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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二十年的思考与求索(下篇)
作者:金观涛      时间:2017-05-08   来源: 逃向蒼天
 

我的三部曲

  一个人的内心历程是由感情和理智交织而成的,前面我只是描绘了哲学追求在我内心觉醒时的感受,而并没有讲这种新的哲学目标是什么。有一句古老的埃及格言说,当你喝了尼罗河的水,无论你走到世界哪一个角落,总有一天你还会回到它的身边。是的,一个旅行者一旦在青年时代时喝了哲学理想的甘泉,那么无论他今后在哪一个领域探索、耕耘,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使他不满足于他所涉足的任何一个领域而继续向前走。他走呵走,一直到某一天突然发现不知怎么地他又回到那个青年时代离开的理想身旁。我的哲学探索的重新开始正是如此。


       1978年,为了迎接那即将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我和刘青峰放弃了大学的任教,调到了北京从事编辑工作。我不想多费笔墨来描述这旋风似逝去的九年。科学史家常说,新的发现从来是等待着那些有准备的头脑的。社会思潮的发展和它的思考者的关系也是类似的。现在当再次面临新的社会运动时,我和十年前大不一样了。我已经胸有成竹,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一种社会现象尚未发生前我心中就有了预感。这九年中,中国的思潮风起云涌,我们的工作繁忙而又紧张,我们发表了很多社会科学论文。其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引起了理(41)论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是读者所熟悉的,我想指出的只是一点,这就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有意识到该回到哲学探索中来。前面我已讲过,我已经放弃了成为哲学家的梦想,而只是切切实实地去提出并解决我认为有意义的社会科学问题。我知道中国哲学的大厦今后必将重建,但思辨式的空想毫无意义,重建要从制造砖瓦这些小事开始,我和我们同时代人做的一个又一个的具体研究就是在为这将来的大厦准备基础。甚至对于方法论,我也不愿意象很多人那样一开始去勾划一个大体系,而是更注重让解决问题本身来示范方法。读者在《问题与方法集》以及《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等书中都可以发现我的这种态度。我知道在任何研究中,我们必须深入进去!在这方面,我对学问有无价值的标准和有关领域的专家一样。但我和专家们仍有一个重大差别,每当我在某一领域作出一些被社会承认的成绩后,我的兴趣马上转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中了。不少的朋友同事(包括刘青峰在内)都对此大为不解。在他们看来,我在某一领域内取得的成就不过是成为专家的开始,我不该马上转入新的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就连我自己也为研究兴趣转移太快而苦恼。我不知道这究竟算什么,甚至以为自己不可救药,我不是专家也不可能成为专家!因为吸引我的只是思想,而不仅仅是学问!我的内心就像浮士德一样似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动力在推动着,有一个不知道的目标在召唤着我。后来我才懂得,我一辈子都不会以作为专门家而满足,召唤我的正是在内心长期压抑的哲学创造欲望。无论是在深入中国历史、西方社会、科学史还是认识论等具体问题研究中,在竭尽全力解决具体的科学问题的同时,我总是下意识地在检验着一些被我认为是可以作为哲学基础的原理。因此,为了更清楚地阐述在我心中逐渐出现的哲学目标,我必须先回顾一下那长期中断(但我下(42)意识的一直在惦记着的)的纯哲学思考。


  我在前面讲过,1968年我在辩证法思辨方法中所碰到的危机,大约到七十年代中期,我脑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怎样克服危机,怎样正确而科学地表达辩证法的核心思想——事物内在发展的方案。当时我意识到,辩证法的万物是发展的这一个基本原理可以用另外一条基础性原理来取代,这就是世界的不确定性背景。二十世纪科学思想最重要的进步是否定了十九世纪以前牛顿式的以确定事件为基本元素的构架,发现世界的统计的本质。很多原来被视为宏观的确定的性质其实只是不确定事件的统计平均。我意识到,辩证法将万物是发展的看作是最基本的支柱这一核心思想和强调世界本质上存在着不确定性的思路是等价的。辩证法核心思想中第二个环节是事物之所以成为自身的规定性。科学地考察这一命题,它的更为准确的含义是发展的整体论。即当我们发现某物发展动因在外部时,这只是表示我们尚未抓到整体。一种正确的思考方法是重新划分系统,一直把导致发展的互相作用的各个部分都放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强调发展是来自事物内部,在某种程度上和发展的整体观等价。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定义整体。在辩证逻辑中所说的质的规定性,即事物之所以成为自身的规定性,这种概念在今天看来不符合科学分析的规范,我们必须用新的方法来定义它。当时我已经知道由于科学规范要求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因而任何理论分析必须以因果性和条件性为基础。当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变化时,变化又会被肢解为两个部分:变化的结果和变化的原因。但这种分析肯定不是整体的,它不能用自己说明自己。我发现,困难的实质在于:一方面不得不采用因果性,但因果性的分析又不能把握整体!这个悖论苦恼了我好久。终于在研究组织系统时,我认为找到了一种符合科学规范的定义整体的方(43)法,这就是把整体定义为一个闭合的功能耦合系统。对整体的每一个部分,都符合科学可证伪性规范,每个部分的功能和条件是符合因果性的,但由于各个部分是互为因果,这样整体可以自己说明自己。一旦完成了这一环,再把整体的分析放到世界不确定性背景中去考察(即考虑干扰存在下整体的稳定性),我们马上发现了保持整体之所以成为整体的稳态机制,可以根据有无这种稳态机制找到说明某物为何能以某种特殊方式存在。而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引进的无组织力量这一概念可以刻划稳态机制是如何慢慢破坏的。这样一来,只要把这些思路整合起来,一个符合科学规范的把握事物整体演化的哲学成型了。虽然我早就意识到,如果我提出的这个研究提纲是对的,那么辩证理性可以拋弃黑格尔的思辨而完成科学的重建。但是,对这种分析具有多大的普遍性,我一直没有把握。在我看来,在各种领域中验证它的细节比去刻划这个整个纲领更为重要,至于哲学概括,我几乎不敢奢望。因为它要成为一种哲学构架,除了这一纲领在各个领域中得到验证外,它还要有能力克服辩证理性在其它方面中所碰到的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一条朴实而不复杂的思路具有这么大的生命力。


  我们知道,辩证理性由两个基本方面组成,一部分是辩证法,另一部分是唯物论。关于辩证法所遇到的挑战我在前面讲得很多了,但很多人至今对唯物论在二十世纪碰到的挑战缺乏清醒的估计。我曾研究过量子力学(在大学中我还教过量子化学的课程和写过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我深知,在量子力学中,那种每个人觉得安全的唯物论已处于多么严峻的危机之中。存在就是被感知,这种主观唯心论在中国传统思想方法中是没有太大的市场的。无论是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在哲学著作中读到这种观点都不十分介意。一个正常的理性主义者常常认为这(44)不过是有关客观性定义不太严格准确,以至于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只值得听一听而已。但是,我知道当七十年代有关贝尔不等式的实验证明哥本哈根解释是正确时,这几乎等于说科学实验已经把人们直观上觉得可靠的唯物论证伪了!如果说辩证理性可以重建,那么我前面提出的那条从历史和方法论研究中得来的思路也要能解决唯物论面临的挑战!哲学的核心必须是像一颗宝石那样坚硬的多面体,当思想和分析从不同方面照它时,它都应反射出那统一的和谐的光芒。我不敢相信,我的这些哲学的直觉可能是对的,读者应该理解,当代人满足于做蚂蚁和蜘蛛的工作已经太久太久了。我们已经失去了上个世纪哲人那种力图洞察世界的雄心!


  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哲学又一次不客气地来敲我的门了。当时西方哲学开始冲击大陆的思想界,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学说在学术界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热潮。有一次刘青峰听完一位外国学者有关科学和哲学的学术报告回来后,她对我说:「我一直不知道科学哲学是什么东西,现在一听,其中很多东西不正是你以前经常讲的吗?而且我觉得外国人讲的东西有的还不如你。」刘青峰从来对哲学是不感兴趣的,以前每当我没完没了地向她谈起哲学时,她脸上会充满迷惑:这样想问题有什么意义。每当这种时刻,我们就把话题转到我们共同有兴趣的历史和文化中去了。而这次她无意识的评价引了我的警觉,我猛然感到是回到哲学中来的时候了!因为,这几年来一股越来越猛烈的非理性(甚至是反理性的)的潮流正在中国兴起,它日益引起了我内心的不安。我从来不否认非理性主义哲学(或反理性主义)的合理性。当某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已陷入盲目的迷信时,非理性主义无疑是人类思想健康发展的一剂解毒药。甚至在任何一种理性的哲学占主导地位(45)的时代,有意识地让反理性主义作为补充,让它作为一种对我们已确定的哲学信念的怀疑,这对于人类不断进步的理智和良心的健全是十分有益的。每当理性主义是强大的富有生命力的时候,作为永不休止的怀疑精神的非理性主义必定是深刻的,富有魅力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另一种人生真理。因为除此非理性主义不足以和强大的理性对抗和共存。但是,在一个理性已经沉沦,人们在一片精神废墟中无所适从的时代,非理性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人心,所以它经常是肤浅的,甚至是可怕的。在人们没有真正尝到它带来毁灭性社会后果之前,每一个人都可以津津乐道地讨论它,甚至女中学生也可以以它为时尚。但是,如果一切正如非理性主义主张的那样,反理性主义真的自以为可以当作人类的精神的主体,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儿童为何需要长大成人?野蛮为何要被文明取代?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历史上的今天如果不是比昨天有所进步,如果这种进步不是一种理性的扩张,那么人为何需要认识自己和社会。以及为何要有一种超越直觉和感情的意识去反省自己的历史?


  人之所以成为人,因为他的意识是整个人类的一部分,因此每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人都对民族意识和人类意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感到不论我的能力有多大,我必须再次回到哲学中来了。我们这一代人曾亲身经历了过去理性大厦倒塌的痛苦,没有别的人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能理解理性需要重建!是的,我们这一代人并不高明,也曾犯过很多错误,但是我以为,这一代人的最大的特点是无论大事小事,我们一旦有所意识,就决不逃避。重建理性哲学的大厦对于我们也许是一件不能胜任的工作,但如果没有人从今天开始去做,那么大厦是不可能建成的。


  我决定暂时中断历史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把以前断断续续进行的哲学思考集中起来。我发现,一旦内心有了不管成功(46)还是失败都要去干的决心,那么原来认为那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并没有那么难了。山峰由于它的高度引起的眩晕从来只存在于山下的观望者的感觉中,而不适用于登山者。我发现,如果把观察者和他观察的对象看作一个耦合而成的组织系统,那么我在研究组织系统存在和演化中发现的普适公理同样可以解决唯物论遇到的挑战。我们可以精确地定义客观性存在的条件,以及给科学认识论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经过几年的思考,我自信已经解决了问题的关键。我决定把理性哲学的重建分成互相联系的三个环节来实现。第一部分是用不确定性概念来取代矛盾,以作为辩证法有关世界万物是发展的这一原理的科学表述。第二部分是建立一种用于分析有组织的整体为何能存在又为何会演化的方法。第三部分是用新的发展观和整体观考察人和他观察的对象耦合而成的特定的组织系统,研究客观性和科学认识论的基础。我把这三部分表达为三个哲学命题。第一个命题我称为发展的哲学,它必须从分析黑格尔的错误开始并在发展公理中注入科学规范。第二个命题我称为整体的哲学,它是研究整体和部分互相依存以及它怎样演化的方法论。第三个命题我称为人的哲学,它证明作为观察对象的客观性存在是需要条件的,科学是以人本身为中心,但科学以人为中心并不是客观和理性的消失,而只是意味着更高层次的理性的出现。


  这三个命题分别相应着我的三本哲学著作,它们是我的三部曲。其中「发展的哲学」在1985年完成,发表在《走向未来》杂志第一期上,而《整体的哲学》和《人的哲学》分别在1986和1987两年完成。虽然这三本书互相独立,自成系统,但是读者可以发现一些将它们有机关联起来的基本公理的存在。它们十分朴素而又平凡,但构成了理性哲学的基础。(47)

知识、价值和终极关怀

  我完成的哲学三部曲只是证明了辩证理性是可以重建的,而并不意味着我已经完成了理性哲学的重建。今天我依然如青年时代那样赤诚地追求真理,既无西方哲学界那种稍有新想法就标新立异地认为自己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哲学的念头,也不害怕被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拋弃。我只是想如实地告诉人们这些思想的来源和哪些是我的贡献。


  我认为,自古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有三个十分动人的基本猜想在人类哲学的长河中时隐时现。第一个假设是万物的动荡不已的变化观念。第二个猜想是整体观,大多数人生来是平凡而务实的,人最容易深陷到细节和琐事中去,因此警告人在进入人生和世界的森林时不要只看见树木。这就成为另一种动人的追求。第三个基本的追求是理性的经验论。自从人创造了符号并由这些符号发展成思想之后,动物就具有的那种通过试错法来学习的机制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直观的常识理性。人们相信基本经验的可靠性,并用一个不依赖于我们思想的外部世界的存在来作为鉴别人类可以自由想象(也经常出错)的思想观念真假的标准。无论哲学在发展中怎样日益趋于专门化,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这三个基本的问题常如幽灵一般在各种各样哲学流派以及不同层次的哲学探索中徘徊。也许在它们每一方面的细节的深化中,中国古代哲学对这三个问题的讨论不如西方哲学。但是把这三个哲学命题统一在一种和谐的哲学概构中的尝试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内在追求。我并不是想用此来证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合理性。但是,无论我的答案和方法怎样超出了古典辩证法和唯物论,无论我的哲学(48)构架中吸收了诸如系统论,控制论、建构主义等新营养,不可否认的是我的哲学三部曲恰恰是回答这三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哲学命题面临的当代挑战的。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所完成的工作应该属于辩证理性的重建。


  我的这种探索和追求,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不符合二十世纪学术思潮的时尚,但我在二十年的追求中,一直拒绝盲目地赶潮流,我仍坚持着我青年时代的理想,我必须赤诚地服从我自己相信的真理。


  我不得不再三表明,我所发现那些可以成为今后理性哲学大厦基础的东西仅仅只证明辩证理性可以重建,我并没有完成理性哲学的重建,因为我所做的全部工作至今只属于知识论、方法论和认识论。而它们只是理性哲学的一小部分而已!傅伟勋先生把哲学分成十大层面的问题,从知识论、方法论开始一直到人生的价值以及终极关怀。实际上价值伦理行为准则、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才是哲学的核心。因此,说到头,至今为止我所做的探索对于理性哲学的重建来说只是一个开始。我已经走了二十年的探索之路,今天,当我进入不惑之年的时候,我面前展现出的仍是一个期待着我们去征服的心灵的荒漠。


  我不得不意识到,在我的哲学研究中,一个新的阶段又将开始了,这个阶段和以前走过的路可能会完全不同,因为知识、方法、理性和价值与人生毕竟属于不同范畴,如果说以前我一直在研究科学理性本身,那么理性的哲学则要求我进入那理性笼罩之下的感情了。由于价值、终极关怀、人生的意义和伦理原则是不可能由知识和科学方法直接推出来的,因此今天很多人甚至怀疑它们是否属于理性指导的范围。这样当代大多数以讨论人生和终极关怀为职业的哲学家对方法论和知识论往往没有太大兴趣。关于知识论和价值论的关系不仅是当代学术界也一直是(49)我最困惑的问题。是的,如果在一个人刚涉足新领域时就知道前面的路是那么遥远,那片已吞没很多先驱者的泥潭正在等着他,他也许不会有足够的勇气去选择这条道路。只是我却无意站在我今天已经走到的路口停止脚步,使我决心向前走下去看个究竟的与其说是想看看科学理性和伦理与终极关怀究竟有没有关系的好奇,还不如说我不满意当代一些哲学家的不彻底态度。我认为在今天有关价值和知识关系的研究中,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做法存在。一方面有些学者轻率地宣布价值和道德与方法和知识无关,但是就在这些哲学家的著作中,我往往发现了一种过时的甚至是早就被证明是错误的知识和方法!


  大约十年前(我还在郑州大学任教时),我就接触到西方当代一些讨论人的哲学流派。对它们的价值论和人生观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有一点我却十分惊讶,很多二十世纪的新哲学思潮居然不得不应用黑格尔式的思辨作为它的推理工具。自然,我不认为价值和人生态度的确立需要知识论和严格的推理,但是毕竟很多人在做推理(有时是没完没了的推理)。今天,很多关于人的哲学流派一方面反对价值研究和知识论方法论有关,但同时又下意识地运用一种已被科学拋弃的错误的推理方法!这种悖论使我很不舒服,既然一些哲学家认定价值伦理和知识与科学无关,他们为何不干脆宣布自己的学说只是属于艺术和美学甚至是类似于新小说的范围,而硬要挤进哲学的行列呢?这种断然否决价值伦理与科学知识与方法无关的做法本身是否掩盖了他们在科学理性面前的自卑呢?


  去年,我和刘青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一次和傅伟勋先生讨论这些问题,傅先生的一段评论使我很受启发,他认为,哲学未必需要象科学理论那样被经验证实,但哲学一定不能同科学理论矛盾,一定不能被经验否定和证伪。我认为,价值与(50)伦理和知识与方法论的关系也是相似的。人的任何追求必定是整体的,越是基本的东西一定越是具有整体性。人生观和终极关怀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安身立命的支柱,它是一种庄严的境界,一种最高的感悟,一种爱和创造力的源泉,它是生命的最终归宿,它必定是站在人类通过科学方法和知识铺成的大道登上那个最高山峰上所看到的太阳。也就是说,理性哲学的终极关怀、理性哲学的人生态度、理性哲学的价值不仅不能和作为方法和知识的基本的科学理性相冲突,而且是和谐地乳水交融,它们是一个宏伟而壮丽的整体!


  一百多年了,自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下失去自身的和谐,自中国人不得不寻找救国和自强的现代化道路时开始,我们的民族就在期待着一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灿烂光华的理性哲学。我们的民族文化就像一个巨大而痛苦的珍珠贝,她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她在摆脱自己身上那沉重的历史渣滓,她在艰难地消化由新时代科学发现而注入她体内的新事物。我毫不怀疑,在今后伟大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创造运动中,未来的理性哲学的明珠正在孕育之中。她正要求她的儿女注入今后可以成长成明珠的正确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的砂石。这也正是我认为有必要把我的哲学探索看作辩证理性重建中的理由。


  人一过四十,生命的路已经走了一半,虽然联合国规定的年龄限又可以使四十岁的人还算青年而聊以自慰。但四十无疑是一个关头,迫使我考虑今后人生的路怎么走。


  我深知时代虽然早就在渴望我们建立理性哲学的大厦,而至今为止大多数人仍在那里拆房子,我们充其量只是打扫着不断掉下来的碎石,而在奠基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少太少。有多少严峻的选择等着我们,我并不能期望能看到未来民族文化的落成,而且在研究理性哲学有关价值和终极关怀等重大问题上,也(51)许已不是我的所长,但是,我决心象青年时代一样听从命运的召唤,即使我自己无所贡献,我也愿意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成果来帮助后继者的攀登,我决不愿躺在学问的安乐窝里去逃避一个新领域探索者必然遇到的风险。在今天的时代,任何一个立志去创造的人都是孤独的。其实,一个真正想创新并认真地去告别过去的人往往是最不能适应我们面临的思想商业化的时代的。有一位朋友风趣地说,现在各种新思潮新人物是各领风骚三五天,人们崇尚新的思潮就像小姑娘喜欢新衣服一样。理论家热衷于知识表面的更新和哲学如走马灯般地换名词,只有对权威的藐视甚至是破坏才引起人们的喝彩,而理论家只要因为去思考大问题几年不发表文章就会被社会视为江郎才尽。


  而我一直引以骄傲的是,除了同自己以外,我从未战斗过。今天我依然拒绝参加任何思想战斗,包括和那些批判我的文章商榷。我并不十分同意那在我青年时代被社会广泛推崇也是最容易吸引青年的口号:批判旧世界。我一直坚持认为,只有那些有助于创新的批评才是有意义的。我还如过去一样,深情地望着那过去曾经成为上一代人和我们青年时代庇护但今天已是一片瓦砾的民族精神,我既无意去加入继续对那些残存的断壁的摧枯拉朽的队伍,也不想追求西方最时髦的思潮!我伏在自己的宝剑上,只是想着创造——虽然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我总想用自己的内心的呼喊来表达我对同时代人和青年朋友的祈求:让我们拋弃任何个人的高傲、文人相轻,拋弃意识形态的不同为我们设下的障碍,拋弃那些无谓的喋喋不休的争论,甚至去打破那本来只属于每个个人的小天地——专业的藩篱。因为我们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并处于同一种境地:一切都是为了中国文化的重建,让我们一起来创造吧!


                                                                                          1987年11月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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