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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只股票的故事
作者:      时间:2017-04-20   来源:工人日报
 

   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两位老人,是“新中国第一只股票”这个故事的主角——秦其斌、黄贵显。

  24年前,他们和其他人一起,联手做出了一个“出格”的创举:秦其斌把新成立的企业“飞乐音响”改造成了股份制企业;黄贵显冒着风险把“飞乐音响”股票卖了出去。

  在股民的集体记忆中,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股份制企业和股票发行的始作俑者之一。

  现在,每天有亿万人关注着股市,有上千家上市公司如入市融资。2007年底沪深两市总市值一度达到30余万亿元峰值。中国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证券市场。

  “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在当时我们想都不敢想。”秦其斌说,“上海飞乐当时的融资规模才一万股,每股50元。”

  在深秋的上海,两位已经淡出江湖、颐养天年的老人,向记者揭开了当年在上海创售“新中国第一股”的一幕……

  不明白股权还是债权,就搞了股份制 

  故事始于1984年。这一年,黄贵显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託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任经理。秦其斌则面临了一个新的机遇,而这个机遇像一根导火索,最终改变了包括他俩在内的无数人的命运。

  1958年,秦其斌毕业于復旦大学电子专业,被分配到上海仪錶局下属的上海无线电厂。1984年,他成为上海电声总厂厂长。

  那时,电声总厂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喇叭,给电视机厂做配套。秦其斌上任的这一年,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6个年头,人们的生活水準逐渐提高,文革的阴影也已经越来越远。那是一段令人轻鬆愉悦的日子,城市街头、公园里的集体舞正在流行,《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的歌声,是最好的伴奏,也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期望。此外,作为中国最前沿的城市,上海街头也开始出现音乐茶座,这些,都为音响设备的生产提供了需求。

  秦其斌对市场很敏感,开始考虑是不是需要扩大音响设备的生产。他的想法,被主管部门同意了,并允许他创办一家集体企业,专事音响生产,但在资金、产品完全由计画支配的年代里,这家完全属于计画外的企业创办所需的资金,却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解决。

  一个偶然的时机促发了他的灵感。秦其斌在长宁区参加工商联会议,有老工商业者聊天时,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用股票集资。“股票”这个词,第一次被秦其斌所知,但从这些老工商业者的聊天中,秦其斌理解的“股票”,也就是一种集资的凭证。

  能集到资,当然是件好事,秦其斌回厂里后,提出了发行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的想法。

  就在这之前叁年的1981年,一个叫作“国库券”的词,开始被普通公众们所知。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第一次发行,国库券总金额40亿元,要求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城乡人民购买20亿元。作为中期政府债券,国库券年息4厘,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自发行第6年起,一次抽籤,按发行额分5年作5次偿还本金,每次偿还总额的20%,10年还本付息。

  秦其斌那时认为,国家集资发行“国库券”,企业集资发行股票,一样的道理。他并不知道,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前者双方是债权关係,而后者双方是股权关係。他发行股票,实际上等于把企业的资产出售给个人了。

  “根本没有意识到股份是关係到产权证明的东西,那个时候如果知道发行股票意味着搞产权多元化改革,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秦其斌回忆说。

  就这样,这个现在谁都能看明白的道理,那时却偏偏没有几个人弄得明白。好在那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代,人们并不抵制创新与探索。几乎没有领导提出反对意见。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在当时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少量个体户的情况下,飞乐音响成为全国的特例——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如今,回想起飞乐音响的诞生,秦其斌还是觉得,在那时它就像一个“怪胎”,在谁也说不清它算什么类型企业的情况下,诞生了。

  一个经常“脑子发晕”的人,成了证券“拓荒者” 

  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了飞乐音响发行股票,黄贵显走入人们的视线,开始了自己的证券人生,在此后的岁月里,他成为了中国证券行业一个真正的“拓荒者”:第一家代理股票发行、第一家开设证券交易柜檯、第一家推出国库券交易、第一家代理发行B股、第一本证券业务管理与会计核算教材、第一本股票年报……这些背后,都有黄贵显的名字。

  今年7月,在上海常熟路171号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一间会议室里,80岁高龄的黄贵显满头银髮,依旧头脑清晰。老人有一个相册,里面都是他经歷过的一些歷史照片,这当中,有大家为飞乐音响、延中实业发行股票召开研讨会的现场,也有中国最早进行股票柜檯交易时的情景……照片讲述的,是黄贵显的人生,也是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健全过程的反映。

  与秦其斌当时对股票毫无概念不同,有着旧上海金融从业经验的黄贵显,懂得股票的内涵。1946年,18岁的黄贵显经亲人介绍,进入属外商银行的广东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他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勤奋好学,半年之后就告别练习生,开始负责记账和管库,不久又当上柜组负责人。

  解放后,黄贵显成了人民银行的专职信贷员。上世纪50年代,到处模仿苏联模式,银行要求信贷员必须得有叁套本领:懂贷款、懂会计、懂生产。为此,黄贵显几乎天天下企业,这让他深深体会到企业的难处:必须提前一年上报资金计画,资金的使用很死板,专款专用;财政只投资企业基础建设费,且从不足额拨付;银行是财政的出纳,机制也很死板……

  文革期间,黄贵显被打成黑标兵,先是在崇明干校劳动,后来被下放到无线电一厂当工人。这一经历,使他对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有了更深的瞭解。“企业很不容易,要上什么专案总是缺少资金。”黄贵显回忆说。

  文革后,黄贵显由于精通金融业务,很快被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李祥瑞从企业找了回来,继续在银行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为拓宽资金管道,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了信託投资公司,黄贵显担任静安分公司经理。信託的功能是“集社会资金为企业服务”,一开始的服务範围包括委託贷款、租赁等。

  回忆往昔,黄贵显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当时脑子发晕了”,但就是这个“发了晕”的脑子,干了很多别人不敢干的事,黄贵显把这些事,统称为“出格的事”。

  “出格的事”之一,是有军品生产企业还不上银行的贷款,黄贵显就支持企业开发民用产品,再把这些产品销售出去回款。此举在当时被定性为“搞乱了统购统销的计画”。

  “出格的事”之二,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上海全纺织局下麵有50万职工,住房难是个大问题。黄贵显跳出来,在连商品房都没有的年代里,给纺织局贷款盖房子,黄贵显戏称这是“中国最早的房贷”。

  “出格的事”之叁,是由于严格的计划经济,黄贵显发现同一个工业系统内,经常有的企业在银行有存款,有的企业却需要在银行贷款。贷款时,还要走严格的计画,需要财政系统的批准。以纺织系统为例,工人多,利润低,还要背贷款利息。黄贵显就搞了资金调动中心,类似于企业互助储金,在纺织系统内,存款企业和贷款企业可以互相调配资金。此举被银行系统称为“自挖墙角,杀自己的饭碗”。后来,全国範围内推广的企业财务中心,便来源于此。

  除此之外,黄贵显还根据企业需要,用“晕了的脑袋”,开发了技术改造贷款、节能贷款等“出格”的事。在金融系统开会时,他时而是被批评的主角,时而是受表扬的典型。

  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题,是黄贵显所追求的。1984年,已经56岁的黄贵显,终于迎来了股票的到来。

  “保本付息”,使“小飞乐”一天售空 

  秦其斌想要利用发行股票的方式为飞乐音响筹集资金,在没有证券公司的年代,只能由银行代理操作。在那时,银行之间也是分口负责的,工业企业的融资,理所当然要由工商银行来完成。而黄贵显也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机会,开始打报告,申请代理发行,等待上面审批。

  由于黄贵显经常做“出格”的事,放下股票姓“社”姓“资”的问题不说,就是它对银行自身的影响,也引来了很多争议:“大家都去买股票,银行存款外流怎么办?这么高的利息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为保证飞乐音响能顺利发行,黄贵显立下军令状:“第一,绝对不復辟旧社会的证券市场;第二,绝不把外国的模式如数照搬;第叁,不让国家损失,不搞投机倒把。做得好请领导推广;做不好,由我承担责任。”

  实际上,从1984年起,上海已经有一些企业採取向职工集资的方式融资,为了规範这些准股份制企业及其集资行为,1984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先行一步,制定了《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同年8月10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该办法并颁佈实施。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股票管理的政府档。

  两个多月后,1984年10月23日,秦其斌的顶头上司——上海市电子元件工业公司也正式发文批復,同意在电声总厂内,新组建一个集体性质的音响公司,作为在改革中的新探索,工商登记名称为“飞乐音响公司”,新公司的资金来源,就由发行股票自筹解决。

  秦其斌和黄贵显的合作由此开始。

  秦其斌回忆提及以黄贵显为代表的工商银行的操作团队时,说:“他们内部也是有计画的,让谁来操作这个事情也是偶然。接到任务,大家热情都很高涨,写报告、出主意等。”

  以内部职工为发行对象的飞乐音响融资方案很快就做了出来,1984年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批復同意发行“飞乐音响”股票。

  新中国第一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出现了——新公司註册资本50万元,全部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共发行1万股,每股50元。

  由于后来上海电声总厂也重组上市,改名为飞乐股份,飞乐音响便被俗称为“小飞乐”,而飞乐股份被称为“大飞乐”。

  1984年11月18日,是一个秦其斌一生都难以忘记的日子。这一天,公司在上海锦江小礼堂召开创立大会暨开业典礼,一家小小的新生企业,却吸引了包括市委、市政府领导在内的许多人到会祝贺。

  在塬计画中,飞乐音响的股票,只考虑对内部发行,但由于之前在面对当时的记者採访时,秦其斌曾表示股票会面向社会发行,结果秦其斌塬意中的“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意即面向社会”,被人们理解成为对普通公众发行,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

  不得以,飞乐音响发行股票时,拿出了10%的股份,面向社会个人发行。股票面向社会公开融资的功能,竟是因这个充满偶然的塬因,第一次展现在开始面对市场经济的中国人的眼前——而这10%的股份,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被抢购一空!

  吸引起社会广泛兴趣的塬因,是飞乐音响发行时“保本付息”的规定,同时实行“自愿认购,自由煺股”,按银行一年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算股息。

  以今天的视角,就从“保本付息”这条来看,飞乐音响与其说是股票,还不如说是企业债券。但在1984年时,人们并不明白这些本质区别。

  “要是没有保本付息这一条,老百姓谁敢买啊?”秦其斌说,“上级一开始不允许我自己买,我就汇报说,如果我不买股票,下麵职工会有意见,这才让买了1股。2000年我煺休后,都抛了。”

  由于是新生事物,飞乐音响很快便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烦。“运作机制、管理上都出现了问题。”秦其斌回忆说。股份制这种所有制形式如何认识是第一个问题,承不承认这种所有制形式,成为一时争论的焦点。激烈的争论,对于已经诞生的企业,实际没有多大的影响。但当涉及到企业的管理时,遇到的麻烦直到今天仍让秦其斌觉得艰难。

  在当时,大部分政府部门都没有管理股份制企业的经验。秦其斌回忆说,工商登记就是一个麻烦。“现在工商登记很自由,到工商局登记时,几个股东签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查一下有没有企业重名,没有重名,就算被承认了。那个时候不行,一方面”公司“是个行政级别单位,一家小小的企业不能叫公司;另一方面,企业必须要套到既有模式里管理,而既有模式只有叁种:集体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少量的个体经济。”工商局的人问秦其斌,飞乐音响算哪种模式,秦其斌自己也说不清楚。

  随后,不停地妥协和迁就,成为秦其斌的主要工作。“你不迁就怎么生产啊!”秦其斌说。以所有制形式为例,为了妥协,秦其斌在工商註册时,只好把飞乐音响归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飞乐音响在当时是以分红的形式体现其股东利益的。但1986年初,它的第一次分红就因集体企业的身份遭遇了困难。“小飞乐”第一次分红时,经股东大会一致同意,每股分红35元,而后又决定,股东自己再出资15元,配售一股,分红和扩股结合起来操作。

  秦其斌记得很清楚,分红后不久,一个税务局工作人员走进他办公室,指责说:“你们分红就是私分国有资产。”秦其斌答:“我们不是国营单位,是集体的。”这位工作人员说:“集体也是国家的。”

  秦其斌不得不选择做检讨来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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