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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力民:“五马进京”之说并不准确
作者:      时间:2017-04-17   来源:《党史博采》2017年第4期
 

   “五马进京”之说见于许多文史资料,《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5期李响文章称“五马进京”即五大行政区首脑调入中央任职,“包括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尤以高岗位高权重,故时人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该文所说职务多有错误。实际上“五马进京”之前已有林彪、彭德怀、刘伯承进京,“五马进京”期间还有贺龙进京,紧接“五马进京”之后(邓子恢1953年1月进京),还有叶剑英10月从武汉调北京,其职务是中南局代第一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代主席、中南军区代司令,为何不是“十马进京”或“七马进京”?

   

   而且1954年又有一起集体的“五马进京”。至于五大区主官之外的进京者就更多了。

   

   若单论大军区司令与野战军司令,则“五马进京”期间全部7位司令都进京或转任:中南军区兼四野司令林彪、西北军区兼一野司令彭德怀、二野司令刘伯承、东北军区司令高岗、西南军区司令贺龙5人相继调北京,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华东军区兼三野司令陈毅专心上海地方事务。文革期间揭发贺龙的材料有称贺龙奉命赴北京任职时,对人说这是“毛大帅杯酒释兵权”,这则史实可能比较靠谱,新政权成立之初通常面临将帅拥兵自重的问题,历史上“杯酒释兵权”一再上演。1952年末贺龙奉调北京时,掰着指头数一数,自己就是最后一位了。贺龙同时也是大行政区首脑(邓小平先于贺龙进京),却没有包括在“五马进京”之内!

   

   李响文章所谓“时人”是什么人?高层?或媒体?或民间?该文或许自己也不清楚。“五马进京”之说好似民间说书人的口气,一定不是出自要人,否则必定会指名道姓而不是泛称“时人”,甚至是当时人还是现在人也不一定。文章称“五马进京”为“政坛盛事”,但“盛事”之说显然难以解释为何“五马进京”会带出高岗、饶漱石两匹“坏马”呢。

   

   “五马进京”之说辗转传抄已久,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至少应当将情况搞得更清楚一些。

   

   六大区始末

   

   1949年11月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成立,1950年2月西南军区在重庆成立,至此形成六大中央局、六大军区。

   

   1949年12月2日决定成立东北人民政府、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管辖华北地区。1953年1月这些机构全部撤销,设六大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派出的工作机构,其成员承袭原军政委员会。

   

   六大区初始状态的中央局书记或第一书记,军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大军区司令、政委如下:

   

   东北局书记高岗,东北人民政府/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高岗,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高岗;

   

   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第二书记陈毅,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华东军区司令陈毅,政委饶漱石;

   

   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第二书记罗荣桓(未到职)、第三书记邓子恢,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彪,中南军区司令林彪、第一政委罗荣桓(未到职)、第二政委邓子恢;

   

   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第二书记习仲勋、第三书记马明方,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西北军区司令彭德怀、政委习仲勋;

   

   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刘伯承、第三书记贺龙,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贺龙、政委邓小平;

   

   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聂荣臻、第三书记刘澜涛,华北事务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刘澜涛,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政委薄一波。

   

   以上人员职务持续到1954年、1955年相应机构撤销时(除高岗、饶漱石的军区职务,因罗荣桓未到职邓子恢实即第二书记),期间有的人还有其他兼职未及列出,例如彭德怀1950年10月进京,8日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到1954年9月,1952年7月回国主持军委,另兼新疆军区司令、政委(1949.11-1951.4)。

   

   西北军区、西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分别兼一野、二野、三野、四野,除刘伯承任二野司令、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外,主官亦是兼任。1950年4月全国军队整编,决定撤销野战军和兵团番号,各部队执行时间不一,野战军番号亦有习惯性使用,本文对军区与野战军一般不加区别。

   

   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后,1954年4月决定撤销各中央局(山东分局、华南分局亦于稍迟撤销),各大区行政委员会一并撤销。

   

   1955年2月决定重新划分军区,三级军区制改为军区-省军区两级制,从此六大军区消失,整合为新的12个大军区。

   

   中南地区主政者沿革

   

   六大区第一个离开岗位的是林彪。

   

   中南局存在于1949年5月~1954年4月 ,曾称华中局,林彪第一书记、罗荣桓第二书记、邓子恢第三书记。

   

   罗荣桓实未到职:四野南下时就因病未行,1949年9月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又任总政主任。1951年11月中南局正式改为邓子恢第二书记、叶剑英第三书记。叶剑英兼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管辖两广、港澳。

   

   林彪于1949年底从衡阳前线回到武汉,次年2月出席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3月13日林彪赴北京,其在中南所有职务保持到机构撤销时。林彪在北京名为养病,曾参与入朝作战准备,几度参加赴苏会谈,短期主持中央军委。

   

   邓子恢作为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排第一位的副主席、中南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未到职),当然是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军区主持者。中南军区没有副司令,林彪离开武汉时第一参谋长肖克调任军委训练部长,谭政升任中南军区第三政委,陶铸升任政治部主任,军区日常事务由谭政、陶铸与参谋长赵尔陆处理。中南局增加第一副书记谭政、第二副书记李雪峰(1952年9月增加李先念为第三副书记)。

   

   1951年5月成立华南军区,叶剑英任司令,谭政兼任政委,陶铸因一度代理广西省委书记亦于11月加入华南分局任第四书记。

   

   1952年6月12日毛泽东召见华南分局负责人,指责广东工作失误,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因此降职。本月中南军区领导机关奉命迁广州,合并华南军区,叶剑英任中南军区副司令、代司令。叶剑英看似晋升,但华南分局错误的沉重责任难以释怀,不久即赴北京养病,中南军区由第三政委谭政主持,又以谭政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主持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张云逸专任广西省)。同年9月中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赴北京任二机部长,黄永胜接任。

   

   1953年5月陶铸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从此华南地区进入为期13年的陶铸时期),谭政专主持中南军区,此期间黄永胜入朝任19兵团司令。

   

   武汉方面,邓子恢1953年1月赴北京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中南地区四大主官全部不在位。中南局第二副书记李雪峰已于上年10月升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遂填补空缺,主持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武汉已没有大军区机关,李雪峰也没有中南军区的职务。

   

   1953年5月叶剑英出任中南局代第一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代主席,林彪三个职务罕见地完全由叶剑英代理。

   

   当年10月叶剑英又返回北京,但未宣布免职,李雪峰再度看守中南局、中南行政委员会。叶剑英在武汉的执政情况资料中少见,如《叶剑英传》“5月,他被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代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在此之前,他已被任命为中南军区代司令员。10月,中共中央又调他回中央军委工作。”李雪峰回忆录称“1952年邓子恢从中南局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叶剑英从华南分局调来(注:实际从北京调来),不久也调中央工作,直到大区解散之前由我在中南局守摊子。”(《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守摊子”之说的背后是职、责、权的严重模糊。

   

   广州方面,1954年黄永胜回国后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9月谭政离开广州任国防部副部长兼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南军区即以黄永胜、陶铸为首,于1955年3月过渡到广州军区。

   

   1955年4月,中南军区改为广州军区,中南军区原辖湖北军区改编为武汉军区兼湖北省军区。

   

   西北地区主政者沿革

   

   西北局由来已久,1949年夏西北局改组时第一书记彭德怀、第二书记贺龙、第三书记习仲勋。年底贺龙率第18兵团从北路进军四川,西北局遂调整为第二书记习仲勋、第三书记马明方(1952年11月增加副书记马文瑞)。

   

   彭德怀1950年10月进京、入朝,西北地区由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全面主持,军区日常事务方面有副司令张宗逊、副政委甘泗淇负责。

   

   1952年9月习仲勋赴北京任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地区四大主官全部不在位。第三书记马明方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升任副主席,并兼军区副政委,从而全面主持西北工作(马明方原任陕西省委书记一职由潘自力接替)。西北军区方面,甘泗淇1951年8月入朝,张宗逊1952年11月升任副总参谋长,除马明方外只有政治部主任廖汉生主持工作,直到1954年3月才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绍辉到职,廖汉生升任副政委,冼恒汉接任政治部主任。

   

1954年4月大区撤销,马明方调中央,9、10月间彭绍辉任副总参谋长、廖汉生任国防部副部长,西北军区又只有政治部主任冼恒汉看守。

   

   1955年5月西北军区撤销、改在兰州设兰州军区,张达志(西北公安部队司令)、冼恒汉越级任司令、政委。西北军区原辖新疆军区升级。

   

   西南地区主政者沿革

   

   1949年11月成立的西南局历史最浅,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刘伯承、第三书记贺龙从未变动,以三人资历论,这是“三驾马车”方式。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首先离岗,1950年10月底赴京筹建陆军大学。邓小平、贺龙同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主官,主持西南地区工作。

   

   1952年7月邓小平赴北京任副总理,西南工作由贺龙全面主持。军区事务有副政委宋任穷辅助,宋任穷并升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9月,西南军区副政委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分任西南局第一、二、三副书记。11月底贺龙调任中央体委主任,西南地区四大主官全部不在位,以宋任穷接替全面主持。李井泉任新成立的四川省委书记,张际春主要负责西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李达(1953年4月李达入朝)、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协助。

   

   张际春于1954年1月赴北京任中宣部副部长,大区撤销时宋任穷调北京。李井泉仍是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书记,西南军区此时唯一的副司令贺炳炎实际兼任四川军区司令,重庆方面的西南军区机关反而只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看守。

   

   1955年4月西南军区撤销,王新亭调任济南军区第二政委,四川军区顺理成章改编为成都军区兼四川省军区,贺炳炎、李井泉首任司令、政委。

   

   西南军区原辖云南军区改编为昆明军区兼云南省军区,原辖西藏军区升级。

   

   东北地区主政者沿革

   

   东北局始于1945年9月。1949年5月始高岗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高岗是六大区中唯一兼任四大主官者,唯一的“书记”,参与指挥朝鲜战争。书记与副书记的差别明显大于第一、第二书记的差别,东北地区是“寡头”模式。

   

   1949年5月李富春、林枫任东北局副书记,两人也是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一年后李富春调北京任政务委员。

   

   1952年8月东北局调整,林枫改为第一副书记,增加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第三副书记张明远。10月高岗调北京,东北地区四大主官全部空缺,代之以林枫为首的“三驾马车”模式,张秀山也是军区副政委,军区方面主要由副司令贺晋年负责。

   

   1954年高岗出事后,任命邓华为东北军区副司令、代司令。此时邓华实际在朝鲜任志愿军代司令、代政委,9月5日任志愿军司令、政委,10月31日卸任回国,并兼副总参谋长。六大军区司令是5名元帅与高岗,任六大军区代司令者只有叶剑英、邓华,可见此时邓华地位之高。高岗出事后东北军区政委一职空缺,有副政委周桓在位,张秀山、张明远、贺晋年均受高岗一案牵连。

   

   1955年3月东北军区改为沈阳军区,邓华、周桓即为首任司令、政委。

   

   华东地区主政者沿革

   

   1945年9月山东分局、华中局在山东合并组成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副书记陈毅,12月增加副书记黎玉。

   

   1949年华东局入驻上海,调整为第一书记饶漱石(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陈毅、副书记康生,1952年8月补第三书记谭震林、第四书记张鼎丞。

   

   华东局领导呈“诸侯”结构:陈毅专任上海市(1950年3月后),谭震林专任浙江省,张鼎丞专任福建省,康生专任山东省(注:新的山东分局始于1949年3月,康生任书记。康生实际养病,第一副书记傅秋涛代理书记,1950年8月傅秋涛调任中央复员委员会秘书长,第二副书记向明主持山东分局。1952年12月向明任第二书记、代理书记)。饶漱石是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委,名副其实的一把抓。

   

   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是曾山、粟裕、马寅初、颜惠庆,四个野战军司令只有陈毅不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有人为此发问。一些资料解释称毛泽东与陈毅谈话,要陈毅担任主席,陈毅坚辞不受并推举饶漱石担任主席。这可能是人为编造的段子,换一个角度人们也可以设问,为何五个中央局书记或第一书记只有邓小平不是军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实际上陈毅专任上海市,而上海定位特别可以直通北京,各中央局撤销后又单设上海局。(注:1948年5月陈毅脱离华东地区一年多可能也有些关系。)

   

   饶漱石主政华东期间,副主席曾山调北京任纺织部长,副主席、军区副司令粟裕先是养病,再于1951年11月任副总参谋长,军区日常工作先后由参谋长张震、张爱萍(1952年3月始)与政治部主任舒同、唐亮(1952年10月始)主持。

   

   1952年8月,浙江省委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谭震林升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启龙接任浙江省委书记)。饶漱石1953年3月赴北京任中央组织部长,华东地区四大主官只剩下军区司令陈毅,谭震林接替饶漱石主持华东全面工作。

   

   1954年饶漱石出事后,华东局第四书记张鼎丞调任中组部代理部长,华东军区没有任命新的政委,陈毅也于当年9月赴北京任副总理,政治部主任唐亮升任副政委,调山东军区司令许世友任军区副司令。许世友、唐亮就是后来南京军区的首任司令、政委。

   

   1955年4月,华东军区改为南京军区,华东军区原辖山东军区改编为济南军区兼山东省军区。

   

   华北地区主政者沿革

   

   1949年10月始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聂荣臻、第三书记刘澜涛,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政委薄一波。

   

   薄一波实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聂荣臻实任代总参谋长。华北地区四大主官只剩刘澜涛实际主持华北工作。

   

   刘澜涛1950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长,1952年4月改为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主任,1953年1月改为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1年12月起刘澜涛兼任华北军区副政委,华北军区日常工作先后由参谋长唐延杰、杨成武(1952年8月始)、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主持。1954年2月杨成武、朱良才分别升任副司令、副政委,就是后来北京军区的格局。

   

   1955年4月,华北军区改为北京军区,华北军区原辖内蒙古军区升级。

   

   结语

   

   1949年下半年至1954年4月各大区历任主政者——

   

   中南大区:林彪,邓子恢(1950.3),李雪峰(1953.1),叶剑英(1953.5),李雪峰(1953.10);

   

   西北大区:彭德怀,习仲勋(1950.10),马明方(1952.9);

   

   西南大区:邓小平,贺龙(1952.7),宋任穷(1952.11);

   

   东北大区:高岗,林枫(1952.10);

   

   华东大区:饶漱石,谭震林(1953.3);

   

   华北大区:薄一波,刘澜涛(1950.11)。

   

   中南地区人员变动最大,与中南军区迁往广州有些关系。

   

   1954年4月决定撤销大区时,六个大区末代主政者李雪峰、马明方、宋任穷、林枫、谭震林、刘澜涛都调北京任中央副秘书长。4月27日成立六个中央地区工作部,6人兼任对应的地区工作部长,所以最终是大区主政者15人进京,而不仅仅是“五马进京”!

   

   巧合的是,1960年再设中央局时,六个大区末代主政者有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3人任西北局、东北局、华北局第一书记,马明方任东北局第三书记,当年的西南局第三副书记李井泉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除以上大区主政者外,同一时期五个大区领导人进京担任要职的还有——

   

   中南大区:第一副书记谭政(国防部副部长兼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三副书记李先念(副总理),军区第一参谋长肖克(军委训练部长),第二参谋长赵尔陆(二机部长);

   

   西北大区:副书记马文瑞(劳动部长),军区副政委甘泗淇(任志愿军副政委一年半后任总政副主任),军区副政委廖汉生(国防部副部长),副司令张宗逊(副总长),副司令彭绍辉(副总长),参谋长阎揆要(军委情报部长);

   

   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筹建陆军大学),第二副书记张际春(中宣部副部长),军区副司令陈赓(赴越南代表),副司令周士第(防空军司令),副司令李达(任志愿军参谋长一年后任国防部副部长);

   

   东北大区:副书记李富春(政务委员);

   

   华东大区:第四书记张鼎丞(中组部代部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山(纺织部长),军区司令陈毅(副总理),副司令粟裕(副总长),参谋长张震(总参作战部长)。

   

   进京者保留原有职务至机构撤销时大有人在,以致频繁发生主要职位的重叠、交叉,例如中南局、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华南军区的叶剑英、谭政、陶铸等人。

   

   重叠交叉的另一面是空缺,中南军区初期没有副司令职位,司令林彪1950年3月离开岗位,两年多后才任命叶剑英为副司令、代司令。

   

   “进京”现象的背景是机构、人员变动频繁,发生职务重叠、交叉、空缺可能表明变动的不确定性。各大军区正职、副职的空缺尤为普遍,实际上是撤销大军区的前奏。“进京”实际效果扩大了中央、地方级别差距——管理学的一条原理是,在某种条件下,拉大上下级级别差距有利于管理目标的实施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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