人们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公安部机关率先全部改正了63名右派分子。这一消息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发出,震动全国。随后,中央党校和最高法院等单位的右派也全部获得改正,消息见诸报端。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称:“凡确实被错划了的,则是改正的问题,不是摘帽子的问题。划错了多少,就改正多少,决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共产党人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我们应当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无产阶级气魄。”

由此,复查改正工作全面展开。

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改正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领导出席。中组部部长宋任穷(胡耀邦已调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澜涛发表讲话。

刘澜涛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地改正错划右派,处理好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有利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有利于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宋任穷和刘澜涛的讲话中,都反复声明:无论哪一级组织或哪一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了的都要改正。

公安部、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河南永城等单位先后介绍了改正右派的工作经验,会议开得很有成效。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也召开了类似会议。

由此,右派改正工作进展加快。到1979年5月,全国改正了49万余人,有21万人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1979年的政治气候,尚是乍暖还寒。

6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43号文件,规定错划右派改正后,“在农村的原则上不回城市”。这与“55号文件”发生了冲突,使应该落实政策的20余万人的问题不能解决。许多地方的右派改正工作又陷于停顿,有些地方的“摘帽办”甚至要“关门打烊”。

童小鹏对此非常着急,也很生气,指名道姓地批评相关领导。在童小鹏等人的指示、支持下,“摘帽办”向中央整理报送了各地对“43号文件”的强烈反映。同时,又向中央报送了《关于继续贯彻执行中发[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实际上否定了“43号文件”的相关规定。这一报告以中发 [1979]65号文件之名下发全国,使这项工作又走上正轨。

“55万”的来源

1979年,我出差安徽无为,为改正右派问题召开座谈会。几十个获得改正的人,痛诉划为右派的冤屈和改正后的喜悦,会上哭声、笑声汇成一片,人人情绪激越。会上,县委统战部部长说:反右时,我是副县长,对各位的情况都很了解,很同情,但不敢说话,对不起大家,说着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

晚上,我正整理材料时,忽然闯进来一人,倒地便拜,口呼“中央来的青天大老爷”,吓了我一大跳。忙扶起来一看,是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四十来岁男子。他说,县里的右派几乎都改了,就他没有改。他因为批评了县委领导,成了“反党”的铁案。第二天,我向县委反映了他的情况,后来他也获得了改正。

1980年底,全国改正了54万余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8%,尚有1万余人在复查中。随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得到了改正。

现在都说右派分子是55万,其实这是概数。

关于右派的总数,反右结束时说是全国划定了右派30万,1958年12月统计时为430305人,1961年说是45万,到1978年4月“11号文件”下达时,仍说是45万。

1981年6月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记载,全国右派人数为553434人,占当时全国干部总数的5.7%。

这个数字是比较可靠的。给右派分子落实政策、安排工作,需要申领“劳动指标”(户口、粮油等关系)。各地各部门向“摘帽办”报送数字,由我们核实汇总后向国家计委报送。

上世纪80年代初,胡乔木为了写一篇文章,打电话问我:到底划了多少右派?我如实报告,右派分子55万,其他如“中右分子”216000人、 “反社会主义分子”19万人。此外,各地还有名目不同的“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孬分子”……他打断我说:我问的是右派,不要拖泥带水。我说,那就是55万。他说,以后对外一律说55万,统一口径。

此后,55万就成为定论。

我至今认为,突破右派改正禁区,与当时中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记得有一次看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的展览,第一件展品就是“55号文件”,当时真是激动不已。

我认为,对它的意义,现在的认识尚不充分。相信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这是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第一锤——第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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