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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作者:金观涛      时间:2017-04-21   来源:《新世纪》周刊
 

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经济观察报:二十年后再回望八十年代,你肯定有许多感慨。

金观涛: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我们应该格外珍惜它。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如何评价八十年代?

金观涛:我对八十年代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它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启蒙,第一次启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新的思想,完成了中国民族国家的重建。第二次启蒙就是八十年代民间半民间的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两次启蒙运动都没有完成。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说第一次启蒙运动没有完成呢?

金观涛:表面上看,五四树立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但那纯粹是陈独秀个人的提法。陈独秀穷其一生,最潦倒的时候都坚持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他是很有远见的。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只确立了一面旗帜,这就是科学。我和青峰做过专门研究,例如分析当时报刊对“科学”和“民主”的引用,发现两者并不对称。科学从来都是正面意义、正面价值的,科学的价值是五四以后没人敢怀疑的。而民主就不同,民主不仅没有科学普及,很多人对它是否定或怀疑的。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五四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因为它只确立了一种现代价值,这就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和民主。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说,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中国民主的进程才步履维艰呢?

金观涛:可以这样讲,所以才有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启蒙。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启蒙是对“文革”的否定,是对五四以后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包括对整个五四以后建立的所有思想体系进行反省。

经济观察报:第二次启蒙的旗帜是什么?

金观涛:当时并没有明确讲旗帜是什么。我认为,当时主要是反思传统(包括近现代革命传统)和人的觉醒。五四是反传统,八十年代并不是简单地反传统。因为传统在表面上已被五四反掉了,你还反什么啊?跟五四不一样,八十年代是反思传统。反思是站在比批判更高的层面,你可以同情传统,亦可以同情反传统,但都需要将其纳入更高的思想层面。只有这样,对传统的热爱、尊重是可以用批判的方式加以表达的(对反传统亦是如此)。中国人能用批判的眼光来表达对国家、对文化和这块土地的热爱,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思想解放和自由的表现。没有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做不到这一点。

经济观察报:但是有不少人批评说,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而空”,学术上没有真正的建树。

金观涛:八十年代是一个宏大的思想运动,持续时间不到十年。你说短短几年之内能有多少学术建树?批评它“大而空”的人,是没有看到启蒙精神的真正价值所在,更没有注意它被中断的事实。正因为思想启蒙被中断,人们才会在九十年代末忧虑学术成为没有思想的学术、今日中国面临丧失批判精神和道德的危机。

经济观察报:如果要继承八十年启蒙精神,中国学者应该做些什么呢?

金观涛:泛泛讲别人应该做什么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自己做什么。近二十年来,我和青峰一直顺着八十年代提出的问题一步步往前走。1993年我们合著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在香港出版,力图重新勾勒中国近现代发展线索;2000年我们又完成《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是检视二十世纪席卷中国的革命乌托邦和中国大传统的内在联系。接着我们转入用数据库进行观念史探索,今年即将出版的《观念史研究》,则力图搞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对西方现代思想重构,形成中国式的现代思想,并想在史学方法论上作出探索。表面上看,这些研究专业性极强,但都是指向八十年代启蒙时期我们尚未想清楚的大问题。

经济观察报:九十年代以后,尤其到近些年,思想界的分化非常大。

金观涛:今天的思想界分歧的确非常大,光靠利益是没法整合的,光靠分思想的派系也没法整合。如果要找到一个整合点,恰恰应该是八十年代的启蒙精神。因此,认真地描述和研究八十年代,说不定可以为以后中国的共识找到出路。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丰富、见解各异的时代,大家都在为中国找出路,目标都是推进中国的开放、现代化。现在一些“左派”说,八十年代找到的出路就是呼唤经济自由主义、全盘资本主义,如果八十年代真是这样的,压根儿就不会有启蒙。“解铃还需系铃人”,很多问题要寻求解决方案,恐怕还是要回到八十年代去,把八十年代的思想遗产挖出来。当然,那时也许我们已经老了,那是年轻一代人的工作了。想一想,《走向未来》当年风华正茂的编委,乐秀成、何维凌、贾新民和老包都先后去世了,每一次都令我们不胜悲伤和感慨。

经济观察报:现在许多人没有方向感。

金观涛: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丧失方向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全人类的问题。为了寻找今后的方向,我们不仅要恢复思想的力量,更应该在这物质泛滥的时代提倡精神。我想指出的是,反思精神和以往对精神的注重不同,反思的意思是在提倡任何一种价值时都让怀疑和批判意识与其共存。举一个例子,八十年代大家呼唤现代化,提倡经济的超增长,但同时是对经济超增长保持警惕的。《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批书出版的时候,就收了《增长极限》,该书讲的正是发展带来的环境、资源等大问题,主张零增长。当时这本书表面上与整个要求中国经济起飞的大潮流不合,但却极具远见,预见了今天的问题。事实上,只有深刻的反思和求真精神并存,才能做到多元思想的共存,并在此之上明确未来的方向。

经济观察报:中国已经搞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了,走回头路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金观涛: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怀念以前,甚至怀念“文革”?因为历史是可以被遗忘的,社会矛盾激烈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丧失历史记忆和反思精神,人们就很容易满足那些提供片面而最简单答案的思想,这时就可能重犯历史错误。今天人类社会有这样的繁荣,其前提正是记住了过去的教训,要是有一天我们把这些东西忘掉了,这个世界会老这么下去吗?中国社会走到今天,确实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最早是研究中国历史朝代循环的,中国历史上朝代循环很可怕,不可小视。超稳定系统的历史经验是中华民族应该牢牢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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