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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四十年】陈平原:下一代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作者:陈平原      时间:2017-07-11   来源:财新网
 

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车子走得那么快,弯又拐得那么急,居然没有翻车,社会未被彻底撕裂,我觉得跟我们这一代人起缓冲与过渡的作用有一定关系。因为自身学识及时代条件的限制,我们只能以这种方式推进时代列车,并将其交给下一代

63岁的陈平原说话有明显的潮汕口音,尽管总是带着谦逊和善的笑,但如同他写的《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个子瘦小的北大教授身上总有一种侠义精神,有自己的坚守,不从政、不做官、不经商,只想做一名纯粹的学者。

不过,他也有现实关怀。约定采访时,他刚风尘仆仆从西北考察回来。作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他正主持一项关于西部大学现状的调研,希望政府建立一些保护机制,防止西部人才坍塌。实地考察归来的他有很多观感和想法,准备写一篇调研报告,提供有关部门参考。

谈到恢复高考40年,他多次提出要自省,提醒自己和同辈人不要陷入盲目的表扬和自我表扬,应该如实看待他们那一代人的机遇和命运,反省不足,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相信下一代会比我们做得更好。”他说。

参加高考:再也写不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的文章

财新记者:你小时候是在怎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的?

陈平原: 我父亲是中专的语文老师,母亲是中学的语文老师,家境一般,但有不少藏书,大多是文史方面的。为了备课方便,父母还买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中学和大学的语文教材。受父母的影响,我很早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父母的书也决定了我日后的人生走向。我曾写过一篇《父亲的书房》,大意是说父母的书房决定儿女的未来,因为父母的藏书潜在地影响了孩子的阅读趣味。很多知青回忆,上山下乡时到处找书看,我不需要,十年“文革”,基本上就是看父母的藏书。

1969年秋,我到乡下插队,就把父母的书搬去了,一边耕作、教书,一边阅读父母的藏书。我读书比较驳杂,先从中学的语文教材和教参读起,大学教材能看的也翻翻,还有就是中外文学名著。我后来在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追随的导师,他们文革前出版的书,我家里基本都有。这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召唤吧。

但父母藏书里很少有自然科学方面的,这导致我严重偏科。日后恢复高考,只能考文科。还有就是,因为没人指导,未能循序渐进,翻到哪本是哪本,能读的就读,不能读的搁下来。这种很不系统的阅读,好处是自由自在,缺点则是过于跳跃,根基不牢,属于陶渊明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

财新记者:你在乡下插队八年的经历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陈平原: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刚念完小学。广东偏远小县的政治运动开始得比较晚,我因而得以挤入中学。读了三年初中,这才于1969年秋下乡。当年上山下乡有两种方式,一是到兵团农场,过集体生活,还有就是零零星星地到村庄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当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去海南岛,一是回我的老家插队。

潮汕人有个特点,从明清以来,很多人乘红头船到东南亚一带打拼,挣了钱就回家乡盖房子,日后离开了也不卖。这是我们那里的习惯:祖宗的房子不能卖,日后子孙落难,还可以回来住。我的父母早就离开家乡,但老家的房子一直保存着。因此,我不去海南,回老家插队,相信家乡的父老会比较照顾我。

果然,我回祖籍地潮安县磷溪公社旸山大队插队,第二年就当上了民办教师。主要任务是教书,农忙时也参加村里劳动。我就像阿城的小说《孩子王》写的那样,带着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劳动,一边玩。村里也分给我一点自留地,那是要自己打理的。每当我去自留地干活,屁股后面总会跟着几个小孩,很威风的。1971年秋到1973年夏,我又去磷溪中学补念了两年高中。在同龄人中,像我这样学历完整的不多,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本科、硕士、博士,一路走下来,表面上一步也没拉下,只是中断而已。我的教书经历也很丰富,从乡村小学一年级,到北大的博士班,我都教过。

年轻时经过“文革”下乡的锤炼,不幸中的万幸,那就是使得我身上有股韧劲,比较抗压。在农村插队,看不到希望,以为一辈子会在这小村子,但仍坚持学习。上大学以后,碰到过几次风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我都比较从容。遇到困境时,能较好调整心态,不至于一打压就跨掉。已经经历过那么多风浪了,一般情况下,能处变不惊,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特点。在那么小的年纪,被置于一个很不堪的境地,还能摸爬滚打走出来,而没有颓废、堕落乃至自杀,是需要某种精神支持的。我们就像长在海边的树一样,台风刮过去,倒下了,等下还会弹回来。反而是那些从没见过大风、温室里长大、造型很漂亮的植物,容易被折断。

财新记者:你曾经认为会一辈子呆在村子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是种怎样的感受?

陈平原:我在农村教书,教得很好,有两次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都没有走成。我一度很沮丧,觉得要一辈子呆在小山村。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知道自己有希望了。当然也不是“喜极而泣”,没有那种戏剧性场面。钱锺书曾嘲笑中国人创作小说时想象力不足,而写回忆录又铺张过度,越说越复杂,越说越戏剧化,添油加醋,乃至无中生有,最后连自己也都信了。我没有那么多好玩的故事,也不想重新创作。我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很晚的,因为在偏远的农村插队,和农民们一起生活,很少和外界交流,这点和大农场知青是不一样的。《人民日报》登了这个消息我才知道,那时离高考只有两个月了。我当时的想法是:今年能考上最好,考不上明年再考,肯定能上。只要高考制度恢复,我就一定能考出去。

财新记者:你是怎么准备高考的?

陈平原:招生简章上说要考四门: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英语是加试,不算在成绩里。我是初中语文老师,语文不用管,政治、历史地理的基础也还好,主要障碍是数学。报名后参加了磷溪中学组织的数学辅导班,老师们用几天时间,把一些基本概念重新捋一遍,然后就差不多该上考场了。

财新记者:数学考得怎样?高考总共得了多少分?

陈平原:高考报名时,一并填了大学志愿。进大学之前,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分数。进大学后,有人到处打听,是能知道分数的,我没有去打听,因为我觉得能上大学,已经了不起了,至于考多少分,无所谓。

财新记者:你的高考作文被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你是怎样的感觉?激动吗?

陈平原:当年各省自己命题,广东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拿到考卷,我就刷刷刷写,我是语文老师,写作文还是可以的。入学是1978年3月,先是广东的电台广播了我的作文,我没听见,是老师告诉我的,后来又有作文登上《人民日报》的好事。一开始我很高兴,不过很快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我的同学中有好几位特招的作家,他们当然不服气,我就跟他们解释:我写的是作文,你们写的是作品,这是不一样的。作文嘛,某种意义上就是戴着镣铐跳舞,在一定的规矩中呈现自己的立场和趣味;作品则是天马行空,强调独创性。我是语文老师,作文说不上特别好,但不会有毛病。从阅卷老师的角度,他们不是在挑作家,而是选合乎规则的作文。多年后,有好事者把我的作文弄到网络上,网友惊叹:这种文章也能考上?

财新记者:但是作文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有时代风向标的意义。

陈平原:《人民日报》登高考作文,那是一种政治表态。政府在表达一种立场:风向转了,请大家好好复习,参加高考吧。我相信这个猜测是准确的。而我的作文居然被选中,那是极大的幸运。

这个事情后来不断被人提起,去年我回老家,还有长辈跟我说:你当年的高考作文写得不错。每到纪念恢复高考的日子,媒体也不时会提及此事,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曾写过一篇《永远的“高考作文”》,自嘲再也写不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力的文章了。

财新记者:你当年填报志愿选了哪些学校?

陈平原:我第一志愿报了中山大学,中大是华南最好的大学。我不敢报北京大学,报中山大学已经被我的同事嘲笑了。因为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我生活在偏远的山村,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大。你想,高考停招十年,积累了大量人才,大家都来参加考试,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不像现在的中学生,一遍遍模拟考,大体知道自己能上什么档次的大学。我当时的愿望是考上大学,走出家乡。我填了三个志愿: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肇庆师专。名牌大学、普通大学、专科学校,我都填了,拉开档次,表明一种姿态:哪个学校要我,我都去。

财新记者:你没有一定要读名牌大学的想法?

陈平原:我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有书读就行。当初录取比例很低,积压了十年的人才全都凑到一起;而考试的方向、内容、题型都不知道,真是两眼一抹黑就上了考场。这样也好,没有心理负担,考不上也很正常,反正山外有山嘛。我当时并没有一定要读名牌大学的想法,我是奔着求知以及走出大山而去的。不像现在的学生,这山望着那山高,大家拼命往名牌大学挤,考不上名牌大学就很失落。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们,整个社会氛围就是这样。

财新记者:为什么会选中文系?

陈平原:其他的不会呀。我在乡下教语文,业余写一些诗歌、小说、戏剧、曲艺等。你不知道,当时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要想有出路,第一是文艺表演,第二绘画,第三就是文学创作了。只有这个时候,才不太看你的家庭成分。

求学生涯:在王瑶先生的烟斗中“熏陶”出博士论文

财新记者:你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学校是种怎样的氛围?

陈平原:我曾谈及大学生活之追忆,很容易理想化且戏剧化。记录下来的,往往都是非常态,平淡的日常生活不太会进入回忆录的。比如一谈大学生活,大多是谈恋爱、跳舞、郊游等各种有趣的事情,但大家都知道,大学的常态应该是读书,常来常往的宿舍、课堂、图书馆、实验室等,进不了回忆录。正因为是常态,反而容易被遗忘。

我们入学是1978年3月,那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开发表,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预示着大转折的到来。国家在转弯,我们老师的观念也在变,此前他们也很不如意,校园秩序终于恢复了,他们心情也好了,讲课很认真。尤其是一批此前很不得意的老先生,有机会重上讲台,很激动的。老师和学生都意气风发,学习氛围浓,所以77、78级大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普遍比较好。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康乐园就是中山大学校园。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专门去中山大学档案室调我入学的档案、修课的记录,以及所有课程表等。从这种课程表中,我发现一些有趣的故事。举个例子,我们当时上了一门“文艺理论”,老师用一年的时间讲“毛泽东文艺思想”,当初很不满意。后来我看档案,发现77级的课程表,这门课最初写的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后来划掉,改为“马列文论”,最后又盖了一个红章,变成了“文艺理论”。不到一年,课程名称改了三次,可以看出整个时代风气的变化,老师们也在努力调整。

财新记者:大学的学术训练给你带来怎样的改变?

陈平原:我曾经用过一个词:“呕吐”,就是把以前吸纳的毒素吐出来,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们那一代是从“文革”中走过来的,多少都受到“文革”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中文系。拿我自己来说,“文革”中读了不少流行读物,从文学作品到政治评论,深受其害。进入大学后,我有一个“呕吐”的过程,在接受各种新思想的同时,不断调整自己的立场。那一代人的成功与否,跟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呕吐”的过程有很大关系。

财新记者:你的同学来自哪些地方?你们经常聊些什么?

陈平原:中山大学的学生以广东为主,但全国招生,大概一半广东人,另一半来自全国各地。我们那一级中文系学生大约80人,记得有的统招,有的进修,还有部队送来的。年龄从16岁的应届生到32岁的老大哥,据说还有瞒报年龄的。

同学中各种人都有,此前的经历五花八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听起来稀奇古怪,很好玩的。当时学习氛围很浓,大家都关心国家的发展方向,聊大政方针的多,聊学术的次之,聊八卦的很少,这是我们那代大学生的特点。

财新记者:大学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陈平原:我和我的同学都记得一件事,卢叔度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20年不能上讲台。1978年,他终于能给我们开课了,很高兴。因为多年没讲课,他有点紧张,再加上口音很重,同学们听不懂,于是联名上书要求换人。老系主任、著名的戏曲史专家王季思先生来课堂上听课,坐在第一排,卢老师讲课,王先生上去给他擦黑板。下课时,王老师告诉我们,卢老师很有学问,蒙冤二十载,现在才有机会上课,请大家谅解。同学都被震撼了,再也没人提换老师了。

财新记者:中国知识分子被历次运动给耽误了,很可惜。

陈平原:我们那一代常抱怨被十年“文革”耽误了,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谁都被耽误,就看你被耽误在哪个年龄段。他们那代人更悲苦,风华正茂时,突然中断;等到恢复名誉,已经垂垂老矣,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建立现代大学才100多年,前三分之二很不平静,先是连年烽火,后是政治运动,我们老师那一辈,真正全心全意做学问的时间,大概只有20年。和我们老师相比,我们这代人算是幸运的,如果不能做出更大成绩,愧对这个时代。

财新记者:你是北大中文系的第一批博士,你是怎么被王瑶老先生看中的?

陈平原: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我从本科一口气念到硕士。既然确定了要做学问,最好到外面走走,于是我来北京碰运气。我把《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这篇文章送给王瑶先生的助手钱理群,他很欣赏,就向王先生推荐了我。据说王瑶老师看了我的论文,评价是“才华横溢”,然后又添上一句:“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得到王先生的赏识,我于是和温儒敏成为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生,1987年毕业,留在北大教书至今。

财新记者:王瑶老先生是怎样指导你?

陈平原:王先生在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方面的专业成就,我就不多说了。这里从大学精神的角度谈谈他对我的影响。王先生是清华中文系本科,然后跟着朱自清先生在西南联大念研究生,他的为人与为学,有老大学的精神气度。这点对我影响很深,比具体的论文指导还重要。

我读博士时没有固定课程,每周到王先生家里聊天,他随手抓起一个话题,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兼及政治、学术与日常生活。王先生抽烟斗,屋子里烟雾缭绕,我就是这样被熏陶出来的。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写得还可以,就此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在北大读博的另一个收获,是认识了我的妻子夏晓虹。我们都是读书人,向往纯粹的学者生涯。我曾刻了一枚藏书章,两个戴眼镜的小人,肩并肩坐在台灯下读书,那是我们共同的志趣。我能拒绝当官或经商的诱惑,一直悠然自得地做学问,与她的勉励分不开。这点我很幸运。

反思“那三届”:成绩是否被夸大了

财新记者:77级、78级、79级的“那三届”大学生,如今在各行各业都是佼佼者了,你作为其中一员,怎样定义“那三届”?

陈平原:我们无疑是幸运的一代,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潮,无论读书还是工作,都是踩着时代的“鼓点”。至于说很多人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有自身的努力,更主要的还是时代因素。

回忆恢复高考40年,我不希望变成“成功人士”的表扬和自我表扬。我们更应该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审视我们那一代走过来的道路,包括得失成败。要我说,谈论“那三届”的最大意义,在于从一个特定角度观察4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财新记者:你认为“那三届”大学生在中国的改革历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陈平原:我们“那三届”大学生处在转折关头,起承上启下的作用,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中间物”。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车子走得那么快,弯又拐得那么急,居然没有翻车,社会未被彻底撕裂,我觉得跟我们这一代人起缓冲与过渡的作用有一定关系。因为自身学识及时代条件的限制,我们只能以这种方式推进时代列车,并将其交给下一代。总体而言,我认为我们这代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鞠躬下台了。你做得再好,也不能老站在舞台上,应该给下一代人表演空间。

财新记者:你们那一代大学生有怎样的精神特质?

陈平原:前面我已经说过,77、78、79级大学生好多曾在农村摸爬滚打过,因而善于自我学习,抵抗挫折的能力比较强,如此而已。唯一可以传递的经验是,人这一辈子,会碰到很多困难的,咬咬牙闯过去,或许就会柳暗花明。

财新记者:你们那一代原来对世界有哪些憧憬和理想,实现了吗?留下哪些遗憾?

陈平原:我们在“文革”结束后进入大学,自视很高,以为将来我辈走上舞台,将是何等光明的新天地。后来发现,我们努力过了,但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就整个国家而言,四十年间,经济、科技等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思想、学术、文化则不太理想。借用鲁迅《在酒楼上》的比喻,特别担心自己像一只苍蝇,飞了一圈,最后又落到了原地。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了,他们条件比我们好。

财新记者:你觉得你们那一代大学生与现在的大学生的差异是什么?对现在的大学生你有什么建议?

陈平原:现在的80后、90后,比我们当年更独立,更有自己的想法。有人说一代人不如一代人,我不这么认为,他们的基础远比我们好,舞台更为广阔,发挥空间也大,理所当然地,应该比我们更有出息。

至于建议,老实说,没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痛苦与迷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道路与欢乐,越年轻的,越不喜欢长辈指导。对于自己带的学生,需要批评时,我都小心翼翼,怕伤了他们的锐气与自尊,希望尽可能保护好每个人的天性。大部分时候,我不指明方向,让学生自己探索,碰壁了,再来问我。当老师我都不会主动出示答案,更不要说面对公众,哪敢胡乱指点?我只会讲点自己的阅历、感受、经验和教训,后来者听着有趣,或可略为借鉴,这样就行了。

人物介绍: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5岁下乡插队,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7年夏在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著作3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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