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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二十年的思考与求索(中篇)
作者: 金观涛      时间:2017-05-08   来源:逃向蒼天
 

   一个在科学神殿中平凡的科学家

  罗素在谈到他早年进入黑格尔哲学的经历时曾说过,他告别黑格尔体系时有一种从监狱中逃出来的感觉。很多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时不由深有同感。当我在黑格尔体系中探索时,由(22)于我还太年轻,以至于天真地认为我一旦看出了这个体系的问题,哲学就有可能得到了解放。其实,这只是一个从未获得过自由的人在黑暗中的想象,一旦他真正获得了自由,骇人的空虚马上就来临了!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即将开始一个在我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最苦闷、最仿徨的时期,无边无际的哲学虚无主义几乎把我吞没了。


  其实,这一阶段的来临是必然的,而我却没有精神准备。不要忘记,我是为了改造辩证法才去学习科学的,但是事实上,我的目的已经被手段所异化!当我理解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之后,必然在某一天会忽然发现以前我整个探索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的目标是虚幻的。我相信,在社会理想上,我们这一代人普遍经历过这一由狂热的理想追求跌入虚无的过程。对于我,无非这一切更彻底,因为它发生在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之中。


  当时我已从北京大学毕业而分到家乡的一个塑料厂劳动。在这段时间,由于我认为自己已具备了足够的数学和科学修养和经受了科学思想的洗礼,于是接着马上着手来完成该做的一步:用科学来改造哲学。我一边思考和作笔记,一边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科学哲学、史学和经济学的名著。当时,我成了浙江图书馆和科技情报室的常客。由于我是一个工人,没有借这种内部书和外文书的权利,一次用别人的借书证让管理人员发现后,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虽然这一阶段的读书和研究比以前轻松自在,在我看来,最难啃的哲学书也比不上抽像代数和测度论之类,但我的情绪却越读越糟。读者可以想象,当我发现,我通过几年辛苦地求索搏斗而悟出的道理在一百多年前或几十年前出版的哲学书中已经写着时,这是多么令人沮丧!我发现,我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和西方主流哲学流派及思想界的批评惊人地一致!而我对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的结构必须满足的要求不仅是(23)科学家早就在做的,而且科学哲学家早就对此作了正确的表述并形成了很多学派。


  据说,数学家阿贝尔有一次兴冲冲地把他早年数学研究的结果寄给老师,他的老师看了这些结果后对他说,这些数学定律早已被别的数学家发现了,他只不过独立地重复了前人的工作。我当时的心情比阿贝尔懊丧得多。如果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独立地完成了别人已经做过的发现,这至少可以证明他已经具有研究的能力,他只要再努一把力,就可以走到科学探索的前沿。而对于哲学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了。从一种哲学体系中的猛醒只能表明摘下了从小就带着的有色眼镜的偏见,而对于局外人可能只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而已!我发现,五年来我所走过的路是在重复历史上很多哲学家曾经走过的路,有的甚至是十分著名的成果,无非当时我不知道罢了。这一段时间的苦读给一直习惯沉于苦思冥想的我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我再次明白了我其实不比我的前辈聪明,和日新月异的国外学术界的发展相比更不知差了多大一截。不得不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下的我能想到的东西(如果它是对的),别人也许早就想到过。这种不可低估他人的感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很多年后,当我在理论上真的有所创新时,我依然不敢相信自己真是作出了新的发现。


  当然,那僵化、保守、使人孤陋寡闻以及思想不自由的环境所带来的学术上的自悲感并不是我感到无望的主要原因。我读到国外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大师对辩证法的中肯批评而感到我和他们不谋而合时,我总是急切地想看看批评后面又是什么。可每当我读到下文时,却总像是被一盆凉水从头淋到脚!在他们看来,辩证法大多是一种歧途,是一种古典的思想不成熟的错误,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承认形形式式其它哲学流派的合理性。特别是当我了解到黑格尔哲学在德国居然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德(24)国科学的起飞是和清算黑格尔体系联在一起时,我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要知道,虽然我批判黑格尔,没完没了地研究科学方法,吸收科学精神的营养,所做的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辩证法哲学寻找出路。现在,这等于说我的所有的探索都是虚妄的。我的自认为神圣并准备为之献身的理想即使不是一个欺骗也是一种幻梦。看来,我所应该做的不是去发展辩证法,而是像一度当过嬉皮士的青年那样浪子回头,再次回到西方主流的人们早已熟知的哲学中去!我知道,我的这些在哲学上感受到的东西或迟或早要被整个社会在生活上感受到,它等于宣布半个世纪来几代人为此奋斗的目标是徒劳的!我好象是一个当战斗被打败(其实,何止是被打败,而是发现战斗毫无意义)后立即被遗弃的战士,提着打得滚烫的武器,拖着快要倒下去的身体,却拒绝离开空无一人的战场。我不愿意接受理智的答案,我不愿意我们这一代人的追求化为泡影!


  现在我在睡梦中还经常出现1970年那苦闷仿徨的情景。我一闭眼,耳边常常振响起那车间隆隆的机器声,每当夜班的时候,我一个人躲在车间的角落里捧著书苦读,有时在黎明之前,我爬到厂房顶上看着那明亮的星辰,等待着太阳的升起……,或者在上夜班之后,一个人骑车到西子湖边,望着那朦胧如烟的月光……,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又能做什么?


  那时,「文g」已进入了它的后期,几年来狂热的革命运动已经使整个民族疲倦了。革命虽然在表面上还在进行,但秩序已开始恢复。每逢假日市民们兴致勃勃地准备食品,知识分子无事可做,他们不是热衷于带孩子就是偷偷搞点业务。整个民族精神开始陷于酣睡,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们将从昏睡中醒来,会发现过去的理想已一无所有……。


  我青年时代的哲学梦就这样醒了。我总算明白了我不是一(25)个哲学家,也不会成为一个哲学家,即使成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在我青年时代,哲学不仅是人生的真理,而且还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总概括,现在这个梦已被粉碎。没有了哲学和主义,只剩下了一大堆问题。无论是人生价值问题,历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它们由于一下子失去了中心而变得各不相关,显得琐碎而渺小。由于对哲学的绝望,再加上感到那些洋洋万言而言之无物故弄玄虚的古典哲学著作的误人子弟,我竟极端地看不起哲学著作,并发誓自己今后也不要写超过十五万字的著作。


  今天,一些海外学者常为我始终没有跳出马克思主义框框而惋惜,或一些青年认为我过于相信理性以至于陷入科学主义泥潭之中。显然,他们并不知道十几年以前,我的思想比他们远为激烈,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我对马克思主义抱尖锐的批判态度,甚至我还写过一篇数万字的艺术论文,以诉诸现代派和非理性主义的合理性。当时,我以为这辈子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缘了,甚至我已看破了任何一种哲学!但我并不知道,我青年时代理想的火焰虽然熄灭,然而不可觉察的火种依然埋在我的心中。很多年后,它们仍会燃起熊熊的大火。我将重新发现并肯定青年时代探索的意义和价值,并对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获得更高阶段的新认识。其实,我的探索生涯刚刚开始,只是我必须从在科学的神殿中做最平凡的工作开始自己的修炼!


  那个时期,我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札记。我强烈地意识到,像过去那样一味地想大问题是不行的,我必须去扎扎实实地解决一些小的但尚未解决的问题。一个思想家不仅需要思想,还需要解决科学问题的耐心、技巧和为思想发展作一点一滴的积累。如果在经过漫长的积累之后还能迸发起创造的火花,完成大的发现,这只能是天意,因为这一切太难太难了!过去几年和一个(26)已经幻灭的哲学体系打交道毕竟使我和那些从大学专业训练中出来的研究生不同,我已经不会因专业贡献而满足,我只是为了反抗虚无,甚至是抱着自己没有任何新发现的决心去研究各式各样的领域中的问题的。我的思想只是像一个成熟的蒲公英被旋风吹散了,落到了我感兴趣的各个领域之中。


       1974年,由于刘青峰已调到河南郑州大学教书,我因照顾爱人关系也离开了工厂到郑州大学化学系任教。虽然学校也经常开门办学而且带学生下厂下乡,但比起工厂来我毕竟有了更多的业余时间。于是我开始了一般从事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很少有机会体验的时期:我已经不是以一个哲学家身份来欣赏科学或解释科学,而是作为一个平凡的科学工作者在大学和实验室做工作。这使我对科学有了切身的体验。


  如果去查阅我在1976年以前发表的论文,大多极为平常,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它们属于科学领域中的常规研究。但是有一篇论文的写作却使我至今难忘,它是关于仿真移动床的数学模型的研究。当时我和我的合作者从未见过这种新式反应器,但是根据它的原理我们提出一个数学模型来研究它的行为,并推出它的一些特征曲线。其中数学模型和推导工作主要由我完成。在论文交付发表之前,我几乎是胆颤心惊地,小心翼翼地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推算。数学模型和数学推导本身并不复杂,可我没有把握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反应器,对于它的外形和有关数据我们都一无所知!但根据我们的模型是可以推知这一反应器很多特殊的规律,甚至给出了计算公式和曲线,它们正确吗?我十分真切地体验到,科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很大的不同是它的推论马上可以被事实证伪的!也许科学理论的全部价值(理论之所以不同于事实之总结)就在于它敢于冒这种危险。这的确对于我是一次考验。从此我开始体验到了科学方法的力(27)量,只要方法正确和模型巧妙,我们确实可以从众所周知的事实中推知出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可以预见!我决心在今后构造社会科学理论时去走一条运用科学方法的新路。


  当时,我只是一个在科学神圣大殿中平凡的科学家,我欣赏那历史上科学大师伟大的创造。虽然心中也不时地涌起创造的冲动,但我深知,批判别人不对,在一旁指手划脚是很容易的,进行体系式思辨的空想也不困难,然而一种符合科学规范求实的创新,即使是点滴的新进展,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不敢奢望在科学上有大的发现,却深知一点一滴建设性工作的意义。事实证明,这种使哲学雄心受挫而进入一个庄严的集体向真理进军的科学兵营,对我今后的道路十分重要。我的一些重要工作,以至于被社会认为是我们的代表作的历史研究正是在这一时期成型的。

  属于我自己的「控制论」

  或许,读者早已不耐烦,想知道我和刘青峰从什么时候开始并如何进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研究的。其实,早在1969年末及1970年初(确切时间已记不清),我读艾什比大脑设计时就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和周期性改朝换代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的想法。当时有关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已写在我的札记中,当然那时这个想法十分含混、粗糙。它和我有关「自我意识起源」、「时间的本性」、「哥德尔理论和矛盾论的关系」等等许许多多的想法放在一起,是我感兴趣并经常思考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真正将设想转化为一种严肃的科学研究,则是在和刘青峰结婚以后。


  必须指出,和刘青峰结婚使我的思想发生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变化。前面我已讲过,我从小受的教育是十分传统的,我的很(28)多性格甚至连思想方式也是十分传统的,譬如在待人接物上旁人会认为我有很多儒生气质。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下意识的。除了上历史课,我从未象台湾或新加坡的学生那样接受过孔子和其它儒家经典的教育(一个从未直接学习儒家经典的中国青年如何会具有典型的儒生性格,这也许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我一直都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在大学期间和**的自学年代中,我的整个知识背景十分西化。像国内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样,我一直不特别看重中国传统思想。然而刘青峰在中国国学上的基础比我深得多。是她首先对我轻视中国传统提出了批评。她一方面对西方思想极其敏感,同时又对中国传统思想抱着深深的关切,这使我深受触动。在和她的不断讨论中,我猛然发现了我从未看到过的一个精神盲区。从来我都自以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起点开始进行探索的,虽然一度陷于哲学虚无主义,但我总十分自信,认为自己的思想从来不是盲目的。但突然我发现,存在着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重视过的问题:为何在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会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何在我和我的同时代人身上,传统的儒家精神居然是用马克思主义形式出现的?我发现,前几年中我苦苦与之战斗的除黑格尔哲学外还有很多中国人生来就具有的传统。我不由打了一个冷颤:原来,我自认为自己在哲学上和思想上具有足够的清醒的洞察力,并无所畏惧,但我一直没有发现自己还是生活在一个自己并非自觉的传统的阴影之中。我只是苦苦思索,我们这一代人要到哪里去,但从未想过我们为什么要奋斗、追求,我们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意识的觉醒。它促使我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待以前的哲学探索,我们马上感到这个问题,对即将来临的全民族的反省至关重大。如果说哲学的虚无代表了一个民族在(29)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目标的失落,那么探索意识的真正觉醒必然意味着这个民族将重新检讨那些在历史上形成的目标,那些被先人作为手段而又被后人误认为信仰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大多数陷于各式各样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他们迟早有一天会明白,整个中华民族是超越一切意识形态的。民族的苦难、追求和她走过的道路本身就有着至高无上的意义,它召唤着后继者重新认识她!她渴望着在这伟大的反省中焕发出新的生命!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肩上担子的沉重!我们在wg中的苦闷、觉醒和仿徨都意味着历史已经对我们提出新的要求,我们应该比前人站在更高的高度上来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走过的道路。这样原来有关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的研究立即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当时,我们深感为了走得更远和更彻底,我们必须从笼统泛泛而谈地进行历史和文化的反省中摆脱出来,从突破一点开始。显然,风云突变的中国近代史开始于西方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于是搞清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就必须是进一步探讨的起点。我们把分析的焦点放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这一问题上。


  表面上看,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而这个问题本身却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把从秦汉到清末这一段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就会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封建社会原是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概括。而且,所谓封建社会的长短必定要有一个参照系,为何我们可以断定中国封建社会较长呢?这里潜含着以西方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为标准模式的思想。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反过来问为何西方封建社会较短呢?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仍然是西方中心论式的。它有点类似于生物学家去考察为什么马的身子上不长着鹿的头。(非常有趣,当十(30)年以后,我们论文的发表在大陆思想界引起的讨论热潮中,这一问题是否具有科学性果然被提出来,很多学者至今还把回答这一问题当作没有意义,或认为是「张冠李戴」和「指鹿为马」。)虽然,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提法有不准确的方面,但并没有为此就放弃研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不准确的问题的真实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吸引中心,它无疑代表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的新反省。在这种精神下面隐含的是一系列中西文化和社会深层结构的比较研究。它包括社会结构的宏观发展是不是有规律可寻?引起中西社会形态和发展道路不同的原因是什么等等?从这些理论基本层次上讲,即使问为什么马身上不长鹿头也是有意义的。众所周知,居维叶正是从此开始发现生物身体各器官之间的适应性。因此,一个真正有眼光的理论家应不受这个问题表面上不科学的迷惑,而一眼看到它下面的实质。它只是一棵长在肥沃文化土壤之上的时代反思之树。正确的答案是去分析它之所以成为问题的社会历史包括方法论的深厚土壤。


  当时,我们首先在研究中把问题交换到如下一种较科学的提法:为什么从秦汉以来建立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一直能保持到清末。显然,所谓超稳定系统的假说正是针对这一问题的。但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去探讨什么是社会结构以及引起社会变化的动力是什么,研究这些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十分基本的方面。


  在大陆任何一个理论家,无论他研究的领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最大的影响也许都表现在经济决定论上。很多极高明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他们表面上可以否认自己的观点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但在灵魂的深处他们仍是经济决定论者,因为他们总是潜移默化地把经济因素看作社会变化的最深和最后的动因。是的,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决定论是一种深刻的学说,(31)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类那错综复杂的行动和文化心理动机中发现隐藏得极深的经济因素是了不起的发现。无论西方史学家认为经济决定论怎样有失偏颇,三十年代后,西方年鉴学派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都和经济决定论思潮有关。但是我们当时已经看到,我们决不能把已经简单化为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因为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主张整体地把握人类文明史是互相矛盾的。我们认为人的任何一种社会行为必然是一个包含着经济、政治和文化要素的整体,即在人类社会任何层次的需求目的中,我们必然可以同时发现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各种要素的并存和不可分割。如果说,当历史学家在人类的政治和宗教行为中找到了那个时代经济动因,这会使他倾向于经济决定论,那么相反,当学者在一种被认为是纯经济行为中找到了那难以觉察到的文化和价值观动力,那么这必然会促使他倾向于文化和伦理决定论。但当时我们强烈地感到,在这个有机不可分整体中把某一类因素认为是最基本最终极的,这已属于上个世纪的思想方法。我们必须从中摆脱出来,整体地看待它们的关系。当时,由于大陆的资料所限,我们对韦伯和帕森斯的学说所知甚少。当然,这种忽略使我们研究的速度大大放慢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再次去独立地发现很多已被韦伯和帕森斯已经提出来的概念,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往前走。但是,即使我们当时熟知韦伯和帕森斯的所有著作,我们也不会轻易地同意他们的结论和方法,或认为为何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最早出现在英国这一历史性问题已得到解决。我们已从经济决定论中走了出来而无意再被吸引到另一种变相的文化和价值观决定论中去。


  当时我们碰到的困难是一个两难的悖论。一方面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符合科学规范的社会分析必定是和因果关系(包括概(32)率因果)为基础的,我们不能逃避因果分析;但同时,我们已经意识到在社会组织演化过程中,经济要素和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必定出现互动,在这互为因果的互动中去追溯哪一个原因更基本和更终极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们怎样用一种整体方法来把握这互为因果的互动而又不深陷到其中呢?这时,我的自然科学基础发挥了作用,我知道控制论、系统论从研究内稳态开始已经创造了一套有效的方法。这时我决定把控制论的系统成果引用到历史社会学研究中来。其实,在国际上,利用控制论和系统论研究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真正开始于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我们的起步和国际学术界的时间不相上下,而且由于我们要解决问题的特殊性质,使得我们在一开始系统应用控制论方法之时不得不去马上发展它。


  显然,探索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两千年停滞和其周期性瓦解又重建的关系,在方法论上必然存在着两个必须解决的环节。第一,我们必须指出这种社会结构是什么,保持它稳定的是什么机制;第二,由于古代中国长期来基本上处于相对孤立状态,每个王朝初形成的社会结构往往都是被内在因素打破的,我们必须去探索那些导致社会结构瓦解的内在力量。控制论和系统论所提供的方法只能解决第一个问题:即用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形成稳态来解释社会结构的存在,而避免了诉诸于终极原因。但对第二个问题,现存的控制论和系统论方法是无能为力的。西方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正是在这里碰到困难。


  我深感到在目前已有的理论中还缺少一种方法来解剖系统的结构达到稳态后,这个稳态又如何从内部破坏的过程。由于这个问题在我们研究中无法逃避,于是我们不得不自己从历史分析中去寻找和抽取新的方法。一开始,我们想用熵增加来概括一种已经形成的结构趋于瓦解的过程,但我们马上发现这一概(33)括不妥。因为在中国封建王朝后期导至原来稳定结构瓦解的因素,大多来自于这个社会维持其结构稳定的调节能力。这个发现使我们大为惊讶,我们决定用一个新的概念来描述这种过程,这就是有关一个组织系统中无组织力量增长的不可避免性。而且我们大胆猜想,在一切组织系统(包括任何一个社会结构)无组织力量增长是一个规律,它们是社会演化的动力之一。但在当时这仅仅是猜想,而没有找到除中国古代社会之外的其它证据。我们还不曾想到,从这里开始,我们所用的方法已经超出了控制论、系统论和结构主义,而开始向一种新的整体方法——研究组织系统演化的方法过渡。当时我也不曾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即在若干年后,我们从具体科学研究中发现的这些新概念将和控制论、系统论方法一起有可能为辩证法哲学的科学化起到核心作用,我有可能完成以前曾放弃的理想:完成辩证理性的重建。


  但毫无疑问,当时我已看到控制论和系统论这些和电子计算器革命联在一起的新兴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特别它可以用来改进辩证法的很多分析,使其科学化。当时我曾向朋友预言,二十年以后,控制论热将席卷中国。当然我不可能预见到的是控制论热在中国的兴起比我预言还早了十年,而且我本人就是这一热潮的发动者之一。当时,我已经看到即将在中国兴起的控制论热和六十年代西方和苏联的控制论热必定是不同的。由于中国历史和现代化碰到的问题的特殊性,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时必定要经过创造性的融合,使得控制论运动在中国必定是一个新的创造,而不仅仅是传播。其实,这一过程正好也反映了我们对西方三论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和刘青峰在纽约王浩教授家做客,王浩教授了解了我们的历史研究后,一方面对我们的研究表示很欣赏,但同时又对我们把自己所用的方法归为控制论表示迷惑。普里高津的学生陈平先生对此也(34)大为不解。他认为,我们的超稳定系统和艾什比的方法是大不相同的。是的,这些评论今天看来很有道理,但是,他们不知道,十几年前当我们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时,并不是为了写博士论文。我们当时毫无在学术上建立一家之言的想法,只是一心一意想把问题搞清楚,而忽略了在整个方法的建立上明确区分哪些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哪些是自己发现的。我们只是不加思索地把一切归在控制论的旗帜下。其实,这已是属于我自己的控制论!


  早在1974年,我们已经把有关中国历史的思考写成一份约7万字的提纲,实际上是一份备忘录(1979年后发表的有关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论文实际上是这份备忘录的一小部分)。当时,「wg」已经接近尾声,但河南郑州大学的造反派派系斗争仍很激烈。虽然如此,我依然十分怀念那几年的平静的隐居生活。这不仅仅由于我们有关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很多重要观点都是在那里诞生的,而且在这几年中,我们和一批探索中国前途的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几年,物质生活相当艰苦,肉是配给的,一个月只有一斤,还要去排长队。偶尔有老朋友从乡下来,带来一些甲鱼之类(这些东西当地人不吃,所以特别便宜),和老朋友一边畅谈,一边用煤油炉烧甲鱼,至今还是难忘的回忆。我和刘青峰住在一座被称为红十楼的职工宿舍中。我们的邻居有火车司机、食堂炊事员和会计。在唯一的一间房子中生了一个火炉,冬天可用于取暖和做饭。楼后面有一座小土山,每逢五月,山坡上石榴花盛开,我和刘青峰经常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一边散步,一边进行热烈的讨论。我们总是把一些十分基本的问题和历史已有的答案拿出来分析。我们感到对一个已经通过几代人探讨的问题更深的答案必定隐藏在一般人从未想到的那些方面,这就是作为中国人对自己最熟悉的东西的盲目性。在人的内心世界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是最陌生的东西!我深(35)信我们的历史研究已经对中国社会的透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经常坐在床边的书桌旁,抽着劣质的黄金叶烟,看着窗外的柳树在寒风中慢慢变绿,我思考着问题,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哲学在召唤

  在人的一生中,青年时代常如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它们往往一夜之间盛开。但中年的来临却是静悄悄的。当我们在春夜中久久不能入眠回味着正在消失的梦想,当我们在月光下田野中无休止地仿徨,当我们为了解决一两个科学难题苦苦思索的时候,时光流逝了,我们的头上不知不觉有了白发,年轻的脸上因热情和思想而刻下了皱纹,我们进入了中年。


  中年人想起20岁时的狂热和那种走极端的偏激态度都会暗中羞愧,认为这是不知天高地厚、乳臭未干的表现。但今天我仍很难判断人到中年头脑冷静下来这究竟是一种觉醒还是陷入到一种作为社会中坚不得不具有的麻木状态(当然这是社会需要的)。中年人必须拋弃那些没完没了的幻想,不再去考虑那一辈子努力也回答不了的问题,而要真实地面对严峻的人生。中年人的生活就像在两车轮之间拉车的疲倦的马。他们即使没有目标,也必须在两条车杠之间往前走!车杠的限制就是社会的责任。这种越来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紧迫感,以一种缓慢但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发生变化。1974年后,我开始感觉到一种新的东西在我的内心萌发,而且越来越强大。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从青年时代追求宇宙的真理变成了追求中华民族的真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但十分明显的是,就在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过程中,就在我们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以及将它和西方乃至世界其它文明比较之中,我被我们(36)民族的历史深深地感动了。她的悠久,她的无畏,她的博大,她在历史上和现代化过程中的苦难都变成了对我内心的召唤!我突然领悟了一个十分简单但以前从未想到的真理,这就是:似乎每个哲学家是在追求哲学的真理,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最后所能达到的只是寻找一种民族文化的真理。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是由各民族组成的,人类的思想必然也是由不同的民族文化组成的。哲学作为一种文化,虽然力图摆脱某一民族文化的狭隘情绪和立场去进行超越,但是作为超越的目标本身却只能是从民族文化中提出来的。不同的文化对哲学提出的目标可以是不同的。而且哲学作为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方式,一个民族容纳自己经验的框架,它必然扎根于民族文化深厚的土壤中。对于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哲学家,决不存在脱离那个时代和那个民族文化的哲学目标。其实,我整个青年时代的理想,我那朦胧的追求,归根到底是在探索当代世界里中国哲学的出路。我的希望,我的破灭的痛苦统统来自于对未来中国新文化的渴求!无非我太年轻,把它错误地当作对抽像全人类真理的追求。


  我开始感到一股不属于我的强大的力量灌入到我的心中,我的自信心开始恢复,一个似乎不能算是目标的启明星在地平线上升起。我虽不知道离目的地还有多远,但却知道必须从今天开始就要朝这个方向走去。是的,我们的先辈哲学家的一部分曾经把辩证逻辑的思辨作为他的思想方法,并把它和中国传统思想结合在一起。今天我们已经发现了它的疑难,但从中却得不到哲学虚无主义的结论。因为它并不意味着那些在批判黑格尔思辨方法基础上诞生的各式各样西方哲学是唯一合理的。是的,对人类思想歧途的认识可以是不分民族文化传统的。但在清算错误之后找到那个相对正确的答案却取决于哲学家要解决什么问题,它和哲学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因为,不同(37)的民族文化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我们当然要承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流派没有也不可能来回答历史对中国哲学提出的问题,并为它寻找出路。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我们本民族的努力,而我们这一代人是这个文化的继承人,我们是如此热爱我们的民族和体会她的苦难。


  在这里,我丝毫没有文化相对主义的意思,也不是拒绝承认科学思想对人类的普适性。我只是想强调我的民族文化意识以及民族使命感的觉醒。我慢慢懂得了民族这个从小就熟知的词的深刻而沉重的含义。我通过千辛万苦才理解了为什么在近代史上,在风起云涌的西方近代思潮中,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会选择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在很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上会处于一种黑格尔式的辩证逻辑和中国传统直观思辨的奇怪混合状态。这只是我们的先辈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来改造中国文化使之现代化的结果,它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的哲学答案。一个时代先驱者探索所碰到的问题,甚至他们找到的解决方法不再适应今天,这一切并不能否认探索本身。对于思想家个人,对于理论和学派,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但对于一个民族思想变迁的过程是无所谓正确与错误的,正如天体运行的轨道、山崩海啸无所谓对和错一样。追溯一个伟大而永存然而却处在动荡中的民族思想,重要的也唯一有意义的是去把握它转化的历史,它所经过的阶段以及它未来的道路!它在任何一个阶段的困难和危机绝不是意味着过去的一切毫无意义,这只不过是表明民族历史已把过去作为一种必须继承的遗产交到她期望著作出新的创造的后继者手里!理解了这一切,哲学家就会从纯知识到纯理论的狭小探索圈子里跳出来,发现哲学的真正生命!


  要知道,对我说来,这个转变是不容易的。至今我还不是文(38)化相对主义者,我拒绝躺在一切相对主义思想安乐窝中睡觉。特别是我从小生活在追求科学真理的环境中,由于科学属于全人类,科学的真理也是宇宙的真理。因此我总是把科学看做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别的层次的真理均从属于它。因而即使存在着民族文化的真理,由于它的低层次,使我一直对民族的真理缺乏足够的意识。其实,我一直没有发现,我的这种对科学和文化关系的看法,特别是科学和人生观的一元论恰恰是属于中国文化的典型心态。其实一个人只有献身于本民族解放的事业才能献身于人类的解放事业。即使在思想的范围中往往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祖父辈的追求和创造,我们父辈的继承和僵化,我们这一代的怀疑和失落,它们都将在中华民族追求自己出路的历史中得到自己应有的历史价值。


  我不能用准确的语言来描绘我在黑暗中听到的民族文化的召唤,我想,每一个在苦苦地追求的中国人,每一个已经在生活中沉沦但又不甘心自己沉沦的人,每一个过去有过崇高的理想但今天又为找不到一种理想为之献身而痛苦的人,他们都会听到这种召唤。在我的探索中,一个新的时期将要开始。我即将告别那失落的非理性主义的时期。这时,虽然夜仍然是那么深沉,无边无际的黑浪仍在那里咆哮,但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使命的责任感以及对中华民族深沉的爱已在我内心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堤坝。我不能担保今后不再困惑,不再仿徨,但我绝不会再迷失了。因为我已经深知,在今后那壮烈的民族思想变迁历程中,意识形态的变换,一种定型的思想的生和死都不可避免。但这一切再也不会阻止我们去追求,我们可能不会把自己献身于一个具体的固化的口号和目标,但我们却知道这种整个民族的探索本身的意义将万古长存!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年时代是值得留恋的。虽然每个人的遭(39)遇都不尽相同,有的曾被自己同时代人斗争,内心的爱遭到社会的践踏;有的曾怀着赤诚的信念去批斗自己的父亲和朋友;有的病倒在看来似乎是毫无意义的长征路上;有的则在解放军农场那稻田的淤泥中渡过了青春最好的时光。和这些同龄人相比,我的遭遇算是命运之骄子。但是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这一代人深深地怀念。因为不论我们当时所做的现在看来是对还是错,是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我们是那么真诚,那么充满了理想,我们的青年时代是轰轰烈烈的!我们从肉体到精神都没有躲在安乐窝里。我们虽然失败了,但却勇敢地承担了失败的后果,虽然这一切最后的结果只是破坏!但我们用自己的青春证明某些东西一定是错的!我们推动了沉重的中国历史!当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就要告别这一时代时,觉得它特别值得留恋。为此,我和刘青峰决定写一部作品来纪念它,这就是《太阳岛的传说》。


  当时正处于1975年海城地震之后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很多地方都处于一种大地震即将来临的惶惶不安之中。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将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预感。刘青峰和我就选择了以一个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地震预报站为背景写了一部长诗。当时我正好带学生去河南省安阳开门办学,我经常在夜阑人静之时,趁学生们都睡着的时候,打着手电伏在地上开始写下那从我心中流出来的诗句(因为我们睡的是地铺)。而刘青峰则在离我300公里外的郑州家中创造情节和人物。几天后我将我写成的部为寄给她,由她把这一切综合起来。今天,这部长诗似乎没有刘青峰的《公开的情书》发表后引起那么巨大的轰动。但在我们自己看来,它更有意义,因为它记录了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巨大伤创和那个在我们心中如不死鸟般的理想。读者也许在字里行间还能发现我对哲学的梦想。


  非常有趣的是,在这部长诗中,我们还记录了对中国命运的(40)预感。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黑云滚滚,整个民族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我们同时代人纷纷估计中国的政局即将大动荡,有人还认为会发生战争。而我们则感到时代正在召唤着他的儿女,一种意想不到的结局即将出现,中华民族即将开始在她近代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时代。果然,1976年后,这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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