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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国务院大院的记忆
作者:田纪云      时间:2016-04-11   来源:炎黄春秋
 

      我12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直没有机会受正规高等教育,我又无政治背景,且长期在边远的地方工作,于我,中南海挺遥远的。但是,历史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这个时候,喜顺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兴奋、紧张,还有一点点压力……

  从秘书室到副总理,我在中南海红墙里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这十二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我终身难忘。在这里,我讲讲当年国务院机关的风气。

  国务院办公厅在周总理的长期熏陶下,有着许多优良传统。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点:

  第一,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不欺生,不排外,没有这帮那伙,同志关系比较融洽,能够很好的合作共事。在内部,包括行文,从总理到一般工作人员都以同志相称,从不叫官衔。我刚到国务院时,真是有点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不知东南西北。对于办公厅机构设置、工作运转、行文程序、各方面的关系等,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对这种情况,我给自己立下三大任务:首先是尽快熟悉情况。我衷心感谢国务院办公厅特别是秘书局的同志们给予我的热情帮助。当时秘书局有一位副局长叫刘冰清(女同志,回族,她的爱人给华 国 锋同志当秘书,直到辞世),她从周总理时代就在办公厅工作,几朝元老了,对国务院情况非常熟悉。她一有空就来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同我聊天,介绍情况,有时也带我在大院转转,到各局处坐坐,让我熟悉情况,使我受益匪浅。二是把好文件关。因为一到国务院就分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文件比较多。我的任务是控制数量,不能有半点差错。对于重要文件,我的办法是把有关负责人和撰稿人找在一起,集体作业,咬文嚼字,认真推敲。先后当过秘书局副局长的候颖、周锁洪、李树文、张克智、安成信等人,经常与我在一起抠文件。这种办法也使我向工作人员学到不少知识。八十年代国务院文件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三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对此,在战争年代过来的我,有点优势,很容易做到。有段時间我的家属还没来北京,我与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和大家一样排队买饭,唯一的特殊是秘书长们有个固定的饭桌,不要端着碗到处找位子。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工作人员的距离。我很快结识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们与我说古道今,谈天说地,这些都帮助我很快进入角色,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极大。

  第二,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在我任副总理第一任期还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和机关党组书记,是管干部的,但从来沒有人到我这里来跑官要官的,我主持研究提拔了那么多局、部级干部,也从来沒有人请我吃过一顿饭,或者送点什么礼品,所谓“红包”,那時还沒有这个名词。而且至今也沒听说那時提起来的干部,有哪个因腐败而落马的。

  第三,艰苦朴素的作风。国务院机关是很节俭的。比如,从周总理时代就有一个规矩,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喝茶收费。八十年代初,与会人员喝一杯茶要放一毛钱,后来物价涨了,放两毛,喝白开水不收钱。有几年,上午开会到十八点时可以吃一顿饭,但要收八毛钱,喝酒一杯收四毛。国务院北门与院子不对称,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修一下,但基于节约的考虑,始终未下决心。一九八六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室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他会议室没有再换会议桌。赵 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湯’。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不良风气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

  第四,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作风深入,求真务实。我在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任期内,多次陪同国务院主要领导去外地调研,轻车简从,与陪同人员同坐一辆面包车,谈笑风生,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在机关工作作风上,要求工作人员高度负责、一丝不苟,善于同各方面协商办事。国务院工作涉及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协调任务很重。有些难度大、涉及面广的问题,往往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办法。比如有一次为解决好一个省大批下放人员安置问题,我根据总理的指示精帯领有关人员去现场办公,参加省委会议,统一认识,研究可行办法,得到了妥善解决,并对当时存在类似问题的省市,提供了思路和解决的办法,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

  在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我仍念念不忘八十年代国务院机关的风气,不忘曾给予我真诚帮助的同志们。有时我自费与他们聚一聚,一起吃顿饭,聊聊天。

  (作者系国务院原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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