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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凡:苦难的岁月
作者:张治凡      时间:2017-04-17   来源:
 

   近年经常看到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知青召开隆重纪念会,重温当年的豪迈情绪,似乎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插队落户农村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意义重大。

   

   而对我来说,下乡那段时期,是令我痛苦不堪的经历,苦难深重的岁月……

   

   1966年,文革开始,我读书的上海杨行中学也停课闹革命,经常到乡下宣传毛泽东思想,对四类分子批斗抄家,在学校写大字报批斗老师。由于文革,在中学读了一年书就算毕业回乡了。

   

   1967年,我才17岁,就成为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父亲由于大跃进失败,国民经济崩溃,59~62年困难时期从上海市区工厂被遣送下乡劳动,读七宝农校的哥哥与初中妹妹也因为学校瘫痪而回家。父亲无奈哀叹:也好也好,全家团聚,全家下乡劳动光荣,少几个吃闲饭的~

   

   当年我所在的生产队约30户人家,沒有一家富裕的,家家都穷得一无所有,房子都是用稻草盖的屋顶,门窗都破败透风,门从来不锁的,一则当时户口管理非常严密,根本沒有外来流动人员,二则家里实在没什么可拿的,我们有时送粮食柴草到社员家场地上,可以随便开门入室,舀几口水缸里的凉水喝,环顾四周,沒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床是两条长凳子搁一张竹榻,用稻草铺垫,一条脏兮兮的绒布毯子,很多乡邻家被子仅几条破烂的棉絮,连被夾里被面子也买不起。外婆常私下里叹息:三十年代也比现在的日子好过~

   

   生产队每户都有一本"社员往来手册",几月几日分配稻谷一百斤,几月几日分配油菜籽十斤,到年底分红总结帐。平时每月生产队只预支社员小孩一元大人二元的,买些油盐酱醋,一年四季,我家很少吃肉,一是买肉需凭票供应,二是沒有多余钱买猪肉。我妈妈经常在下雨天,去河塘边小沟里抓些癞蛤蟆小螃蟹,盐水煮熟了给我们兄妹改善口味。

   

   逢年过节的,母亲去供销社半夜排队买肉,或者拿个破旧的篮子,放在肉铺门口,算是排队。母亲由于人比较低矮,常常被汹涌如潮的人群淹没,丢了篮子,什么也没有买到.....

   

   辛辛苦苦干活一年,到了年底,也没有什么指望,大部分人家透支,还欠生产队钱款,那时生产队男劳力每天出工记工分,出工一天大约记一个工分,每个工分到年底可以分配人民币三毛钱,分红当天,上面来的领导同志总要主持会议说上几句:为了表示党和组织领导的关怀,今天发给每一户预支(借款)人民币20元,希望牢记共产党的恩情,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然后大家开始忆苦思甜,有苦大仇深的老人诉苦,说旧社会如何如何吃不饱穿不暖,我们现在过着幸福的生活,不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有时,老农民不知好歹,说这说哪的也稀里糊涂了,说最苦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真的是吃不饱肚子啊!这时干部赶紧打断: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反动透顶!

   

   领导安排还让我们社员吃米糠做的饼,称作“糠塌饼”,十分粗糙,难以下咽,领导说为了不忘阶级苦......

   

   记得三年灾难时期,我家经常吃加了很多萝卜叶子的稀饭,没有一滴油水,过一会就饿的咕咕叫......有时上学前,妈妈给我一张饼干票,到供销社小店买一小块夹杂着粗糙谷糠的饼干,凑合着当早饭,因为饥饿,从小得了胃病,经常痛得在床上翻滚......

   

   还在上学期间,家里经常让我放学后做些事情,妈妈出工前预先称好一斤面粉,说这是晚餐,我做好了面疙瘩汤,盛好了5碗,总感觉爸爸妈妈的碗里太少,将自己的一份分给爸爸妈妈的碗里,等到晚上,总是假装说已经吃过了...... 半夜了由于肚子饿,翻来覆去睡不着,妈妈悄悄地从米缸里拿出一块饼干,塞在我嘴里,说我知道你没有吃晚饭.....妈妈禁不住哭了,我也哭了.......

   

   父亲原来在上海工厂担任会计,工资也有六十多元,下乡后,脾气变得很坏,白天劳动累了,晚上就莫名其妙地拿我们出气,有一次我正在做煤饼,突然父亲从背后狠狠踢我一脚,身体撞在墙壁上...

   

   六八年国庆节,母亲在煤球炉子上煮了一锅汤圆,父亲从外边回来,一言不发,将汤圆踢翻,汤圆散落在煤灰中,我们都惊恐万分......父亲还经常殴打母亲,完了唉声叹气地喝闷酒....母亲则哭诉到公社的妇联办公室......直到八十年代后,家里的生活慢慢改善了,父亲的脾气开始好起来。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经常饥饿的营养不良的,比较安徽四川不计其数饿死的农民,上海农民还算幸运的,也有因为饥饿患病死亡的,我的小学同学左丽英母亲,因为长时间吃难以消化的糠饼,大便拉不下来死亡,左丽英还写了一篇纪念母亲的作文,老师给全体同学朗读,全班同学都哭了,老师也流泪了......

   

   1967年回到生产队后,劳动是非常辛苦的,一年四季似乎没有休息的日子,即使下雨天,正想睡个懒觉,队长的哨子又都嘟地响了:到生产队仓库里分拣棉花,顺便开会....

   

   生产队社员成份最不好的是我隔壁邻居苏四英老妈,解放初期,教师出身的丈夫因为担任过小镇的保长职务而被判刑坐牢,虽然与判刑的丈夫离婚了,但苏四英好像仍然属于半个反革命家属,差不多是四类分子吧,如果社员不出工,苏四英必须去修路打扫卫生或者去养猪场监督劳动,表示惩罚......遇上开会,还必须作一番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其他社员虽然说不是阶级敌人,但比较阶级敌人的待遇也好不了多少,在“以粮为纲”的政策下,生产队种植一年两季稻米,寒冷的早春,开始播种早稻,八月,赤日炎炎,收割早稻,抢种晚稻,称作“双抢”,双抢期间真是劳累得苦不堪言!清晨两点下地拔秧,蚊子咬蚂蟥叮,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七点,家人送早饭,狼吞虎咽吃完后赶紧插秧,下午挑着一百多斤两捆稻谷到生产队打谷场,晚上在脱粒机旁一直干活到深夜,稍微睡一会清晨两点钟又要出工了......

   

   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我们在稻田里清除稗草,双脚泡在浇了粪水的冒着泡泡的毒水里,很多人患上奇痒难忍的湿疹烂脚病。

   

   小麦收获后,卖粮也是苦差事,用劳动车将小麦送到公社粮库,两人扛一袋150斤的小麦,沿着30公分窄窄的木跳板,盘旋着爬到十几米高,闷热的屯粮顶上倾倒,跳板危危颤颤,十分惊险,稍不留神,高空跌下,小命难保......

   

   生产队经常去吴淞屠宰场将猪粪运回乡下,我挑着150斤以上的两桶的猪粪,摇摇晃晃地走两里路,将猪粪挑至停在吴淞蕴藻浜的船上,沉重的猪粪压得我直不起腰来.....

   

   冬天季节,经常有什么战天斗地的伟大工程让我们去劳役,有一年离家十几里路,去挖从苏州河到长江的污水管道,每天挑着百多斤沉重的泥块,踏着45度的斜坡,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爬,盼望着夕阳西下,早点收工,晚上睡在湿漉漉的仅用稻草铺垫的泥地上。

   

   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被派遣运输喂猪的豆浆水渣,一个人拉着劳动车,从杨行到吴淞水产路的军队营房内,装满了三木桶的豆浆水渣,约600斤,走回杨行生产队,来回约二十多里路,我穿一双廉价的塑料鞋,费力地行走在漫长的煤渣路上,经过几座桥梁时候,势单力薄,无法上桥,总停在桥堍下等候,看到有人经过,便“爷叔!爷叔帮帮忙!’乞求帮助推一把......

   

   有时候生产队安排男劳力全部去上海市区徐家汇附近的日晖港运输豆渣,每个人自行车上挂两个大木桶,装满了约350斤的豆渣,来回骑行一百多里路,我第一次装满了往回骑,一路上车把禁不住摇摇晃晃,不知道怎样,竟然回到了杨行,经过大八寺,停下来休息,在一家简陋的“工农饭店”吃饭,半斤粗糙霉变的籼米饭,点一个最便宜的8分钱的黄豆油渣汤,黄豆大多蛀了的,虫子在水面上漂浮着,榨干了的油渣苦涩难吃.....

   

   由于运输豆浆渣长时间负重,劳累过度,腰背肌肉严重损伤,我每天晚上酸疼不已,遇到阴雨天,更是彻夜叫唤,难以入眠,五十年来,伤痛一直严重折磨着我的身心,半夜常常寻思着了结自己的生命,早早结束痛苦......

   

   文革期间,我曾经担任生产队仓库保管员,有一次将剧毒农药集中在一个木箱里,并在上面的墙壁上用红漆画了个骷髅,并书写了“剧毒”字样,过了几天,生产队的饭店阿三带领公安人员到仓库,检举我在毛泽东画像及语录下画了骷髅,并书写“反动标语”,公安人员立即将我拘留。

   

   由于我的人缘好,生产队政治指导员陆忠民将我保释出狱,在群众大会上低头认罪才没有继续遭罪。一直到八十年代,我在宝山区的机关工作,有一天领导让我单独到他办公室,拿出一个档案袋,抽出几张纸片,其中一份是我当年亲笔书写的“我的认罪书”,档案里的文字表明我是现行反革命嫌疑犯,认罪较好,从宽处理,入党入团从军须谨慎考虑。领导同志温和地对我说:根据现行政策,档案中一切不实之辞必须予以销毁,然后当面将我的这些档案烧毁。领导还说:你要感谢党和组织的关怀,给你落实政策。

   

   我的天哪!意想不到这些要命的档案竟然跟随我二十年,什么政策!先对我迫害,完了又要我感恩戴德....这天.我浑身颤抖地走出了领导的办公室。

   

   文革中、我苦闷痛苦,心情压抑,经常想怎么样摆脱困境,逃离苦难,曾经计划到广东偷渡香港,苦于不熟悉地形人事,不敢贸然行动......

   

   有一天,上面通知说今天全体社员集中到公路旁,观看枪毙反革命前的全市游街示众,在路旁等了很久,只见十几辆卡车上五花大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夹在全副武装军人的中间,胸前挂着反革命XXX的牌子,军人紧紧抓着犯人的头发,犯人的脸是痛苦、苍白、可怖的,卡车上高音喇叭狂呼口号:打倒现行反革命XXX!保卫文化大革命!记得那一天阴雨绵绵,也是令人心寒恐惧的一天。

   

   杨行附近有不少下乡的知青的遭遇是很悲惨的,支左军人看上了我生产队的一位女知青,军人被举报,开除军籍,押送回家,知青遭受非议与打击,以致精神崩溃变疯了。其实,也仅仅是军人看上了知青,两人根本没有恋爱关系。即使恋爱,又有何罪?

   

   杨行钱湾大队一位女知青由于各种原因,身上浇了柴油,点火自焚身亡。我亲眼目睹拉着青春少女尸体的车辆,从我身边缓缓而过.......

   

   胡庄大队有位女知青,与大队干部相好怀孕,大队干部有家眷,想逃避责任,让怀孕知青嫁祸于人,说是与村里的地主的儿子有关,结果地主儿子愤怒地将女知青砍死,将干部砍伤,自己被判死刑。

   

   上山下乡运动完全是一场灾难,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剥夺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权利,

   

   更有无数的知青死于非命,或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

   

   现在居然还有人称道那个时代,说上山下乡意义重大,锻炼了青年,培养了国家的栋梁,经历并了解这段荒谬、悲惨、苦难历史的人们,还能说什么呢?!

   

   上海 张治凡  2017年4月5日 清明节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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