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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华国锋的历史局限?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17-04-13   来源:人民网
 

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批评“新老个人迷信”

前面讲到,胡耀邦要求我们宣传华国锋的思想观点和主张,但他明确提出:对领袖,可以引他的思想、方针政策,加副词的办法我一般不主张,歌颂的词可以不要。这表明,胡耀邦是反对搞个人迷信那一套的,对华国锋也是这样。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老的个人迷信继续盛行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个人迷信——颂扬英明领袖,到处挂英明领袖的像,高呼英明领袖万岁。但毕竟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这种现象很快引起不少人的注意。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央党校,对此更有旗帜鲜明的立场。

1978年12月,中央党校二部组织学员到北京市郊红星养猪场参观机械化养猪。大家看到,华国锋去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等物品,被放在特制的玻璃橱柜中,当作圣物一样让人参观。学员王立本回校后,就给华国锋写信批评这种做法。他在信中说:“我们曾经参观了北京市一个机械化养猪试验场,场领导和职工兴奋地向我们讲了你关心人民生活,亲临该场视察和题词的动人情景,我们深受教育。”信中接着说:“在该场的会议室内,看到了广大职工对你的热爱,故将你在那里用过的物品,如热水瓶、茶杯、椅子等,陈列在特意制作的玻璃橱柜中。这种爱戴之情,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这种形式,事后一直在脑中打转,有没有必要?不知你到过的基层单位,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形式?今后,你还要到千千万万的基层单位视察工作,假如也都模仿起来,在人们精神中会产生什么影响?”王立本进而指出:“对于这种形式,我认为不利于恢复、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种作风,如遇有地位的大唯心主义者赫鲁晓夫,经过他的利用和发酵,就有可能发展到从人变成‘神’,把人民领袖和人民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封建关系,以此来破坏民主生活,镇压革命者,进行他的卑鄙勾当。”王立本建议:“从今以后,对健在的党、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不要用这种方式表示敬爱。”这封信是1978年12月29日写的。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给王立本写信答复,表示接受他的建议。信的全文如下:

王立本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遇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

敬礼

华国锋

一月十六日

1月17日,这封信送到了胡耀邦那里。1月18日,正是中央党校举行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会,胡耀邦借此机会大讲了一下。他向大家宣读了王立本给华国锋的信和华给王的复信,讲了北京市委落实这件事的情况,然后从更广的角度对这样的事发表了中肯的评论。

胡耀邦说:

我为什么要从这封信说起?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联想到许多问题。

这次同志们结业,中央领导人没有来与同志们见面、讲话、照相,在许多同志想来,可能是个遗憾,感到美中不足。但是事情往往也是两点论,从另外方面来想,确实可能有好处。中央开过三中全会,你们回去讲:我们毕业的时候,中央同志没有来同我们照相,这不是很好吗,多少年来我们每次会,不管哪一级,都是一把手一定要到场讲篇话,照个相,这才叫做领导支持了,一定要这样才算数。仔细想起来,这种风气并不好,对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并不利。

他接着说,党的三中全会在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一条就是不要突出宣传个人。我们必须执行。我们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里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宜早不宜迟。他还提出,这封信的事,可以当作故事、消息带回去,加以宣传,加以实行。

胡耀邦还向学员提出,你们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应成为坚决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我觉得王立本同志的信之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个地方。他看出那些不符合我们党传统的东西敢于提出来。我们需要这种作风,需要这种勇气。

胡耀邦在这次讲话中,虽没有正面批评华国锋,但也没有一句赞扬华的话。中央党校这一次反对新的个人迷信,影响很大。

这里,还应当介绍胡耀邦的另一次讲话。

1979年2月28日上午,胡耀邦向中央党校全体学工人员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这次讲话中,他也着重讲了反对新老个人迷信问题。他说,我们党的生活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我们党内不能再制造迷信,不能搞特权,不要突出宣传个人。这一条非常重要。他具体地分析了这个问题:

不要突出宣传个人,就是不要制造迷信。同志们,我们吃了制造迷信的亏太多太大了。我们尊重领袖,尊重我们的导师,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不要迷信。我们多年习以为常,甚至我们现在的宣传还在搞那个突出宣传个人。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我们党内,县委制造县委书记的迷信,说我们这里的第一把手某某同志,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艰苦奋斗几十年,英明呀,正确呀,伟大呀!同志们,这么搞下去,就不得了呀!多少年来我们的宣传工作、文艺工作都有教训呐!不是说这几年文艺方面没有创作,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东西,解放了思想,但是,也有制造迷信的流毒。搞迷信可要警惕呀,同志们,以后不要搞这一套噢。不要以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什么组织原则,恰恰相反,这个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嘛!

胡耀邦这一次旗帜鲜明的讲话,是对新的个人迷信的又一次有力冲击。

《理论动态》第118期(1979年2月28日)刊登了《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一文,又在212期(1980年6月20日)刊登《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笔者是这两篇文章的撰写者。当时的要求很明确,就是新老个人迷信一起清算。这两篇文章都是经胡耀邦审阅修改定稿的,在《理论动态》刊登后,先后作为《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尖锐批评华国锋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具体表现,并指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

胡对华的“五个承认”

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长谈,是在1978年的7月4日,这正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局面的关键时刻。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在6月24日发表的。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大家知道,“两个凡是”正是华国锋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而具体指导撰写“两个凡是”社论、将“两个凡是”作规范表述的人,则是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共同主张。但具体分析一下,华与汪在对待“两个凡是”上,又有差别。

多年来,特别是在10年“文革”中,汪东兴是“两个凡是”的坚决执行者,与许多事情有直接牵连,尤其是不少重要的专案,都是汪东兴亲自抓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就直接牵涉到他。所以,汪东兴不但规范地提出和发布“两个凡是”,而且在实践上坚决贯彻,寸步不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就立即采取反对和压制的态度。特别是汪东兴,又是找人谈话,又是召开会议,批评《实》文,指责“特约评论员”,在会上点胡耀邦的名,发出“下不为例”的禁令,强行删掉胡耀邦在信访工作讲话中关于“两个不管”的话,真是咄咄逼人。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和基本政治态度,是“两个凡是”。但他来北京在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又主要抓经济工作,同“文革”中的许多政治性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或参与不深,在这一点上,他同汪东兴有很大的差别。

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后,在处理实际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的,并不是刻板地按照“两个凡是”办。不仅如此,华国锋主观上还是努力跟上历史脚步,有所前进。他赞赏《理论动态》文章中“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的提法,提出要“重新学习,从头学习”。他批评大寨坚守老一套办法。在1978年7月9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又讲:那天华主席讲保守思想,有些人把落后的东西看作先进的,把僵化的、保守的东西看作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华主张搞引进,主张领导人出国考察,特别是他提出大干快上,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实际上已放弃了“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那一套。另一方面,华为人比较谦虚,能听进不同意见,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时,能作自我批评,不是固执地坚持“两个凡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表现很能说明这一点。

华国锋并没有因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疏远他。从上述他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看,他对胡耀邦是那么地信任和器重。胡耀邦在中组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直接触犯“两个凡是”的,但华国锋未加阻挠(这同汪东兴大不一样)。胡耀邦在党校的这次讲话中两次讲到,华国锋认为胡耀邦在组织部的工作是稳妥的,对他在组织部主持工作是放心的。

但从思想体系上看,华国锋很难跳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框框。这是他的历史局限。

从胡耀邦来说,他尖锐、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那么,他是从什么角度加以反对的呢?

在实践上,胡耀邦坚定地平反冤假错案,从实际出发,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胡耀邦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批评“两个凡是”。

胡耀邦在1978年8月18日的一次谈话中,集中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现将他的话抄录如下:

自从“两个凡是”以来,我说实际上这种思想方法有一个特点,两句话: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一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四清、旗帜(的态度),都不许动;再一句,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这种思想,从思想领域到政治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一套。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都不许更改,都神圣不可侵犯,是非怎么会清?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县委对省委也一样。这个思想不冲破,怎么得了!所以,邓副主席讲,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现在各级都有这个问题。

1978年8月23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又批评了“两个凡是”。他说:

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过去错的也不许动,今后是你上面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照搬,从实际出发,今年是没有希望了,明年是否能做到?一个县、一个公社,都要从实际出发。主席在井冈山时说“拿本本来”,现在是“拿文件来”,别的都不算,报纸、马克思主义原理、方针、实际情况,都不算。

1978年10月11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又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他说:

现在有些干部有个忧虑:是否是十二次路线斗争,是不是要抓什么分子。我们就在思想理论上讨论,不要讲前途命运。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千万不要搞进攻的姿态,可搞防御的进攻。你说我砍旗,我说你连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不说你砍旗。我说林彪是假高举,不说现在是假高举。

胡耀邦很注意防止在干部中产生又一次路线斗争的错觉,强调这个讨论是解决思想理论问题。

很明显,胡耀邦是把“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反对的,而不是着眼于反对某些人,所以他反对用“凡是派”这样的提法。

在对待“两个凡是”上,胡耀邦与邓小平也有差别。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特别敏感,他最早表示了反对的态度。

由于自己特殊的处境,邓小平除了从理论上从政治上深刻批判“两个凡是”,还很自然地将“两个凡是”同个人的复出相联系。他在1978年5月同汪东兴、李鑫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来访的金日成谈话时再次提起此事,他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个“才出来”,一个“才能参加”,其言耿耿,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及其代表人物。

就胡耀邦来说,他没有从华国锋那里直接感受到“两个凡是”的阻挡,相反,华国锋对他的工作是支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恰恰是在尖锐批评“两个凡是”的那一次谈话(1978年8月18日)中讲到: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主张推进这个讨论。可见,胡耀邦的谈话不是针对华国锋。再加上他们过去的合作共事关系,胡与华之间没有恩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两人还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批评了华国锋,胡耀邦作了长篇发言。即使在这样的场合,胡耀邦对华国锋也是采取力求客观的态度。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对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对华的错误,第一,讲过了头不好;第二,讲枝枝节节的事情不好。讲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讲话中,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胡耀邦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

胡耀邦的这“五个承认”,是有针对性的,讲这五条,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在当时那种氛围中,比较起来还是公道温和的,但有的问题讲得也有些过头。

还有一点,包括胡耀邦在内,人们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作上和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这样的问题,不能简单化,需要全面看,要作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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