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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一民: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梗概
作者:邹一民      时间:2016-05-10   来源:共识网
 

  (1966.6—1978.1)

  今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文革肇始于1966年,终结于1976年,历时十年。外交部文革却持续了约十二年(1966-1978),其中狂热、过火的时间却只有八个月,即1967年1月至8月。在这短暂的八个月内,外交部“激进派”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煽动,策划 “打倒三反分子陈姬乔”(陈毅是部长,姬鹏飞和乔冠华是副部长),上街游行到中南海揪陈毅,配合北京一些院校红卫兵围堵外交部向周总理施压,组织一些政府机关和大专院校的万余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批斗陈毅大会”等。毛主席对陈毅的方针是“一批二保”;周总理主张“先批判,后定性”。“激进派”却反其道行之,妄图强逼中央同意他们打倒陈毅。“激进派”还两次篡夺外交大权、接管政治部、擅自向我国驻外使馆签发与中央政策相悖的指令。无政府主义思想一度在外交部盛行。

  1967年8月22日深夜一小撮愤青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后,毛主席罢免王、关、戚。中央发动“批极左抓坏人”、“清查五·一六”运动。9月外交部“激进派”(极左)被迫退出政治舞台。

  同年10月,外交部“稳健派”群众组织接替“激进派”领导运动。不久军代表进驻外交部,群众组织解散。在斗批改期间,1300多名工作人员(含老弱,约占全部人员的70%)被下放到外交部在湖南、湖北、江西和山西的“五·七干校”。“五·七”战士在干校继续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同时参加农田劳动,改造思想。1973年党组织重新执掌外交部的运动后,部“党的核心小组”主持复查“清查五·一六运动”。

  外交部文革运动的特点是,毛主席不时具体过问外交部的运动。周总理在1974年患病住院前,始终牢牢掌控外交部运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伺机煽动、蛊惑外交部“激进派”对抗和挑衅周总理的指示。周总理引领外交部“稳健派”不断挫败“激进派”的企图。总之,极左思潮对外交部运动尽管有严重干扰,但未能在外交部占据主导地位。

  1971年9月林彪外逃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给文革抹了黑,毛主席大病了一场。10月在众多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提议和支持下,联合国大会出乎外交部意料地通过决议,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事为文革增添了喜庆荣光色彩。在外交部众多人员建议暂不派团与会的情况下,毛主席力排众议,点将乔冠华副外长组团出席联大会议,向全世界彰显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值得中国人民感到自豪的外交胜利。外交部人员重新忙碌起来。

  1973年开展批林(彪)整风,成为党内外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的周恩来,设想在外交部和中联部联合召开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批判极左思潮,深入整顿外事工作。毛主席一方面坚决反对造反派的极端行径,指示周总理抓捕王关戚;另一方面他也有所忌惮,唯恐批极左思潮,涉及否定文革。因此,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 “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所以他不但不同意周总理批极左思潮,反而建议“文革派”开会“帮助”周总理改变观点,并指示外交部派人与会。

  “文革派”乘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欲借东风倒周,取而代之。由于此非毛泽东的初衷,毛泽东对“文革派”提出严厉批评,斥责他们是“四人帮”。“文革派”的阴谋没有得逞,周总理机智躲过一劫。

  1974年1月初,毛泽东批准江青、王洪文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以维护“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运动”转为“批林批孔运动”。“文革派”乘机攻击外交部,波及周总理。

  “批林批孔运动”中,外交部举办层次不同的学习班,参加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或糊里糊涂地“学习”(实为“批判”)毛主席“警示”周恩来的“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外交部群众批判姬鹏飞的“四国之行”。

  1974年底,姬鹏飞调离外交部去人大常委会工作。原本同属“稳健派”的乔冠华部长和王海容副部长当权后,他们争权夺利,互不买账。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们分裂为对立的两派,即老爷派和小姐派(当时群众的称谓)。处于优势的老爷派乔冠华、章含之(1973年底乔、章完婚)企图把小姐派王海容、唐闻生打成邓小平在外交部的“代理人”。毛主席亲自出面劝说双方不要打“内战”,消除隔阂,团结批邓。由于得到江青的支持,乔、章不甘示弱、不愿妥协。毛主席的一番苦心未能奏效。于是毛主席生前在章含之状告王、唐的密信上对乔冠华写下极其严厉的批语:“乔冠华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四人帮”垮台后,华国锋总理出示毛主席生前的批语,终结了乔冠华的政治生涯。外交部的文革以揭批乔冠华落下帷幕。

  根据现有资料(笔者收藏有关外交部文革的原始资料,全部保存在杭州《古币博物馆》。) 笔者(1956年-1981年在外交部服务,多半时间在国际司联合国处和欧美司联合国组工作)认为,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大致可划分为六个阶段。

  目 录

  第一阶段 外交部党委领导文革运动 (1966年6月-12月)

  第二阶段 外交部群众组织领导运动(1966年12月-1968年6月)

  (一) 激进派的兴起与衰落(1966年12月-1967年10月)

  1.1966年12月外交部群众串联成立《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

  2.《联络站》主持揭批部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1967年1月《联络站》进行第一次“夺权”

  4.1967年2月-8月《联络站》肆无忌惮地参与“打倒陈毅”的狂潮

  5.《联络站》接纳“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为其成员(1967年5月-8月)

  6.《北京外国语学院》两拨红卫兵来外交部揪陈毅

  (1967年7月15日-8月5日)

  7. 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见姚登山和《联络站》头头,给

  激进派注射一剂强心针,极左思潮迅即发酵

  8. 8月11日《联络站》和《批陈联络站》等激进组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斗陈毅大会”

  9. 8月19日《联络站》进行第二次“夺权”

  10. 8月底,毛主席下令拘捕王力,扭转失控的极左情势,《联络站》组织分化并走向消亡(8月25日-10月18日)

  (二)稳健派群众组织组建《大联筹》,批判王力讲话,肃清极左流毒

  (1967年10月-1968年2月)

  1. 《临时勤务组》问世,取代《联络站》核心组

  2. 《临勤》、《总部》和《攀险峰》等三群众组织领导批极左

  3. 众多当权派奋起批极左思潮,力保陈毅

  (三)群众组织解散,成立《大联委》,实现大联合(1968年2月-6月)

  第三阶段 中央派遣解放军代表进驻外交部协助周总理

  (1968年6月-1972年4月)

  (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二)“解放”领导干部

  (三)外交部工作人员下放“五·七干校”

  (四)外交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扩大化问题

  第四阶段 “批林批孔运动”时,外交部某些人受命“帮助”周总理

  (1972年-1974年)

  第五阶段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老爷派”和“小姐派”打“内战”

  (1974年底-1976年9 月)

  第六阶段 揭批“四人帮”时,乔冠华被隔离审查

  (1976年10月-1978年1月)

  第一阶段 外交部党委领导文革运动(1966年6月-12月)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外交部党委仍参照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模式,领导文革运动。

  外交部党委委员由15 人组成。他们是:

  部 长 陈毅

  副部长 刘晓、章汉夫(生病住院)、罗贵波、姬鹏飞(常务副部长)、王炳南、乔冠华、韩念龙、刘新权、徐以新、陈家康

  部级干部 孟用潜 (部属《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不经常参加部党委会议)

  部长助理 龚澎(女),董越千(兼办公厅主任),宦乡(兼研究室主任)。

  外交部部内有28个司级单位,共有2300多名工作人员。在国外有46个驻外使、领馆和驻英国和荷兰2个代办处,也有两千多名工作人员。

  5月28日,部党委布置大家学习“五•一六通知”,笼统号召大家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和与北京市委有关联的“三家村”,启发群众的革命热情。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在部、委(局)党委(党组)负责人会议上说:“运动分两层,先搞领导,后搞一般群众。分两阶段,先把文件传达完,展开讨论,再到机关群众中去。”并提出“这次运动要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细水长流地进行。”他还说:“我们是掌权者,动摇害怕就要犯错误,要敢于领导。”

  6月5日,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在部党委会上传达陈毅6月4日对外事口领导干部的讲话。陈毅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是反对政变集团,搞牛鬼蛇神,解决工作中一些缺点”。又说:“不能由他们(指当时的革命小将)乱搞,这对我们是个考验。做外交工作还要靠老老实实的人去做,敢闹敢写大字报的人没什么用处”。他说:“领导的五条方针是:①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党内外有别,机关内外有别。②大字报,开会,可以搞,但要相信党委领导。③到一定时候可组织一些批判对象。④有些单位要派工作组去协助。⑤严格区分问题的性质,使运动正常进行,不要急噪,不要希望一哄就解决问题”。姬鹏飞补充说,“要劝阻干部上街,跟着闹有什么意思。积极投入斗争,但要冷静一点,一定要认真领导。贴大字报、开会只能在部里搞。要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党内外有别,机关内外有别”。他还说:“在机关内可以组织几个批判对象,有牛鬼蛇神很好,没有的也可以批判思想突出的。现在放得不够,应该心中有数,要沉得住气。”他还宣布,部党委决定派联络员到部内单位,派工作组到部属单位去领导运动。

  6月6日,外交部党委召开动员大会。姬鹏飞作动员报告,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挖掘一切毒草”,号召大家根据《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联系本单位的实际,采取各种形式,积极揭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以及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他说:“不管是谁写的、讲的,只要你认为是毒草,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可以揭发。对部党委和司领导都可以揭,对其他同志也可以揭”。

  外交部政治部组织全体人员学习中央文件,召开座谈会,领会文件精神,并规定每天下午搞运动,即开会和写大字报。如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大家都积极响应部领导的号召。国际司和条法司没有对外任务,全天搞运动。广大群众纷纷贴出大字报,发表各自的政治宣言,“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事实上,大家在思想上都对这场运动感到茫茫然,不知道具体该干什么。

  部党委进行关门整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王炳南、陈家康、孟用潜等三名副部级干部,具体情况没对群众公布。同时派出八个司级干部领导的工作组到下属单位领导运动。5月11日派柳雨峰率工作组到《国际关系研究所》。6月6日派张越率工作组到《外交人员服务局》领导运动。6月7日派王越毅、雷阳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进《北京外国语学院》协助领导运动。6月7日派吴化远率工作组去《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6月8日派工作组到《世界知识出版社》。6月17日派出以郑为之为首的工作组到《外交学院》。6月17日派王笑一率工作组去《外交学会》。6月20日派樊作揩率工作组去《国际法研究所》和《印度研究所》。反应特别强烈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工作组进驻学校后,不但没能控制局势,反而激起了该学院红卫兵的激烈反抗。红卫兵轰赶工作组,要自己起来“闹革命”。由于工作组无法控制《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局面,6月17日陈毅增派刘新权副部长去该学院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为响应党委提出向“一切错误思想,一切牛鬼蛇神,一切毒草展开斗争”的号召,大家口诛笔伐,揭发部内问题,很快就形成大鸣大放的高潮。无数张大字报中有两张锋芒直指外交部党委。

  一张是,6月10日办公厅翻译室施燕华(女)(英文译员)根据大字报中揭发一些部领导的问题归纳汇总写成一张大字报(全文约有3500字),共有施燕华、邹明榕、朱曼丽、吴建民等 44位青年签名。44人大字报的标题是“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指出在外交部“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正在形成!” 揭露部领导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和生活特殊化等问题,要点是:(一)不突出政治,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不少问题上有错误观点;(二)追求资产阶级趣味,生活开始腐化起来;(三)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看不起劳动人民;(四)自己特殊化,家属也沾光。

  大字报要求中央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并表示有决心和勇气跟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斗争到底!他们誓做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万一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坚决起来反对他们,革他们的命!

  另一张是,6月11日《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张林生(女、司级干部)贴出“外交部是应该政治挂帅的时候了” 大字报,批评“外交部是典型的业务挂帅”。她建议“由中央请林彪同志亲自指定一、两名久经锻炼、党性强、主席思想学得好的军事干部到外交部担任副部长,加强现有领导,彻底改变目前业务挂帅的荒谬作风”。

  部领导认为44人大字报是当时外交部“最尖端”的大字报。6月10日当晚,部党委委员开会研究这张大字报,认定它是一株“大毒草”,并决定马上派人到翻译室“了解情况”。部领导对大字报的方针是“引蛇出洞”。

  6月11日,政治部主任刘新权副部长向主管翻译室的办公厅主任董越千部长助理布置说,这封公开信很恶毒,是很坏的大字报,不能说外交部没有反革命分子。政治部随即决定派工作组到翻译室去调研。

  同日刘新权副部长在司级干部会议上说:“对一些可疑分子,可让他们暴露一下,如翻译室44人大字报,他们攻击领导,想转移目标,至于有人想反击一下,不要阻止。领导同志、骨干分子的头脑要清醒些。因为有的人看大字报动机不纯,想把问题集中起来宣传,推翻领导”。他还说,翻译室“放着本单位运动不搞,专门收集部领导的材料,转移运动目标”;“有些人平时看起来很好,一到关键时刻就看出来了。现在有人想换班,要注意坏人,要提高警惕。部党委对自己的问题是有底的,我们怀疑有人在搞鬼。”

  6月13日,姬鹏飞常务副外长在司长会议上说:“整个来说,大字报很好,仅有两张尖端的。一张是44人,一张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院)大字报说“外交部有黑帮,陈毅是黑帮头子。”但这两张大字报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击大字报太多,有的人被吓住了,有的人赶快检讨。蛇刚一露头就被打下去了,转入地下。希望碰到这些问题不要慌,要沉着,毒不放不行,还是要让它暴露,不要组织反击。”

  6月20日,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部长助理的陪同下,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到外交部来看大字报。他看完东交民巷15号、30号、40号以及东单外交部街33号等外交部工作地点的大字报后(当时外交部没有整幢办公楼,部内各部门分散在上述几个地方工作——笔者注),专门来到办公厅翻译室听取群众意见。

  陈毅说:“我的来意不是约束运动,是使运动正常化,使大家放下包袱。被贴的人不要有恐惧心理,如果改正了可以成为好同志。贴错的人,不要顾虑重重,还可以大大的贴。不会因为贴大字报将来引起迫害,工作、学习、政治待遇决不会发生问题,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是不会这样做的。如果这样,外交部就是大黑帮,外语学院的大字报就有了贡献,(指《北京外国语学院》一些学生贴大字报说“外交部有黑帮,陈毅是黑帮头子。”——笔者注)欢迎大家贴大字报,被贴的人不要顾虑重重,实事求是,讲对的就接受,就改正,讲得不对让贴大字报的人自己考虑。…… 外交部这么多知识分子,这么多剥削阶级出身的,这么多大学生,占80%-90%,难道没有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修正主义思想?当然,划反革命我不能承认。…… 你们贴的‘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有好的,也有不正确的,不是全盘否定。………… 最尖端的是说外交部形成特权阶层,要大家好好研究,但这不犯罪,我今天宣布不犯罪。……外事口受到一次大教育,是伟大运动,是健康的,我们应该积极支持。我们党和国家是有很大希望的,没有别的国家能这样,伟大的力量就在于此。………我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要你们积极参加运动,如果落后的,有问题,能改正,可以成为好同志。………大家应该是‘生为共产党人,死为共产党鬼’, 哪怕人家不正确,也要从中取得一定积极性。不要怕毒草,毒草可以治怪症。‘好!你这是黑话’(众大笑)这是辨证法。有些怪症要靠毒草治,蜈蚣、最毒的蛇很能治几种绝症。毒草也要加以利用。……………这次运动对党、国家、机关、对文化机关是伟大的推动和改造。对每个人也是推动和改造。对被贴的人和贴的人都是推动和改造。可以考验我们青年人的辨别能力。外交部是不是大黑帮、反革命?副部长是不是好?可以大胆怀疑,不要做结论。有什么不可以?这犯了什么法?你可以用大量事实反驳,让群众辩论,组织决定。我要是瞒着中央、毛主席、群众做事情就是大黑帮。只要不瞒,就是做错了群众也会谅解”。

  在这种无形压力的形势下,某些人继承了反右斗争的做法,将各级党组织当成党的化身,他们把那些对领导的官僚主义不满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视为阶级敌人、别有用心、有私心杂念的个人主义者,批判他们“反党”、“反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把他们打成 “小牛鬼蛇神”。某些单位的领导把群众分成左、中、右三等,指使“左派”协助领导开展工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出现了群众斗群众的场面,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翻译室的44人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围攻。挨整的人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沉陷在惊惧恐慌的气氛中。他们中的多数人被迫或无奈地写“自我检查”承认错误,背上犯了立场错误的包袱。有些人不敢再贴领导的大字报。有的人还总结写大字报的“三不要”教训:一、不要综合;二、不要提高;三、不要上纲。群众的革命情绪受到了打击和压抑。

  6月21日,陈毅在部党委扩大会议(各司领导列席)上说:“大字报最好贴科处以上干部,不要去提倡贴以下的,但对牛鬼蛇神思想意识形态要有所批判”。又说:“这个运动揭露得不够,暴露得不够。司长们要顶住,一变、二变、三变、四变,把戏就出来了。现在刚开始,要顶住”。

  6 月24 日,姬鹏飞(常务副部长)在外交部全体人员大会说,自6 月6 日至24日,外交部共贴了一万八千多张大字报,连部属单位共有五万多张。他解释说:“外交部所有领导同志都被贴了大字报,百分之百被点了名;司级干部被点名的有六十七人,占我们部全体司级干部一百零六名的百分之六十三点六(63.6%)。姬鹏飞还说,处级干部被点名的七十八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26%);一般人员被点名的有一百二十六人,占我们一般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九(6.9%)。”他说揭发的主要内容涉及: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文化大革命。②坚持剥削阶级立场,对党严重不满,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明来暗去。③滥用职权,欺上瞒下,蛮横专断。④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革命意志衰退。⑤埋头业务,不突出政治,不突出学习毛主席著作,使用干部重才不重德,对干部只管业务不管政治,作风不民主,“一言堂”,集体领导差,群众观点差。他宣布,今后斗争目标仍是“三个横扫”(横扫党内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要求学习有关毛主席著作和文件,把运动搞得更深更广,把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今后仍旧以大字报作为斗争武器,同时可以开一些小型的会,进行面对面、背靠背的揭发,在揭发中进行辩论。

  7月9日在部内各司负责人会议上,姬鹏飞回顾一个月的运动情况时说,“一个月当中,出现几次大字报高峰,每日都在一千张以上,多的时候曾达到两千张。全部共贴了大字报两万两千二百九十一张(22291),平均每人十来张。运动声势大,重点明确(主要是揭发处以上干部的问题),目标集中‘三个横扫’”。他说:“大字报由大量揭发问题,逐步转向进行综合和分析。下一阶段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壮大左派队伍,要进行不断排队,分清左、中、右,使运动向深向广发展,把问题严重的人继续揭深揭透,把主要问题搞清楚。方式主要是开小型辩论会,配合贴大字报。总之,要把“三个横扫”搞得更彻底,更深入,为下一步重点批判作好准备。”

  王炳南、陈家康、孟用潜等三名副部级干部成为受“群众监督”的“专政对象”。他们每天上午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报到,由专案人员看管,或学习有关文件交待问题或闭门思过,或接受外调。吃饭时在看管人员监督下去食堂买饭,不许接触任何人,下班后自己回家。

  司、处级干部受批判的有:部办公厅副主任何方、机要局局长杨广仁、翻译室主任黎光、礼宾司处长赵凌中、领事司处长陈理、伍羊等。

  在一般干部中受冲击的有新闻司黄安国和林文密、西欧司冉隆勃、马继森和领事司张履荣、唐理庭等人,因为他们写大字报批评本单位的领导。

  在揭批领导干部的会议上,外交部出现一些像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低头弯腰等粗暴作法。虽没有发生残忍触及皮肉的流血举止,但也发生几起案件。一次开批判孟用潜大会时,《美澳司》一位处级干部(女)的丈夫被揪上台陪斗,她情绪极度愤怒,在外交部跳楼身亡。有两位司级干部因惧怕群众追问个人情况,在家中打开煤气罐开关寻短见,自杀未遂。另有一名司级干部潜逃出北京,在边境被追回。

  7月18日毛主席从外地返回北京。7月24日毛主席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决定在全国撤回工作组。获悉中央决定后,外交部党委撤回外派的八个工作组。

  8月5日毛泽东主席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为“十六条”)。文件充分肯定了已在全国全面开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明确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张让群众大鸣大放。各单位撤回工作组,为挨批群众平反。运动的矛头转向针对整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十六条》精神的鼓舞下,外交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他们把斗争矛头直指部党委,对部党委用传统做法领导运动表示极为不满,纷纷炮轰部党委。

  8月16日礼宾司科员段世汉等六人贴出“炮轰部党委”的大字报,质问“部领导为什么不引火烧身?”当晚,外交部党委召开全部大会,姬鹏飞代表部党委表态,欢迎礼宾司的大字报,接受批评。

  8月22日,陈毅、姬鹏飞、罗贵波、陈家康、王炳南、韩念龙、乔冠华等联名贴出“炮打外交部党委司令部”的大字报,支持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表示欢迎大家揭发部党委。

  在红卫兵“大串连”浪潮的影响下,外交部群众去北大、清华、北航等院校观看大字报,私下进行串联,酝酿炮轰部党委。

  新闻司、国际司、亚非司、西欧司、非洲司、苏欧司、文印处、翻译室、机要局、总务司等单位的群众,陆续就外交部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贴出了大字报,揭发外交部和本单位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批评部党委整群众,检查不深刻,不聽取和接受群众的意見和批评。有些人认为部党委已经烂掉了。有些大字报要求外交部《文革筹备委员会》领导大家批判外交部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筹备委员会》是运动刚开始不久外交部党委专门成立领导文革运动的办事机构。主任是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宋恩繁,礼宾司科员朱传贤是副主任。)

  8月26日,翻译室的一些年轻人贴出《部党委在运动中犯了方向性和路线性的错误——评部党委对待44位青年“公开信”的态度》的大字报。其他单位的群众积极响应和配合。在群众的强大声势下,部党委承认错误,并分别向受到伤害的群众表示道歉。44人在政治上得到了平反。

  司级干部也积极投身于文革运动。8月25日二亚司长姚广等人贴出“陈毅为什么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大字报,揭发6月2日陈毅对李先念说,人民日报不该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也不对。

  8月27日第一亚洲司张彤等六位司级干部给陈毅贴大字报,标题是“陈毅同志是否坚定地跟毛主席走?”大字报列举事实说明“陈毅同志对运动的领导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犯了方向的错误”。

  8月29日吴亮璞(国际司副司长)等一些领导干部贴出“部党委把革命矛头到底指向谁?——部党委领导运动大事记”,揭露部党委“引蛇出洞”的指导思想。

  10月20日罗贵波副外长代表部党委在全部大会上作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动员报告。他说:“外交部内有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反映,请大家讨论揭发”。

  12月16日姬鹏飞在全部大会上代表部党委作检查。他陈述外交部文化大革命和十七年外交工作的成就,认为部党委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群众认为部党委“检查”极不深刻,要求部党委作触及灵魂的检查,认定陈毅执行了刘邓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进行彻底揭发和批判。

  受部党委领导的《文革筹备委员会》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广大群众抵制《文革筹委会》的安排,认为《文革筹委会》是部党委的御用工具,不能领导运动。这使《文革筹委会》处于被排斥的地位。群众决心踢开它闹革命。

  12月20日晚,五百多位群众在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小礼堂聚会,高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旗并酝酿成立组织。25日,周总理宣布允许外交部成立群众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正式出笼,一举夺取了外交部《文革筹委会》对运动的领导权。外交部的文革运动开始由群众组织领导。

  文革爆发后,我国有些驻外大使馆也闹腾了一阵子。针对国外的特殊情况,国内指示,驻外机构一律不准开展文革运动。于是绝大部分驻外人员于1967年2月陆续回国参加文革。[page]

  第二阶段 外交部群众组织领导运动(1966年12月-1968年6月)

  这一阶段是外交部实施“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政治时期。其中1967年1月至8月的八个月极左思潮盛行。激进派掌权后,紧跟极左路线,但很快就遭到周总理的谴责和制止,激进派逐渐走向消亡。稳健派取代激进派领导运动。随后,稳健派响应号召解散组织,实现大联合。外交部从群众政治回归到党的领导权威,党组织的机构和职能恢复正常。

  (一)激进派的兴起与衰落(1966年12月-1967年10月)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出身好的大学毕业生陆续调入外交部,要被培养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革初期,他们中多数是运动的积极分子(“革命的动力”)。由于深受打倒一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一些人的行动越来越激烈,成为激进派。最终反成为挨批的重点人物(“革命的对象”)。

  1. 1966年12月外交部群众串联成立《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

  由于外交部党委对前期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认识肤浅,检查也极不深刻,广大群众私下进行串连,酝酿成立组织,揭发部党委的问题。他们还认为《文革筹委会》是部党委的御用工具,要踢开它彻底闹革命。

  12 月20 日,在新闻司科员王中琪和国际司科员张殿清等人的倡议下,来自新闻司、国际司、苏欧司、西欧司、美澳司、亚非司、二亚(全称为“第二亚洲司”)、条法司(全称为“条约法律司”)、领事司、干部司翻译队、办公厅翻译室、政治部组织部、总务司医务室、办公厅文印处、总务司管理科、生活科、办公厅机要局、干部司业余学校、总务司劳动办公室以及《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学会》、《世界知识出版社》、《外交部招待所》等部直属单位约五百名年轻科员在东交民巷30 号外交部办公楼一层小礼堂召开串联会。会后发表声明称:“以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党委,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把它揭深批透,就不能真正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完成外交部一斗、二批、三改的战斗任务。”他们决心“誓把外交部办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要大大发扬‘造反有理’的精神,坚决造反,彻底造反,一反到底,直到胜利。”

  12月21日,他们成立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以下简称《联络站》),并发表“宣言”,声称:“要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的反,造剥削阶级‘四旧’的反,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反。我们要造帝、修、反的反。”

  12月25日周总理同意外交部成立群众组织。于是众多的群众组织在各个单位应运而生,一个单位内可以成立数个组织。当时《联络站》是全部最大的一个群众组织,首先起来“闹革命”。它的成员推举其创始人新闻司科员王中琪和国际司科员张殿清为《联络站》核心组的一、二把手。外交部各个部门挂靠《联络站》的群众组织接管了本部门运动的领导权。《联络站》接管了外交部文革运动的领导权,《文革筹委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外交部的文革运动开始由群众组织来领导。

  2.《联络站》主持揭批部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自12月27日至1967年1月上旬,《联络站》多次主持召开“揭发批判陈毅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新闻司、领事司、西欧司、翻译室等单位挨过部党委整的人上台控诉、揭发、批判“部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认为,陈毅参与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并忠实地、顽固地执行了这条反动路线,向外事系统学校和机关派工作组,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制造白色恐怖,围剿革命派,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他们还说陈毅大肆散布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流毒全国。部党委负责人到会听取群众发言。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及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符浩还被叫到台上回答控诉人的提问。

  会后,冼依(《政治部》副主任)、邵宗汉(《研究室》副主任)、吴亮璞(《国际司》副司长)等一些司级干部也纷纷效尤,起来造反。外交部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部党委无奈地承认,在前段运动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负责人还分别向运动初期遭受批判或受到伤害的群众和干部表示道歉。

  3. 1967年1月《联络站》进行第一次“夺权”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央部委的党委几乎都受到冲击而且大多数党委被冲垮或处于瘫痪状况。外交部党委在陈毅外长主持下,仍然行使着领导权,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坚守工作岗位,只在空闲和业余时间搞运动。

  1967年1月上海掀起夺权风暴后,“踢开党委闹革命”风潮席卷全国。1月18日上午《联络站》核心组决定向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党委“夺权”。他们发表声明,宣称:当此部党委继续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时,特郑重声明:自1967年1月18日中午12时起,我部运动和业务的领导权全部由我站掌握。我站建立监督小组,凡有重大问题和决定(包括政治和业务方面),部党委必须取得我站同意。部党委任何成员,均不得以任何借口消极怠工,否则即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论处。

  《联络站》核心组第二把手张殿清(国际司科员)带领数名造反派召集仍在办公的姬鹏飞、罗贵波、韩念龙、乔冠华、徐以新(以上五人皆为副部长)、龚澎(女),宦乡(以上二人为部长助理)等部党委委员开会,宣布《联络站》向部党委“夺权”,狂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立即接管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权力,成立监督小组,对部党委的工作进行监督;部党委在对外重大问题上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前,必须取得监督小组的同意”。在场的七位部领导皆缄默不语。

  会后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即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当晚10时许,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受周总理委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联络站》核心组全体成员,代表周总理和他本人对《联络站》夺权表示支持。但他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可由造反派组成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 1月19日,《联络站》所属各战斗队(群众组织)在其各自单位宣布夺权。外交部工作人员的组织纪律性很强,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和指示。既然周总理、陈外长已表示支持《联络站》夺权,没参加《联络站》的群众以及各单位的当权派们也都不表示异议。问题严重的是,有些单位的激进派“罢免了”一些他们认为不称职的司、处级干部。

  2月9日,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陈毅外长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外交部《联络站》负责人及其所属战斗队队长,听取《联络站》汇报夺权情况。

  《联络站》核心组第二把手张殿清(国际司科员)说,“我们现在成立了两个班子,一个是领导运动,一个是领导业务。”

  周总理严正地询问:是“领导”还是“监督”?我跟你们讲过主要是领导革命,监督业务。我提的是“监督”,从来没有提过“领导”。你们罢免了一些司长、处长,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得到外事口批准?你们这样做要不要通过中央?你们夺权只限于监督业务,人事权力直属中央批准。……你们现在做的超过了中央授权给我和你们谈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我没有提过你们可以把旧机构砸烂。这个班子是直属中央的。

  周总理的严厉批评遏止了激进派的嚣张气焰。

  4. 1967年2月-8月《联络站》肆无忌惮地参与“打倒陈毅”的狂潮

  1966年文革伊始,陈毅外长不时发表批评造反派的激进言行。因此陈毅的讲话被诬为 “吹黑风”、“讲黑话”。《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时该校归外交部领导)的红卫兵揪住陈毅不放。他们向陈毅发起了冲击,叫嚷“要揪出陈毅”、“要陈毅出来检讨”。12月13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武工队”(激进派)冲进外交部揪陈毅。当晚8时,周恩来把《北京外国语学院》几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开会,他说:“你们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外交部,不能揪陈毅。你们要去,我必出面劝阻。”周总理责令冲入外交部揪陈毅的“武工队”立即撤出外交部。

  为帮助陈毅摆脱这种严酷的困境,1967年1月24 日周总理安排陈毅在人民大会堂作“检查”。会上陈毅获得群众的“谅解”后被“解放”。(“解放干部”是文革时用语——笔者注)

  1月31日,外交部《联络站》表示“欢迎陈毅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并宣布“陈毅是我们的红司令。”

  之后,陈毅依旧不随和极左行径。他对那些极端作法一再公开“放炮”,依然故我。2月间,陈毅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过火作法表示强烈不满。为此,陈毅被中央文革小组诬为“二月逆流”的主将,被迫“请假检讨”。

  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煽动下,3 月中至4月初,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举行游行示威,在社会上掀起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恶浪,发动揪斗陈毅的狂潮。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首先在大街上贴出“炮轰陈毅”大字报,称陈毅在“二月逆流”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高呼“反击二月逆流”,扬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毛主席”。

  掌握外交部运动领导权的《联络站》中激进派紧跟中央文革小组。在极左思潮的煽动下,他们认为,陈毅必须坚决打倒;陈毅是“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敌我矛盾”。他们先提出“炮轰陈毅”,继而又改称“打倒陈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后决定“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以敌我矛盾来处理陈毅问题。

  4 月5 日外交部《联络站》发表“关于炮打陈毅的声明”,诡称陈毅是外交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总根子。”

  4月11日和12日,《联络站》连续召开“揭发批判陈毅大会”。造反派发言除批判陈毅顽固坚持反动路线外,还揭露陈毅在对外活动中的“三反言行”。最后,大会主持人总结说,根据大家的揭发,我们有权利怀疑陈毅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4月13日,外交部《联络站》和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北外红旗造反团和北航红旗等35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宣称要“打倒陈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4 月19 日,《联络站》发表“关于打倒陈毅的严正声明”,说陈毅“肆意诬蔑、公开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意攻击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极力贬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影射攻击中央文革小组,一再吹捧、念念不忘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他们说陈毅是“外事系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打倒!”,“坚决打倒!”

  5 月10 日外交部《联络站》召开“打倒陈、姬、乔”,彻底揭开外交部阶级斗争盖子的动员大会。他们提出,把猛烈的炮火集中对准三个人,就是矛头指向外交部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毅、姬鹏飞和乔冠华。陈毅是刘邓在外交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是干扰和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魁祸首;姬、乔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陈毅的帮凶,是地头蛇。

  5月11日,外交部《联络站》伙同外事口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革命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激进红卫兵组织、驻外使领馆《九·九兵团》、中侨委等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及北京主要街道游行示威。游行后,北外“红旗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二外红卫兵等组织冲进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抄摘有关陈毅问题的大字报,悬挂“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准备长期进驻外交部,并策划到中南海揪陈毅。当晚,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紧急接见了外交部《联络站》和北外《革命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二外红卫兵和驻外使领馆《九·九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周总理严厉批评他们的极端行径,并指出:“揪陈毅,中央不同意。(陈毅)有错误可以批判,但揪人不行。”

  5月16日,周恩来命令解放军部队进驻外交部,加强门卫,保证外交部工作秩序的正常运转。

  外交部广大群众和干部认为,陈毅问题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对陈毅的错误必须进行彻底的揭发和严肃的批判,采取“一看二帮”的态度;最后根据中央对陈毅问题的精神、已经核实的材料和陈毅本人的态度,再判断是挽救还是打倒。

  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科员王海容(毛泽东主席的表侄孙女,经常见到毛主席)和研究室科员刘华秋、陈德和(以上二人是《联络站》成员)等人认为,陈毅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是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还是跟毛主席走的。对他错误进行批判,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一看二帮。表示坚决拥护“一批二保”的最高指示,拥护周总理“先批判后定性”的指示。他们先后写出三张关于《对陈毅要“一批二保”》的大字报。

  外交部的另两个群众组织《革命造反总部》(4月10日成立,多数成员是总务司交通科、供应处、办公厅文印处的工人)和《攀险峰野战兵团》(6月10日成立,全部是知识分子)以及广大群众和干部支持王海容等人的主张和观点。

  对于老同志的问题,文革爆发后,毛主席曾对周总理和陶铸等人说:“有不少人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忘了自己还是人民群众中普通的一员,这样的干部我看就是要烧一烧,让他们至少不要忘本。”他还说:“可以烧一烧,但不能烧焦”。4 月30 日晚,毛主席把周恩来、陈毅、谭震林等人请到自己住处开“团结会”,并批准这些老同志“五一节”上天安门观看焰火。“五一节”晚上,陈毅等老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一起出席了焰火晚会。毛泽东还与陈毅一起合影留念,并对陈毅说:“我是保你的”。毛泽东希望陈毅接受群众的批评,改变观念,转变立场,站到他所主张的理论和路线上来。

  5. 《联络站》接纳“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为其成员(1967年5月-8月)

  1967年4月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系紧张。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1918~1998)在印尼领导我国使馆人员保卫我国大使馆,同印尼反华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维护了国家尊严。4月22日印尼政府宣布姚登山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境。4 月30 日姚登山等人回国。当他们抵达北京时,在机场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国家领导人、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等负责人和数千群众英雄式的热烈欢迎。

  5月1日在姚登山回国第二天晚在天安门城楼“五一”焰火晚会上,毛主席接见他,后来江青也来了,并照相留影。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一张大相片:姚登山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中间,左手挽着毛主席,右手挽着江青,颐指昂然。他被媒体誉为“红色外交战士”,一跃而为一棵迅速“登天”的政治明星。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姚登山利令智昏,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回国后,姚登山到处作“抗暴斗争”报告,显示他带领使馆人员“敢于斗争,敢于造反,敢于造印尼反动派的反,敢于胜利”。造反派们表示要以姚登山为榜样,“敢于把外交斗争中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臭东西扫个精光,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条条框框砸个稀巴烂。要向姚登山学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联络站》核心组吸收姚登山为他们的成员。姚欣然接受,随即成为响当当的“造反派”,成为“打倒陈毅”派的领军人物和激进派的急先锋。

  姚登山同意以陈毅问题划线,声色俱厉地说:“打倒不打倒陈毅是‘革’与‘保’的分界线”,“革命与保守的标志“。姚登山紧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宣扬坚决打倒陈毅,到处煽风点火,参与篡夺中央外交大权,顶撞周总理,欺压另一派革命群众。周总理原想让姚登山对外交部激进派做工作,制止他们的极端行径,可是他却帮激进派说话,向总理施压。他威风凛凛,盛气凌人,不可一世。

  8月7日王力接了他(详见后文)。在王力的鼓动下,姚登山凭借王力的威风,到处游说演讲作报告,煽风点火,在首都北京制造混乱。他个人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起来。

  荒唐的是,外交部第二亚洲司“新愚公”战斗队在部内贴出大字报“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代理部长”。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造反派在天安门刷大标语,“强烈拥护姚登山当外交部代理部长”。

  9月18 日,周总理接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外交部和对外文委有关领导干部、部(委)业务监督小组代表和群众代表。姚参加接见。关于姚登山,周总理说:“你在对外斗争时是勇敢的,我对你的估价是足够的了,是我派你出国的,你回来我去接你了。我又推荐你给毛主席接见了,报上还登了照片。不料你却昏昏然了。结果你干扰了外交部。你不仅到外贸部、第一、第二外国语学院作报告,而且到处作报告,个人主义膨胀了。你是司级干部,你尽管对我说你承认错误,要检讨,但你没有认识错误。”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姚登山在外交部接受群众批判和隔离审查达三年之久。1971年6 月11 日,外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姚登山大会”。会后他被司法机关以“现行反革命罪”囚禁了九年多(1971年6 月11日至1980 年8 月)。

  姚登山在短短四个月内从“红色外交战士”沦落为“阶下囚”。他的政治生涯极为短暂,是外交部文革中唯一被判刑的人。

  6.《北京外国语学院》两拨红卫兵来外交部揪陈毅

  (1967年7月15日至8月5日)

  7月15日,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的二百余位激进红卫兵组成所谓“揪(斗)陈(毅)大军”(“揪陈大军”),举着陈毅的模拟像和打着“打倒陈毅”的大标语牌,分乘几辆大卡车来到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门前的正义路广场“安营扎寨”。他们在广场搭帐篷、写所谓“陈毅罪行”大字报、贴大标语、漫画,按大喇叭、布置会场,声讨陈毅。他们向过往行人宣传陈毅“罪行“,欲把陈毅斗倒、批臭。他们还在王府井大街张贴陈毅大字报,进行街头演出和演讲。

  连续数日,“揪陈大军”在正义路广场上召开“揪斗陈毅誓师大会”、“陈毅推行刘邓‘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罪行报告会”、“陈毅问题答辩会”、“陈毅黑历史报告会”,揭发“外事系统党内最大走资派陈毅的三反罪行”。他们决心“把陈毅从中南海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誓死与陈毅血战到底!”

  8月2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造反兵团》(另一拨反对周总理的激进派)头头刘令凯等十余人强行冲入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部长办公和接待外宾的地方),封堵外交部大门,不准任何人员进出,在院内张贴和散布攻击周总理的大标语。他们在外交部院内张贴“打倒陈毅”大标语、漫画、传单,树立仿制陈毅的稻草人。他们还张贴“外交部里有大鬼”、“周总理说话要兑现”等大标语。他们闯入部长办公室,揪走姬鹏飞、乔冠华、徐以新等三位副部长。

  8月2日晚,“揪陈大军”在广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陈(陈毅)‘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大会”。他们诬蔑陈毅是“刘邓在外事口的代理人”,在外事活动中秉承刘邓意旨向各国人民散布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修正主义毒素,像鸦片一样麻痹各国人民,取消武装斗争,反对暴力夺取政权。造反派还到首都街头、北京车站和天安门广场进行宣传活动,向周总理施加政治压力。

  8 月4 日,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来到广场召见“揪陈大军”,代表中央宣布同意他们在8月11日召开陈毅批判会。次日,这两拨人都撤离外交部打道回府。

  7. 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见姚登山和《联络站》头头,给激进派注射一剂强心针,极左思潮迅即发酵

  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和戚本禹都相中了这位毛主席接见过的“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

  8月4日,北京市新闻界和电影界举行《首都电影、新闻界支援港九同胞斗争大会》,声讨港英当局罪行。关锋和戚本禹出席会议。姚登山也出席会议。会前,关锋、戚本禹和姚登山进行了短暂的交谈。

  关锋和戚本禹都鼓动姚登山“站出来革命”支持造反派。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激进学生冲外交部揪陈毅时,戚本禹对姚说,“革命小将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来揪陈毅,这是革命行动,总的讲,这个大方向对得很。”戚本禹又说,“二月份我们保过陈毅,由于陈毅翻案,所以我们收回了。如果他不翻案,他早就过关了。这是二月的事了,现在三、四、五月过去了。为什么到现在几个月了还不让下去。(影射周总理不让陈毅下到群众中来做检查)我看了陈毅的材料,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他应该下去,到群众中去检讨和接受批判。为什么不下来(接受群众的批判),外交部所有造反派都有意见。” 他们还对外交部领导(外交部领导是周总理——笔者注)提出批评,说什么“外交部十多年来受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领导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针锋相对、敢于斗争的指导思想,而是怕。怕什么呢?怕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

  最后,戚本禹说,“外交部领导思想上就是顾虑重重,害怕这个,害怕那个,甚至在挨骂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说两国友好关系。看来,今后外交战线上的希望寄托在这些革命小将们身上”。关锋在旁添油加醋地帮腔。他们影射攻击周总理,因为周总理一直在保陈毅和领导外交部业务。

  回外交部后,姚登山即向《联络站》核心组传达戚本禹的煽动性讲话。当晚,姚又对还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的所谓“揪陈大军”讲述戚本禹讲话的精神,并说“小将们不辞辛苦来揪陈,大方向正确”,表示坚决支持。

  8月5日,《联络站》召开全体大会,由姚登山传达戚本禹和关锋同他的谈话,肯定北外《造反团》、《六·一六》等激进红卫兵冲击外交部揪陈毅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革命精神很好:陈毅不下来,所有造反派都有意见。姚说:“从谈话精神来看,戚本禹对陈毅不下来(影射周总理不安排群众开会批陈毅)很反感”。传达过程中,激进派情绪高昂失控,造反气焰急剧升温,高呼“打倒刘邓陈”等口号。

  当晚,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简称《总部》,另一个全部性的群众组织。在陈毅问题上,它与《联络站》的观点针锋相对。)核心组写信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指出姚登山传达戚本禹同他的谈话与中央的精神不符,给人造成总理和中央文革在批陈问题上有矛盾的错误印象,并指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

  中央文革小组看到《总部》的信,正中他们插手外交部文革运动的下怀,抓住这一契机,要肯定和支持外交部激进派对抗周总理。该小组布置其成员王力处理此信。7月刚以中央派去解决完武汉“7.20”事件代表的王力在北京捞足了政治资本,得意忘形、利令智昏,妄想效仿在武汉的做法,再秀一次。没想到毛主席给了他当头一棒,把他打翻在地,再也没爬起来。这是后话。

  王力于8月7日晚上专门接见姚登山和头头王中琪、王荣久等七人。(此前《联络站》核心组不断受到周总理的批评,进行过三次整风,情绪低落。)王力表示竭力支持姚登山站出来革命,支持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造反派冲外交部,煽动《联络站》夺取外交部大权。

  王力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王力煽动地说,“你们一月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下班子?”“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有点权才有威风。” 他还诡称:“二十几岁可以当部长”。

  关于《革命造反总部》8月5日向中央反映情况的那封信,王力说,“外交部竟有人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的反对!”“关锋、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指姚登山)。”“从这封信我们看出这代表一种错误思潮,我们认为问题严重,找你们来谈谈。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当《联络站》代表汇报他们三次整风受到压抑时,(1月夺权后,每当《联络站》核心组犯大错,周总理就指令《联络站》核心组进行整风。——笔者注)王力说,“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以后有什么材料寄给我们。”“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

  关于打倒陈毅和激进学生冲堵外交部问题时,王力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是可以揪。”“堵了外交部大门,这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毅,到外交部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没有错。”

  居心叵测的王力觉得对姚登山和《联络站》支持的还不够有力,想再以书面形式做大。次日他专门亲笔致函姚登山,宣称“关锋、戚本禹和我都看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一封信和你的讲话。我们认为,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指打倒刘邓陈——笔者注),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这些,为什么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指向谁呢?” 王力还将《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姚登山的讲话稿一并送给姚登山。

  8月9日《联络站》召开全体大会,先由姚登山宣读王力的信,并狂呼“打倒陈毅”的口号。再由《联络站》核心组第二把手王荣久(条法司科员)反复朗读“王力8月7日讲话”。(后来批王力时,群众虐称为“王八·七讲话”)

  有关传达时的情景,《联络站》主办的《革命造反报》第三十期(1967 年8 月11 日)是这样报道的。“整个外交部沸腾了,崭新的革命气氛和和革命景象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无限欢欣鼓舞,每个人都想长出一千双手去鼓掌,生出一万个喉咙去欢呼,千万个声音汇成一个声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传达结束了,可是有多少人更加忙碌起来。有的继续在那里兴高采烈地议论,有的顾不上吃晚饭拿起笔纸去写大标语,有的赶紧跑回本单位给那些没能到会的同志再传达。夜深了,有多少同志还在院子里路灯下议论不停。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说的是一个主题:‘王力同志的讲话是中央文革对我们最大的关怀和支持!’‘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半途而废。’”

  8. 8月11日《联络站》和《批陈联络站》等激进组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斗陈毅大会”

  1967年8月11日外事系统三十余个造反派组织以及其他系统的造反派组织代表共万余人在人民大会堂聚会。会场主席台上方挂着巨大六字横幅“批斗陈毅大会”。会场四周悬挂“彻底砸烂‘三降一灭’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就打倒谁”等大型标语。周总理、陈毅和姬鹏飞到会。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也到会。

  事前造反派向周总理保证,会上只提批判陈毅,不提打倒陈毅。但他们玩弄两面派手法,极力在会上制造“打倒陈毅”的气氛向周总理示威。当周总理进入会场时,造反派突然从会议厅二楼投下四幅“誓与三反分子陈毅血战到底!”的巨大标语。前排几十位女学生也展开了“打倒陈毅!”的标语。

  一时十五分大会开始。大会主席团主席宋远利(北外造反团头头)首先发言。几十幅“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陈毅 ”的大标语同时又突然从二楼、三楼垂悬而下。会上狂呼“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等口号。顿时,整个会场一片哗然,极左气焰十分嚣张。造反派发言的内容皆是所谓“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所谓“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等。

  期间周恩来有事离开会场。会场上顿时混乱起来。造反派在台下狂叫要陈毅低头弯腰,并有些激进分子企图冲上主席台殴打陈毅。坐在前两排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手挽手地站立起来,搭起了一道人墙。有几个造反派趁混乱之中偷偷溜到台上,一把揪住陈毅想动武,被警卫战士及时拉开。公安部长谢富治坐在主席台上,视而不见,一声不吭。由于周总理事先安排坐在主席台下前几排的8341部队的战士及时保护陈毅,极左派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会议一度中断。周恩来闻讯赶来,严厉批评了造反派的恶劣行径。为了使会议顺利开完,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坐镇,直至会议结束。

  最后,大会主持人宋远利(北外造反派头头)宣读了“大会通令”,要“陈毅必须在十五天之内向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递交认罪书”。

  会后为防止造反派耍阴谋劫持陈毅,周总理指示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周恩来又与陈毅的座车同行,把陈毅安全送回中南海住地。由于周总理采取果断有力措施,陈毅没有发生意外。

  9. 8月19日《联络站》进行第二次“夺权”

  8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近百名狂热学生在《联络站》某些人的指引下,冲进外交部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大院,砸毁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组织的办公室,围攻和驱赶值班人员。他们橇开这个群众组织办公室的办公桌、材料柜,搜查并拿走它们的文件、资料、录音带等。在《总部》办公室内刷写和贴满了侮辱性的大标语——“砸烂总部”、“打倒保皇派”、“踏平保皇总部”、“保皇总部罪该万死”、“炮打中央文革罪该万死”。最后他们查封《总部》办公室,并对《总部》核心组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在两天内交出“认罪书”并解散。与此同时,《联络站》核心组对《总部》发出一道道“通令”、“勒令”、“警告”等,欲彻底打垮这个群众组织。

  8月18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六十余名红卫兵举着“砸烂外交部党委”的标语牌,在刘雨来、张子勤、杜铣等头头率领下,强行“进驻”外交部,妄图夺权。他们向姚登山和王中琪表明,他们是根据王力“八七”讲话精神来帮《联络站》早日掌权的。姚登山和王中琪代表《联络站》表示“欢迎”,称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要与他们并肩战斗”。与此同时,这帮人在外交部和天安门刷出“强烈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大标语。

  8月19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激进派组织)强行封闭外交部党委办公室,成立所谓“临时指挥部”,发布三项“通令”:①从即日起,所有党委委员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召开会议,无权批阅任何文件,无权处理任何业务工作。②部党委成员中,姬鹏飞、乔冠华二人必须于今日下午三点前来指挥部报到,其他成员必须根据自己的罪行和错误情节进行自我交代和检查,必须对陈毅及其部党委进行认真具体的揭发,每晚八点到我指挥部汇报。③外交部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政权,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前,外交部一切党政事务均应由《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处理。

  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泰然自若地、目无中央地接受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临时指挥部”授予的“外交部一切大权”。荒谬、天真、无知之极!!!

  《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关于立即创造条件建立革命委员会和成立临时业务领导班子的决议》,指责陈毅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资派”,并决定由姚登山等人组成“临时业务领导小组”开始工作,强行取代外交部党委。《联络站》核心组还拟定了两个方案(即由姚登山抓总的外交部《业务领导小组》方案和由姚登山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方案)上报周总理和王力。

  8月20日周总理接见《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人,严厉批评他们夺权,擅自向我国驻外使馆发电报等重大错误。周总理说:“你们目无中央”,“外交部不能有一刻中断,不能当儿戏,要及时的请示汇报”。

  四天内(8月19日至22日),外交部所谓“监督小组”擅自处理重大案件42起;擅自向我国驻外使领馆发报,提出“打倒刘邓陈”口号,宣布暂停驻外机构人员轮换等。这些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引起驻外使领馆的混乱,它们纷纷回电质询。部内17个司局级单位中的14个单位(包括办公厅机要局)实现了“彻底夺权”。(中央早有明文规定,各单位机要部门的权不能夺。)

  8月22日深夜,某些大专院校的一伙暴徒以《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名义,打着“抗英斗争”(反抗香港英国当局非法拘捕当地中间派报业的同胞——笔者注)的旗号,聚拢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困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煽动他们打伤二十余名解放军战士,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大楼,殴打代办处的人员,砸毁代办处的陈设,焚烧九辆汽车,最后用汽油焚烧英国代办处大楼,制造了建国以来震惊中外“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极大地败坏了新中国的国际声誉。

  8月23日凌晨三时,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陈伯达和公安部长谢富治等紧急召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制止了事态越演越烈。

  周总理愤怒地说:外交大权中断了四天,这个大权能断吗?我跟你们讲了多少次了,你们就是不听,还要不要国家荣誉。今天把英国代办处烧了。……你们(指外交部《联络站》、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可以自由发报,中央也不大招呼。你们提“打倒刘邓陈”,中央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你们给换了一个人,各使领馆不能接受。……这样的电报部长要签字,送来我看,才能决定。 你们不能拿你们的观点强加给中央,这样的电报还得送主席看。…… 四天中断,这是犯罪。我再不来讲话,这是犯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犯罪。…… 一千三百人(指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的总人数——笔者注)授权给外交部,这不是可笑吗?你们是目无中央。

  周总理当即责令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的狂热份子立即撤出外交部,封条无效。

  会见后,周总理又单独接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和姚登山,严厉斥责他们一伙篡夺中央外交大权的行动,明确指出,“你们目无中央”,并否定了他们炮制的具体夺权方案,成立所谓“革命委员会,”和“彻底解决部领导班子的意见”。周总理说,“你们的方案行不通。”周还批评姚登山头脑发热,到外贸部等单位做报告。周总理指出,姚到外贸部去讲话,引起连锁反应,说是配合毛主席战略部署,那里来的那个战略部署。

  部党委封条被启封,重新开始办公。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夺权恶剧再次遭遇挫败。

  10. 8月底,毛主席下令拘捕王力,扭转失控的极左情势,《联络站》组织分化并走向消亡(8月25日-10月18日)

  8月25日凌晨一点,周恩来总理召见杨成武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请他将王力8月7日讲话稿转呈正在上海调研的毛主席,汇报有关情况,并请主席指示。当天上午9时,杨成武抵达上海,即向毛主席呈上王力讲话稿,并汇报有关情况。

  8月26 日上午9 时,毛主席对杨成武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后斥之为“大大大毒草”。)联想到王力在武汉“7·20事件”后宣传“揪军内一小撮”,造成全军的混乱,毛概括地说:“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在随后的南下巡视中,毛主席对各地驻军及有关省、市负责人指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口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毛泽东决断,在涉外事务和国际关系的领域中,不能任由极左派为所欲为,必须由中央严格掌控。

  当日中午杨成武抵京后即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马上召集《中央文革小组》人员开会,宣布毛主席的决定:“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

  8 月31 日周总理接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成员、姚登山和部党委成员,严厉批评八月份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否定了姚登山和《联络站》核心组提出的“领导小组”方案。

  周总理说,“最近一个时期, 我讲话不灵了。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最高指示。姚登山最近考验还不够,你在外面的几个报告,到处煽风点火。中央提‘打倒刘邓陈’吗?你是一个刚回国的代办,客观上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周恩来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我管”。姚登山狡辩说:“我是根据王力讲话的精神,我有错误,我负责。我是点革命之火”。周总理怒斥道:“你这是推卸责任,批评你们严的不是我”。

  周恩来还指出,“现在外地在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扯到很多问题。…… 你们要注意,外事口不会一个也没有”。“《联络站》有人起码与五·一六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五·一六的活动。” 最后周总理宣布说:“我支持《联络站》到8月31日”。

  9月份外交部全体人员积极行动起来,揭发批判“王八七”讲话和姚登山、王中琪等人的过激行径。《联络站》核心组头头王中琪被迫再次宣布进行“整风”,妄想蒙混过关,实无悔改真意。

  10月11日和12日《联络站》核心组两次召开所谓“斗私批修整风大会”。他们检查的基调是《联络站》核心组8月份运动“大方向正确或基本正确,犯有严重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

  与会群众认为,《联络站》核心组对整风没有诚意,拒不承认错误,违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根本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群众对检查不满意,纷纷退场,以示抗议。

  10月下旬,《联络站》核心组(极左)黯然退出政治舞台,终结了他们的政治生涯。存在仅十个月的《联络站》核心组寿终正寝。姚登山、王中琪等人在以后“批极左、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接受批判和审查。

  (二)稳健派群众组织组建《大联筹》,批判王力讲话,肃清极左流毒

  (1967年10月-1968年2月)

  1. 《临时勤务组》问世,取代《联络站》核心组

  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受到周总理批评后,广大群众纷纷批评激进派。《联络站》内部思想混乱,许多战斗队重新站队,进行重组。

  1500多人的《联络站》内部意见有原则分歧,整个组织一分为三。一伙过激人员继续支持王中琪,认为《联络站》核心组检查的“态度是诚恳认真的”,检查“基本是好的”;坚决反对踢开《联络站》核心组,认为这种作法是“重蹈覆辙”,使运动出现“曲折和反复”,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完全错误的;表示“只接受《联络站》核心组的领导”。他们把揭批《联络站》核心组严重错误的群众组织斥为“想搞垮联络站”,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棍子打死”等等。

  另一伙人由张殿清带领的《联络站》32个战斗队(组)。(8月王力讲话,张殿清是《联络站》核心组的第二把手。王力讲话后,《联络站》核心组进行改选,因他不够“左”,被选下去了。)他们认为《联络站》在八月份以前大方向是对的,八月以后全错了,主张“改组”核心组。

  第三伙人来自《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由陈德和、刘华秋领头,他们得到王海容的大力支持。他们成立《临时勤务组》(简称《临勤》),行使原《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为首)的一切职能。他们查封、接管《联络站》核心组办公室及其下属材料、作战、宣传组等机构。

  《临勤》认为,《联络站》核心组在一月夺权后,就背离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业务监督上犯有严重错误。八月份全面、系统、忠实、创造性地贯彻了王力的黑指示,执行了彻头彻尾的反动路线,但核心组的检查回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以整风检查之名,行欺骗群众、蒙混过关之实,“检查”的要害之一是保“私”保“权”。这个“检查”是假检查,通不过。第三伙人“主张踢开《联络站》核心组,彻底闹革命”。

  2. 《临勤》、《总部》和《攀险峰》等三个群众组织领导批极左

  《临勤》联合《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外交部两个稳健派群众组织)联合召开大会,控诉批判王力讲话,肃清王八•七讲话流毒。

  10 月18 日,外交部《临勤》、《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和《驻外使领馆39个战斗队(组)》发表严正声明,宣布“以王中琪为首的《联络站》核心组无权领导我部运动。自即日起,靠边站。”并要求他们在次日召开的《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大会》上,向外交部广大群众揭发、交代有关与‘五·一六’关系的问题。上述群众组织呼吁参加《联络站》32个战斗队(组)(张殿清牵头的组织)的群众“与核心组王中琪等人划清界限,和我们共同战斗”。

  此时毛主席在外地视察时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号召各地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10月底,《临勤》、《总部》、《攀险峰》以及没有参加这三个群众组织的群众代表,共同酝酿、讨论成立一个全部性的大联合组织。

  11月25日,四方推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了外交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小组》(简称《大联筹》),并发表成立声明,宣称《大联筹》是“在我部革命大联合正式机构成立以前,暂时负责领导我部运动和业务监督工作,为促进我部按行政系统实现全面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作出的积极努力”。

  《临勤》召开“炮轰《联络站》核心组大会”。大会宣读的“关于踢开核心组,彻底闹革命的声明”指出,由于王中琪等少数人操纵的核心组在阶级斗争中充当了王力的御用工具,对党对人民犯了严重罪行,…… 至今仍拒不承认八月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整风检查之名,行愚弄和欺骗群众之实;这个核心组已成为我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障碍,不踢开,绝对不行。

  该“声明”得到《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驻外使领馆39

  个战斗队(组)》及外交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以稳健派组织为主体的《大联筹》开始领导外交部运动,其主要任务是批极左思潮(王力形“左”实右的言论)。

  3.众多当权派奋起批极左思潮,力保陈毅

  在批极左思潮的形势下,很少公开批评激进派的部内和驻外的当权派们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

  1967年11月上旬外交部驻外使领馆回国参加“文革”的当权派们首先行动起来。11月12日以耿飚(驻缅甸大使)对黄镇(驻法国大使)为首的我国26位驻外大使贴出题为“剥开伪装,追根查源”反对“打倒陈毅”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主要观点是:谴责在外交部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大字报反对“打倒陈毅”的口号,反对“把17年的外交工作说得漆黑一团”,指出:“王力‘八·七’讲话这株大毒草把中国正确的外交路线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国17 年的外交成就说成漆黑一团。指出“王八七大毒草” 出笼以后,我部竟发生了篡夺中央外交大权,大量盗窃核心机密,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实行白色恐怖,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犯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错误和罪行……,使外交部的运动和外交工作脱离了正确的轨道。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给七亿中国人民丢了脸。

  1968年2月13日,91名当权派(其中有一位副部长,其余为司、处级干部和驻外大使、外交官)贴出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副标题是“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

  91人大字报认为,“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打倒陈毅是阶级敌人的政治阴谋”。大字报列举大量事实证明,陈毅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

  大字报指出,“一九六七年新年前后,‘王八七’一伙泡制了一个打倒陈毅同志和其他几位副总理、反对周总理的罪恶计划,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他们的黑手也伸进了外事系统。他们的别动队‘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刘令凯一伙公开提出‘打倒陈毅’”。

  大字报分析说,“为什么许多同志顶不住这股逆流的压力,看不清阶级敌人的阴谋,也跟着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因为“有些同志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缺乏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有些同志‘私’字当头,个人主义膨胀。他们的动摇性很大。有些同志缺乏阶级斗争经验,思想方法有片面性。这个口号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违反广大革命群众意志,利用极左思潮煽动起来的,是强加给群众的,是用以对抗中央的。”

  外交部多数群众同意和支持这两张大字报的主要观点。少数群众指责大字报为“二月逆流”新反扑、“老保翻天”、“右倾翻案”,扬言要揪出“幕后策划人”和他们的“后台”。

  2 月24 日,周总理表态说:不能笼统地认为提“打倒陈毅”这个口号是反动的,要一分为二。有的人提这一口号,的确是从恶意出发的,但有的人提这一口号是从善意出发的。91人大字报实际上有否定一切的错误,是原则性的错误,是从右的方面来的干扰,应当马上想办法来弥补。

  (三)群众组织解散,成立《大联委》,实现“大联合”(1968年2月-6月)

  《大联筹》成立后,按照上面的意图,外交部广大群众倾向实现全部性按行政系统的大联合。《大联筹》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分清是非,消除隔阂,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为响应毛主席关于按照系统实行大联合的号召,1968年2月初,大联筹《临勤》建议“削平山头”,即解散群众组织。2月10日《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联合发表关于削平山头的声明,声称“革命形势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削平山头,把我们的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以加强《大联筹》的战斗力,促进外交部按行政系统的革命大联合,迎接新的战斗的新任务”。至此,外交部只有《大联筹》这个大一统的组织,不再存在任何其它群众组织了。

  4月10日周总理明确指示,对犯极左错误的造反派,只要有自我批评,就要帮助、联合。20日周总理对外交部成立《革命大联合委员会》表示了极大的关切。

  4月25日《大联筹》办公厅综合组(王海容所在的工作单位)贴出“现在成立《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好!”的大字报。该大字报认为,《大联筹》成立以来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我部广大革命同志积极执行、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不但取得了批极左、抓坏人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也取得了反右斗争的初步胜利。成绩是巨大的,主流是好的。……… 外交部的斗争正在向纵深发展,革命大批判的高潮正在到来,抓坏人的斗争正在胜利前进。外交部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鉴于外交部绝大多数单位已实现了全面的革命大联合,《大联筹》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是成立《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的时候了。大字报认为,这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响应毛主席关于实现全面的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号召。随后,许多单位都贴出大字报主张和支持成立《大联委》。于是《大联委》脱颖而出。1968年6月中央派军代表来外交部协助周总理领导运动。《大联委》完成其历史使命。

  附注:外交部全部性的群众组织名称

  1966年12月21日至1967年10月18日《革命造反联络站》(联络站)

  1967年4月10日至1968年2月10日《革命造反总部》(总部)

  1967年6月10日至1968年2月10日《攀险峰野战兵团》(攀险峰)

  1967年10月25日至1968年2月《革命造反联络站》《临时勤务组》(临勤)

  1967年11月25日至1968年4月《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小组》(“大联筹”)

  1968年2月-6月《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大联委”)[page]

  第三阶段:中央派遣解放军代表进驻外交部协助周总理

  (1968年6月-1972年4月)

  1968年6月,中央选派解放军代表到外交部引导文革运动。军代表马文波(解放军总参三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率领韩立业、戴国良、方克等数十名军代表来到外交部。最多时外交部共有60多名军代表。从此,结束了由群众组织领导外交部文革运动的局面,进入了军代表领导文革运动时期。政治部、机要局、文印处等少数几个单位有常驻军代表。外交部军代表成为运动的指挥者。外交部《大联委》在军代表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实践中,军代表直接向周总理汇报请示。

  军代表成立了各个问题的专案组,吸收稳健派群众组织(即《临勤》、《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的成员参加各类专案工作。1969年党的九大后,外交部进入“斗批改”阶段。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运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解放老干部、整党建党、精简机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等工作都是在军代表和1969年成立的《整党办公室》、政治部领导下进行的。

  1970年6月经中央批准,外交部成立三结合《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代组长是姬鹏飞。

  1971年7月中央任命李耀文(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为外交部副部长,是《党的核心小组》的成员, 行使外交部军代表的职能。

  (一)清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1969年-1980年)

  1967年外交部激进的《联络站》垮台后,外交部《大联筹》领导群众“批王力讲话”、“批极左抓坏人”、“清理阶级队伍”、揭批“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1967年夏,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头头张建旗(学生)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学生)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共只有二、三十人,是一个针对周恩来的组织。他们经常在夜晚到北京主要街头张贴“打倒周恩来”的标语和大字报,没有发现有其它活动。)

  1968年6月解放军代表接管了外交部运动的领导权。外交部成立以军代表为首的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各类专题的专案组。专案组中除个别人员来自部保卫处外,绝大多数成员是各司在前段运动中与激进派不沾边的人,绝大多数人没有从事过任何司法工作。层层举办专案人员学习班,发动和号召群众积极参加。清查“五·一六分子”便成为外交部运动的一项头等重要任务。外交部成立《调查组》(后改为《清查组》),调查跨单位的重大案件。外交部专案组对社会上极端分子砸印度驻华使馆(6 月17 日)、砸缅甸驻华使馆(6 月29 日)和砸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8 月5 日)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8月22日)等“三砸一烧”重大涉外事件立了专案。对部内激进派砸政治部、封闭部党委、篡夺中央外交大权等重大事件也立了案。

  各个司、局对本单位1967年积极支持造反派的、与社会上反总理的“五·一六”组织有联系的、与王力有过接触的人都被认为是“有问题”或是“五·一六”嫌疑分子。对他们进行背靠背审查。对有严重问题的人成立了专案组,每个专案组由二、三人组成。

  1969年底绝大多数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后,外交部的“清查运动”主要在湖南、湖北、江西和山西等地的“五·七干校”进行。“清查组”在军代表领导下采取以往审干中的做法(例如:“动员号召”、“坦白交代”、“突破重点”、“给出路”等),把那些有极左表现的造反派视作“五·一六”的嫌疑对象进行审查。

  起初,清查重点是查组织、追表格。在清查过程中,受审查的人起先是硬顶,说:“没有这事”。经过七批八批,只得改了词儿,从“没有”改为“不记得了”。问这也不记得,问那也不记得。有些嫌疑人觉得投机比顽抗还是好些。采取“顺竿爬”的态度,“不吃眼前亏”。受审对象对群众揭发出来的事都基本承认。有的嫌疑对象怕受煎熬,乱咬、乱供;有的却别有用心地为清查组人员设陷阱,胡诌瞎编。据统计,外交部有120 多人承认参加“五·一六”,被揭发出来的有380多人。一时间出现“五·一六分子”多如牛毛的奇特怪现象。有的人承认自己填过表,有些人被揭发填过表。他们跪称,表格分为三类:一般成员、基干成员和领导成员。绝大多数人都表示表格填后都烧了,有的人说表格被转移了。专案人员大多是一般中青年干部,热情高,但没有经验,自觉或不自觉地陷进了审查对象的圈套,误信他们的口供。专案人员根据嫌疑对象的交代,忙于前往表格转移地点寻找表格,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一张表格。后来,被审查对象开始“翻案”。一会儿承认了,一会儿又翻案,翻不过来又再承认。专案人员从清查“罪行”到清查“组织”,又从清查“组织”到清查“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亚非司一位副司长经受不住群众的繁琐追问,主动承认“参加了‘五·一六’”,但交代不出任何问题。为此姬鹏飞外长亲自找他谈话核实时,他也不改口。事后他解释说他被强大声势吓蒙了。后证实,许多嫌疑对象交代的“口供”纯系捏造。专案人员瞎忙了一阵子。

  外交部清查工作似乎是某些当权派在政治上对造反派的打击报复,又是某些“胜利者”对激进派的秋后算账。有一些“解放”后执掌大权的当权派(即文革中“被解放”的当权派)对自己以前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错误采取否定的态度。实情是,清查运动中出现扩大化的倾向。外交部在批极左时,没能防右。

  1967年夏秋之季,姚登山跳的很高,被视为极左派的领军人物。1967年底清查初期,姚登山在专为他设立的“学习班”中交代问题,晚上可以回家。1968年5月28日被“隔离审查”(不准回家)。1969 年11 月18 日,他被下放到湖北省外交部《五·七干校》,在湖北干校继续接受审查和批判。

  周总理多次提醒外交部注意防止清查“五·一六”运动扩大化。1970年3月23日晚一次外事活动后,冀朝铸(总理的译员,外交部翻译室副处长)对周总理说:“翻译室已经有十个人交代参加了‘五·一六’”。周总理马上说:“十个?那怎么可能呢?我不信。你们是否搞扩大化了。我看你们头脑发热,要泼点凉水了。你们那么大压力,不是也得是”。周总理后来对姬鹏飞、宫达非等部领导人说:“小冀说,翻译室一百多人,已有十个人交代参加‘五一六’。可能扩大化了,外交部可不要扩大化。你引导人家,人家就承认。一百多人的单位(指翻译室——笔者注)有十个‘五·一六’,怎么可能呢?时间又这么短,极左思潮被‘五一六’利用了。但不等于有极左思潮就是‘五·一六’。‘五·一六’分子一定要搞反革命阴谋,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样才能算是‘五一六’分子”。周总理嘱咐姬鹏飞要马文波军代表给各基地(外交部的“五·七干校”)打电报提醒他们注意。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分子彻底搞出来”。

  全国刮起一场彻底清查“五·一六”的狂风暴雨。中央文件指出,凡是言行有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的人,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应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1970 年12 月下旬姚登山从“五·七干校”被揪回北京外交部接受批斗。1971年6 月11 日,外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组织召开万人“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姚登山大会”。外事口许多单位派代表参加。与会者在会前参观了姚登山罪行展览。会上,外交部群众代表发言,揭发、控诉姚的“十大罪状”,并强烈要求专政机关将姚逮捕法办。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代表接受群众要求,当场把他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扑。姚被关进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经受九年牢狱之苦。

  (二)“解放”领导干部

  文革中,外交部所有部、司、处级干部(含驻外机构的当权派)都需经过群众评议,判定没有问题后,才可获得“解放”(即官复原职,重新工作)。除驻埃及大使黄华外,我国所有驻外大使和绝大多数参赞、秘书级外交官都回国参加文革运动。

  各单位的造反派成立战斗队揭批、打倒本单位的当权派(即单位的领导干部)。对待“当权派”的态度,是区分“左派”、“造反派” 和“保皇派”、“保守派”的重要标志之一。

  针对大批领导干部靠边站的情况,1968年毛泽东提出要解放干部,重申“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少数”;“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周恩来总理指示外交部军代表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设法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但没有问题的一大批领导干部重新出来为党和国家工作。1968年末,外交部各单位都举办轮训当权派的学习班。在学习班上,领导干部作检查,群众提意见,大批领导干部获得“解放”。外交部80%的干部重返领导岗位,其余20%的干部不是有历史问题或在前段运动中表现极左仍需继续接受审查。1969年中,许多大使等外交官陆续被派往国外使馆复职。

  (三)外交部工作人员下放“五七干校”

  1968年9月毛泽东主席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作出批示,称,“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969年3月外交部开始下放干部去"五·七干校"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当年10月18日,林彪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向全国发出紧急战备疏散的指示。

  1969年秋末,外交部响应战备疏散,结合精简机构,安排大批人员下干校走“五七”道路。西欧司和美澳司合并为欧美司,一亚和二亚合并为亚洲司。国际司和条约法律司撤消,原有业务分别并入欧美司和领事司。1969年12月国际司撤消时,全司43人中,只留下3位同志到欧美司联合国组工作,其余人员皆下放去干校。礼宾司只剩下9名工作人员,文革前它的工作人员是这个时期的五倍。整个外交部只留下约700人。

  外交部在山西离石、湖南茶陵、湖北沙洋和江西上高各办一所五·七干校。干校约有2千多名人员(含老、弱人员。还有驻外使馆人员以及所有有问题的人和专案组人员)。有的“五·七战士”还携带妻子和儿女一起下干校。军代表、被解放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头头组成干校领导班子。下面以原行政单位为基础组成连队,由连长和指导员带领。在干校,“五·七战士”上午劳动,下午学习(搞运动)。管理人员和专案人员基本上不参加劳动。

  这么多人一下子来到了贫穷的农村,解决“五·七战士”及其家属和受审查对象的吃住生活和劳动问题成了当时干校领导急需解决的头等大事,一时无暇顾及运动。清查运动暂时处于冬眠状态,深挖“五·一六”运动冷了一阵子。

  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后,大批干校学员陆续调回外交部工作或派遣出国,湖北和湖南两个干校先后合并到江西干校,其任务主要是安置等待处理的干部。为就近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外交部政治部在北京郊区另建一处劳动基地,轮训和锻炼在职干部。

  (四)外交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扩大化问题

  “清查五·一六运动”是一桩自上而下、无中生有的案件。除北京有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由二十来位过激大学生组成)。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打倒陈毅、查封外交部党委、篡夺外交大权、火烧英代办处等重大事件,是当时社会上的某些愤青所为,是极左的、过激的行动,并没有证据说明是反革命的阴谋活动。

  军代表撤消后,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收尾工作由政治部负责。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制止逼供信和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并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清查初期外交部对敌情估计过高,发现“五·一六”嫌疑分子多如牛毛。外交部清查“五一六”运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各个干校的专案组在清查工作中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清查运动走了弯路。

  1971年2月26日,周总理阅批北京外国语学院关于清查“五·一六”情况报告。他在“少数坏头头还交代了几起妄图谋害总理的阴谋”处批注:“这不过是谈谈而已,并未实行,不要作为重点去追查”。

  1972年,外交部上呈周恩来总理报告称,外交部有20余名“五一六分子”,姚登山、原《联络站》核心组头头王中琪等人榜上有名。此外有百余人或被列为敌我矛盾,或给予各种不同处分。

  对重大案件进行清查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问题在于清查过程中把不存在的《五·一六》说成是外交部重大案件的领导者、策划者、组织者,不该把少数极端人士定为“五·一六分子”。

  将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及其后台“王关戚”与姚登山问题挂钩,以致在姚登山问题的定性上发生上纲过高的错误。

  外交部在复查“五·一六”运动是否扩大化问题上,《党的核心小组》内部有分歧。李耀文认为有扩大化倾向。姬鹏飞、乔冠华不同意李的看法。

  1972年4月中央决定撤消军代表一职。李耀文被任命为驻坦桑尼亚大使兼驻马达加斯加大使(1972年4月至1976年1月)。外派李耀文任大使显然有缓和部领导间的矛盾之意。马文波等其他军代表陆续返回原派遣单位。外交部的大权重归《党的核心小组》,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恢复正常秩序。

  1980年5月,外交部党委复查姚登山的案子时,党委内部有不同意见。主管政工的刘振华副部长在党委会议上说,姚登山很坏, 错误很严重,但姚登山犯错误有其特殊的背景,建议考虑对他落实政策。经充分讨论,外交部党委做出的结论是,姚登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犯有严重错误,他犯有反对周总理、坚持打倒陈毅等错误。对他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这个处分对姚已无实际意义。1980年8 月已蹲了8年牢狱的姚登山出狱,恢复原来的行政10级待遇。

  外交部各单位进入复查处理阶段,多数留在干校的审查对象获得解脱,有极少数人一直到1982年才结案。凡表现极左或深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无政府思潮的人统统调离外交部。外交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搞了多年。最终一个“五·一六”分子也没有查出来。[page]

  第四阶段 “批林批孔”运动时,外交部某些人受命“帮助”周总理

  (1972年-1974年)

  1971 年9 月林彪完蛋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2 月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从1971年到1972年夏,周恩来在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尤其是外交战线上的极左思潮,

  1972年8月1日和2日,周恩来在回国述职的驻外使节和外事部门负责人“批林整风学习班”上作长篇报告。他指出,中国有极左思潮,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周恩来认为,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不实事求是,就是形“左”实右、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左思潮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

  9 月,周恩来再次对外交部领导班子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11 月28 日,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上呈中央《关于召开全国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即召开我国驻外使节会议)称,全国外事会议的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纠正前些年外事工作中的错乱和混乱,以便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11月30日,周恩来在请示报告上批示:“拟同意”。江青、张春桥却另有想法。12月1日张春桥在两部报告上写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仍然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月2日江青写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12月5日,《人民日报》理论组负责人王若水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总理说,批极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却说批左不要过头。到底批极左没有批透呢,还是过了头 ? 可是他认为周总理讲的是对的,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看完信后,毛泽东主席表态“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他担忧批极左会涉及批文革。关于林彪问题,毛泽东说 : “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显然,毛泽东不能容忍周恩来批极左。

  1973 年6 月16 日至25 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就美苏关系及其他问题举行会谈。会后美苏双方签署《美苏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协议》、《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议》等13个文件。

  6 月28 日外交部新闻司编印的第153 期《新情况》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美大司撰写),分析、评论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这篇调研文章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当天周总理看后大为赞扬,立即批示“值得研究,”并要秘书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新情况》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外交通报》文稿参照此文修改。

  7 月4 日,毛主席召见“文革派”王洪文、张春桥,商谈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期间毛主席突然严厉批评第153期《新情况》,不赞同外交部对美苏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对他们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7月5日周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张春桥传达毛主席7月4日对周总理的批评。周总理作初步检讨并主动承担责任。当天周恩来将他的书面检查报告呈送毛泽东。

  随后,周恩来亲自召集外交部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分析“错误”。外交部写出了“外交部《新情况》153 期错误何在?”的检查报告。7 月14 日,周总理在这份检查报告有关美苏两霸既争夺又勾结处,增写了下面一段话,美苏争夺是长期目的,是实质;勾结是表面现象,互相利用为自己利益服务,而且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同时,也会从反面教育出更多的人民觉悟起来,反对两霸。7月15日周恩来将修改过的“检查报告”送呈毛主席审定,还送部分政治局委员传阅,并向有关部门通报这件事。周还申明:“关于我错误的检讨,当另写报告。”

  毛主席审阅“外交部《新情况》153 期错误何在?”的检查报告时划去了“受到中央严厉批评”一语中“严厉”二字,毛泽东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并批示“检讨不必写了。

  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问题同周恩来、叶剑英会谈。会谈时,王海容、唐闻生是工作人员。

  15日,毛泽东听取了王海容、唐闻生关于中美会谈的汇报后,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说错话,有问题。

  17日上午,周恩来和外交部有关人员应召到毛泽东住地开会。毛泽东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他还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指外交部的干部)也可以来,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右倾错误”,成立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的“帮助小组”。会议由王洪文主持。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议。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对这次中美会谈的批评,并介绍他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1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写出书面报告,表示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自11月25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多次召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和中联部部长耿飚出席了会议。外交部参加会议的有:姬鹏飞(部长)、乔冠华(副部长)、黄镇(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仲曦东(副部长)和王海容(部长助理)、唐闻生(美大司副司长)、章含之(亚洲司副司长)、罗旭(非洲司副司长)(以上四人皆为女性)。

  会上,江青等人借口“帮助”周总理,批判周恩来、叶剑英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在同美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胡说什么“这次中美会谈简直就是丧权辱国,比李鸿章还李鸿章!”“这次中美会谈所表现出来的错误就是投降主义!”“我们党有过十次路线斗争。严肃地讲,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你周恩来就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周恩来有野心,想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

  “文革派”反对批极左思潮与毛泽东的思想大体吻合。12月初,毛泽东似乎感到:“文革派”有乘机 “倒周”的意图。这显然不符毛泽东“警示周”的本意。他对周恩来的方针是:“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于是,毛泽东决定制止“文革派”倒周的做法。

  12 月9 日毛主席会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一行后,请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王海容、唐闻生等人留下。他说“这次会议(指帮周会议)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迫不及待。他(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清)才是迫不及待。”毛又说,“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毛指着向他汇报会谈情况的人对周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谈话中,毛主席指示销毁有关帮周会议的材料。

  分别时,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表示继续对周恩来的信任和支持。

  12 月11 日,周恩来致函毛主席,请示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拟召开扩大会议,学习和讨论中央政治局“帮周”会议的有关内容。毛圈阅同意。

  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称:“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唐晓文”(中央党校撰写的文章——笔者注)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该文特意指出:“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冠,并代行宰相职务。”文章中把孔子比作“宰相儒”,地位职务雷同当今的总理。

  1月12日,“文革派”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迟群、谢静宜主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宣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将《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1974年1号文件下发。“文革派”利用毛泽东对周的批评,策划开展把矛头直指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发出“批林批孔”同时“批周”的信号

  1 月25 日,“文革派”江青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外交部许多干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表面上由周总理主持,实际上“文革派”操纵会议的全过程。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自居,置到会的周恩来等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江青极力号召“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

  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借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的产生过程,大谈所谓“反复辟”的主题,说“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会变修”。江青、姚文元不时插话,大谈他们如何查到林彪的孔孟言论,毛主席是怎样让他们整材料,指示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要反复辟,反右倾回潮,批判修正主义。他们还说“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声称“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

  迟群在发言中攻击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大骂这是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并说要进行批判。江青也批评这部新闻记录片,以“回击文艺黑线复辟”。(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摄纪录片一事是外交部经办,周总理批准的。事实上,纪录片《中国》有缺陷,但不存在攻击侮辱我国的问题。——笔者注)

  会上,周总理宣读了1月22日江青写给外交部的信。他说:这几天外交部有外事活动,没有发出,今天我交给了仲曦东同志(外交部副部长,主管政治工作——笔者注)。在这里我也念一下:“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同志们,为了使你部的批林批孔更好更深入地发展,特请谢静宜和迟群两位同志送去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要》和《批林批孔文件汇编》各廿本,到你们那里宣讲批林批孔文件,希望你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批林批孔运动取得更大胜利。

  “批林批孔运动”动员大会后,外交部以学习班形式分别在三个层次人员中进行。一个是部级领导干部学习班,另一个是司、处级干部学习班,第三层次是一般干部学习。

  外交部党委扩大会议学习班。党委成员有,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韩念龙、符浩、仲曦东、章文晋、何英、余湛,部长助理王海容(女)等。参加会议的还有非党委成员唐闻生、章含之、罗旭、齐中华(以上四人皆为女性)。与会者批判周恩来的所谓“右倾错误”和姬鹏飞欧洲之行的“错误”等等。

  其次是司、处级干部学习班,每两个司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共有120 余人参加,绝大多数参加者不知内中实情。学习的主要内容有:

  (一)学习毛主席批评周恩来的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笔者参加第二层次学习班。记得在一次学习会上,一位领事司负责人(他的丈夫是副部长)说:“今后不论谁讲的话,都得慎重考虑考虑”。与会者闻听后认为她的话有所指,但不敢妄加猜测。事后该女士失口否认她说过此话。

  (二)批判新闻司第153期《新情况》刊登的一篇调研文章、批判我国驻意大利使馆经办意大利摄影记者拍摄的新闻记录片《中国》和调查一家美国公司赠送“蜗牛(礼品)事件”等。

  一般干部正面学习,听传达上面的指示,阅读江青送来的材料,捧法家批儒家。他们中没有多少人是认真的,因为他们什么内情都不知道,所以不感兴趣,也批不下去。

  1974年2月22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后,毛泽东问周恩来:“总理,你怎么样了?”周恩来答:“还可以”,“没抓好大事。”毛泽东接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周恩来笑着说:“没有。”“自己犯错误,刚才在汽车上我还说,抓大事不会抓,常常抓了小事”。周恩来又有惊无险地跨越了一场政治灾难。[page]

  第五阶段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老爷派”和“小姐派”打“内战”

  (1974年底至1976年9 月)

  1972年1月陈毅逝世,2月中央任命军人出身的姬鹏飞为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外交才能一般,言谈不露于行,表现低调。事实上,外交部的业务为乔冠华副外长掌控,政治运动方面受王海容副外长左右。王海容常见到毛泽东,有时为毛主席向党中央政治局“传话”或下达“最高指示”,成为事实上的“联络员”。外交部群众称她为“通天人物”。

  1973年6月,姬鹏飞外长出访英国、法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四国,王海容随行。回国后,王海容到毛主席处汇报,说姬的这次访问是“空手而归”。毛泽东批评姬此行是“西天拜佛、如丧考妣,疲于奔命,得不偿失”。

  1973年底和1974年初批林批孔时,外交部党的核心组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姬鹏飞。乔、章和王、唐都积极参与了。1974年底,姬鹏飞调离外交部,乔冠华被任命为外长。王海容当上副外长。王海容来外交部工作不到十年(1965年大学毕业),由科员提升为副部长。靠拢乔和王的人都得到提拔。唐闻生当上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唐来外交部工作不到十年由译员升为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章含之当上了亚洲司副司长。(章是毛主席的世交章士钊的养女,文革前教过毛主席几次英文。1971年调入外交部,1973年与乔冠华喜结良缘。)章来外交部工作不到三年由没有多少外事阅历的科员跃升为亚洲司副司长。在当时论资排辈盛行的年代,这三位女士升任高职实属罕事。

  职务上升、角色变换往往会使一些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精英们忘乎所以。乔冠华取代姬鹏飞担任外长后,在有心计的夫人章含之的配合、推动下,乔冠华在政治上不甘居王海容之下。乔和王开始不和睦。由于毛主席与王海容的特殊关系,王海容有时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经常向外交部领导口头传达“最高指示”。对于王海容传达的来自最上层的指示,乔冠华曾发牢骚说:“谁知道这是不是最高指示?!” 乔还抱怨说:“我这个部长,受够了气,许多事人家也不和我商量”。彼此争权夺利,树立各自在外交部的权威。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发展到势不两立、不可调和的地步。

  1974年周恩来因病住院,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逐步全面接替周恩来主管各个方面的工作。1975年下半年,邓小平的“整顿”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邓小平的整顿实质上是在清算文化大革命。1975年秋,毛泽东认定,邓小平妄图“翻案”,决定重击他一下。11月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此时,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9名成员是:

  部长:乔冠华(核心小组组长)

  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符浩、仲曦东、何英、余湛、王海容(女)

  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宫达非

  列席党组会议人员:唐闻生(女)(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

  外交部出现了新的两派:“老爷派”和“小姐派”(群众的称谓——笔者注)。乔老爷是外交部第一把手,又有符浩、仲曦东、何英三位副部长的鼎力支持,执掌外交部的业务和运动的领导权,还有部内一批老干部在助阵挺乔。余湛副部长在道义上同情王海容,不支持乔。韩念龙、宫达非没明确表态。刘振华(负责领导运动)执行上面的指示。

  乔冠华、章含之企图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打成“邓小平在外交部的代理人” ,发动外交部群众写大字报,揭批王海容和唐闻生追随邓小平分裂中央的事迹。。王海容则批乔在外交部执行邓的右倾翻案路线。

  不明真相的群众各自按自己的见解发表意见。外交部一些大字报说,王、唐是邓小平在外交部的代理人,揭批王海容和唐闻生投靠邓小平的事迹。另一些大字报说,乔冠华在外交部鼓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两派矛盾彰显与众。内斗初期,“老爷派”占上风,攻势迅猛;“小姐派”处于劣势,反击乏力。

  此外,乔、章采取告密的手段攻击王、唐。1975年11月乔冠华通过章含之第一次写信给毛主席,称王海容和唐闻生投靠邓小平。

  12月2日,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外宾。外交部长乔冠华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陪见。副部长王海容担任会谈记录,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担任英文译员。当着外宾们的面,毛主席对乔冠华、黄镇和王海容、唐闻生等人说:“一些年轻人(指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的某些年轻工作人员——笔者注)对他(指黄镇——笔者注)有些意见。她们(指王海容、唐闻生——笔者注)对乔老爷也有意见。这些人不好惹啊,受她们的气啊!”美国贵宾走后,毛主席当着乔冠华、黄镇的面对王海容、唐闻生说:“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叫滚蛋!”“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不能忽视这些人啊,否则你会在他们身上吃苦头的。这是一场内战”。两位年轻人追问毛主席,老同志是不是对年轻人高抬贵手?过会儿毛主席说:“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嘛!” “大家都是自己人,要团结起来批邓”。

  12月23日,毛主席把乔冠华、章含之、王海容、唐闻生等四人找到一起谈话,要他们搞好团结,并批评乔冠华说“要当面谈,不要背后”。

  毛主席谈话后,王海容主动找乔冠华征求意见。乔冠华却说没有意见。很遗憾,毛主席未能说服乔冠华与王海容握手言和。

  由于王、唐不听从江青的使唤,江青极力拉拢乔、章揭批王、唐。章含之乘势投靠江青打击和抗衡王海容和唐闻生。在江青纵容下,乔以朱传贤(礼宾司长)、冀朝铸(国际司副司长、英文译员)取代王海容(具体安排主席的外事活动)、唐闻生(主席的英文译员)的工作。关于此举,乔冠华曾对冀朝铸辩解说:“先利用大王八蛋解决小王八蛋的问题”。

  1976年2月20日,江青找乔、章去钓鱼台住处密谈。江说,她知道乔、章与王、唐有矛盾。交谈中,江提到从主席那里知道章含之给主席写过信。她还谈到她不赞成王海容1月29日在外交部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讲话,声称王的讲话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她建议乔冠华、章含之给毛主席写材料,揭发王海容、唐闻生同邓小平一起分裂中央。

  4月25日,章含之第二次写信给毛主席,密告王海容、唐闻生受邓小平的指使,传递康生的话,说江青、张春桥是叛徒。乔、章没想到,他们发射的这颗“重型炮弹”却成为他们“政治自裁的一把尖刀”。

  5月12日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前,毛主席询问乔冠华外交部运动情况。乔冠华说“有困难”。毛主席指示乔冠华向华国锋总理汇报情况。

  5月13日,毛远新(毛泽东主席的联络员)打电话把乔冠华找到中南海,说主席要他先同乔冠华打个招呼称,主席指定华国锋总理、陈锡联副总理、汪东兴主任、张春桥和他等人组成的“五人小组”将听取他们对王海容和唐闻生的意见。

  5月17日下午三时半至次日凌晨,乔冠华、韩念龙(副部长)、杨琪良(政治部主任)、王明修(干部司司长)和周耀东(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等人向“中央五人小组”作汇报。他们主要讲了王海容和唐闻生参与邓小平攻击和分裂中央的活动,以及邓小平利用王、唐夺权。乔冠华还专门反映毛选五卷问题。他说,王海容和唐闻生在邓小平策划下,利用康生名义夺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权。乔冠华还提及王海容和唐闻生讲过,五卷的工作原来是康生抓的,康生病了,被张春桥和江青抓过去了。现在邓小平要把五卷的工作夺回来,由胡乔木来管。乔还汇报了王、唐去看望病中的周总理和康生。汇报后,“中央五人小组”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5月25日,王海容和唐闻生向“中央五人小组”汇报外交部运动情况。

  5月26日,乔冠华催问华总理,外交部运动怎么办?华总理回答说,“中央五人小组”还没有研究,主席的精神你是知道的”。乔冠华对华总理极为不满,认为华总理是非不分。

  6月7日晚,“中央五人小组”召集外交部核心组全体人员(即部长乔冠华、副部长韩念龙、符浩、仲曦东、何英、余湛、王海容)开会。华总理表示,他们听取了双方意见,报告了毛主席,现按照毛主席指示发表意见。他说:“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总的还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外交部要认认真真学习中央五号文件(批邓),这是中央的统一部署,切实把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融会贯通”,“大家应该重温一下中央五号文件提出的精神”,“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矛头集中批邓小平”。华总理还说,乔等人可以向王、唐两同志提意见,对党的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有意见也可以提。

  乔冠华说:“群众觉得要揭,我们领导能采取什么态度呢?能不赞成他们揭吗?他们觉得应当起来把问题提出来。处在我这个地位,我很难处理。我能控制他们吗?说不准揭发,行吗?对群众运动不能这么干”。乔冠华激动地说:“今天外交部的问题已经发展到这种情况,我在党中央面前讲真心话,我不干了。请求中央是不是可以考虑派另外同志来主持外交部运动”。“我不认为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争论。任何事情总要有个是非”。

  华总理说:“你们的意见,我们原来就考虑到了”,“我们也不需要作任何新的答复”。

  张春桥插话说:“天下大乱,包括中国,也包括外交部!怕什么!”“外交部当然复杂”,“不要没有信心”,“要看到整个大局还是好的。现在把矛盾暴露出来,就存在着解决矛盾的条件。没有暴露出来最危险,暴露了就开始解决,信心就建立在这一点上”。

  当晚乔冠华回家后即给毛远新打电话。毛远新在电话上批评乔冠华在会上表露出来的激动情绪。毛远新批评乔冠华说:“转移批邓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帮你打内战。”他还说“不能这样。以后千万不能提干不下去,辞职这一类的话”。他还对乔说:“你作为第一把手,应先作自我批评。你点名批评你的副部长,你作了自我批评,人家不作(自我批评)是人家不对”。过后,乔冠华给华总理打电话,承认自己在会上的态度不好。

  之后,乔、章仍臆想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打成“邓小平在外交部的代理人”,继续收集王海容和唐闻生“攻击中央、分裂中央”的材料。乔冠华叫杨琪良(政治部主任)、王明修(干部司司长)和周耀东(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把当时大字报揭发王海容和唐闻的问题综合整理成一份材料,以他们三人的名义分送“中央五人小组”和江青。

  6月18日,乔冠华在部党的核心小组会上摆问题时说:“邓小平拼命要在外交上树他自己。他对外交活动兴趣很大,其目的是要博得国际资产阶级的捧场,为他翻案复辟、分裂中央、篡党夺权作舆论准备。邓小平上台之来,抓住外交不放,利用外交工作树立自己,排挤其他中央领导,分裂中央。这是与外交部有关的”。(指与王海容有关)

  毛主席亲自出马劝说两派消除分歧,团结批邓,但没能奏效。“中央五人小组”继续做工作,也未能缓解两派的矛盾。因为乔、章凭借他们在外交部所占据的优势,认定他们在较量中会稳操胜券,志在必得,故无意休战。

  6月30日,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刘振华奉调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负责外交部的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外交部运动。乔氏夫妇的政治征途由此逆转。(刘振华长期从事军队工作,195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0年调入外交部工作。1971年~1976年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回外交部工作三年后,1979年刘重回部队。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笔者注)

  7月19日,华国锋总理找乔冠华部长和刘振华副部长前去谈话时,做出两点指示:一、《政工简报》停发;二、不要打内战。乔对此极为不满。接见后,乔冠华要刘振华不要向部党的核心小组传达华总理“不要打内战”的指示,只讲停发《政工简报》。刘振华副部长不接受乔的意见,次日在核心组会上如实传达华总理的两点指示。乔甚感尴尬。

  7月25日上午,乔冠华、章含之召集杨琪良(政治部主任)、王明修(干部司司长)、朱传贤(礼宾司长)和周耀东(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等人在史家胡同乔家开会,分析外交部的运动状况,还议论刘振华副部长来部后的表现。大家认为刘振华副部长站在王、唐一边,说“刘振华副部长深受王、唐的影响”,“支一派压一派”,“连路线斗争也不提,水平太低”。章含之说,运动《简报》已停发,大字报也可以不贴,但部内运动总有个路线是非问题。他们认为,刘振华副部长不深入了解外交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情况,不弄清外交部存在路线是非问题。乔冠华说,要政治部密切注意动向,及时收集情况向中央反映。乔冠华还建议大家分别找刘副部长“汇报”“反映情况,企图影响刘的政治态度。

  9 月9日,毛主席病逝。

  9月18日,乔冠华和章含之议论今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乔认为,主席逝世后,中央都要抓团结,“上海帮”恐怕也要抓团结旗帜,大概半年内会维持现状。将来华国锋同志当主席,就不会兼任总理,张春桥可能当总理。章含之妄加猜测地说,也可能叶帅当主席,华总理是第一副主席,张春桥可能当第二副主席。

  9月19日,由章含之发起,在乔冠华家召开一次串连会。参加的人有:乔冠华、章含之、杨琪良(政治部主任)、王明修(干部司司长)、朱传贤(礼宾司司长)和周耀东(政治部宣传处处长)。

  会上,乔冠华说,毛主席逝世后,王海容的名字没有在报纸上出现过一次,电视里也没有她的镜头,治丧委员会也没有她的份,主席亲属名单中也没有她。这对她在政治上是个很大的打击。王海容这下子在政治上完了。章含之说,主席逝世,王海容的名字未见一次报,国内各方面都有反应,部内也有不少议论。应抓住这个时机,推动一下部内运动。章含之建议抓紧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的工作。她表示准备找刘振华副部长深谈部内的运动,详细清理他从来部以后的活动和谈话。章含之还说,主席在世时,对王海容、唐闻生问题是不可能表态的。现在主席逝世了,就要看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对王海容、唐闻生怎么表态。乔冠华说,主席刚逝世,中央政治局一定很忙,顾不上外交部,估计王海容、唐闻生的问题要拖一段时间才能得到解决。乔、章仍在做黄粱美梦。[page]

  第六阶段 揭批“四人帮”时,乔冠华被隔离审查

  (1976年10月-1978年1月)

  1976年毛主席和华国锋总理为首的中央五人小组先后对外交部两派作思想工作。乔、章凭借他们在外交部占据的优势,无意善罢甘休。于是,中央任命我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刘振华为外交部副部长,负责外交部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外交部运动。刘振华副部长按照华国锋总理的旨意办事。老爷派认为刘振华副部长袒护王、唐。所以他们刁难刘副部长。

  1976年9月28日,章含之对乔冠华说,等乔冠华离北京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后,她决定找刘振华副部长长谈,反映王、唐的问题。乔冠华默许。

  9 月30 日,乔冠华按计划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出席三十一届联合国大会。

  10月2日,刘振华副部长应约与章含之长谈。章和盘托出刘到外交部后几个月的活动,全面叙述她对外交部运动的看法。章说:“你不要把外交部问题看成是派性斗争,这里有严肃的路线斗争”。刘泰然地说:“我赞成这个说法,确实存在路线分歧,决不是几个同志之间闹意见”。

  10月3日,华国锋总理约见韩念龙和刘振华两位副部长,听取刘振华副部长汇报他与章含之长谈的内容。听完汇报后,华国锋总理向两位副外长出示毛主席生前对章含之状告王、唐密信 (即1976年4月25日乔、章告御状——笔者注) 的批语:“乔冠华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

  10月7日,中央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四人实行“隔离审查”。  此时,乔冠华正在国外开会。《对外友协》王炳南会长(外交部前副部长)告章含之,“四人帮”已被扑。获悉后,章数次约杨琪良(政治部主任)、王明修(干部司司长)和周耀东(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等人研究如何把“四人帮”问题和王海容、唐闻生挂钩。他们诡辨称,他们和王海容、唐闻生都是同“四人帮”沾了边的。他们决定要争取主动,就与江青的关系、批邓运动中吹捧“四人帮”等问题做检查。他们还说,乔冠华回国后也要这样做。他们的方针是,他们自己先做检查,下一步揭发王海容、唐闻生与“四人帮”的关系问题。章含之说,他们的问题过关后就揭发王海容、唐闻生的问题。章含之和王明修统一口径说:“我们最多承认在政治有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想利用江青整王海容和唐闻生。我们没有参与‘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我们要说明江青与我们来往是‘请示’过主席的,毛远新是主席的联络员,连政治局当时都由他传达主席指示,我们当然相信他的话是代表主席的,即使有大错误,给主席写材料不能说是搞阴谋”。

  10月11日晚,伊朗王国阿什拉芙公主在纽约宴请乔冠华时,她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告诉乔冠华。

  10月17日,乔冠华出席完联合国大会后从纽约抵达北京。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当晚,王明修去乔冠华家,与乔冠华和章含之交流信息,商量对策。王明修向乔冠华介绍了“四人帮”揪出后,部党的核心小组开会情况。王明修建议乔冠华尽快写出“检讨”,争取主动。

  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王张江姚专案组”,专案组由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汪东兴抓总。“四人帮”垮台后,汪东兴对华国锋说:“外交部长乔冠华可是‘四人帮’的干将。1974年11月12日江青就写信给毛主席,提出要谢静宜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 ……。这个乔冠华可是位不能小瞧的人物。他和姬鹏飞(前外交部长——笔者注)闹不团结,在人家背后搞小动作,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嘛”。

  11月9日,刘振华副部长在外交部全部大会上传达毛主席生前对乔冠华和章含之第二封状告王海容和唐闻生信上的过于严厉的批语(在1976年4月25日乔、章告状信上——笔者注):“乔冠华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震惊全外交部。

  中央专案组查获一份“四人帮“拟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乔冠华为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章含之为《对外友协》会长(副部级——笔者注)。

  12月2日,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宣布免去乔冠华的外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对此曾有下述的说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冠华。

  12月12日,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黄华奉命回国,接替乔冠华担任外交部長。乔冠华靠边站了并接受长时间的“隔离审查”。 群众怀疑乔、章上了“四人帮”的贼船,同“四人帮”有某些瓜葛。

  当全国掀起揭批“四人帮”时,外交部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揭发、批判乔冠华和章含之追随江青反对周总理。在“隔离审查”两年多的时间,乔冠华一直住在家里,由专案组监管。章含之住在办公室,由亚洲司派人监管。外交部召开清理“四人帮”残渣余孽的批判大会上,群众点名批判乔。

  乔冠华经受785 天的“隔离审查”。期间,外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过一次批乔大会。国际司和西欧司(乔冠华分管的两个司——笔者注)联合召开了两次批判会,国际司还单独开过一次会,要乔冠华交代问题。在这些会上和会后,乔没有交待出任何实质性问题,群众建议乔认真反思,深刻检查。虽然个别人批乔时,言辞有些激烈,但没发生“喷气式”、殴打等粗暴举止。章只在亚洲司范围内交代问题。

  1978年1月26日,外交部亚非司科员万众(女)和第二亚洲司副处长王德洋(女)联名贴出“对我部当前运动的看法和建议”大字报(全文两千两百多字)。大字报要求,“联系我部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乔冠华一伙的罪行”,认为外交部“没有查清‘四人帮’对外交部‘批林批孔’运动的破坏,特别是他们反总理的罪行”。大字报要求“彻底清算‘四人帮’在外交部反总理这笔账”。大字报还说:“乔冠华当了外长,建立了一个以乔为首的,凌驾在党组之上的帮派”;建议“整顿领导班子,彻底砸烂乔冠华当权时期在外交部所建立的帮派”。

  1月28日外交部党组将这张大字报全文呈送耿飚副总理(主管外交事务和外事口的运动)转送党中央。外交部党组9名成员是:黄华(部长)和韩念龙、刘振华(领导外交部运动)、符浩、仲曦东、何英、余湛、王海容(女)、宫达非(以上8人皆为副部长)。

  1月30日耿飚将大字报呈送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党中央参阅。中央没有再下达任何指示。另有谋算的黄华(外交部唯一的一位没有回国参加文革的大使)执掌外交部后,计划深入批乔,却没能再批下去。

  在揭批乔冠华的过程中,外交部也出现了揭发王、唐反周总理的大字报。不少人对王海容和唐闻生提出严正批评,认为她们过去同乔冠华、章含之的关系非同一般,亲密无间。他们经常一起在乔冠华、章含之的家里聚会,议论形势,无话不谈。1973年底至1974年批林批孔时,他们一起批判周总理在对外工作中的“右倾错误”。群众也要她们交待反周总理的问题。另有一些大字报对王海容插手干部任用问题上很有意见。还有一些大字报对她们少年得志,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非常看不惯。尽管乔冠华挨批成为众矢之的,但王海容也未能翻盘,改变困境。

  乔、章与王、唐的“内斗”完结了。在乔与王的对决和纷争中,没有赢家。两派头面人物没有组织结论,没有处分。事实上,两派的纠葛在政治上既不是路线分歧,也不是在外交事务上的原则争论,而是出于个人好强、好胜的目的,“权力欲”在作怪。揭批“四人帮”运动时,群众先批了一通老爷派,后又批了一通小姐派。此后,他们在外交部都无所作为了。他们四人闲呆几年后,都调离外交部,重新分配工作,昔日风光不再。在政治生涯中他们都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

  乔冠华是新中国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在新中国的外交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名扬海内外。经过两年多的组织审查,1982年乔冠华被安排在外交部下属单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乔没有从命,而呆在家里养病,书写回忆他本人过去经历的文章。1983年9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他抗战时入党后,一直在就国际问题耍笔杆子,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党内路线斗争,不了解其中的复杂性、尖锐性和残酷性。在这场文革的政治博弈中,他毕竟不是一位通晓谋略的政治家,所以最后落得这般下场。聪明反被聪明误。可悲可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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